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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姓浙还是姓晋、姓国还是姓民，我们没有管，也不该管。这是放开的。但是对不起，你必须把这些事情办好。如果干不好，我不管你姓什么，统统出局”。
谈及外界对山西去年煤矿整合的非议，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复明可谓“义愤填膺”。
“网上炒了很多东西，浙江老板是1997年、1998年才进入山西，到2000年左右开始成批量进入山西，他们接手的是什么，都是乡镇煤矿，那些煤矿有的只有3万吨，有的2万吨，多的也就6万吨。当时正好是最低点进入的，赶上煤炭市场越来越好，有的抓紧时间改造升级、扩能，迅速搞成30万吨甚至更大；有的急功近利，不停地挖，顾不上改造升级，看上去产量不少，但是没有经过合法手续。他们叫唤说，我现在能产90万吨，但你记录上只有6万——严重超能力生产，超了15倍，我都没说这些问题，他还在这叫唤。”张复明的“炮轰”很猛烈。
谈到浙商将山西评为投资预警区，张复明更是怒不可遏：“他说了算?这有意义吗?资本是逐利的，有利自然会来，没利怎么说也不会来。不存在这个问题。我根本不担心。”
2009年，围绕四万亿投资的流向，民资是否被挤压、向何处去的争议贯穿始终，而山西煤矿整合成为焦点，也成为2010年两会上的热门话题之一。
山西“还远没有到位”
张复明以一个比喻来解释山西的煤矿整合：一个中学举行跳高比赛，准备举行预决赛，在那之前有一个及格赛，及格线1米70，我不管你是高一、高二还是高三的，城市的还是农村的，你是1米90的个子还是1米57的个子，对不起，伙计，1米70的及格线，你跳过了你就参加预决赛，跳不过就不要参加比赛了。
“山西煤矿整合也设置了一个标准——主体300万吨，单井120万吨，说白了就是你必须管理过大型煤矿。为什么定120万吨?因为120万吨你必须上综采(综合机械化采煤)，不可能弄50个80个工作面，无数个老鼠在那打坑，不可能。”
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我们省里就是这个界线，你跳过这个线，就可以作为兼并主体，不够的，如果你还够被兼并条件就留下，如果连被兼并条件都够不了的话，对不起，你就走人。”
他说，这叫生产力标准，保护先进生产力，淘汰落后生产力。“煤炭行业它有特殊性，必须这么做。”
如何区分先进生产力和落后生产力?张复明解释：两块煤放在桌子上，一块煤由大矿生产，一块小矿生产，市场辨别不了他们的差异性。但是小矿挖的可能是有安全隐患的、带血的煤，是没有社会责任，破坏了环境的；大矿的尽了社会责任，安全有保障，是绿色的。但是大矿成本要比小矿大得多，而市场却只认价格。“政府不管的话，结果就是小矿把大矿挤死。所以政府只能帮助提高门槛，让那些更好的、负责任的、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企业留下。”
“至于姓浙还是姓晋、姓国还是姓民，我们没有管，也不该管。这是放开的。但是对不起，你必须把这些事情办好。如果干不好，我不管你姓什么，统统出局。”张复明说。
他表示，不是国字号就是先进的，不是民字号就是落后的，山西对国有和民营企业、本地和外地企业一视同仁。“比如大寨所在的昔阳县，是山西煤炭资源蕴藏比较丰富的县，就是一个浙江老板作为主体，把昔阳的煤炭都兼并了；还有朔州、吕梁，很多矿也被民营企业兼并了。”
“能源领域，西方国家也都是大矿制，而且很长时间是国有大矿制。”张复明说，山西煤矿整合是以国家政策为依据的，“山西只是迈出了一步，力度还不够，还远没有到位。”
马凯力挺山西
3月5日下午，北京国谊宾馆，山西代表团举行全团会议，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马凯参加审议并代表国务院听取审议意见。
会上，山西煤矿整合成为贯穿全场的主题。
2008年9月，时任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的王君受命担任山西代省长。他面对的不仅仅是一场产业整合。前任孟学农因矿难而去职，“山西省长不好当”几乎已成共识。上任不到半年，山西焦煤集团西山煤电公司屯兰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78人死亡、114人受伤。
