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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伊拉克战争看国际形势的变与不变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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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与政治
【发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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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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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减缓气候变化的经济含义主要表现为对近期的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对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种负面影响不仅表现为近期的经济代价，还表现为对长远经济发展规模和水平的制约。但是减缓气候变化可以促进能源效率的提高，促进可持续发展，产生许多对国民经济的积极效应。实现《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目标，对不同国家或地区均有着相应的经济影响。国际政治影响源于国家经济利益差异，从而在气候变化谈判中导致国际政治集团的分化与重组。
关于当今国际关系的现状，存在不少理论模式：“历史终结论”宣布了意识形态冲突的终结和政治经济自由主义的全面胜利：“文明冲突论”预言国际暴力活动将主要发生在文明之间而不是在国家或意识形态之间；“现实主义学派”则坚持认为自修昔底德和马基雅维利以来国际关系本上并没有变化；“全球化论者”宣称全球化将迫使观点不同的人都看到全球化必将带来和平与民主。这些理论模式给我们很多启示，但都难以解释三个客观事实：第一，强权这宰的对立（和小国些以对立的能力）并没有消失；第二，如果说国家之间的战争正在减少，那么国家内部的战争却有增无
自麦金农和爱德华·肖在1973年提出金融深化理论后的30年中，西方许多经济学家对金融自由化的利益倍加关注，并进行了激烈的论战。这些争论带给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金融自由化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自由化是相对的，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压抑同样都有其局限性；金融自由化的后果可以是多重的，正反两方面的作用有时可能是相互抵消的；金融自由化与危机有关，但后者并非前者的必然结果。以金融自由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否认金融全球化的效率和结果是一种偏见。
“9·11”事件发生以后，在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出现了一股“新帝国论”的思潮。“新帝国论”者认为美国已是当今世界的“罗马帝国”，同时美国又面临着与以前不同的安全问题和其他冲突，美国应该使用“新帝国主义”的政策来应付这类危机。“新帝国论”出现的主要原因包括冷战结束后美国作为惟一超级大国所拥有的雄厚国力为其提供了物质基础，美国历史上的“救世使命”和帝国潜意识在特定条件下的膨胀为其提供了意识基础，而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则是“新帝国论”得以产生的“大气候”环境。虽然“新帝国论”已经对国际局势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但“新
“9·11”事件后，以“20”机制的确立为标志，俄北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是双方相互接近、各取所需的结果。但俄北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发生“质”的改变。二者之间的合作依然是不平等和有限的。在较长一段时期内，俄不会加入北约，俄北建立真正平等、互信的合作伙伴关系将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其问由于双方在根本利益上的矛盾和分歧的作用，不排除二者再生龃龉、双边关系出现大倒退的可能。
恐怖主义可被视为全球化的一种形式，即非正式暴力的全球化，数世纪之前以海盗活动为表现形式。现在，美国将地理空间视为恐怖行动的载体，而非阻隔暴力的屏障。非正式暴力的全球化反映了非对称相互依赖的形式，使得20世纪70年代相互依赖的某些教训愈加突出。国家对“9·11”事件以来非国家恐怖行为的反应表明，作为集体合法性之源和政策协调的舞台，国际制度既有其重要价值，又存在局限性。从规范的角度看，“9·11”事件赋予朱迪斯·辛克莱所谓的“恐怖的自由主义”以新含义，它提醒我们，自由社会应信任维护其繁荣条件的多边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