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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说：“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我们目前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那些人物，能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力与聪明才智合而为一，……否则的话，……对国家甚至我想对全人类都将祸害无穷，永无宁日。”(柏拉图：《理想国》中译本第214页)这就是那个著名的圣哲国王之梦。两千年后，在西方，知识真正成为推动社会繁荣进步的决定性力量，知识阶层作为新兴的社会力量日益在社会结构中扮演决定性的角色。于是，在这些角色的扮演者中，便不乏一批理想国之梦的重温者。其中，阿尔文·W·古尔德纳就是为知识分子“国王”鸣锣开道的猛将。
对社会学略知一二的人，无不知晓古尔德纳的大名。这位帕森斯的学、生，以一部矛头直指帕森斯之结构功能主义的《西方社会学即将来临的危机》而声名鹊起，此书为他赢得了美国社会学学会颁发的最具权威的索罗金奖章。此后，他把精力主要用于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知识分子问题。他自一九七六年开始出版他的《辩证法的黑暗面》三部曲，其中的第二部著作《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以对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新阶级的兴起所做的出色分析而名噪一时。“古尔德纳使受到大量抨击的‘新阶级’的概念取得了显赫的地位。”
今天，我们有幸得以在冷静的气氛中思考知识分子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值此之际，重谈古尔德纳在近十年前构画的新理想国的蓝图，也许是不无裨益的。
知识阶层的崛起和新阶级①的理论
自十七世纪的科学革命和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以来，最明显的社会现象莫过于知识的社会作用愈来愈显著，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日益提高。自从科学在十八世纪成为一种新的职业以来，它的从业人员一直在增长，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家的数量呈指数增长，它源源不断生产着新的知识，推动着一次次技术革命，为社会的发展注入强劲的动力，因而科技人员成为当今社会中最重要的社会集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欧美社会，一个新生的中产阶级悄然出现，它人数倍增，职能广泛，“白领”已经充斥所有现代的机构；由于生产发展，技术工艺的日益复杂，劳动分工更加专业化，在资本主义社会心脏——企业——的内部，出现了在经济学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两权分离，生产资料的所有者退居幕后，一个主管企业经营和发展的经理阶层登上了历史舞台；随着马克斯·韦伯所构画的基于“合理的法律而实施管理、统治的机构”，也即官僚组织的增长，大批具有专门知识和技能的人进入这日益庞大的官僚组织，成为利益重迭的“权力精英”(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则是所谓的“国家干部”)；所有这些，自然依赖于一个崭新的公共教育体系的发展，而这又促进了教师集团的迅速扩展，教师在当今社会中被认为是社会的“代表”。
这一切不能不引起身为知识分子之一员的社会理论家的注意。于是，关于知识分子新阶级的理论层出不穷。
美国社会学泰斗帕森斯从他保守性的功能主义社会学理论出发，认为知识分子新阶级是一个“职业人员”的集团，它负有某种道德责任，负责将唯利是图的旧阶级提高成一个具有集体意识的阶级，最终它们融为一体，塑造一代新的精英，克服旧阶级的合法性危机，从而实现社会的整合。然而，这不是对现实的实证分析，而是帕森斯在其理论大厦中精心设计的一个花园。
几位年轻气盛的社会学家，如诺姆·乔姆斯基和莫里斯·蔡特林则愤愤然地指责知识分子新阶级是权力的奴仆。旧阶级一如既往仍然把持着社会的权力，而新阶级则为了得到赞赏、发迹、奖励、出人头地而向旧阶级阿谀谄媚。
