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旅居法国20年之久的罗马尼亚著名导演吕西安·平特利，拍摄了他返回祖国后的第一部影片——《橡树》。
　　影片的故事情节极其简单：女主人公妮拉是一位罗马尼亚前政治安全情报局官员的女儿，她不愿像姐姐那样成为安全情报局的官员，在父亲去世之后，她离开布加勒斯特，到外省小城卡布萨米卡当一名教师，在那里她爱上了性格乐观、蔑视一切的外科医生米提卡，这么一部表现一对平凡人一段平凡感情历程的电影，却被《电影手册》评为1992年全球十大佳片之一。影片中大量的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镜头，看似荒诞不已，却又真实可信，它涉及罗马尼亚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政治风暴到社会动荡，从信仰迷失到宗教思潮的涌动，从统治者的独裁到黑暗的专制下人性的压抑，包罗万象。军事演习接连不断，秘密警察无孔不入，人民基本生活物资极度匮乏，火车走走停停，医院人满为患，工厂浓烟滚滚……几乎每一个镜头中我们都可以看到齐奥塞斯库时期罗马尼亚的“鲜明特色”。
　　导演不愧为营造气氛的高手，影片开头，一组缓慢移动的镜头，穿过垃圾遍地的草丛，掠过肮脏的池塘，由远而近，停在一幢毫无生气的灰蒙蒙的公寓楼梯上，镜头扫过破旧、简陋的房间，家庭电影放映机正在放映自拍的圣诞节场面，豪华的房间，众多的宾客，成堆的礼物，画面上的小女孩正用手扯着圣诞老人的胡子，惹得身着上校军服的父亲哈哈大笑，接着，镜头一转，电影放映机两旁，分别躺着病入膏肓的父亲和疲惫不堪的女儿妮拉，画里画外，反差如此强烈，让人震惊！门铃响了，从门逢中塞进两封信，妮拉穿着长长的男式睡衣疲惫地站起来打开门，幽暗的走廊里早已空无一人，只有远去的脚步声在空旷的走廊里回荡着，妮拉把信胡乱塞进睡衣口袋中走进杂乱的厨房，镜头紧紧跟着她，电话铃声响起——类似于《美国往事》中没人接听的电话铃声——她用火柴点着煤气炉，把医疗铁盒放在火上消毒，很显然，没有消毒酒精，她拧开水龙头，里面流出的水呈铁锈的颜色，她无奈地关掉水龙头，用布包着医疗盒走向父亲，电话铃声仍然不紧不慢地响着，她熟练地拿起注射器，插入针头，注射，突然，她发现父亲已经死了。家庭电影放映机仍在转动，画面上小妮拉拿着父亲的手枪假装射击，所有的人配合她装死……妮拉坐了下来，拿起话筒，原来是医生打来的电话，她告诉医生，父亲身体非常好，能吃能睡，还能喝酒，一切显得那么平静，突然，她对着话筒恶狠狠地骂道：“你这头蠢猪！”一边骂一边疯狂地把电话机在地上猛砸，把电话机的碎片狠狠地摔在放映机上，她跳起来，疯狂地捶打父亲的胸膛……这一组长长的镜头如此精妙，演员表演如此到位，堪称电影教科书式的典范，可以说，仅仅凭借着这一组镜头，妮拉的扮演者美娅·摩根斯坦获得第六届欧洲电影节最佳女主角也是当之无愧的。
　　导演把握细节驾轻就熟的能力的确了得，妮拉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把器官捐献给医院，她闯入医院，去找父亲在游击队时的战友——医院的院长帮忙，院长无奈地告诉她，医院不缺尸体，医院现在缺的是存放尸体的冰箱，而且，因为经常停电，即使有冰箱，里面保存的尸体也经常腐坏，黄水流得满地都是，物资的匮乏可见一斑，面对院长对自己的父亲因为害怕上前线而把手臂放在铁轨上的指责，妮拉愤怒地站起来反驳，以至于打翻了自己所坐的椅子，她说：“没有比我父亲更好、更正直、更勇敢的人，如果他把胳膊放在铁轨上，那是为了坚持自己的思想，坚持自我，他不愿上前线，自有不愿上前线的理由。”可见妮拉和父亲的感情之深，虽然最后她的母亲也对她说了同样的话，但她凭着最朴素的感情处处维护着父亲的尊严和荣誉，院长建议妮拉给父亲葬礼举行个正式的仪式，妮拉马上戳穿了他虚伪的画皮，反唇相讥：“你来参加仪式吗？”妮拉最终没有给父亲举行任何仪式，独自火化了父亲的遗体，当《国际歌》奏响时，镜头定格在熊熊烈火中的假肢上，她把父亲的骨灰装在雀巢咖啡瓶中，在瓢泼大雨中，带着它离开了布加勒斯特，登上了开往外省的列车。
　　火车就像沙丁鱼罐头一般拥挤不堪，为了登上火车，人们打碎车窗玻璃争先恐后地向上爬，香烟成了人际关系最好的润滑剂，从火车上的列车员到后来办案的警察，香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妮拉遭到歹徒袭击后，在警察局做笔录时没完没了的表格，没完没了的手续和签字；为了得到一根香肠，必须先到队伍中去喊口号，举标语、跳忠字舞，在她最终得到了一个教师的职位后，同事们感兴趣的首要问题是：“说说你是如何被强奸的吧”，而妮拉所来到的小城简直就是我国“三线工厂”的翻版，四周青山环绕，中间是浓烟滚滚的炼钢厂，“备战备荒”，“深挖洞，广集粮。”农村里，偶尔可以看上一场朝鲜电影，想必这样的场景我国观众绝对不会陌生！
