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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三十年代左翼思潮下，鲁迅的立人精神有了新的特点。“立人为本”是鲁迅终其一生所坚持的思想，早期鲁迅在著作中曾鲜明指出“是故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鲁迅早期就已经确立了先立人而后立国的逻辑理路。之后在三十年代革命运动风起云涌时，他受当时形势发展影响，思想逐渐发生细微变化，在革命活动中他不断丰富自己的立人思想，他深知国民的劣根性，也认识到普通大众的力量，他把立人与社会变革结合起来。在左翼活动中他始终保持着独立理性的思考，通过文学表达观点，坚持文字须与时弊共存亡，同时他也坚持文学具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后期鲁迅在大众化的实践中探索让国民觉醒，摆脱奴役与压迫和中国走向强大的方法。
关键词：立人精神;文化启蒙;实践启蒙;大众;文学观
周海嬰曾总结鲁迅的真精神和思想为：“立人为本”、“独立思考”、“拿来主义”、“韧性坚守”。其中，他的立人启蒙思想在五四时期有着鲜明的特征，影响甚大，但是五四退潮后，他的这一思想在历史新形势的影响下有了新的变化。许多人认为他在三十年代专心从事革命活动，放弃了早期启蒙思想，这种看法显然是偏颇的，鲁迅的立人启蒙思想贯穿始终，终其一生他都笔耕不辍，致力于揭露国民劣根性，努力唤醒那些在铁屋子中沉睡的普通大众。只不过这一立人思想在三十年代的政治斗争、革命战争中呈现出不同于前期的一些特点，鲁迅在亲身经历、亲眼目睹了一些事实之后，他的立人思想更加丰富、更加理智了。在经历了三十年代革命运动之后，他意识到仅仅依靠精英知识分子是无法实现中国的富强的，他看到了民众的力量，只有充分发挥民众的力量才能赢得抗战的胜利，才能实现革命的成功，所以他的立人思想与人民大众结合起来走向了“大众化”，探求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新路径。同时在革命运动中，他始终坚持其文学的不用之用的文学观，即重视文学与社会的关涉，践行着文学大众化、通俗化，试图实现民众与上层理念的对接进而推动革命的成功。同时他强调文学具有自身的发展规律，要维护文学的艺术性，在三十年代革命运动风起云涌之时他始终保持着这一清醒的认识。
一、国民性批判的嬗变
鲁迅在《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中一直强调“立人”的重要性，他倡导“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议”，肯定个性的尊严和人类的价值，尤其是受叔本华“主我扬己而尊天才”和尼采超人学说的影响，他一方面批判西方现代民主思想中的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制，另一方面他把少数与众数对立起来，寄国家富强的希望于少数先觉之士。而对于先觉之士，他激赏拜伦、雪莱等以人的个性反抗神性的摩罗精神，认为诗人或者作家是“撄人心者也”，要冒犯触碰到人的精神进而促使其反思，文学写作是“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行为，他批判“无邪”之说和道德诗学对人心灵的束缚，致力于建立以人的价值为主体的诗学，以此确立现代文学审美标准。在早期他就强调救民先救心，立人先立魂，只有改变民众的灵魂，中国才有救。救心之志使他呼唤精神界之战士，然而近代中国充满伪士，普通民众又被封建专制的“圣贤之道”砍伐殆尽，传统封建制度推行愚民政策强调恪守本分，民众麻木冷漠地抱残守缺。如此，要实现中国崛起的理想就必须有一批精神界之战士勇敢地打破铁窗，这些人将是民众的精神启蒙导师。这一系列主张都体现了鲁迅早期立人为本的逻辑思路，只有保证人从封建专制的传统道德的束缚中挣脱出来，中国的现代化才有可能实现，中国才会变得强大。此后的一系列小说创作也正贴合他的立人思想，在《呐喊》《彷徨》等作品中他尖锐地批判国民性即是对这一时期思想主张的践行。
随着三十年代革命形势的发展，鲁迅的立人启蒙思想逐渐发生变化。在《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了吗》《沙》等文章中，他提出“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从这里可以看出鲁迅对国民的态度不再是之前的批判，而是对国民大众的态度逐渐温和，鲁迅对国民性批判态度的微妙变化反映了此时鲁迅的立人思想逐渐开始大众化。早期鲁迅将众数与少数尖锐对立，并强调少数精神界之战士的救世作用，但先觉之士的萎靡颓废，以及他始终怀有的对启蒙的怀疑，还有三十年代革命运动的风起云涌都让他认识到大众的重要性。其实，对启蒙的怀疑贯穿鲁迅思想的始终，早期他在《药》、《孤独者》、《在酒楼上》《伤逝》等作品中塑造了魏连殳、吕纬甫、涓生等人物，这些人物的前后转变潜藏着鲁迅对启蒙的深层思考，这类型人物都是在最初高呼启蒙，提倡人的解放，随后遭遇各个方面的打击与冲突，于是便开始堕落萎靡，或一改新人姿态而与旧世俗同流合污，或将自身真理化缺乏内省能力，启蒙者自身脆弱、自封、理想化的特点，使得他们缺乏自省能力，难以和实践结合起来。而对于启蒙本身，鲁迅更是从一开始就在与钱玄同的回信中提到，有名的“铁屋子”论即是他对是否能实现启蒙的质疑。