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一些学者(他们大多身兼政治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官僚阶层的抨击和忧虑。托洛斯基三十年代在流放中说，生产资料虽属国有，“而国家却‘属于’官僚阶层”。南斯拉夫的吉拉斯和捷克斯洛伐克的锡克(两位都担任过各自政府的副总理，后来流亡国外)分别写下了言辞激烈的《新阶级》和《共产主义政权体系》，矛头直指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官僚阶层。而列宁和铁托在晚年都为官僚阶层的膨胀而忧心忡仲。
与此相反，美国两位红极一时的自由主义者，约翰·加尔布雷斯和丹尼尔·贝尔，则为新阶级大唱赞歌。加尔布雷斯秉承一直被忽视的维布伦(又译凡勃仑)的制度经济学的分析传统，解剖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分配结构，他在《新工业国》和《经济学和公共目标》等一系列著作中，强调现代资本主义大公司的权力已经转移到了一些在生产、经营管理、财务、推销、法律、科学技术研究等方面有专业知识的专门人才的手中，他们担任公司的经理、工程师、各级主管等职务，他们集体作出决策，他们的决策具有权威性。专家统治论者处于权力结构的中心。贝尔那本影响波及好几大洲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我国前些年关于新技术革命的空前热烈的大讨论之源就是这本书)，干脆预言未来的后工业社会是以理论知识为“中轴”的，他说，“很清楚，在未来的社会里，不论人们如何下定义，科学家、专业人员、技术人员和技术官员将会在社会的政治生活中起到主导作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译本第91页)
而德国的社会批判理论家哈贝马斯则不仅对有产的旧阶级毫无依恋之情，而且对新阶级中的技术知识分子也深为反感。他建议恢复道德和理性在社会系统中的地位，并使技术专家服从之，而这些道德和理性的监护人则是那些人文主义精英，即批判理论家。
凡此种种，的确令人眼花缭乱。于是，时势造就了古尔德纳，他挑起了综合新阶级理论的重任。
人类历史上的新王牌
古尔德纳把他的新阶级理论建立在两大支柱上，即文化资本理论和语言共同体理论。
在古尔德纳看来，新阶级既不同于过去的无产阶级，也不同于旧的资产阶级，它是一种文化资产阶级。新阶级脱胎于旧的资产阶级，它最初无非就是由旧阶级成员的受过教育的姐妹、兄弟和子女组成。公共教育体系的出现和发展扩大了新阶级的来源。从而，新阶级开始强调它的自主性，强调它同旧阶级相脱离，并且具有独立的“商业”利益或政治利益，而这种自主性的基础，是所谓的文化资本，即经由教育体系传授的专门知识或技能。这样，新阶级就有一种被称为“职业主义”的意识形态，它虽然未把矛头直指旧阶级，但却心照不宣地宣布新阶级在专业技术和道德上优于旧阶级；它提出的核心主张是新阶级的合法性，从而也就取消了旧阶级的权威。
文化资产阶级这一成分的划定，是基于所谓的一般资本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凡是能为生产有利可图的商品做出贡献并为其拥有者带来合法获得规定收入之权利的任何客体都是资本。因而，传统政治经济学中的资本只是“一般资本”的特例。而正是在科学技术的成果以及现代科学管理知识和技能成为社会经济运转的主动力的今天，传统资本的支配性地位开始让位于文化资本。事实上，古尔德纳的文化资本说是以经济学中的人力资本理论为背景的。早在一九六○年，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就提出人力资本(教育、才能、意志)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物质资本和劳动力重要得多。舒尔茨因此获得一九七九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金。现在，人力资本已经成为经济学的一个基本概念。
然而，文化资本并不一定为新阶级所独占，在教育如此普及的今天，哪个阶级没有文化呢？为区分新阶级同其他阶级，古尔德纳又提出两条标志：一、新阶级占有相对大量的文化资本储备，而且其收入来源主要是文化资本；二、同时，新阶级还拥有一种特殊的文化，即批评探讨文化。
古尔德纳借用语言学家巴塞尔·伯恩斯坦有关知识分子表达交流符号的研究，提出新阶级是一个语言共同体，其成员共享一种所谓的批评探讨文化(简写CCD)，这实际上是一种语言和思维模式，是在日常工作和学术辩论中发展出来的一套精致严谨的交流密码体系，它强调探讨规则，强调不受外界环境的左右(即所谓的“情境无涉性”)，强调对交谈者之断言的评判不取决于交谈者的身份(例如年龄、地位等)，强调评判不通过掌握权力的权威依赖权力来行使。最后这几方面使我们联想到美国科学社会学界对科学精神的定义，即科学精神之一是所谓的普遍主义(universalism)，即对科学成就的评判不应同科学成就创造者的任何社会属性(例如年龄、种族、国籍、性别、宗教信仰等)有联系。很显然，古尔德纳提出的批评探讨文化，就是科学精神(普遍主义)的外展。
