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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人民日报的一条旧微博爆了：一位女士因为下班后未及时回复工作微信第二天被辞退，尽管她还在孕期。
加班在中国是常态，也是悠久历史。九年义务教育之内，我们“地大物博”，九年义务教育之外，我们“勤劳勇敢”，翻译过来就是“爱加班”。
在百度输入“中国加班”，第一条就是“中国为什么是加班大国”。
这个“加班大国”的帽子到底是如何来的呢？
【1】
1996年，農民工对于加班是不是合理合法的疑问，开始屡屡见诸报端。
比如，“我们是电子厂职工，一天加班8～9个小时。我们对此提出异议，公司却说给了加班费，你们没白干。请问：给了加班费就可以让职工加班吗？”
还有，“我是鞋厂女工，业务多了就得加班做鞋，从晚上6点忙到12点，按件算工资，没有周六、周日休息。请问：这样按件发工资合理吗？”
这类法律咨询不计其数，成为那个时代农民工对“血汗工厂”的第一手描述。
2004年，广州万利达纸品厂先遭工人投诉，后殴打采访记者，随即被媒体曝光。据工人们控诉，这家企业24小时生产，每月超时加班200小时，没有节假日、没有加班费，甚至连饭都必须在车间吃，几百块的月工资都要拖欠两月再发，终于引发众怒。
这类工厂数量众多，演绎的悲剧则千篇一律。由于劳动时间太长、安全条件太差，致死、致残的生产事故屡有发生；工人没有劳动合同、社会保险和生命保障；只要敢拒绝加班，轻则扣薪解雇，重则惨遭毒打。
【2】
奇怪的一点是：只要不威胁生命，不少打工者甚至“愿意”加班。
2007年，深圳志峰五金塑料厂女工熊绍敏，因与同事争执遭到主管“惩罚”：禁止周末加班。这意味着她当月将损失100元加班费。受此刺激，熊绍敏下班后脑血管爆裂，陷入昏迷。这样的结果，着实令人唏嘘。
在不少打工者看来，不加班就挣不到钱，所以加班多、加班费足的厂才是“好厂”。而“好厂”的典型代表，正是富士康。
2006年，《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王佑率先揭秘富士康，像工人站立工作12小时、生产线上禁止说话、太过疲劳乃至累倒的情形被曝光，引发公众愤慨。
此后，富士康又增加底薪、减少加班，玩了手“明升暗降”的伎俩。结果一到节假日，加班竟成了人人争抢的“香饽饽”。有位生产线线长甚至放出狠话：“只要有一次不配合加班，我就让你从此以后一个班都没得加。”
100多万农民工糊口要紧，从不拖欠工资和加班费的富士康，才是心中首选。
【3】
蓝领加班需要血汗工厂，白领加班则需要“加班文化”。
当外资大举进入中国，高学历、高收入、高福利的白领职位曾令无数人追捧艳羡。可风光无限的背后，却充斥着高强度、超负荷的劳动，特别在“加班成疯”的日韩企业里。
“我们经常加班加点，每月加班超过200小时，连加班费都没有”、“楼道里、卫生间、办公室，保不准就能看见抹眼泪的女孩子，进公司没哭过的几乎没有”……很难想象，这竟是北京CBD高档写字楼里的工作氛围。
任正非公司有床垫，马化腾凌晨回邮件，史玉柱半夜都开会，雷军常年7×16小时，“首富”王健林的日程表更是轰动全网：4点就起床，连干16小时……中国最优秀的老板都是工作狂，普通员工有什么资格不加班？
于是，加班员工升职受奖，下班员工遭淘汰鄙视，企业的竞争压力被层层传递，“加班文化”就这样自然形成。
【4】
行业特性，决定了很多人注定是“加班奴”。
做广告、公关、咨询的，要加班：白天跟客户谈意向，晚上回到公司开始挑灯夜战，一天干十二三小时是家常便饭，连熬几个通宵不稀罕。
