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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出身世家的著名作家夫人，在经历了解放、文革、改革开放直至今天的社会变迁后，她内心被迫建起了一道无形之墙。在彬彬有礼背后，是什么造成了亲人之间的冷漠与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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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母亲的南方故乡有一个传说：经历过生死大病的人们，其灵魂就像受惊的鸟儿般容易飞走。你务必当心，你更要留意，因为当他们返回人间时，身体里很可能栖居着别的东西。
我姨妈周璇在88岁那年接受了结肠癌切除手术，从监护室出来的第三天，我来到医院。半掩的窗帘遮住了阳光，她躺着，苍白的脸在幽暗中影影绰绰。我把一大束百合放在床头并向她问好，她沉默着，那异乎寻常的寂静让我怀疑她是否昏睡。我朝她靠近。我惊讶地发现她竟然醒着，醒着并目光炯炯地注视着我。我们的目光相遇了。突然，她细密的皱纹朝着鼻翼中心聚集，深陷的黑眼睛露出诡异而顽皮的微笑。她动动手指招呼我近前。我听话地向她弯下腰去。于是一个低语，一个带着呼吸的低语，温暖而带着酸味，含糊又无比清晰，缓慢、低沉如巫师念诵的符咒，从她嘴里飘出并掠过我的耳根：
要监视走廊上跳舞的紫罗兰。
说罢，她抬起那扎着输液管的青筋密布的手朝门外一挥，无比威严地下达了命令：
去，马上。
我站起，出门，沿着胃肠外科的病区走了两个来回。我确定不了该干什么。什么叫跳舞的紫罗兰？是一朵有着特异功能的花，还是某个秘密组织的暗语？考虑到我姨妈身为诗人和教授夫人这一特殊身份，我判定这紫罗兰可能来自诗歌的譬喻。然而走廊上没有诗。有的只是几块专栏，玻璃镜框里镶嵌着本病区医生的照片简介及胃癌肠癌的CT图像，那些黑色的肿瘤呈菜花状狰狞而灿烂地开放着。还有一则海报：
中国胃癌精彩手术大赛！隆重豪华的视觉和听觉盛宴！地点：中国科技会堂。共设：最佳肿瘤组织切除奖，最佳淋巴扫除奖，最佳器官再造奖。参赛者须提供不少于15分钟的手术录像。支持MP4格式。50名专家评委及院士实名现场打分，会后有晚宴及精彩的文艺演出。胜出者可获得七天爱琴海浪漫之旅和人民币十万奖励！
海报中央是一个张开臂膀歌唱奔跑的人形，胸口有个椭圆形的被掏空的黑洞，大小和被摘除的胃相当。天空中，玫瑰色的心形花瓣正纷纷飘落。我无法把这欢快的场面和我印象中血淋淋的胃癌手术联系起来。眼前的一切是这样的不可理喻，就像姨妈口中的那株会跳舞的紫罗兰，在这寂静、空旷、充满来苏水气味的长廊里，也许真有什么超出了我的理解？
这天晚上我给姨妈的长子，我的表哥大成打了电话。电话那头他一声叹息：
昨天半夜她叫来了护士，说有个白衣女子在她床前翻筋斗顶碗。你听说过吗，人过八十再经历大手术等于跨进了死亡的门槛，回来时能否带上原来的魂魄，尚属未知。
我家的相册里有一张母亲的全家福。1945年的阳光照耀在庭院的芭蕉树上。几十位身穿长袍马褂的男女老少站着坐着，面目模糊地朝我张望。在母亲的有意忽略下很多年来我只认得其中两人：一个是我的外公，一位参与过武昌起义的辛亥老人，坐在最中间穿着中山装却披着卓尔不群的长发；另一个是我年幼的母亲，在奶妈怀里嘬着指头。在我考取了北京的研究生即将出行的那天晚上，母亲才指着外公身后一位穿着学生装的短发女子对我说，这是你的姨妈，周璇，她也在北京。