正是由于作为文化资产阶级和作为拥有批评探讨文化的语言共同体，决定着知识分子新阶级的种种特征。做为文化资产阶级，新阶级同旧的资产阶级是对立的，因而它要求扫除阻碍其优势发展的不平等，打破原有的等级体系，使财产日趋公有，以便突出其文化资本的决定性，从而为新阶级谋取政治和经济上的利益。新阶级的CCD是一种解放力量，但它本身包含着自我封闭的种子。它强调谨慎、自律和严肃，因而容易丧失热情和自发性；它强调情境无涉性，这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对环境背景的迟钝。新阶级既是解放者，又是精英主义者。它所拥有的文化资本和批评探讨文化是批判已有的支配形式的基础，并且提供着一种逃离传统的出路，但是它也孕育着新的支配的种子。
尽管新阶级身上有难解的死结，尽管新阶级的内部(技术知识分子和人文知识分子)存在着裂隙，但是，在古尔德纳看来，它仍然有可能成为新的普遍阶级②。新阶级绝不象乔姆斯基所说的是“权力的奴仆”，尽管也不象加尔布雷思和贝尔所估计得那样乐观，但新阶级毕竟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变得更加强有力，更加具有独立性。新阶级固然不具有乔姆斯基所要求的道德高度，但也不象帕森斯说的那样恋旧，它虽然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但是它毕竟具有一种新的集体取向。“新阶级没有抑制生产力的动机，也不希望唯一根据有利可图的原则发展生产力。新阶级拥有现代生产力的未来所依赖的科学知识和专业技能。同时，新阶级的成员对持续的技术发展带来的生态‘副效应’和长期不经济越来越敏感。而且，新阶级是反对几乎一切形式的审查制度的一个核心，因此以一种比在技术上投资更广泛的理性体现着普遍的社会利益。虽然新阶级在全世界处在民族主义运动的中心，但是在这种运动阶段过去以后，新阶级也是所有社会阶层中最具有国际主义和普遍主义的；它是所有精英中最具有世界主义的。”(《知识分子》第83页)因此，在古尔德纳看来，新阶级是人类历史到了今天可能打出的最好的一张王牌。
柏拉图情结
这就是在西方世界代代相传的柏拉图情结：
知识分子相信，他们的文化代表着人类最伟大的成就、最古老悠久的智慧和最先进的现代科学技术，他们为人类的幸福和富裕做出了贡献，他们理应获得更多的报酬。知识分子新阶级相信，“世界应该由那些拥有优越的才能、智慧和科学的人(也就是他们自己)来支配。柏拉图情结，……是新阶级的最深层的、希望付诸实现的幻想。”(第65页)
然而，这种幻想在柏拉图那里毕竟只能是理想国中的空谈。柏拉图象大多数富于理想主义精神的知识分子一样，他在《理想国》中把问题简化到超出人类关系所能容许的范围。“粕拉图断定明智的政府必然是由少数人治理的政府，这是对的，但人们不能单是把开明的专制奉为政治定论。断言统治纯粹是一个科学知识的问题，平民大众可以将其托付给少数受过高度训练的专家，这是忽略了这样一个意义深远的信念，即有些事情是必须由个人自己来决定的。”(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商务印书馆一九八六年版，第91—92页)因此，柏拉图情结从一开始就是反民主的、忽视个人自由的。值得庆幸的是，柏拉图在晚年走出了他精心构画的理想国，在其至今不大引人注意的《法律篇》中恢复了法律在希腊人的道德观念中所应有的地位。他的后期思想经由亚里士多德发扬光大，影响深远。西方社会历经艰辛终于走上了民主和法治的轨道。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当代知识分子之柏拉图情结的进步意义。
诚然，现代西方社会在法治，保障个人(尤其是少数人)的权利和自由方面确实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其政府以及统治者的权力也经过某种程序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被统治者的同意。但是西方社会的民主远不是理想主义的民主理论所设想的那样，西方社会的机会远非其机会平等的宣传者所说的那样平等。核心的问题就是经济地位的不平等，人们拥有财富的不平等。富有者经常可以利用他们所拥有的财富干着与平等原则背道而驰的事情，而西方的竞选制度更是只为富有者铺平通向权力的道路。西方的民主制度是以金钱来维持，西方的平等是在金钱面前的平等。于是，西方一批自由主义的思想家孜孜以求一种新的平等基础，为西方民主制度的发展指点迷津。