干媒体的，热点一出就是号角；当医生的，病人一倒就是命令。抢新闻、救性命都不分白天黑夜地争分夺秒，不加班也就不用干这行了。
在所有行业中，IT业是加班最疯狂的行业，没有之一。
17：30下班，18：30有公司班车，于是没人逼你，大家主动加班一小时。
18：30准备坐班车，一项好处涌上心头：8点有东来顺的工作餐，样多、管饱、有水果。想想回家还要做晚饭，干脆再加班一小时，吃完工作餐再回家呗；
吃饱喝足要回家，又一项福利脑际盘旋：10点打车报销。干了十几个小时，哪有力气挤公交？那就再主动加班两个小时呗。
这样的加班条件已经算是好的了，还有大批公司无偿加班。
有数据显示，中国90%的行业周工时超过40小时，50%的行业周加班4小时以上；80%以上职场人“被迫加班”，70%的“加班族”无偿加班，深圳才是中国的“加班之城”……
当代中国人，宿命般地身处一个“加班时代”。
【5】
1992年，当《世界知识》杂志刊出《日本的过劳死》一文时，很多中国人上班，还停留在迟到、早退、看报、喝茶、买菜、织毛衣、接孩子的懒散状态，想象不出上班怎么会“累死人”。
弹指一挥间。2006年，中国跃升为“过劳死第一大国”，每年“过劳死”人数高达60万。
2011年4月10日，普华永道职员潘洁因急性脑膜炎辞世。这位年仅25岁的“四大”精英，微博留言全是“又加班了”、“我要睡觉”这样的话。
但在中国，“过劳死”既不是法律概念，又没有确切的医学定义，至今都处于说不清道不明的尴尬境地。
“过劳死”面前人人平等。加班不仅摧残员工，高管、老板也难逃厄运。
中国人还在加班时，日本却开始引入“一周三休制”。日本厚生劳动省调查数据显示：2015年，实行“一周三休”的日本企业已达到8%。而中国不计其数的劳动者，却还活在没有“双休”和加班费的年代。
靠加班，中国支撑起一个令全世界瞠目的经济奇迹。但在“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新时代，日益老龄化的中国还能加班多久？这样发展可持续吗？这样发展道德吗？
加班在中国是常态，也是悠久历史。九年义务教育之内，我们“地大物博”，九年义务教育之外，我们“勤劳勇敢”，翻译过来就是“爱加班”。
在百度输入“中国加班”，第一条就是“中国为什么是加班大国”。
这个“加班大国”的帽子到底是如何来的呢？
【1】
1996年，農民工对于加班是不是合理合法的疑问，开始屡屡见诸报端。
比如，“我们是电子厂职工，一天加班8～9个小时。我们对此提出异议，公司却说给了加班费，你们没白干。请问：给了加班费就可以让职工加班吗？”
还有，“我是鞋厂女工，业务多了就得加班做鞋，从晚上6点忙到12点，按件算工资，没有周六、周日休息。请问：这样按件发工资合理吗？”
这类法律咨询不计其数，成为那个时代农民工对“血汗工厂”的第一手描述。
2004年，广州万利达纸品厂先遭工人投诉，后殴打采访记者，随即被媒体曝光。据工人们控诉，这家企业24小时生产，每月超时加班200小时，没有节假日、没有加班费，甚至连饭都必须在车间吃，几百块的月工资都要拖欠两月再发，终于引发众怒。
这类工厂数量众多，演绎的悲剧则千篇一律。由于劳动时间太长、安全条件太差，致死、致残的生产事故屡有发生；工人没有劳动合同、社会保险和生命保障；只要敢拒绝加班，轻则扣薪解雇，重则惨遭毒打。
【2】
奇怪的一点是：只要不威胁生命，不少打工者甚至“愿意”加班。
2007年，深圳志峰五金塑料厂女工熊绍敏，因与同事争执遭到主管“惩罚”：禁止周末加班。这意味着她当月将损失100元加班费。受此刺激，熊绍敏下班后脑血管爆裂，陷入昏迷。这样的结果，着实令人唏嘘。
在不少打工者看来，不加班就挣不到钱，所以加班多、加班费足的厂才是“好厂”。而“好厂”的典型代表，正是富士康。