在向事故死难矿工家属“哽咽致歉”后，山西启动了被外界冠为“国进民退”的煤炭资源整合。一年多后，在两会全团会议的发言中，王君首次袒露心迹。
“这一年多的体会，可以用酸甜苦辣来概括。”“过去一年山西贯彻中央和国家的部署，经济、社会发展站到了一个新的起点。但今后任重而道远。从这个角度说，要当好山西的省长，有时真的很难睡着。”
王君带来了一组数字：2009年比2008年各类事故死亡人数减少1018人，下降27％，其中死亡10人以上事故数量下降72％，煤矿死亡10人以上重大事故下降40％，山西的煤炭百万吨死亡率下降至0.3283，远远低于全国0.892的水平。
经过整合，山西省矿井数由2600座减少到1053座，企业主体由2200多家减少到130家。
对于：“国进民退”，他用另一组数据证伪：目前国有、民营、混合所有制煤矿企业的比例为2：3：5，股份制企业是主体。
在3月5日会上，馬凯力挺山西的资源整合。他评价说，这在中国煤炭工业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页。
在他看来，当时山西面对至少四个方面的压力：一是市场压力，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市场对焦炭的需求萎缩；二是保供的压力，因为全国用煤还指望山西；三是社会压力大，职工出路要解决；四是舆论压力也很大，有所谓“国进民退”、“政府拉郎配”、“捏合”等说法，甚至山西地位下降的说法都有。
“如果没有认清形势，没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在那样的压力面前是挺不住的。(重组后)组织结构得到改善了，既保护了资源，保护了环境，保护了生命，也保护了干部，也保护了山西人民子孙后代的发展条件。”马凯说。
说“国进民退”是事后诸葛亮
关于“国进民退”热议，从两会正式召开前一天就开始了。3月2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举行新闻发布会，就有记者问及这个问题。
发言人赵启正说，印象不是判断的最可靠手段。他援引数据说明，2009年，私营企业在许多方面都比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发展更快一就总资产而言，私营企业增长20.1％，而国有企业只增长14％；从业人数来看，私营企业增加5.3％，国有企业只增加0.8％；最重要的是利润，私营企业的总利润增加17.4％，而国有企业是降低4.5％。因此，“国有经济、非公有制经济是在比翼齐飞。”
3月4日晚，重庆市长黄奇帆召开记者会，同样被问到“国进民退”问题。黄奇帆回答，这是个伪概念。“什么叫全球 金融危机?什么叫经济受到严重冲击?就是指这个当口，不管国有还是民有都遇上了经济困难，都发展得慢了。这个时候政府拿出财政资金救民于水火之中，救企业于患难之中，政府的拨款进了社会，你说是‘国进民退’?这是在救灾救难。”
“现在民间资本想叫他投他也没能力投，正因为这样才需要政府去启动。”黄奇帆说，“金融危机这个当口，事后诸葛亮，说什么‘国进民退’，都是看人挑担不吃力。”
除了黄奇帆，两会期间，省长和市长们纷纷被问及同样的问题，而这些主政一方的地方经济舵手的回应相当一致——并不存在国进民退，相反，是“国进民也进”。
中小企业负担依然偏重
赵启正的数据似乎没使所有人信服。有一些人针对其数据进行解读。一篇文章说，不应拿“增长率”而应拿“增长量”来证明资产进退。“一个很简单比喻：有两兄弟，老大原来有5万元，老二原有1万元。经过一年，老大的资产变成了7万元，同比增长了40％；老二的资产变成了1.6万元，同比增长了60％。就‘增长率’看，老二的资产确实增长得快些，但实际老大资产增加了2万元，老二的资产只增加了6000元。谁进谁退，一目了然。”
众说纷纭，而对此话题最有发言权的民营企业家却显得很是谨慎。
浙江团有不少民营企业家代表，华峰集团董事局主席尤小平就是其中之一。他告诉本刊记者，“国进民退”这个词并不完全准确，他更喜欢用“碰撞”，“国有企业在有些领域确实有所拓展，两个经济体并行的时候，发生碰撞也在所难免”。
