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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晓虹的《晚清文人妇女观》以晚清女性的生活思想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同时关注当时的社会背景，描绘出女性的命运是如何同历史融合在了一起。
在本书的综论部分，作者勾勒出晚清妇女生活中的新因素，如不缠足，兴办女学堂、女报、女子团体，这些行为的后面，是平等观念、女权意识等西方观念的东渐与落实。在历史的陈述中，作者注意到旧势力旧观念与新因素间的消长，区分出革新派中的激进派和温和派，指出正是由于二者互为对立和补充，支持着妇女运动的发展。这样一种对历史的叙述，使夏著在理清历史发展基本脉络的同时，避免了简单化的倾向。
在陈平原为夏著所作序中讲到，夏著历来以“史”见长。资料的发掘与利用正是夏著的特点之一。书中引用的材料许多来自当时的报刊杂志，如《中国新女界》、《女子世界》、《江苏》等等，其中的许多已被遗忘多年，作者重新一一发掘。晚清纷繁的事件、众多的材料中，误传误译、自相矛盾之处不在少数，进行辨析也分外艰难。《汤姆叔叔的小屋》，我们今天知道是斯托夫人的代表作，可在晚清，由于翻译的关系，人们只知道批茶女士以《五月花》拯救黑奴于水火之中，却不知道斯托与批茶实为一人，也不知道《五月花》一书实与废奴无关，而且批茶女士也并非独领放奴之功的女杰。在晚清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争相以批茶女士为榜样，呼吁新女性的出现，只是到了《晚清文人妇女观》，这个误会才得到澄清。
当然，以“史”见长绝不仅是以耐心和细致对材料进行整理的工作，尽管这是必要的准备。比起精于思辨的论著，夏作避免过多的议论，但是在对材料的取舍和安排运用中，已体现出作者的史观或论点。试想，如果没有一个合适的立场和出发点，决不可能准确把握历史的发展。面对晚清层出不穷的新观念新事物，人们有千差万别的态度，如何处理？作者认为：“在正常状态的社会中，保守、温和、激进三种力量都不可缺少。尽管一般而言，社会进步大多体现为温和派意见的被接受，但若没有其他两派尤其是激进派的存在，则中间立场的可取性也无从显现。在此意义上，激进与温和的观点，可以视为具有互补的作用。”作者对于温和派的肯定，其实也体现了其学术立场和思路，激进和极端的理论听上去虽近“真理”，可常常缺少实现的可能，倒是那些结合具体的人和事进行考虑的意见，以其实践性在历史的发展中更具意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书在具体论证时所采取的分析方法。于极细微处发现问题，于常识中时出新意，是作者的擅长。在分论部分，作者讲到中年的林纾曾在苍霞洲与谢姓妓女相遇。关于这件事，林纾在诗文中有不止一次的记述，并创作了情节相似的小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段艳事的版本被不断修正，同一位青楼女子在林纾心中笔下的形象日益美好，故事的情节也愈演愈多。由二人并未交谈的一面之缘发展成女子赠食、写信、乃至谈婚论嫁，离本事越来越远。从这件小事及林纾叙事行文的细微差别，作者在指出现象之外，对具体的原因也进行了分析。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在晚清“断尽支那荡子肠”，译者自己也深受影响。正是由于这拂之不去的茶花女幻影，才使对于婚姻怀有极为顽固态度的林纾对妓女心生好感，并且渲染了自己的这段“有艳无遇”。面对许多这样的历史记述，真实、夸张与粉饰糅杂在一起，作者着力通过文字的缝隙寻找纸背的意义，对许多“平常事”有独到的见解。
晚清时期探讨的女性问题，许多今日已得到解决，女性的处境同百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书中的某些论述对今天的妇女运动、妇女研究仍有启发意义。晚清的女性被定位在一个至高的位置，似乎担负着改革社会、拯救国家的神圣使命，而事实上，女性倒失去了自己的声音。所谓“朝闻倡平权，视其人，则曰伟丈夫；夕闻言平权，问其人，则曰非巾帽”，女界的冷清与男性知识者激烈、乐观的态度恰成一种鲜明的对照，这的确是有几分尴尬的事情。本来，男性热心于实现女性的权利，并无可非议，只是由男性来完成的妇女解放，其出发点未必是女性自身。呼吁女权的男性知识者，他们心中的目标是革命，是救国，女权革命只是作为实现目标的一种手段，至于女性的历史命运倒在其次了。因此，当目标实现以后或者出现对实现目标更为有效的方法时，女权的争取也就不再是当务之急。对此，晚清一部分先觉女性意识到被赋予的权利很容易丧失，妇女解放要靠女性自身来完成，只有承担起解放自己的责任，才有可能真正实现权利。这样的意识在当时可以说是相当前卫。夏晓虹也在她的书中特别提到，就晚清思想史而言，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实为最有价值的成果，诸多不完满与不成熟，均无法掩盖其光辉。
一百年过去了，中国女性的处境有了很大的改善，女性问题得到更多的关注。今天有一些人——尽管为数不多——在女权主义、女性研究的领域中坚持不懈地工作，并且开始由感性直观的层次逐渐深入，走向成熟。妇女的境况发生背离传统的变化无疑是在晚清，中国妇女生活史在晚清迸发并生成异彩纷呈的奇妙景观。夏晓虹抓住了这个特殊的时期，对现代的生活形态如何进入中国妇女社会加以清理，她对女性意识的重要性的把握，使其著作成为中国目前妇女研究领域中的一部力作。其价值，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此处只能作一大致的描述与勾勒，虽不详备，但对于目前的研究界，自信不无小补”。