早期便怀有的对文化启蒙的质疑，再加上二十年代中后期革命运动的展开，都影响到鲁迅后期思想的嬗变，他转而对实践、革命的期待。五四时期上层知识分子与底层群众之间发生断裂，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之间有着不平等的地位，二者的沟通失效使得民众“若观隔岸之火”，这已经决定了启蒙的最终结果。这时的鲁迅不再寄希望于文化救国，而是转向实践救国，相比起抽象的理想，他更看重当下践行的每一步。而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也为鲁迅思想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此时，左翼运动的兴起使得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涉及到民众的切实利益，民众自然愿意追随之。再加上西方世界大战暴露出了其制度的短板，知识分子们对其民主制度开始怀疑并将目光集中于俄国。三十年代革命形势的严峻也促使人们寻求解决中国问题的新方法新思路。这种种新因素的出现让鲁迅也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主张，五四启蒙的失败让他认识到只靠少数人的觉醒远远不足，中国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工农大众的参与，中国要摆脱侵略和落后，必须团结广大民众，将大众的力量集合起来。在三十年代内忧外患的国情中，鲁迅的思想有了变化，变化的核心就在于他看到了民众的力量，因此之后他的重心就放在了大众化、通俗化上，从思想到行动践行着新的主张。 鲁迅后来积极筹备左联，并一再强调要扩大战线，他已经认识到早期立人启蒙思想的局限性，仅仅依靠少数人拯救中国是不可能的，必须联合广大的工农大众统一战线才有希望。同时鲁迅此时批判的范围也有所扩大，后期他更多的是对国民党政府黑暗专制统治的不满和批判，并重视社会变革等宏观问题。其实这在他早年做的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就可以看出一二。他在这篇演讲中指出传统礼教的本质，认为强权政治是形成传统礼教扭曲毁坏的根本原因。魏晋时期当政者高声呐喊维护礼教，其实这些人正是戕害礼教者，而嵇康、阮籍等所谓的破坏礼教者才真正是传统文化的坚实拥护者。他指出，政治体制的封建专制与落后束缚了国民的个性发展，封建专制黑暗残酷的政治统治是形成中华民族诸多不良品性的原因。有鉴于此，后期鲁迅由对国民性的批判转向了对现实的批判。
二、文学观的坚持与文艺大众化的实践
鲁迅被尊称为革命的旗手，他与左翼的共同点就在于他们都对现实不满并积极勇敢地进行反抗，也正如有论者指出“鲁迅是以自己的方式和独立的姿态参加革命的”。以独立姿态加入左联的鲁迅，一直保持着自己的“愤怒”，他总是一针见血地将国民的软肋暴露出来，将苍劲有力的笔端化为最尖锐的武器，革除隐藏在中国民众中的扭曲的人性，革掉千百年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软弱奴性，时刻警惕革命偏离轨道的倾向。他以文字为武器，践行着自己的思想，但这并不意味着鲁迅放弃了自己的文学观，在革命高潮时期，他仍能清醒的认识文学，坚持自己的文学主张。这在他与周扬一派的论战中便可见一二。周扬等和鲁迅等人在三十年代中期有一场著名的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这场论争的本质即是文学与革命的关系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周扬等人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他强调文学应该为革命服务，认为文学主题、个性、主张、题材等都应该清晰明确，并规定了作者可以写的文学主题、题材等等，而且明确规定作者的创作方法必须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如此一来，文学便没有了所谓的个性变得千篇一律。