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风与文人词是产生于同一社会环境的文化现象,二者同生互动、息息相关.中唐时期,率先倚声填词的,是以刘禹锡、白居易为代表的一批通脱放浪之士,文人词的兴起,正得益于中唐这批“才子文人”的开创之功.晚唐时期,随着李唐王朝无可挽回地走向没落,士人的“才子”之风也进一步发展成了“浪子”习气.至于五代,士人身上的“浪子”习气更是向着极端的方向演变.以温庭筠为代表的“浪子”文人对词的走向成熟产生了重要影响.赵宋王朝建国之初,统治者为惩唐末五代之弊,开始着手大力改造士风.在这种历史文化背景下,以前勃兴于社会衰乱之际、原为轻浮放浪士风载体的词这一文学形式自然失去了其赖以生存发展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土壤,此即宋初五十年左右词坛突然呈现出青黄不接的沉寂状态的基本原因.而至真、仁之际,赵宋王朝开始呈现出升平的气象,士人的游宴逸乐之风由此渐长.在这种情况下,原本宜于遣兴佐欢的词与士人好尚游宴逸乐的风气之间重新找到了契合点,故而在经历了宋初的短暂沉寂之后又重新走上了兴盛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