我凝视着照片中的姨妈。我的第一反应是把她和那位同名的电影演员作个对比，但那团模糊泛白面目莫辨的影子与其他的影子并无实质不同。在我的追问下母亲并不情愿地吐露了，这位姨妈是她们家族中第一位在旧中国便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外语专业的女大学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在某文化名人的介绍下嫁给了一所著名大学的文学系教授。我很惊讶这么多年为什么她和我们没有来往，母亲淡淡地说，家里这么多亲戚，都隔得很远了。
从母亲的语气中我听出了，某些事情是她不愿提及的。
我外公出生于汉江边一个拥有几十间店铺的富商之家，是县城里第一位剪掉辫子的革命党人。他早早便将子女们送到外地接受新式教育，可惜当姨妈和兄长们在遥远的大城市完成各自的学业时，我母亲还在乡下老家的田埂上玩着泥巴。外公去世时只有我母亲一人守在身边，这位最小的女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只能顶着地主子女的身份勉强读完小学。我母亲的母亲即我的亲外婆是一位佃农的女儿，最初是作为女佣进入这个大家族的，这也是我姨妈和她的几个嫡亲兄长（我还有两位远在海外的舅舅）对我母亲不屑一顾的原因。我母亲在她21岁那年嫁给了她响应政府号召长期与之通信的“最可爱的人”，一位从朝鲜战场归国的志愿军战士，随着他来到遥远的大戈壁垦荒，这军人就是我的父亲。在遥远的大戈壁在三年困难时期里母亲陆续生养了我们兄妹几人，我记忆中的母亲永远是系着围裙拿着抹布，这样的母亲，自然不会主动去惊扰那远在京城书香门第的异母姐姐。
我正式去看望姨妈周璇是五年之后，我已经研究生毕业并留京工作。录用我的那家出版社的总编正在主编一套中国文化名人丛书，得知我有一位小有名气的文人亲戚便派我去组稿。那时的我已在大学图书馆里读完了那位教授姨父的两大本文艺理论专著和几本薄薄的诗集。我第一次来到北京西郊那座青砖小楼是个下午。种满松柏的大院很安静，荷花盛开的池塘和精雕细刻的石桥让人联想到附近的皇家园林。一座座两层小楼乍一看不显山不露水，但高高的红木窗和裸露的青砖透着古色古香的尊贵。我在传达室拨通了大姨家的电话，接电话的女人有着与母亲相同的南方口音。得知我的姓名后她沉默了片刻，当我提醒她我已经事先给某某教授（我姨父）写过信时，话筒转到了一个男人手中，那男人热情地说，欢迎欢迎，请进请进。
五分钟后我便独自坐在一间光线暗淡洁净无比的客厅里了。围着围裙的保姆给我端了茶便走开了。我打量着墙上一帧帧装裱精致的条幅字画，那些或飞扬或拘谨的名人落款就像一部现代文学史的名人索引；陈年的书稿杂志在书柜里满满当当一直攀到天花板；窗台上摆着好几个花盆，盆土里种的不是花草却是形态各异千奇百怪的石头。盖在茶几电话上的手绢被掀开了，这说明几分钟前主人们还在这里，而现在他们很有尊严地回了自己的房间，给我这个来客一个等待觐见的机会。不久一扇门开了，一位鹤发童颜的高个子老人走了出来。我一眼便认出了这位著作等身的学者，他比扉页上的照片略显苍老却难掩儒雅的风度，一头稀疏的银发向脑后梳着，脸上挂着一位长者教授面对外地学生的标准笑容。