这显然与鲁迅的主张相冲突，鲁迅等人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在文学方面，他坚持的是文学的不用之用论，即一方面文学要关涉社会，另一方面文学也有自己的独立特性。抗战时期是要统一战线，战线是要不断地扩大，但是这不意味着要放弃文学的特性，不意味着文学要牺牲个性，文学上的百花齐放是必要的。鲁迅认为作家可以继续从事自己所擅长的题材创作，但在抗战的立场上，作者是一定要坚定的支持抗战的，只要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工农大众，只要坚持抗战的立场是明确的，那么他创作的作品便也可以称之为革命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当然不乏宗派主义的影响，但本质上还是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讨论，鲁迅等人的行为显然是在为文学护法。鲁迅所提倡的革命文学是宏观的，他所要建立的革命文学，一如既往的贯彻着鲁迅的文学观，即强调文学的不用之用，既重视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又重视文学自身的特性。
鲁迅提出的文学观不仅维护了作家的创作自由，更在实践领域试图实现五四文学革命和左翼革命文学的对接。鲁迅“人的解放”的启蒙思想在进入三十年代后并没有放弃，而是仍然坚持立人精神并积极吸收新元素，然后将其纳入社会、阶级、国家的解放中。他在左联成立大会上做的演讲中不断强调战线应该扩大，应当培养出大群的新的战士，警惕内部人员无谓的内耗。在革命初始，太阳社和创造社成员不断对鲁迅、茅盾等新文学家发起进攻，其实是在自缚手脚。当鲁迅转向对革命实践的关注后，他所思考的便是如何改變现实，而这体现在他的文学实践中。后期鲁迅没有再创作小说，他的重心放在了文艺大众化、通俗化以及杂文创作上，这说明他后期更加注重实践的重要性，他在思考并践行怎样才能让大众掌握文学，如何让大众自己描绘自己的生活，进而“由哀音而变为怒吼”，实现全体大众的团结与解放。他认为所谓的平民文学，其实不过是读书人以自己所持的观点进行描述，这是一种代言行为，并不是普通大众自己的感受，必须让所有平民都掌握文字，他们才会描述自己的思想，平民的怒吼才是中国崛起的号子声。为此，鲁迅积极从各个方面展开具体实践。他支持文字拉丁化，本质上就是为了通过文字易懂好让大众掌握，进而让大众读懂文学、学会文学，以此便可以以文学为桥梁实现民众与理论的对接，他期盼通过大众参与文学来介入社会变革，试图以此弥补启蒙的缺点。鲁迅虽然出师未捷身先死，但是三四十年代仍有人在继承发展他的思想。四十年代萧军、丁玲等人在解放区创作了《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等作品，掀起了一股揭露黑暗的思潮，萧军号称是鲁迅弟子、丁玲自恃鲁迅的精神传人，继承五四时期启蒙思想，揭露时弊、批判黑暗。左翼思潮下鲁迅的身影时时显现，作为一股极具批判性和现实性的力量，他指引着一批批知识分子投身革命实践中去。
鲁迅文学创作中的“立人”思想，总是一针见血地将国民的软肋暴露出来，将苍劲有力的笔端化为最尖锐的武器，革除隐藏在中国民众中的扭曲的人性，革掉千百年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软弱奴性。在左翼思潮的观照下，鲁迅认识到普通民众的力量，试图通过团结民众而实现民族解放，随后他弃“文”从“医”（实践），从文化启蒙转而强调实践启蒙，他在后期践行着文艺大众化、通俗化，批判重心由国民性批判转向现实批判，重视文学介入社会革命，努力建起民众与上层知识分子沟通的桥梁，同时他强调文学具有自身的独特性，注重遵循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这也延续了他早期文学的不用之用论。鲁迅精神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认识到他的意义和价值有助于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推动中国文化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2]李洁非，杨劼.解读延安[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
[3]田刚.关于“两个口号”论争的重新检讨[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1）：16—28.
[4]田刚.毛泽东与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J].文史哲，2012（2）：116—128.