古尔德纳关于知识分子新阶级的理论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他竭力为新阶级鸣锣开道，为的是建立一个新型的社会，其中文化成为平等的基础，同时也成为政府与统治者合法性的基础。这是对基于金钱的平等的一种超越，是民主制度的新希望。民主绝不意味着事事都要由每一个人都参与；民主只意味着如果某人想参与某事，他就有可能参与。这种可能性越大，就越接近民主的理想状态。可以肯定的说，古尔德纳的新王牌以及丹尼尔·贝尔的“一种公正的能者统治”并不是以践踏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为前提的。现代的柏拉图情结只是呼吁并渴望知识分子新阶级担负起更加沉重的历史使命：重新认识自我，并在此基础上求得新型的人际关系，重建维系社会一统的精神道德支柱。
最后，我们谈谈中国的情况。作为一种大跨度的思考，古尔德纳把中国的历史选择也纳入他的理论框架。在他看来，“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避免新阶级的技术知识分子兴起的努力，“但是技术知识分子是具有理性的精英，既提高社会生产力又增进社会理解，现在中国正在清算‘文化大革命’，并正在选择新阶级。”(第53页)这种对“文化大革命”性质的界定是令人啼笑皆非的，但是古尔德纳对中国现状的粗略描述却也道出某些真实的东西。然而，这在中国的历史上无论如何不是一张好王牌(甚至很难说是一张王牌)。毫无疑问，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缺少法治和维护个人权利与自由的传统，因此精英主义有可能悄悄地成为民主的替代物而阻碍中国社会的进步。而中国的知识分子恰恰应该肩负这样的历史责任：通过对传统的改造和转化，确立个人在社会中应有的地位，从而为中国走向现代国家铺平思想上的道路。中国知识分子能否肩负起这一历史责任呢！
一九八八年三月
(《知识分子的未来与新阶级的兴起》，〔美〕阿尔文·古尔德纳著，邹儒安译，顾听校，《知识分子丛书》，即将由学苑出版社出版)
①在英文中“阶级”和“阶层”是一个词。在中文中，“阶级”特指根据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做为划分标准而划分的阶层。由于在这里的讨论中，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不是主要的内容，因此，对阶层和阶级不做严格的区分。
②普遍阶级(universalclass)：即代表着全人类利益和未来发展方向的阶级。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就是普遍阶级。
对社会学略知一二的人，无不知晓古尔德纳的大名。这位帕森斯的学、生，以一部矛头直指帕森斯之结构功能主义的《西方社会学即将来临的危机》而声名鹊起，此书为他赢得了美国社会学学会颁发的最具权威的索罗金奖章。此后，他把精力主要用于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知识分子问题。他自一九七六年开始出版他的《辩证法的黑暗面》三部曲，其中的第二部著作《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以对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新阶级的兴起所做的出色分析而名噪一时。“古尔德纳使受到大量抨击的‘新阶级’的概念取得了显赫的地位。”
今天，我们有幸得以在冷静的气氛中思考知识分子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值此之际，重谈古尔德纳在近十年前构画的新理想国的蓝图，也许是不无裨益的。
知识阶层的崛起和新阶级①的理论
自十七世纪的科学革命和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以来，最明显的社会现象莫过于知识的社会作用愈来愈显著，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日益提高。