欢迎欢迎。他握住我的手亲切地拍拍，他肥厚的手掌柔软而温暖，仿佛没有骨头。我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位姨父，他有一种洒脱的魅力，热情中带着点狡猾，却又孩童般率真活泼。他不仅慨然应允加入我们这套丛书的写作，而且热心提供了几位名人朋友的联系方式。之后我们便闲聊起来，他无拘无束的说笑就像是一股温暖的潮流挟裹着我向前漂去，从我任职的那家出版社的新书，到抗战中的海派孤岛文学，从我的家乡新疆那遥远的西域风物，到我父亲经历的朝鲜战争。我们甚至谈到了他的那两本学术专著，姨父更加高兴起来，到书房取出一本新作，签上了龙飞凤舞的名字，玩笑般地“请小老弟某某批评”。这时离我进门已经一个半小时，女主人却一直没有露面。我试着把话题引向姨妈，我问，姨妈的身体怎样？ 你姨妈还好，他微笑着解释，就是心脏有点问题，我这就去叫她。我急忙说不用了，岂有叫老辈出来见晚辈之礼。说着便要站起来。但姨父用力把我按在沙发上说，你等在这里。便匆匆进了某一个房间。
姨父按在我肩膀上的那只手很有分量，我不能不感受到这分量背后的认真与严肃。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某扇门里出现了低声的细语（似乎姨父是在劝说着什么）却迟迟不见动静，我有些后悔了，自忖我不该主动提出要求，而该让聪明的姨父引导我结束这次尴尬的拜访。就在我正思忖着如何能潇洒大度地离开时，门却开了，一个人在姨父前面走了出来。我以为自己会看到一个衰弱、苍老、病恹恹的姨妈，但眼前的一切却出乎我的意料。
她穿一身深紫色的中式卷草花纹丝绸夹衣裤，考究的盘花对襟纽襻，脚上一双绣花黑布鞋。浑身透出氤氲古雅之气，宛如从陈逸飞油画中走出的民国女子。个头不高，但苗条的腰身和长长的脖颈却显得亭亭玉立。头发浓密乌黑（这是唯一和母亲相像的）烫成波浪状，要仔细看才能辨别出里面的零星白发。我知道她比母亲大18岁，这一年至少70多岁了，但在我眼里，她几乎不到50。世上有一种女人能成功地逃出地心引力和时间之流，她们是女人中的妖仙，我姨妈就属此类。她和我那衰老操劳的母亲几乎没有一点相同之处。她那笔挺的鼻梁，奇迹般几乎没有皱纹的洁白紧绷的皮肤，仍然红润的嘴唇，都让人不由得遐想她年轻时的美丽。事实上她此刻依旧美丽，假如不考虑她的鸭蛋脸和黑眼睛里的那种阴郁淡漠的表情。那表情，让我想到了一个词：凛然。
我姨妈就这样凛然地看着我。看着我在沙发前笨手笨脚地站起来，我那不争气的长腿还差点碰翻了茶几。我个头一米八一，但在这位连一米六也到不了的姨妈面前，我感到的却是自己的矮小。我意识到与我有相同的感觉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我的姨父。这位刚才还谈笑风生的教授此刻变得小心翼翼，站在妻子身后还咳嗽了两声。我知道这是男人们的一种假咳，通常出现在不自在或说谎的时候。这说明姨父和我一样不自在，甚至有些怕他的妻子。
你就是周瑶的儿子？
没有任何寒暄，她张口就很不客气地对我母亲直呼其名，仿佛那不是她的妹妹，而是她单位里的某个同事。还没等我回答，她便转身朝姨父命令道，把药喝掉，别等它凉了！
这时我才看见姨父手里端着一只小小的茶盅，显然是从姨妈房间里端出来的。姨父苦笑着将茶盅凑到嘴边，对我说：
我是个失去自由的犯人，每天必受刑罚……
喝你的药，多什么嘴！