[5]田刚.鲁迅精神传统与延安文艺新潮的发生[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2（3）：14—24.
[6]程致中.取今复古，别立新宗[J].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2001（8）：395—401.
[7]李震.《摩罗诗力说》与中国诗学的现代转型[J].中国社会科学，2009（3）：159—171.
[8]贺仲明.后期鲁迅（1927——1936）新论[J].文艺研究，2017（1）：51—61.
关键词：立人精神;文化启蒙;实践启蒙;大众;文学观
周海嬰曾总结鲁迅的真精神和思想为：“立人为本”、“独立思考”、“拿来主义”、“韧性坚守”。其中，他的立人启蒙思想在五四时期有着鲜明的特征，影响甚大，但是五四退潮后，他的这一思想在历史新形势的影响下有了新的变化。许多人认为他在三十年代专心从事革命活动，放弃了早期启蒙思想，这种看法显然是偏颇的，鲁迅的立人启蒙思想贯穿始终，终其一生他都笔耕不辍，致力于揭露国民劣根性，努力唤醒那些在铁屋子中沉睡的普通大众。只不过这一立人思想在三十年代的政治斗争、革命战争中呈现出不同于前期的一些特点，鲁迅在亲身经历、亲眼目睹了一些事实之后，他的立人思想更加丰富、更加理智了。在经历了三十年代革命运动之后，他意识到仅仅依靠精英知识分子是无法实现中国的富强的，他看到了民众的力量，只有充分发挥民众的力量才能赢得抗战的胜利，才能实现革命的成功，所以他的立人思想与人民大众结合起来走向了“大众化”，探求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新路径。同时在革命运动中，他始终坚持其文学的不用之用的文学观，即重视文学与社会的关涉，践行着文学大众化、通俗化，试图实现民众与上层理念的对接进而推动革命的成功。同时他强调文学具有自身的发展规律，要维护文学的艺术性，在三十年代革命运动风起云涌之时他始终保持着这一清醒的认识。
一、国民性批判的嬗变
鲁迅在《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中一直强调“立人”的重要性，他倡导“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议”，肯定个性的尊严和人类的价值，尤其是受叔本华“主我扬己而尊天才”和尼采超人学说的影响，他一方面批判西方现代民主思想中的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制，另一方面他把少数与众数对立起来，寄国家富强的希望于少数先觉之士。而对于先觉之士，他激赏拜伦、雪莱等以人的个性反抗神性的摩罗精神，认为诗人或者作家是“撄人心者也”，要冒犯触碰到人的精神进而促使其反思，文学写作是“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行为，他批判“无邪”之说和道德诗学对人心灵的束缚，致力于建立以人的价值为主体的诗学，以此确立现代文学审美标准。在早期他就强调救民先救心，立人先立魂，只有改变民众的灵魂，中国才有救。救心之志使他呼唤精神界之战士，然而近代中国充满伪士，普通民众又被封建专制的“圣贤之道”砍伐殆尽，传统封建制度推行愚民政策强调恪守本分，民众麻木冷漠地抱残守缺。如此，要实现中国崛起的理想就必须有一批精神界之战士勇敢地打破铁窗，这些人将是民众的精神启蒙导师。这一系列主张都体现了鲁迅早期立人为本的逻辑思路，只有保证人从封建专制的传统道德的束缚中挣脱出来，中国的现代化才有可能实现，中国才会变得强大。此后的一系列小说创作也正贴合他的立人思想，在《呐喊》《彷徨》等作品中他尖锐地批判国民性即是对这一时期思想主张的践行。
随着三十年代革命形势的发展，鲁迅的立人启蒙思想逐渐发生变化。在《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了吗》《沙》等文章中，他提出“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从这里可以看出鲁迅对国民的态度不再是之前的批判，而是对国民大众的态度逐渐温和，鲁迅对国民性批判态度的微妙变化反映了此时鲁迅的立人思想逐渐开始大众化。早期鲁迅将众数与少数尖锐对立，并强调少数精神界之战士的救世作用，但先觉之士的萎靡颓废，以及他始终怀有的对启蒙的怀疑，还有三十年代革命运动的风起云涌都让他认识到大众的重要性。其实，对启蒙的怀疑贯穿鲁迅思想的始终，早期他在《药》、《孤独者》、《在酒楼上》《伤逝》等作品中塑造了魏连殳、吕纬甫、涓生等人物，这些人物的前后转变潜藏着鲁迅对启蒙的深层思考，这类型人物都是在最初高呼启蒙，提倡人的解放，随后遭遇各个方面的打击与冲突，于是便开始堕落萎靡，或一改新人姿态而与旧世俗同流合污，或将自身真理化缺乏内省能力，启蒙者自身脆弱、自封、理想化的特点，使得他们缺乏自省能力，难以和实践结合起来。而对于启蒙本身，鲁迅更是从一开始就在与钱玄同的回信中提到，有名的“铁屋子”论即是他对是否能实现启蒙的质疑。
