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春至1980年底，习仲勋受命出山，担任“文革”之后的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时间虽然不长，却正处在历史大转折时期。在这样的历史关头，可以说大事、难事、突发事件不断，如何处理好这些问题，顺应和引领历史潮流，是对高级领导干部能否称得上是政治家的一种考验。
　　事实证明，习仲勋很好地完成了党和国家赋予他的历史使命，至今，关于他在广东“维稳”的诸多鲜活故事，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许多经验都值得现行干部学习。
　　不要动辄上升到政治事件
　　1978年和1979年上半年，广东发生了多起群体性偷渡外逃香港的风潮。事态之猛烈、之严重，是现在的人难以想象的。据记载，仅1979年1至5月，全省偷渡外逃人数就高达12万人，逃出的近3万人。1978年至1979年，全国上下一派经济复苏，出现了由乱转治的早春气象，而广东却发生了如此严重的事件，引起了中央的关注。这对主政广东不久的习仲勋来说，是一个重大考验。
　　据深圳地方史记载：当时，尽管宝安县委书记方苞接连发出了四道“全面禁止偷渡”的指示，并调派上千公安、民兵沿着海岸昼夜巡逻，在广深公路设卡，拦截偷渡人群，可是不到两年的时间，仅万丰村一个村的村民，乘船、泅海逃至香港的村民就达到了1200人，其中1979年逃港的有320多人，占全村劳力的50%以上。
　　而其中最严重的逃港事件发生在1979年5月6日。当时，有一则谣言迅速传播：在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登基当天，香港实行大赦——凡滞港人士可于三天内向政府申报香港永久居民，深圳边防将在当日“大放河口”，容许大家自由进入香港。于是，来自惠阳、东莞、宝安80多个乡镇的7万多群众几乎在同一时间涌向边境，在长达六公里的边防和海防线正面，实施了“人海战术”式的中间突破，来势汹汹，实在骇人。两个海防前哨不到半个小时就被人山人海吞噬了。老百姓冲破边防线，深圳市的前身——宝安县委没办法，只好调部队来管，县政府、民兵全动员起来，抓逃亡，也抓不完，人们就是要往香港冲。
　　习仲勋接报后紧急出动赶到宝安，马上召集一些公社书记座谈，直截了当地问他们能不能把人留住。公社书记说不行，留不住。因为由于海岸线长，香港与内地人民生活相差过于悬殊。
　　习仲勋此前已作过调查，他知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广东对偷渡是防不胜防，堵不胜堵的。深圳边境线宝安这边一个农民劳动日的工分收入约为七角钱，而香港农民劳动一日收入六七十港币，两者差距悬殊竟达100倍。
　　习仲勋明白，尽管广东边防几个县的军民一起布设了好几道防线，每个县都有一个领导人专管反偷渡，那也不管用。他踏看了边防线，勘察了现场，感触更深：解放都30年了，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却破破烂烂，再不改弦更张，改善人民生活，外逃始终无法遏制，只会逃得更多。
　　习仲勋认定，防偷渡光是堵，只是一种治标的办法，治本还得靠发展生产力。生产发展了，人民生活改善了，群众看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了，边境就安定了，人员才不会外流。
　　面对严峻形势，习仲勋先对县委布置了“反外逃”的任务，他指出：“深圳是反外逃的前沿地带，你们一定要齐心合力，进一步加强防线，以防大批人员外逃。外逃有伤国体，国际影响不好，而且直接影响农业生产。”
　　同时，对于地方干部发展经济的建议，他当场拍板：“说办就办，不要等”，“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义。”
　　在珠三角地区反偷渡工作会议上，一些部队同志认为外逃是政治原因，是和社会主义制度不一致。对此，习仲勋严肃地指出：“主要原因是经济原因而不是政治原因。如果把偷渡看成是政治上的原因，就会把大批农民推到对立面去，这是不对的。要怪我们没有教育好农民，要怪我们没有制定好的政策维护他们的利益。”
　　重大突发性事件往往新发问题多，临时变化快，光有正确的应对方向和方针还不够，需要领导干部在执行组织决定的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出有效的具体措施，保证正确方针的贯彻落实。同时，在执行操作中，要不怕繁难，深入一线，随时掌握新情况、新动向，保证应对及时得当。习仲勋作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在这方面做出了榜样。到1979年11月份，广东全省偷渡人数下降到只有近百人。
　　“是我们没把老百姓的生活搞好”
　　根据当时的规定，被抓的偷渡者要统统送到收容站。随着大量偷渡外逃人员被堵截抓获，对他们的处置工作凸显出来。大批群众偷渡外逃，给收容遣送工作带来很大困难。收容站人满为患，也引发了很多问题。
　　一方面，收容站对偷渡人员缺少宣传教育工作，只是简单地收容、遣送，其间还有殴打、搜身、罚款的行为，遣送回乡后，还有各种处罚、批斗；另一方面，收容站条件差，有时一些被收容人员没有饭吃，饮用水供应不足，伤病人员不能及时医治。
