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来，随着考古发掘的蓬勃开展和难以遏制的盗掘活动的发生，数以万计的汉唐碑碣墓志、画像造像题记、砖瓦文字、简牍帛书等，相继进入书法爱好者和研究者视野中。从创作层面而言，新出土的文字遗迹，动人多姿的笔墨形态，无疑提供了崭新的视觉体验。据白谦慎研究，敦煌藏经洞写本发现以后，引起关注的首先是古朴精美的书迹，其中六朝写经更是受到格外青睐。二十世纪三二十年代的北京学界，还曾一度形成临仿六朝写经的风气，代表人物有钱玄同、刘复、顾廷龙等，他们的作品颇得六朝写经中端庄一路的神韵。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学者和书法家们取法敦煌写经的实践就一直没有间断过。然而与二十年代取法敦煌写本的古雅和精美不同，九十年代敦煌书法的提倡者将一些貌似初学者所书、生涩稚拙的写本纳入欣赏和学习范围。这种审美取向的变化颇具意味，反映了当代书法创作受到当代文化生态的影响，更强调形式的多变和视觉上的冲击力，甚至某些书家为形成个人书风不惜以丑怪面貌出现，与传统精致典雅的审美趣味背道而驰。当然，当代书家中，由出土书迹得到启发、深受传统滋养又经过探索而形成独特成熟的个人风格的书家也不在少数。譬如篆书创作中，多取法甲骨文或先秦、两汉篆书及杂体的代表人物有傅嘉义、言恭达、王友谊、翟万益、刘顺、刘江、李刚田、高庆春、林剑丹等；隶书的代表书家中，华人德师法的是秦汉至南北朝间的各种碑刻、铜器、砖瓦、简牍、写经等非名家书迹。
　　从研究层面而言，考古新发现的文字遗迹无疑拓展了书法研究的范畴，为上古和中古时期书法史的研究提供了视觉材料上的有力支撑。较为突出的成果有七卷本《中国书法史》前三卷，包括丛文俊《先秦·秦代卷》、华人德《两汉卷》和刘涛《魏晋南北朝卷》，三位作者均将甲骨文、简牍墨迹、铭刻文字与书迹、碑志等出土文字遗迹纳入到叙述框架中。《两汉卷》的附录中有《二十世纪两汉简牍、帛书、金文、陶文等出土情况》和《两汉刻石文字目录》，《魏晋南北朝卷》附录中有《西魏铭刻书迹统计表》、《磁县出土北齐墓志统计表》和《安阳地区出土北齐碑志统计表》。其余几卷中，朱关田对唐代墓志的整理与叙述，曹宝麟对辽代墨迹与石刻的探讨，刘恒对碑派书法的研究以及对清代金石碑刻的搜访与鉴藏情况的梳理，也都和出土材料息息相关。黄悖的《秦汉魏晋南北朝书法史》，以大量篇幅研究了出土的文字材料，包括秦陶文、瓦当文、秦简书、汉代简帛、石刻、砖瓦铭文、魏晋铭刻与墨迹书法以及北朝的碑刻、造像题记、墓志和摩崖刻石等内容。这些撰述都离不开作者对考古新发现持久的关注和整理研究。而考古学中层位学方法的运用，也为判断文字遗迹的年代提供了依据。此外，近年来王晓光关于简牍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相继出版了《秦简牍书法研究》和《新出汉晋简牍及书刻研究》。
　　丛文俊曾倡导建立『中国书法文献学』，其中就包括含有传世墨迹、法帖、石刻拓本、出土文字遗迹在内的『书法史料文献』。为深入、细致地对这四项内容展开研究，他还提出设置『古代铭刻学与碑帖研究』这样一门课程，希望『通过系统地考察古代甲骨、金石、砖瓦、印陶文字遗迹的书刻工艺，解释其作品风格现象及其成因，通过名物制度来了解各类作品及其社会功用、审美与文化价值，通过传拓材料、技术来明确各类作品的拓本优劣，最终全面检讨古代书法文献相关论说和传统金石学、现代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等学科的研究，为正确认识这类书迹、进行学术研究打好基础。』 （丛文俊：《三论书法研究与学科建设》）丛文俊的倡导极有必要，也已得到学者的呼应。然而，二十世纪的出土文字遗迹数量极其庞大，要对这项内容有系统的了解，非依赖美术考古学不可。
　　笔者以为，高等书法教育领域设置美术考古学课程，应当系统讲授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考古遗存及其时代特征，让学生了解中国美术考古的遗迹和遗物，认识中国古代美术系统的发展过程。同时通过介绍考古发现及相关的问题与研究方法，使学生对该领域的材料和理论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为了突出专业特色，应当将重点放在二十世纪以来与出土文字遗迹有关的重要考古发现上。这门课程的设置，能够培养学生对考古出土新材料的关注，不仅训练他们视觉上的敏感性，而且要使他们了解文字遗迹的来龙去脉及其在当时社会环境中的用途，从而对古代的书写状况有整体的理解和把握。
　　美术考古学引入到书法的研究中，在研究对象和方法上都能提供新的视角，使人们更多地关注非名家的出土文字遗迹，同时在方法上也可运用层位学作为判断年代的参考，或是运用类型学的方法展开研究。赖非所著《书法环境——类型学》一书就借鉴了考古学的方法，对书法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思考。这方面的探索还可持续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