　　妮拉最显著的特征是，香烟不离口、随身听不离耳，每个重要的场景转换都伴着她手上的一次性成像照相机进行，影片中出现了大量超现实主义场景都和她手上的照相机有着直接关系，从父亲的尸体、火化炉中的假肢、火车站和朋友们的离别到与把她从歹徒手中救出来的医生米提卡相识，两人结伴到郊外度周末，从学校的学生再到最后持不同政见者劫持人质都和照片有着直接关联，导演用一张张照片把影片有机地连缀在一起，构成一副罗马尼亚社会的风景画。学生“嘟嘟”的照片引出社会的变迁，他的父亲是个吉普赛人，而他的母亲，虽然现在是个家庭主妇，但她曾经是个公主，是嘟嘟的父亲把她从上吊的树上救下来，而郊游的照片引出的时局动荡不安的东欧局势，前一张照片上的小羊生机勃勃，十分钟后却倒在血泊之中，原来他们误闯军事禁区，说笑之间，四周炮火隆隆，战斗直升机从天而降，但不要担心，导演无意安排制造紧张的场面，恰恰相反，结局却极富讽刺意味，从天而降的官兵们更愿意让坦克团停止前进，让步兵团原地休息，自己坐下来，轻松惬意地喝上一杯咖啡，等天明后再用直升飞机将他们送出“战场”，对剧情的颠覆在最后一张照片上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几位持不同政见的青年劫持了一辆满载儿童的公共汽车，他们提出的要求很简单，要求当局听听他们的意见，眼看劫持者走出了汽车，危机即将解决之时，部长的命令来了，于是，坦克、机枪，突击队员手中的步枪一齐开火，儿童和劫持者同归于尽，外加士兵自己死伤无数，专制与独裁统治下的惨剧让人极度震撼。
　　为了突出表现罗马尼亚那个时期信仰的迷失、思潮的泛滥，为了表现官员的滥用职权，秘密警察的无孔不入、阳奉阴违、敷衍塞责、私欲横行，影片引入一个新的角色——迪迪，他是米提卡医生的病人，一个空想家和基督复灵论者，在医院住院的三年间，一直在自己的“蓝皮书”上构画自己的梦想，这样一个病入膏肓的空想家，竟然长期受到秘密警察的监视，甚至连米提卡医生准备给他动手术也被院长禁止，在迪迪死后，各色人等纷纷出场：迪迪住院几年来从未露面的远房堂兄夫妇准备敲诈米提卡医生10万列伊（罗马尼亚货币），秘密警察为了得到迪迪留给米提卡医生的“蓝皮书”找上了家门，愤怒的米提卡因为殴打了检察官而被抓进了监狱，家被查抄，妮拉到监狱请求探视遭到高压水枪的驱赶，但专制政治总是具有极大的随意性和讽刺性，部长的夫人因为需要米提卡亲自做手术，宣布将他无罪释放，而检察官被解职，在运送迪迪棺材回乡下的过程中，秘密警察如影随行，但在这动荡的年代，秘密警察也不是铁板一块，路途中，运送迪迪的车辆抛锚，警察竟然把棺木放在自己车顶的货架上亲自运送，更为滑稽的是，他们车上安装的货架竟然是为从乡下带走任何可以带回城里的食物而预备的，而埋葬迪迪后，秘密警察、神父、农夫、医生和妮拉同坐一桌，大家开怀畅饮，虽然农夫的老婆反复叮嘱农夫不要谈沦政治，“说话尽量说得含糊一点！”但除了政治还能谈什么呢？农庄、城市、官员，甚至美国……一切都成为咒骂的对象，除了发泄，没有人真正在意谈的是什么，更滑稽的是，空降兵从天而降，虽然压坏了农夫的花房，仍然被好客的主人拉来痛饮。另外一个重要人物是妮拉的姐姐——秘密警察玛塞拉，虽然在影片中直到最后才留下一闪而过的侧影，但绝对让人印象深刻，她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妮拉没有让她见父亲最后一面，也没有让她参加父亲的葬礼，但妮拉的一举一动都在她的掌握之下，她的信总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时时刻刻提醒着妮拉，姐妹俩不同的性格、不同的思想、不同的生活道路在这些信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但这部电影绝对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伤痕电影”或者“控诉电影”。电影主题虽然沉重，但并不压抑，影片之所以命名为《橡树》，充分表达了导演对国家、对民族的深切同情和衷心希望。罗马尼亚人民乐观、开朗、坚强、不屈的性格就像妮拉和米提卡约会的大橡树一样，深深扎根在罗马尼亚民族性格之中。火车行进途中停下来，成群的村姑马上点起篝火载歌载舞，歌声、调笑声混杂在一起，仿佛不是被迫滞留在荒郊野外，倒更像一次开心的篝火晚会，妮拉被列车员背着过河时掉进水中，姑娘们唱着《罗马尼亚之歌》在她周围围成一圈，让她更衣；密不透风的火车车厢里，工人们拉起手风琴，歌声和笑声一路相伴，演习的士兵忙里偷闲，在军事禁区和妮拉、米提卡谈笑风生，聊起了家常，农夫也可以把葬礼当作一场盛宴的绝好借口……妮拉说过：“在父亲作为英雄埋葬之前，他更愿意呆在冰箱里！”影片的最后，妮拉和米提卡给她的父亲找到了最好的归宿——埋葬在橡树下，因为那里才是罗马尼亚最正直、最勇敢的人应该埋葬的地方。看完影片，忽然想起舒婷那首《致橡树》，那也许是对这部影片最好的注释——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虹霓。/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这才是伟大的爱情，/坚贞就在这里：/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