尤小平认为，必須加快民企转型升级。至于浙江资本在山西受挫，他的见解也别有不同，“这说明浙江资本还是一盘散沙，不够强大，达不到人家的要求。”浙江的成功经验在于政府放权于民，“现在政府不应该只是放权，应当促进浙江民营资本的整合，使其形成规模。”
绍兴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车晓端代表在会前做了大量关于民营企业的调研，她的一个结论是，2009年，以浙江的情况看，国有资本对民间资本并没有产生“挤出效应”，但是前者也没对后者产生什么带动。
车晓端不仅关注浙江，而且关注全国民企的情况。在一份建议当中，她用到了“国进民退”这个词：“从航空、钢铁、房地产到山西煤炭等领域，似乎有新一轮国进民退之势。”她写道，民营资本的准人仍受到很大限制，“我国垄断行业中民营企业进人比例不到20％，铁路行业仅为0.6％，在全社会80多个行业中，允许国有资本进入的有72种，允许外资进入的有62种，而允许民营资本进入的只有41种。”
在资金扶持方面，她说，信贷向中小企业倾斜并不明显，且成本过高问题依然突出。
2009年上半年，我国金融机构贷款7.37万亿元，小企业贷款仅占总额8.5％；中国人民银行数据反映，70％以上的中长期贷款投向政府融资平台。目前中小企业获得的贷款只占主要金融机构贷款的10％～15％左右，得到风险投资的只有千分之一。
“中小企业负担还是偏重。”她在建议中写道，中小企业目前缴纳的税费有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印花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水利基金、残保金、养老保险金、基本医疗保险金、重大病医疗补助、生育保险金、失业保险金、工伤保险金等。据测算，一个年销售收入6000万元、员工500人的中型纺织企业，如果依法真实纳税，则应交纳的各项税费总额约为795.3万元，占销售收入的13.26％。即使近年以来一些减负政策出台，上述比例也在10％以上。
车晓端建议，政策要有利于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给民间投资以均等的机会，除关系国家安全和必须由国家垄断的领域外，使民间资本有序进入目前实际存在的垄断行业和领域。“尽快制定符合实情和发展需要的民间投资促进法规。要从根本上保障民间投资的合法地位和权益，消除民间投资的后顾之忧。”
谈及外界对山西去年煤矿整合的非议，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复明可谓“义愤填膺”。
“网上炒了很多东西，浙江老板是1997年、1998年才进入山西，到2000年左右开始成批量进入山西，他们接手的是什么，都是乡镇煤矿，那些煤矿有的只有3万吨，有的2万吨，多的也就6万吨。当时正好是最低点进入的，赶上煤炭市场越来越好，有的抓紧时间改造升级、扩能，迅速搞成30万吨甚至更大；有的急功近利，不停地挖，顾不上改造升级，看上去产量不少，但是没有经过合法手续。他们叫唤说，我现在能产90万吨，但你记录上只有6万——严重超能力生产，超了15倍，我都没说这些问题，他还在这叫唤。”张复明的“炮轰”很猛烈。
谈到浙商将山西评为投资预警区，张复明更是怒不可遏：“他说了算?这有意义吗?资本是逐利的，有利自然会来，没利怎么说也不会来。不存在这个问题。我根本不担心。”
2009年，围绕四万亿投资的流向，民资是否被挤压、向何处去的争议贯穿始终，而山西煤矿整合成为焦点，也成为2010年两会上的热门话题之一。
山西“还远没有到位”
张复明以一个比喻来解释山西的煤矿整合：一个中学举行跳高比赛，准备举行预决赛，在那之前有一个及格赛，及格线1米70，我不管你是高一、高二还是高三的，城市的还是农村的，你是1米90的个子还是1米57的个子，对不起，伙计，1米70的及格线，你跳过了你就参加预决赛，跳不过就不要参加比赛了。
“山西煤矿整合也设置了一个标准——主体300万吨，单井120万吨，说白了就是你必须管理过大型煤矿。为什么定120万吨?因为120万吨你必须上综采(综合机械化采煤)，不可能弄50个80个工作面，无数个老鼠在那打坑，不可能。”
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我们省里就是这个界线，你跳过这个线，就可以作为兼并主体，不够的，如果你还够被兼并条件就留下，如果连被兼并条件都够不了的话，对不起，你就走人。”