在姨妈的呵斥声中，姨父乖乖地把药喝了，夸张地作出一副哭脸，用京剧道白唱道：
苦哇——
我明白姨父是极力想让气氛轻松缓和起来，便赶紧配合地报以微笑，确实，我闻到了一股草药的味道。我问，我姨父是否身体不好？
当然不好，基本一废物。姨妈回答，一边接过姨父的茶盅放到茶几上，一边用手绢擦掉他胸口上的药渍。姨父一动不动地任她擦着，朝我做着怪脸。
保姆端上了切成小片的苹果和梨，上面插着牙签。姨妈皱着眉头问：
盘子洗了吗？
洗了，保姆说，我还用洗涤灵泡了呢！
给你说过多少次了，别用洗涤灵，那都是化学的东西，不定有什么毒素！用现烧开的水烫烫就行！
烧开水，我怕来不及……
那就用肥皂，也比洗涤灵强！给你说了多少次了怎么就记不住？你那脑子是什么做的……拿着，把茶盅拿走，都是顺便的事！
涨红了脸的保姆拿走了茶盅，厨房在喑哑的关门声后便安静了。空气似乎有些沉闷。我赶紧笑笑，说我母亲很关心这位远方的姐姐，想知道她一切可好。
我不好，她不按常规也毫不客套地回答，一辆年久失修的破车，怎么可能好？她呢？
哦，她、她的心脏也……
听说你妹妹也上了大学？
是当地的医学院。
哼，周瑶倒真有福气。姨妈沉着脸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我顿时无语。我原想细说我母亲其实也不好，高血压、先心病，早年还患过肾炎，多年的操劳和疾病让她显得比姐姐苍老许多，但这些话在姨妈凛然的目光下都无法出口。我姨妈的出现让客厅里的温度骤然降低到零度以下，刚才还温润流畅的谈话瞬间冰冻到无法运转。为了打破僵局我做了一件至今让我后悔的事情——急忙打开自己的提包。那里装着我特地为这次拜访准备的礼物，倒也并不贵重，一盒新疆吐鲁番的马奶子葡萄干、一柄镶嵌着绿松石红玛瑙的新疆维吾尔族小刀和一条美丽的绛红色波斯图案的纯羊毛披肩。但当我笨手笨脚地掏出它们一股脑儿摆上茶几时，她问道：
这是什么？
一些小东西，没什么，就是新疆特产……
拿回去。我不会收的。
您别客气，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这么多年我妈也没和您联系……
我说我不会收的。你没听见吗？她提高了嗓音。
我意识到了她的认真，血液顿时凝固了。
您别……您还是考虑考虑……
我再说一遍，她居高临下地宣布，我从不接受别人的东西。我们家的家规是绝不欠任何人的情，这是我父亲在世时就立下的规矩，周瑶她想必知道。
我想解释这个周瑶不是别人而是和她有着血缘关系的妹妹，但本能让我住了口。她那刺耳的提高了八度的声音仿佛坚硬的冰碴子，毫不留情地砸在我尴尬的笑脸上。我低下头，默默将礼物塞回包里。热血在我脑海里轰轰作响，我咬紧牙关才压制住冲到嘴边的那句脏话。临出门时我看见姨父脸上带着尴尬的微笑站在门口（我当然拒绝了他要送我一程的请求），而姨妈则站在屋子中央朝我冷冷地点了点头。我灰溜溜地踏上了归路。一路上我为自己那些言不由衷低三下四的恭维话后悔，它们在姨妈那具有杀伤力的话语面前如同被射穿的劣质扑克牌碎纸横飞。我这位美丽的姨妈毫无疑问是个刻薄寡恩的倨傲之人，处处都与她那善解人意亲切活泛的丈夫成反比。是她天性如此呢，还是有意为之，只因我出自她那不受待见的妹妹？ 我决定不再跨进这个门槛，并说服主编把姨父的书交给另一位编辑处理。