自从科学在十八世纪成为一种新的职业以来，它的从业人员一直在增长，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家的数量呈指数增长，它源源不断生产着新的知识，推动着一次次技术革命，为社会的发展注入强劲的动力，因而科技人员成为当今社会中最重要的社会集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欧美社会，一个新生的中产阶级悄然出现，它人数倍增，职能广泛，“白领”已经充斥所有现代的机构；由于生产发展，技术工艺的日益复杂，劳动分工更加专业化，在资本主义社会心脏——企业——的内部，出现了在经济学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两权分离，生产资料的所有者退居幕后，一个主管企业经营和发展的经理阶层登上了历史舞台；随着马克斯·韦伯所构画的基于“合理的法律而实施管理、统治的机构”，也即官僚组织的增长，大批具有专门知识和技能的人进入这日益庞大的官僚组织，成为利益重迭的“权力精英”(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则是所谓的“国家干部”)；所有这些，自然依赖于一个崭新的公共教育体系的发展，而这又促进了教师集团的迅速扩展，教师在当今社会中被认为是社会的“代表”。
这一切不能不引起身为知识分子之一员的社会理论家的注意。于是，关于知识分子新阶级的理论层出不穷。
美国社会学泰斗帕森斯从他保守性的功能主义社会学理论出发，认为知识分子新阶级是一个“职业人员”的集团，它负有某种道德责任，负责将唯利是图的旧阶级提高成一个具有集体意识的阶级，最终它们融为一体，塑造一代新的精英，克服旧阶级的合法性危机，从而实现社会的整合。然而，这不是对现实的实证分析，而是帕森斯在其理论大厦中精心设计的一个花园。
几位年轻气盛的社会学家，如诺姆·乔姆斯基和莫里斯·蔡特林则愤愤然地指责知识分子新阶级是权力的奴仆。旧阶级一如既往仍然把持着社会的权力，而新阶级则为了得到赞赏、发迹、奖励、出人头地而向旧阶级阿谀谄媚。
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一些学者(他们大多身兼政治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官僚阶层的抨击和忧虑。托洛斯基三十年代在流放中说，生产资料虽属国有，“而国家却‘属于’官僚阶层”。南斯拉夫的吉拉斯和捷克斯洛伐克的锡克(两位都担任过各自政府的副总理，后来流亡国外)分别写下了言辞激烈的《新阶级》和《共产主义政权体系》，矛头直指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官僚阶层。而列宁和铁托在晚年都为官僚阶层的膨胀而忧心忡仲。
与此相反，美国两位红极一时的自由主义者，约翰·加尔布雷斯和丹尼尔·贝尔，则为新阶级大唱赞歌。加尔布雷斯秉承一直被忽视的维布伦(又译凡勃仑)的制度经济学的分析传统，解剖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分配结构，他在《新工业国》和《经济学和公共目标》等一系列著作中，强调现代资本主义大公司的权力已经转移到了一些在生产、经营管理、财务、推销、法律、科学技术研究等方面有专业知识的专门人才的手中，他们担任公司的经理、工程师、各级主管等职务，他们集体作出决策，他们的决策具有权威性。专家统治论者处于权力结构的中心。贝尔那本影响波及好几大洲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我国前些年关于新技术革命的空前热烈的大讨论之源就是这本书)，干脆预言未来的后工业社会是以理论知识为“中轴”的，他说，“很清楚，在未来的社会里，不论人们如何下定义，科学家、专业人员、技术人员和技术官员将会在社会的政治生活中起到主导作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译本第91页)
而德国的社会批判理论家哈贝马斯则不仅对有产的旧阶级毫无依恋之情，而且对新阶级中的技术知识分子也深为反感。他建议恢复道德和理性在社会系统中的地位，并使技术专家服从之，而这些道德和理性的监护人则是那些人文主义精英，即批判理论家。
凡此种种，的确令人眼花缭乱。于是，时势造就了古尔德纳，他挑起了综合新阶级理论的重任。
人类历史上的新王牌
古尔德纳把他的新阶级理论建立在两大支柱上，即文化资本理论和语言共同体理论。
在古尔德纳看来，新阶级既不同于过去的无产阶级，也不同于旧的资产阶级，它是一种文化资产阶级。新阶级脱胎于旧的资产阶级，它最初无非就是由旧阶级成员的受过教育的姐妹、兄弟和子女组成。公共教育体系的出现和发展扩大了新阶级的来源。从而，新阶级开始强调它的自主性，强调它同旧阶级相脱离，并且具有独立的“商业”利益或政治利益，而这种自主性的基础，是所谓的文化资本，即经由教育体系传授的专门知识或技能。这样，新阶级就有一种被称为“职业主义”的意识形态，它虽然未把矛头直指旧阶级，但却心照不宣地宣布新阶级在专业技术和道德上优于旧阶级；它提出的核心主张是新阶级的合法性，从而也就取消了旧阶级的权威。