他说，这叫生产力标准，保护先进生产力，淘汰落后生产力。“煤炭行业它有特殊性，必须这么做。”
如何区分先进生产力和落后生产力?张复明解释：两块煤放在桌子上，一块煤由大矿生产，一块小矿生产，市场辨别不了他们的差异性。但是小矿挖的可能是有安全隐患的、带血的煤，是没有社会责任，破坏了环境的；大矿的尽了社会责任，安全有保障，是绿色的。但是大矿成本要比小矿大得多，而市场却只认价格。“政府不管的话，结果就是小矿把大矿挤死。所以政府只能帮助提高门槛，让那些更好的、负责任的、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企业留下。”
“至于姓浙还是姓晋、姓国还是姓民，我们没有管，也不该管。这是放开的。但是对不起，你必须把这些事情办好。如果干不好，我不管你姓什么，统统出局。”张复明说。
他表示，不是国字号就是先进的，不是民字号就是落后的，山西对国有和民营企业、本地和外地企业一视同仁。“比如大寨所在的昔阳县，是山西煤炭资源蕴藏比较丰富的县，就是一个浙江老板作为主体，把昔阳的煤炭都兼并了；还有朔州、吕梁，很多矿也被民营企业兼并了。”
“能源领域，西方国家也都是大矿制，而且很长时间是国有大矿制。”张复明说，山西煤矿整合是以国家政策为依据的，“山西只是迈出了一步，力度还不够，还远没有到位。”
马凯力挺山西
3月5日下午，北京国谊宾馆，山西代表团举行全团会议，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马凯参加审议并代表国务院听取审议意见。
会上，山西煤矿整合成为贯穿全场的主题。
2008年9月，时任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的王君受命担任山西代省长。他面对的不仅仅是一场产业整合。前任孟学农因矿难而去职，“山西省长不好当”几乎已成共识。上任不到半年，山西焦煤集团西山煤电公司屯兰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78人死亡、114人受伤。
在向事故死难矿工家属“哽咽致歉”后，山西启动了被外界冠为“国进民退”的煤炭资源整合。一年多后，在两会全团会议的发言中，王君首次袒露心迹。
“这一年多的体会，可以用酸甜苦辣来概括。”“过去一年山西贯彻中央和国家的部署，经济、社会发展站到了一个新的起点。但今后任重而道远。从这个角度说，要当好山西的省长，有时真的很难睡着。”
王君带来了一组数字：2009年比2008年各类事故死亡人数减少1018人，下降27％，其中死亡10人以上事故数量下降72％，煤矿死亡10人以上重大事故下降40％，山西的煤炭百万吨死亡率下降至0.3283，远远低于全国0.892的水平。
经过整合，山西省矿井数由2600座减少到1053座，企业主体由2200多家减少到130家。
对于：“国进民退”，他用另一组数据证伪：目前国有、民营、混合所有制煤矿企业的比例为2：3：5，股份制企业是主体。
在3月5日会上，馬凯力挺山西的资源整合。他评价说，这在中国煤炭工业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页。
在他看来，当时山西面对至少四个方面的压力：一是市场压力，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市场对焦炭的需求萎缩；二是保供的压力，因为全国用煤还指望山西；三是社会压力大，职工出路要解决；四是舆论压力也很大，有所谓“国进民退”、“政府拉郎配”、“捏合”等说法，甚至山西地位下降的说法都有。
“如果没有认清形势，没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在那样的压力面前是挺不住的。(重组后)组织结构得到改善了，既保护了资源，保护了环境，保护了生命，也保护了干部，也保护了山西人民子孙后代的发展条件。”马凯说。
说“国进民退”是事后诸葛亮
关于“国进民退”热议，从两会正式召开前一天就开始了。3月2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举行新闻发布会，就有记者问及这个问题。