　　习仲勋比较早地察觉出这方面的问题，他实地察看收容站时，时值盛夏，收容站条件很差。看到这些偷渡不成反被关押的农民，习仲勋哭了，他说：“这个不怪你们，是我们没把老百姓的生活搞好。”
　　而在当时，偷渡外逃问题是被当作是敌我矛盾看待的，偷渡的人被叫做偷渡犯。对此，习仲勋明确表示反对，特别召开了省委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严肃地说：“我们自己的生活条件差，问题解决不了，怎么能把他们叫偷渡犯呢？这些人是外流不是外逃，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不能把他们当作敌人，你们要把他们统统放走。不能只是抓人，要把我们内地建设好，让他们跑来我们这边才好！”
　　他还说：要加强收容站对偷渡者的宣传教育工作。不要抓了就送走，连几句开导的话都不说。外逃者多的县，应派人来收容站接人，并负责教育。但是，不要歧视、虐待外逃者。
　　在工作出现问题的时候，习仲勋更多的是自己承担责任，不诿过，不迁怒。中央对广东外逃之风关注后，他不向下推卸责任，而是多次在各种场合作自我批评，主动承担责任。他说：“责任要由省委来负，对下面支持、撑腰不够。”“我们不能怪下面，更不能对下面的同志有什么批评，这个责任省委完全承担了。”
　　遇到不利局面，作为领导能体察实情，勇于自省，解脱下面的干部。这既是习仲勋高尚品格的反映，也是他高超领导艺术的体现。
　　但是，这远远不是习仲勋解决问题的终点。风波停息后，习仲勋感触很深。香港人中80%以上是广东人，为什么在香港能把经济搞好而在国内却不行？习仲勋认为，关键是政策问题。通过实地考察，习仲勋感到广东具有快速发展的优越条件，中央应该赋予广东更加灵活优惠的政策，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1979年，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习仲勋提出：“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这方面，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
　　由是，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得以“出生”。有评价说，习仲勋是向中央建议设立经济特区的第一人，对中国改革开放功不可没。
　　平反“李一哲”案件
　　平反“李一哲”案，是习仲勋常被人津津乐道的另一案件。
　　在突发事件中，有些涉及思想问题，更要求领导干部不能简单化，而要深入细致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习仲勋在平反“李一哲”案件的过程中，以上特点展现得很突出。
　　1974年11月，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等人以“李一哲”的笔名，在广州闹市区张贴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以批判“林彪体系”为形式，矛头直指建国以来极左运动践踏民主法制的种种弊病，还不点名地指出江青一伙搞极“左”活动。大字报贴出之后，广州为之震动，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应和争论。
　　习仲勋一到广东就亲自抓这个问题。1978年底，省委决定，对“李一哲”案件应予平反，并于1979年2月召开大会公开平反。此前，作为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曾四次接见李正天等人，诚恳耐心地做他们的工作；对召开平反大会的有关问题，也听取他们的意见。其中2月1日这天足足谈了三个多小时，习仲勋讲话语重心长，主动承担上届省委的责任，令在场的人为之感动。
　　没想到在公开平反之后，波澜再起。3月15日，李正天等四人再用“李一哲”的名义，在广州街头贴出《为纪念“四五”运动三周年理论讨论会启事》，决定将举行理论讨论会，还给香港《争鸣》杂志寄去了《启事》，要求刊登，欢迎港澳及海外人士到会。
　　3月16日，他们致信习仲勋表示希望能够得到省委的支持。习仲勋等马上约见了李正天等人。习仲勋严肃批评他们这种会影响安定团结的做法，恳切地指出：“4月15日是春交会，成千上万外宾都来了，你们把广州市搞乱了，我怎么向党中央交代？你们这么一搞，如果复退军人、下乡知青等都提出要这么搞，我们答应不答应？你们不受管，也不打个招呼，弄乱了。难道这叫民主？这叫无政府、无纪律！”
　　经习仲勋做工作，他们接受省委的意见，取消了这次讨论会。“李一哲”案件平反的前前后后屡生波折，习仲勋多次亲自做工作，有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有时恳切批评，指出利害，终于妥善处理了这一问题。近年，李正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整个过程，他亲身体会到习仲勋等老一代领导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和认真的办事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