(《晚清文人妇女观》，夏晓虹著，作家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八月版，8.70元)
在本书的综论部分，作者勾勒出晚清妇女生活中的新因素，如不缠足，兴办女学堂、女报、女子团体，这些行为的后面，是平等观念、女权意识等西方观念的东渐与落实。在历史的陈述中，作者注意到旧势力旧观念与新因素间的消长，区分出革新派中的激进派和温和派，指出正是由于二者互为对立和补充，支持着妇女运动的发展。这样一种对历史的叙述，使夏著在理清历史发展基本脉络的同时，避免了简单化的倾向。
在陈平原为夏著所作序中讲到，夏著历来以“史”见长。资料的发掘与利用正是夏著的特点之一。书中引用的材料许多来自当时的报刊杂志，如《中国新女界》、《女子世界》、《江苏》等等，其中的许多已被遗忘多年，作者重新一一发掘。晚清纷繁的事件、众多的材料中，误传误译、自相矛盾之处不在少数，进行辨析也分外艰难。《汤姆叔叔的小屋》，我们今天知道是斯托夫人的代表作，可在晚清，由于翻译的关系，人们只知道批茶女士以《五月花》拯救黑奴于水火之中，却不知道斯托与批茶实为一人，也不知道《五月花》一书实与废奴无关，而且批茶女士也并非独领放奴之功的女杰。在晚清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争相以批茶女士为榜样，呼吁新女性的出现，只是到了《晚清文人妇女观》，这个误会才得到澄清。
当然，以“史”见长绝不仅是以耐心和细致对材料进行整理的工作，尽管这是必要的准备。比起精于思辨的论著，夏作避免过多的议论，但是在对材料的取舍和安排运用中，已体现出作者的史观或论点。试想，如果没有一个合适的立场和出发点，决不可能准确把握历史的发展。面对晚清层出不穷的新观念新事物，人们有千差万别的态度，如何处理？作者认为：“在正常状态的社会中，保守、温和、激进三种力量都不可缺少。尽管一般而言，社会进步大多体现为温和派意见的被接受，但若没有其他两派尤其是激进派的存在，则中间立场的可取性也无从显现。在此意义上，激进与温和的观点，可以视为具有互补的作用。”作者对于温和派的肯定，其实也体现了其学术立场和思路，激进和极端的理论听上去虽近“真理”，可常常缺少实现的可能，倒是那些结合具体的人和事进行考虑的意见，以其实践性在历史的发展中更具意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书在具体论证时所采取的分析方法。于极细微处发现问题，于常识中时出新意，是作者的擅长。在分论部分，作者讲到中年的林纾曾在苍霞洲与谢姓妓女相遇。关于这件事，林纾在诗文中有不止一次的记述，并创作了情节相似的小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段艳事的版本被不断修正，同一位青楼女子在林纾心中笔下的形象日益美好，故事的情节也愈演愈多。由二人并未交谈的一面之缘发展成女子赠食、写信、乃至谈婚论嫁，离本事越来越远。从这件小事及林纾叙事行文的细微差别，作者在指出现象之外，对具体的原因也进行了分析。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在晚清“断尽支那荡子肠”，译者自己也深受影响。正是由于这拂之不去的茶花女幻影，才使对于婚姻怀有极为顽固态度的林纾对妓女心生好感，并且渲染了自己的这段“有艳无遇”。面对许多这样的历史记述，真实、夸张与粉饰糅杂在一起，作者着力通过文字的缝隙寻找纸背的意义，对许多“平常事”有独到的见解。
晚清时期探讨的女性问题，许多今日已得到解决，女性的处境同百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书中的某些论述对今天的妇女运动、妇女研究仍有启发意义。晚清的女性被定位在一个至高的位置，似乎担负着改革社会、拯救国家的神圣使命，而事实上，女性倒失去了自己的声音。所谓“朝闻倡平权，视其人，则曰伟丈夫；夕闻言平权，问其人，则曰非巾帽”，女界的冷清与男性知识者激烈、乐观的态度恰成一种鲜明的对照，这的确是有几分尴尬的事情。本来，男性热心于实现女性的权利，并无可非议，只是由男性来完成的妇女解放，其出发点未必是女性自身。呼吁女权的男性知识者，他们心中的目标是革命，是救国，女权革命只是作为实现目标的一种手段，至于女性的历史命运倒在其次了。因此，当目标实现以后或者出现对实现目标更为有效的方法时，女权的争取也就不再是当务之急。对此，晚清一部分先觉女性意识到被赋予的权利很容易丧失，妇女解放要靠女性自身来完成，只有承担起解放自己的责任，才有可能真正实现权利。这样的意识在当时可以说是相当前卫。夏晓虹也在她的书中特别提到，就晚清思想史而言，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实为最有价值的成果，诸多不完满与不成熟，均无法掩盖其光辉。
一百年过去了，中国女性的处境有了很大的改善，女性问题得到更多的关注。今天有一些人——尽管为数不多——在女权主义、女性研究的领域中坚持不懈地工作，并且开始由感性直观的层次逐渐深入，走向成熟。妇女的境况发生背离传统的变化无疑是在晚清，中国妇女生活史在晚清迸发并生成异彩纷呈的奇妙景观。夏晓虹抓住了这个特殊的时期，对现代的生活形态如何进入中国妇女社会加以清理，她对女性意识的重要性的把握，使其著作成为中国目前妇女研究领域中的一部力作。其价值，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此处只能作一大致的描述与勾勒，虽不详备，但对于目前的研究界，自信不无小补”。
(《晚清文人妇女观》，夏晓虹著，作家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八月版，8.7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