早期便怀有的对文化启蒙的质疑，再加上二十年代中后期革命运动的展开，都影响到鲁迅后期思想的嬗变，他转而对实践、革命的期待。五四时期上层知识分子与底层群众之间发生断裂，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之间有着不平等的地位，二者的沟通失效使得民众“若观隔岸之火”，这已经决定了启蒙的最终结果。这时的鲁迅不再寄希望于文化救国，而是转向实践救国，相比起抽象的理想，他更看重当下践行的每一步。而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也为鲁迅思想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此时，左翼运动的兴起使得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涉及到民众的切实利益，民众自然愿意追随之。再加上西方世界大战暴露出了其制度的短板，知识分子们对其民主制度开始怀疑并将目光集中于俄国。三十年代革命形势的严峻也促使人们寻求解决中国问题的新方法新思路。这种种新因素的出现让鲁迅也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主张，五四启蒙的失败让他认识到只靠少数人的觉醒远远不足，中国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工农大众的参与，中国要摆脱侵略和落后，必须团结广大民众，将大众的力量集合起来。在三十年代内忧外患的国情中，鲁迅的思想有了变化，变化的核心就在于他看到了民众的力量，因此之后他的重心就放在了大众化、通俗化上，从思想到行动践行着新的主张。 鲁迅后来积极筹备左联，并一再强调要扩大战线，他已经认识到早期立人启蒙思想的局限性，仅仅依靠少数人拯救中国是不可能的，必须联合广大的工农大众统一战线才有希望。同时鲁迅此时批判的范围也有所扩大，后期他更多的是对国民党政府黑暗专制统治的不满和批判，并重视社会变革等宏观问题。其实这在他早年做的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就可以看出一二。他在这篇演讲中指出传统礼教的本质，认为强权政治是形成传统礼教扭曲毁坏的根本原因。魏晋时期当政者高声呐喊维护礼教，其实这些人正是戕害礼教者，而嵇康、阮籍等所谓的破坏礼教者才真正是传统文化的坚实拥护者。他指出，政治体制的封建专制与落后束缚了国民的个性发展，封建专制黑暗残酷的政治统治是形成中华民族诸多不良品性的原因。有鉴于此，后期鲁迅由对国民性的批判转向了对现实的批判。
二、文学观的坚持与文艺大众化的实践
鲁迅被尊称为革命的旗手，他与左翼的共同点就在于他们都对现实不满并积极勇敢地进行反抗，也正如有论者指出“鲁迅是以自己的方式和独立的姿态参加革命的”。以独立姿态加入左联的鲁迅，一直保持着自己的“愤怒”，他总是一针见血地将国民的软肋暴露出来，将苍劲有力的笔端化为最尖锐的武器，革除隐藏在中国民众中的扭曲的人性，革掉千百年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软弱奴性，时刻警惕革命偏离轨道的倾向。他以文字为武器，践行着自己的思想，但这并不意味着鲁迅放弃了自己的文学观，在革命高潮时期，他仍能清醒的认识文学，坚持自己的文学主张。这在他与周扬一派的论战中便可见一二。周扬等和鲁迅等人在三十年代中期有一场著名的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这场论争的本质即是文学与革命的关系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周扬等人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他强调文学应该为革命服务，认为文学主题、个性、主张、题材等都应该清晰明确，并规定了作者可以写的文学主题、题材等等，而且明确规定作者的创作方法必须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如此一来，文学便没有了所谓的个性变得千篇一律。这显然与鲁迅的主张相冲突，鲁迅等人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在文学方面，他坚持的是文学的不用之用论，即一方面文学要关涉社会，另一方面文学也有自己的独立特性。抗战时期是要统一战线，战线是要不断地扩大，但是这不意味着要放弃文学的特性，不意味着文学要牺牲个性，文学上的百花齐放是必要的。鲁迅认为作家可以继续从事自己所擅长的题材创作，但在抗战的立场上，作者是一定要坚定的支持抗战的，只要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工农大众，只要坚持抗战的立场是明确的，那么他创作的作品便也可以称之为革命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当然不乏宗派主义的影响，但本质上还是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讨论，鲁迅等人的行为显然是在为文学护法。鲁迅所提倡的革命文学是宏观的，他所要建立的革命文学，一如既往的贯彻着鲁迅的文学观，即强调文学的不用之用，既重视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又重视文学自身的特性。
