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面，职业足球所带来的利益增量，不在行政体系的盘子之内，因此，中国足协在操盘职业足球时，可以方便地避开行政体系的监管：而在另—方面，中国足协的行政权力属性，又可以用于抵挡新兴的市场主体们要求参与规则制定、利益分配等正当诉求。
　　
　　职业足坛的扫黑行动先从有组织犯罪团伙延伸到了俱乐部层级，最终波及到了中国足球的实际掌门人(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力度不可谓不大，然而，对于了解中国职业足球的社会公众而言，所有这一切早在意料之中，如今不过是迟来的正义而已。
　　值得反思的是，这么大范围、涉及这么多人和事的腐化过程，并非一日之寒，其实—直就暴露在公众的视野之下，且演化过程犹如一艘不断漏水的巨轮，最终却无法避免地下沉，这究竟是为什么?
　　1992年前后，中国体育体制转向奥运战略，水平不高的专业足球面临被抛弃的危险，也正是在1992年，建设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得以确立，在这样的背景下，陷入危机的中国足球背水一战，于1994年开启了职业化足球。
　　由于长期奉行专业体育的举国体制，并无实施职业足球的市场化微观基础，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足球和其他许多领域一样，采用了由非市场的手段推动市场化改革的路径，由带有行政权力属性的中国足协来担任市场化建设的启动者和孵化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作出这样的尝试可以理解，人们也相信，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深入和市场主体的发育，作为主管部门的中国足协终将淡出具体的经营。一个符合市场原则和法制要求的职业足球市场终将得到确立，并为中国足球水平的提升作出其贡献。
　　在1990年代中期的时代氛围中，人们对于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图景仍旧抱有信心，中国职业足球也在这样的氛围中得到了热烈的支持乃至追捧，迅速地获得了成功，中国足协也成为了最大的赢家，在保有原来的专业管理权力的同时，还获得了对新兴的职业足球市场的绝对主导权。与人们的期待相反。中国足协并没有放弃这一绝对主导权的丝毫想法，而巨大的利益也巩固了中国足协的揽权冲动，因此。就在人们欢欣鼓舞的同时，权力主导的市场改革或者我称之为官办市场的弊端却逐步显露了出来，并一点一点地蚕食曾经获得的成果，直到输个精光。
　　由权力主导的市场改革，赋予了中国足协的一身二任，它既是行政主导的专业足球，又是市场主导的职业足球的组织管理者；这样的身份给予了中国足协双重的方便，一方面，职业足球所带来的利益增量，不在行政体系的盘子之内，因此，中国足协在操盘职业足球时，可以方便地避开行政体系的监管，而在另—方面，中国足协的行政权力属性，又可以用于抵挡新兴的市场主体们要求参与规则制定、利益分配等正当诉求。
　　中国足协深知，在现行体制下-自身权力的基础来自行政权力体系，只要获得了行政权力体系的认可，就无事不可为。
　　为了获得行政权力体系的支持，在行政体系的政绩目标与市场体系的运营目标之间出现矛盾时，中国足协总是偏向于前者，而牺牲后者，如为了确保世界杯出线，而不惜腰斩联赛、取消升降级。反过来，—旦拥有了行政权力体系的支持，中国足协也就拥有了对职业足球的主导控制权。
　　由于中国足协本身就是新兴的足球职业化改革的主导者，只要它顽固拒绝制定更合理的规则，拒绝赋予利益各方相应的权利，那么，在现行的框架内，无论是俱乐部、球迷、媒体，还是专业人士，都缺乏可资运用的合法手段和资源，向中国足协发起挑战。因此，即使是2004年底徐明、张海等人起而夺权，得到了球迷和媒体近乎一边倒的支持，也很轻易地被摆平了。
　　在这样的逻辑面前，一度火红的中国职业足球很快就沦为了弃儿。一边是中国足协为了固权而力图全力满足行政体系的政绩需求，一边却是新兴的职业足球利益各方找不到参与的渠道以制约中国足协，就在中国足协用世界杯出线来表功取宠的同时，中国职业足球也迅速滑向深渊。
　　中国足球的悲剧表明，尽管行政权力可以为市场化改革开创一定的条件，但是，只要行政权力依旧保持着绝对的主导权，而不给予市场利益各方以相应权利，那么，这样一个市场就注定是缺乏规则和权力缺乏制约的。一旦行政权力开始胡作非为，新兴的市场利益各方毫无还手之力，只能徒劳地看着曾经取得的成就毁灭殆尽。这是在中国职业足球市场上已经发生了的悲剧，考虑到权力主导乃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般逻辑，这一悲剧也可能会发生在更多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