发言人赵启正说，印象不是判断的最可靠手段。他援引数据说明，2009年，私营企业在许多方面都比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发展更快一就总资产而言，私营企业增长20.1％，而国有企业只增长14％；从业人数来看，私营企业增加5.3％，国有企业只增加0.8％；最重要的是利润，私营企业的总利润增加17.4％，而国有企业是降低4.5％。因此，“国有经济、非公有制经济是在比翼齐飞。”
3月4日晚，重庆市长黄奇帆召开记者会，同样被问到“国进民退”问题。黄奇帆回答，这是个伪概念。“什么叫全球 金融危机?什么叫经济受到严重冲击?就是指这个当口，不管国有还是民有都遇上了经济困难，都发展得慢了。这个时候政府拿出财政资金救民于水火之中，救企业于患难之中，政府的拨款进了社会，你说是‘国进民退’?这是在救灾救难。”
“现在民间资本想叫他投他也没能力投，正因为这样才需要政府去启动。”黄奇帆说，“金融危机这个当口，事后诸葛亮，说什么‘国进民退’，都是看人挑担不吃力。”
除了黄奇帆，两会期间，省长和市长们纷纷被问及同样的问题，而这些主政一方的地方经济舵手的回应相当一致——并不存在国进民退，相反，是“国进民也进”。
中小企业负担依然偏重
赵启正的数据似乎没使所有人信服。有一些人针对其数据进行解读。一篇文章说，不应拿“增长率”而应拿“增长量”来证明资产进退。“一个很简单比喻：有两兄弟，老大原来有5万元，老二原有1万元。经过一年，老大的资产变成了7万元，同比增长了40％；老二的资产变成了1.6万元，同比增长了60％。就‘增长率’看，老二的资产确实增长得快些，但实际老大资产增加了2万元，老二的资产只增加了6000元。谁进谁退，一目了然。”
众说纷纭，而对此话题最有发言权的民营企业家却显得很是谨慎。
浙江团有不少民营企业家代表，华峰集团董事局主席尤小平就是其中之一。他告诉本刊记者，“国进民退”这个词并不完全准确，他更喜欢用“碰撞”，“国有企业在有些领域确实有所拓展，两个经济体并行的时候，发生碰撞也在所难免”。
尤小平认为，必須加快民企转型升级。至于浙江资本在山西受挫，他的见解也别有不同，“这说明浙江资本还是一盘散沙，不够强大，达不到人家的要求。”浙江的成功经验在于政府放权于民，“现在政府不应该只是放权，应当促进浙江民营资本的整合，使其形成规模。”
绍兴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车晓端代表在会前做了大量关于民营企业的调研，她的一个结论是，2009年，以浙江的情况看，国有资本对民间资本并没有产生“挤出效应”，但是前者也没对后者产生什么带动。
车晓端不仅关注浙江，而且关注全国民企的情况。在一份建议当中，她用到了“国进民退”这个词：“从航空、钢铁、房地产到山西煤炭等领域，似乎有新一轮国进民退之势。”她写道，民营资本的准人仍受到很大限制，“我国垄断行业中民营企业进人比例不到20％，铁路行业仅为0.6％，在全社会80多个行业中，允许国有资本进入的有72种，允许外资进入的有62种，而允许民营资本进入的只有41种。”
在资金扶持方面，她说，信贷向中小企业倾斜并不明显，且成本过高问题依然突出。
2009年上半年，我国金融机构贷款7.37万亿元，小企业贷款仅占总额8.5％；中国人民银行数据反映，70％以上的中长期贷款投向政府融资平台。目前中小企业获得的贷款只占主要金融机构贷款的10％～15％左右，得到风险投资的只有千分之一。
“中小企业负担还是偏重。”她在建议中写道，中小企业目前缴纳的税费有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印花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水利基金、残保金、养老保险金、基本医疗保险金、重大病医疗补助、生育保险金、失业保险金、工伤保险金等。据测算，一个年销售收入6000万元、员工500人的中型纺织企业，如果依法真实纳税，则应交纳的各项税费总额约为795.3万元，占销售收入的13.26％。即使近年以来一些减负政策出台，上述比例也在10％以上。
车晓端建议，政策要有利于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给民间投资以均等的机会，除关系国家安全和必须由国家垄断的领域外，使民间资本有序进入目前实际存在的垄断行业和领域。“尽快制定符合实情和发展需要的民间投资促进法规。要从根本上保障民间投资的合法地位和权益，消除民间投资的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