鲁迅提出的文学观不仅维护了作家的创作自由，更在实践领域试图实现五四文学革命和左翼革命文学的对接。鲁迅“人的解放”的启蒙思想在进入三十年代后并没有放弃，而是仍然坚持立人精神并积极吸收新元素，然后将其纳入社会、阶级、国家的解放中。他在左联成立大会上做的演讲中不断强调战线应该扩大，应当培养出大群的新的战士，警惕内部人员无谓的内耗。在革命初始，太阳社和创造社成员不断对鲁迅、茅盾等新文学家发起进攻，其实是在自缚手脚。当鲁迅转向对革命实践的关注后，他所思考的便是如何改變现实，而这体现在他的文学实践中。后期鲁迅没有再创作小说，他的重心放在了文艺大众化、通俗化以及杂文创作上，这说明他后期更加注重实践的重要性，他在思考并践行怎样才能让大众掌握文学，如何让大众自己描绘自己的生活，进而“由哀音而变为怒吼”，实现全体大众的团结与解放。他认为所谓的平民文学，其实不过是读书人以自己所持的观点进行描述，这是一种代言行为，并不是普通大众自己的感受，必须让所有平民都掌握文字，他们才会描述自己的思想，平民的怒吼才是中国崛起的号子声。为此，鲁迅积极从各个方面展开具体实践。他支持文字拉丁化，本质上就是为了通过文字易懂好让大众掌握，进而让大众读懂文学、学会文学，以此便可以以文学为桥梁实现民众与理论的对接，他期盼通过大众参与文学来介入社会变革，试图以此弥补启蒙的缺点。鲁迅虽然出师未捷身先死，但是三四十年代仍有人在继承发展他的思想。四十年代萧军、丁玲等人在解放区创作了《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等作品，掀起了一股揭露黑暗的思潮，萧军号称是鲁迅弟子、丁玲自恃鲁迅的精神传人，继承五四时期启蒙思想，揭露时弊、批判黑暗。左翼思潮下鲁迅的身影时时显现，作为一股极具批判性和现实性的力量，他指引着一批批知识分子投身革命实践中去。
鲁迅文学创作中的“立人”思想，总是一针见血地将国民的软肋暴露出来，将苍劲有力的笔端化为最尖锐的武器，革除隐藏在中国民众中的扭曲的人性，革掉千百年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软弱奴性。在左翼思潮的观照下，鲁迅认识到普通民众的力量，试图通过团结民众而实现民族解放，随后他弃“文”从“医”（实践），从文化启蒙转而强调实践启蒙，他在后期践行着文艺大众化、通俗化，批判重心由国民性批判转向现实批判，重视文学介入社会革命，努力建起民众与上层知识分子沟通的桥梁，同时他强调文学具有自身的独特性，注重遵循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这也延续了他早期文学的不用之用论。鲁迅精神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认识到他的意义和价值有助于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推动中国文化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2]李洁非，杨劼.解读延安[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
[3]田刚.关于“两个口号”论争的重新检讨[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1）：16—28.
[4]田刚.毛泽东与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J].文史哲，2012（2）：116—128.
[5]田刚.鲁迅精神传统与延安文艺新潮的发生[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2（3）：14—24.
[6]程致中.取今复古，别立新宗[J].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2001（8）：395—401.
[7]李震.《摩罗诗力说》与中国诗学的现代转型[J].中国社会科学，2009（3）：159—171.
[8]贺仲明.后期鲁迅（1927——1936）新论[J].文艺研究，2017（1）：5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