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远升，男，42岁，中国知名青年法律学者，山东临沂人，博士，现为华东政法大学法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司法与诉讼制度研究中心研究员、《青少年犯罪问题》杂志副主编。他硕士毕业于比利时根特大学和华东政法大学，博士毕业于复旦大学。你知道这个有着华丽光环的男人，是如何逆袭，从社会底层的泥泞中开出灿烂花朵的吗？
　　被迫辍学打工，直面人生最震撼的生死
　　
　　我叫宋远升，1974年7月出生于山东省苍山县（现名为兰陵县）下村乡孟渊村。即使是在贫穷的乡野，我家也是当地最为贫穷的一户，用家徒四壁形容我家，有过之无不及。因为，我家从祖父那辈就从山东到东北的“北大荒”讨生活，然后又回到山东，再转回吉林。俗话说“搬家三年穷”，如此折腾三次，那点可怜的家底就在来回折腾中消耗殆尽。
　　我父亲和母亲加一起的学历才小学三年级。早在我六岁起，他们对我的殷切期望就是：尽快辍学，早日为家里提供劳动力。小时候，我比较瘦弱，父母就极羡慕邻家能干活、捡柴的小伙伴，常以他们作为“道德模范”教导我。但父母越是反对我学习，我越是喜欢学习。这也许就是通常所说的天无绝人之路，虽然我不是干活的料，虽然家庭条件很不好，但是我从小喜欢看连环画或者任何可以找到的破旧报纸或者杂志。当然，如果我看书报不幸被父亲发现，视他当时的心情而定，我会招来一顿责骂甚至胖揍。但也就是因为我比别人多看了一些书的原因，我在小学的成绩在班上没出过前二、三名。
　　升上初中后，住校的我生活实在太苦了。每个周一，我都会背一布袋红薯煎饼上学。吃饭时没有任何菜，能够下饭的只有大头咸菜。天气热的时候，红薯煎饼最多两天就会长毛、发霉，即使如此，我也不敢“浪费”，因为“浪费”会导致我余下几天必须挨饿。于是我把变质的煎饼放在太阳下晒干，然后拍打掉煎饼表面发霉的红黄色或者黑色絮状物，最后用开水泡着吃掉，其滋味之苦涩，让我多年后回想起来还能起一身鸡皮疙瘩。即使如此，我每周挨饿也是常事，因为我正在长个子，有时一顿多吃一点，此后的几天自然就得挨饿。
　　当时，我一周的零花钱固定只有两角，每天二分钱喝开水，这样就要花去一角多，剩下的七八分钱，我就攒着买些文具。我对纸张极其珍惜，每个字都写得很小，一张纸的正反面写得密密麻麻，针都插不进去。即便我如此节省，到了初二要升初三的时候，我也萌生了辍学的念头。因为，我当时一个学期要五元学费，父亲明确表示家里交不起了。我万念俱灰，想出去打工。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跟老乡一起到山东枣庄，在一座铁矿山上挖铁矿石。那时，我只有十四岁，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标准的童工，但在那深山老林中可没人管那么多。我需要像成年人一样将沉重的铁矿石从矿坑里采下来，然后装到一种很重的特制铁车里面，控制着这种特制铁车，从架在半山腰的简易铁道上风驰电掣一般驶向目的地。
　　我至今难以忘记那几百米高的垂直悬崖、白花花的太阳、山上随时可能落下的巨石，还有下面是那群衣衫褴褛的民工，我，就是其中最小的那个。也就是那时我发现，想驾驭任何艰苦的体力劳动，唯一的办法就是忍耐。等忍耐大约一个月后，慢慢就会缓过劲来，好像就变得没有那么累了。
　　如果连下几天雨，工地由于泥泞不能上工，我就会独自找个山坡坐着沉思一会。看到傍晚的炊烟如梦如幻，晚霞在远山处连成一片，我就极度思念我的学校，怀念在校学习的日子。
　　我的第二份工作是在山东枣庄一个乡镇煤矿上班。那时，我已经十五岁。之所以换工作是因为虽然在煤矿挖煤危险系数高，但收入要多一些。在这家煤矿，每天八小时的超强劳动，每月干满三十天，就能领到300元钱。我每天的工作得在四五十厘米高的采煤面上斜卧着进行，那个姿势之别扭，无法用语言形容。别说是工作八小时，就是在那儿发八个小时的呆，也有很多壮汉做不到。
　　可我咬牙做到了。每天，我需要将煤从采煤面装到铁车里面并运送出去。装煤时需要用到一种铁铲，如果煤渗透水的话，这每一铲下去，大概就有25公斤以上，而每天我需要无数次地挥动手臂装车。我就像一个机器人一样，每天机械、麻木地装车、将煤车推到下一个地点……这真是一份异常艰苦的工作，然而，我只要假装不辛苦之后，竟然也慢慢适应了。
　　在煤矿上班，不仅艰苦，而且非常危险。我一个人在一个不通风的巷道工作时，曾经瓦斯中毒过，还曾经躺在煤井下的污水里一个多小时没人发现，后来是我自己慢慢苏醒过来。也是在这座煤井，我的右手被牵引车的铁绳严重挫伤，当时三根指头血肉模糊，几乎没有肌肉了。
　　重返校园，信念支撑靠学习改变命运
　　我的第三份工作是在南京郊外的一座山上采石头。这是一份更加凶险的工作。其凶险性在于，我们是在没有任何保护的情况下在半山腰搬运石头，而山顶放炮震松的巨石，经常贴着我的身体呼啸而下。此外，我们需要将一些重达几百斤的石头搬到手推车上，然后将一整车石头推到远处的巨大机器里粉碎。因为天气炎热，我往往只穿一条大裤衩工作，于是，锋利的石头棱角经常把我割得遍体鳞伤。
　　更痛苦的是，南京的天气和北方似有不同。我在北方的工地上，如果受了外伤，时间不长就能结痂痊愈，不用服药或者包扎，在南京工地却不行。或许是水土不服的原因，我全身的伤口一直不能痊愈，直到过了几个月后辞去这份工作才慢慢好了。
　　平时，我们的伙食差得要命，包工头提供的菜几乎全是冬瓜，没有一点油水，我几乎将几辈子的冬瓜都吃完了。当时，最大的乐趣就是和几个工友到当地农民稻田里抓一些小鱼小虾，大的卖点钱，小的就自己吃掉，最大的享受就是用这卖鱼的几块或十几块钱买一大碗肉面。
　　我最后一份工作是在吉林的一家乡镇煤矿打工。在那座煤矿中，我亲眼目睹了一位工友因矿井顶部石头落下，被活活砸死。那件事带给我强烈的视觉震撼与精神刺激，促使我开始深层次地考虑我的未来。我想：即使我能够在这座煤井中赚到一些钱，但是，我有命能够赚钱，很可能没命花钱。这一点不夸张，和我同在这座煤井中上班的同村工友，一共四個人，一个人出矿难去世了，另外一个因工致伤全身瘫痪，补助了一些钱后回到老家，过了不久也去世了……众多工友的不幸命运让我猛然想起初中学校土坯墙头的一行红漆标语：知识改变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