文化资产阶级这一成分的划定，是基于所谓的一般资本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凡是能为生产有利可图的商品做出贡献并为其拥有者带来合法获得规定收入之权利的任何客体都是资本。因而，传统政治经济学中的资本只是“一般资本”的特例。而正是在科学技术的成果以及现代科学管理知识和技能成为社会经济运转的主动力的今天，传统资本的支配性地位开始让位于文化资本。事实上，古尔德纳的文化资本说是以经济学中的人力资本理论为背景的。早在一九六○年，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就提出人力资本(教育、才能、意志)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物质资本和劳动力重要得多。舒尔茨因此获得一九七九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金。现在，人力资本已经成为经济学的一个基本概念。
然而，文化资本并不一定为新阶级所独占，在教育如此普及的今天，哪个阶级没有文化呢？为区分新阶级同其他阶级，古尔德纳又提出两条标志：一、新阶级占有相对大量的文化资本储备，而且其收入来源主要是文化资本；二、同时，新阶级还拥有一种特殊的文化，即批评探讨文化。
古尔德纳借用语言学家巴塞尔·伯恩斯坦有关知识分子表达交流符号的研究，提出新阶级是一个语言共同体，其成员共享一种所谓的批评探讨文化(简写CCD)，这实际上是一种语言和思维模式，是在日常工作和学术辩论中发展出来的一套精致严谨的交流密码体系，它强调探讨规则，强调不受外界环境的左右(即所谓的“情境无涉性”)，强调对交谈者之断言的评判不取决于交谈者的身份(例如年龄、地位等)，强调评判不通过掌握权力的权威依赖权力来行使。最后这几方面使我们联想到美国科学社会学界对科学精神的定义，即科学精神之一是所谓的普遍主义(universalism)，即对科学成就的评判不应同科学成就创造者的任何社会属性(例如年龄、种族、国籍、性别、宗教信仰等)有联系。很显然，古尔德纳提出的批评探讨文化，就是科学精神(普遍主义)的外展。
正是由于作为文化资产阶级和作为拥有批评探讨文化的语言共同体，决定着知识分子新阶级的种种特征。做为文化资产阶级，新阶级同旧的资产阶级是对立的，因而它要求扫除阻碍其优势发展的不平等，打破原有的等级体系，使财产日趋公有，以便突出其文化资本的决定性，从而为新阶级谋取政治和经济上的利益。新阶级的CCD是一种解放力量，但它本身包含着自我封闭的种子。它强调谨慎、自律和严肃，因而容易丧失热情和自发性；它强调情境无涉性，这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对环境背景的迟钝。新阶级既是解放者，又是精英主义者。它所拥有的文化资本和批评探讨文化是批判已有的支配形式的基础，并且提供着一种逃离传统的出路，但是它也孕育着新的支配的种子。
尽管新阶级身上有难解的死结，尽管新阶级的内部(技术知识分子和人文知识分子)存在着裂隙，但是，在古尔德纳看来，它仍然有可能成为新的普遍阶级②。新阶级绝不象乔姆斯基所说的是“权力的奴仆”，尽管也不象加尔布雷思和贝尔所估计得那样乐观，但新阶级毕竟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变得更加强有力，更加具有独立性。新阶级固然不具有乔姆斯基所要求的道德高度，但也不象帕森斯说的那样恋旧，它虽然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但是它毕竟具有一种新的集体取向。“新阶级没有抑制生产力的动机，也不希望唯一根据有利可图的原则发展生产力。新阶级拥有现代生产力的未来所依赖的科学知识和专业技能。同时，新阶级的成员对持续的技术发展带来的生态‘副效应’和长期不经济越来越敏感。而且，新阶级是反对几乎一切形式的审查制度的一个核心，因此以一种比在技术上投资更广泛的理性体现着普遍的社会利益。虽然新阶级在全世界处在民族主义运动的中心，但是在这种运动阶段过去以后，新阶级也是所有社会阶层中最具有国际主义和普遍主义的；它是所有精英中最具有世界主义的。”(《知识分子》第83页)因此，在古尔德纳看来，新阶级是人类历史到了今天可能打出的最好的一张王牌。
柏拉图情结
这就是在西方世界代代相传的柏拉图情结：
知识分子相信，他们的文化代表着人类最伟大的成就、最古老悠久的智慧和最先进的现代科学技术，他们为人类的幸福和富裕做出了贡献，他们理应获得更多的报酬。知识分子新阶级相信，“世界应该由那些拥有优越的才能、智慧和科学的人(也就是他们自己)来支配。柏拉图情结，……是新阶级的最深层的、希望付诸实现的幻想。”(第65页)