2006年，《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王佑率先揭秘富士康，像工人站立工作12小时、生产线上禁止说话、太过疲劳乃至累倒的情形被曝光，引发公众愤慨。
此后，富士康又增加底薪、减少加班，玩了手“明升暗降”的伎俩。结果一到节假日，加班竟成了人人争抢的“香饽饽”。有位生产线线长甚至放出狠话：“只要有一次不配合加班，我就让你从此以后一个班都没得加。”
100多万农民工糊口要紧，从不拖欠工资和加班费的富士康，才是心中首选。
【3】
蓝领加班需要血汗工厂，白领加班则需要“加班文化”。
当外资大举进入中国，高学历、高收入、高福利的白领职位曾令无数人追捧艳羡。可风光无限的背后，却充斥着高强度、超负荷的劳动，特别在“加班成疯”的日韩企业里。
“我们经常加班加点，每月加班超过200小时，连加班费都没有”、“楼道里、卫生间、办公室，保不准就能看见抹眼泪的女孩子，进公司没哭过的几乎没有”……很难想象，这竟是北京CBD高档写字楼里的工作氛围。
任正非公司有床垫，马化腾凌晨回邮件，史玉柱半夜都开会，雷军常年7×16小时，“首富”王健林的日程表更是轰动全网：4点就起床，连干16小时……中国最优秀的老板都是工作狂，普通员工有什么资格不加班？
于是，加班员工升职受奖，下班员工遭淘汰鄙视，企业的竞争压力被层层传递，“加班文化”就这样自然形成。
【4】
行业特性，决定了很多人注定是“加班奴”。
做广告、公关、咨询的，要加班：白天跟客户谈意向，晚上回到公司开始挑灯夜战，一天干十二三小时是家常便饭，连熬几个通宵不稀罕。
干媒体的，热点一出就是号角；当医生的，病人一倒就是命令。抢新闻、救性命都不分白天黑夜地争分夺秒，不加班也就不用干这行了。
在所有行业中，IT业是加班最疯狂的行业，没有之一。
17：30下班，18：30有公司班车，于是没人逼你，大家主动加班一小时。
18：30准备坐班车，一项好处涌上心头：8点有东来顺的工作餐，样多、管饱、有水果。想想回家还要做晚饭，干脆再加班一小时，吃完工作餐再回家呗；
吃饱喝足要回家，又一项福利脑际盘旋：10点打车报销。干了十几个小时，哪有力气挤公交？那就再主动加班两个小时呗。
这样的加班条件已经算是好的了，还有大批公司无偿加班。
有数据显示，中国90%的行业周工时超过40小时，50%的行业周加班4小时以上；80%以上职场人“被迫加班”，70%的“加班族”无偿加班，深圳才是中国的“加班之城”……
当代中国人，宿命般地身处一个“加班时代”。
【5】
1992年，当《世界知识》杂志刊出《日本的过劳死》一文时，很多中国人上班，还停留在迟到、早退、看报、喝茶、买菜、织毛衣、接孩子的懒散状态，想象不出上班怎么会“累死人”。
弹指一挥间。2006年，中国跃升为“过劳死第一大国”，每年“过劳死”人数高达60万。
2011年4月10日，普华永道职员潘洁因急性脑膜炎辞世。这位年仅25岁的“四大”精英，微博留言全是“又加班了”、“我要睡觉”这样的话。
但在中国，“过劳死”既不是法律概念，又没有确切的医学定义，至今都处于说不清道不明的尴尬境地。
“过劳死”面前人人平等。加班不仅摧残员工，高管、老板也难逃厄运。
中国人还在加班时，日本却开始引入“一周三休制”。日本厚生劳动省调查数据显示：2015年，实行“一周三休”的日本企业已达到8%。而中国不计其数的劳动者，却还活在没有“双休”和加班费的年代。
靠加班，中国支撑起一个令全世界瞠目的经济奇迹。但在“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新时代，日益老龄化的中国还能加班多久？这样发展可持续吗？这样发展道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