然而，这种幻想在柏拉图那里毕竟只能是理想国中的空谈。柏拉图象大多数富于理想主义精神的知识分子一样，他在《理想国》中把问题简化到超出人类关系所能容许的范围。“粕拉图断定明智的政府必然是由少数人治理的政府，这是对的，但人们不能单是把开明的专制奉为政治定论。断言统治纯粹是一个科学知识的问题，平民大众可以将其托付给少数受过高度训练的专家，这是忽略了这样一个意义深远的信念，即有些事情是必须由个人自己来决定的。”(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商务印书馆一九八六年版，第91—92页)因此，柏拉图情结从一开始就是反民主的、忽视个人自由的。值得庆幸的是，柏拉图在晚年走出了他精心构画的理想国，在其至今不大引人注意的《法律篇》中恢复了法律在希腊人的道德观念中所应有的地位。他的后期思想经由亚里士多德发扬光大，影响深远。西方社会历经艰辛终于走上了民主和法治的轨道。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当代知识分子之柏拉图情结的进步意义。
诚然，现代西方社会在法治，保障个人(尤其是少数人)的权利和自由方面确实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其政府以及统治者的权力也经过某种程序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被统治者的同意。但是西方社会的民主远不是理想主义的民主理论所设想的那样，西方社会的机会远非其机会平等的宣传者所说的那样平等。核心的问题就是经济地位的不平等，人们拥有财富的不平等。富有者经常可以利用他们所拥有的财富干着与平等原则背道而驰的事情，而西方的竞选制度更是只为富有者铺平通向权力的道路。西方的民主制度是以金钱来维持，西方的平等是在金钱面前的平等。于是，西方一批自由主义的思想家孜孜以求一种新的平等基础，为西方民主制度的发展指点迷津。
古尔德纳关于知识分子新阶级的理论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他竭力为新阶级鸣锣开道，为的是建立一个新型的社会，其中文化成为平等的基础，同时也成为政府与统治者合法性的基础。这是对基于金钱的平等的一种超越，是民主制度的新希望。民主绝不意味着事事都要由每一个人都参与；民主只意味着如果某人想参与某事，他就有可能参与。这种可能性越大，就越接近民主的理想状态。可以肯定的说，古尔德纳的新王牌以及丹尼尔·贝尔的“一种公正的能者统治”并不是以践踏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为前提的。现代的柏拉图情结只是呼吁并渴望知识分子新阶级担负起更加沉重的历史使命：重新认识自我，并在此基础上求得新型的人际关系，重建维系社会一统的精神道德支柱。
最后，我们谈谈中国的情况。作为一种大跨度的思考，古尔德纳把中国的历史选择也纳入他的理论框架。在他看来，“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避免新阶级的技术知识分子兴起的努力，“但是技术知识分子是具有理性的精英，既提高社会生产力又增进社会理解，现在中国正在清算‘文化大革命’，并正在选择新阶级。”(第53页)这种对“文化大革命”性质的界定是令人啼笑皆非的，但是古尔德纳对中国现状的粗略描述却也道出某些真实的东西。然而，这在中国的历史上无论如何不是一张好王牌(甚至很难说是一张王牌)。毫无疑问，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缺少法治和维护个人权利与自由的传统，因此精英主义有可能悄悄地成为民主的替代物而阻碍中国社会的进步。而中国的知识分子恰恰应该肩负这样的历史责任：通过对传统的改造和转化，确立个人在社会中应有的地位，从而为中国走向现代国家铺平思想上的道路。中国知识分子能否肩负起这一历史责任呢！
一九八八年三月
(《知识分子的未来与新阶级的兴起》，〔美〕阿尔文·古尔德纳著，邹儒安译，顾听校，《知识分子丛书》，即将由学苑出版社出版)
①在英文中“阶级”和“阶层”是一个词。在中文中，“阶级”特指根据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做为划分标准而划分的阶层。由于在这里的讨论中，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不是主要的内容，因此，对阶层和阶级不做严格的区分。
②普遍阶级(universalclass)：即代表着全人类利益和未来发展方向的阶级。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就是普遍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