我再也没有和姨父姨妈见面，直到十年后，当我在北京已经结了婚，分到了房子，孩子出生了并已经到了上幼儿园的年纪，就在这时，不期然的，我又和姨妈家有了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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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傍晚门铃响了，一个风尘仆仆的男人站在我家门口。这是表哥大成，他提着一只大包，包里装着给我妻子的毛衣，送我的朗文大辞典，以及给我孩子的变形金刚。他那憨厚的微笑让我想到了十年前站在姨妈门前的自己。身材敦厚的大成和他的父母差距颇大，倒与我的母亲有几分相像——事实上大成的长相很像我和大成共同的外祖父，那位著名的辛亥老人。大成告诉我他是从我任职的单位得到我的地址的。他那不算复杂的履历在不到一个小时的聊天里便清楚了。16岁初中未毕业便插队去了陕北农村，不久招工到了当地水泥厂，恢复高考时上了当地大学，五年前才靠落实知青政策回到北京。当过工人和农民的大成津津有味地吃完了我妻子做的鸡蛋西红柿面，还挽起袖子非常麻利地用铁丝做了个临时吊丝，帮我们解决了马桶水箱漏水的难题。我注意到了他的手掌——短而粗，骨节茁壮却十分灵活，那坚硬的老茧让我怎么也无法和姨父那温软细腻的手联系起来；然而他的谈吐儒雅而聪明，有着和姨父同样高的情商和谈话技巧。没绕多大弯子他就告诉我们，他是为他母亲也就是我的姨妈来的。三年前姨父中风后行走不便，姨妈便带着他住进了养老院。尽管雇了保姆全天候照料，姨妈还是很疲劳，消瘦且长期腹泻。得知我妻子所在的医院有最好的消化科专家，大成便请我帮忙挂号。他说姨妈很想见我，我只好把十年前那次会面告诉了他，大成笑着说这确实是他母亲的一贯作派，但并不意味着她有意给我难堪，她对所有人的所有礼物都一概拒之，是出于一个简单的推理：受了别人的礼就必须还礼，否则就是不礼貌；既然她没有时间和精力去买礼物还礼，拒绝别人的礼物便是天经地义。让我惊讶的是姨妈其实对我有很好的印象，对我久久不登门感到遗憾，“母亲是个非常单纯的人，她衡量人的唯一标准便是有没有文化，你有名校的研究生学历又能和她丈夫作一番‘学术’对话，在她看来就值得器重。”
一个星期后我妻子和大成带姨妈去做了检查。那位专家只是简单地摸了摸姨妈的肚子便神色严峻地把大成叫到门外，叫他马上带姨妈去做一个腹部CT以排除有结肠癌的可能。几天后我接到大成的电话，姨妈的确患了结肠癌，那位专家将约他去医院面谈治疗方案。我提出和妻子同去，顺道先拜见姨妈姨父，我们会合的地点，就是姨妈所在的养老院。
养老院是北京二环内的一座五层小楼。扎着彩带的山茶花和绿萝摆放在宽敞明亮的旋转玻璃门内，一位老人在角落里叮叮咚咚地练着钢琴，沿着安有扶手和塑胶地面的走廊走到尽头，便是姨父姨妈的房间。十年过去，我竟然无法认出姨父了，当年那个幽默儒雅的教授已经变成一个艰难地错着步子的白发老者，臃肿发胖的身子面粉口袋一般瘫软地堆放在床边，说话时粉丝状的口水稀稀拉拉地往裤子上掉。唯一让我依稀想起当年的是他那偶尔做出的怪脸，肿胀眼皮下淘气狡黠的眼神。一见我们他便啊啊叫着，瞪眼睛吐舌头，两只手同时抵住额头做出了敬礼的姿势，我妻子刚靠近，他便一把抓住她的手，贴着自己的嘴，嘣儿地亲了一口。
口水脏不拉叽的，也不怕别人嫌你。姨妈在一边幽幽地说。她倒仍是原先的样子，干干净净短小精悍，只是头发剪短了，稀疏了，完全灰白了，平整地贴着凹陷下去的太阳穴；脸仍是白净，皮肤紧紧绷在骨头上，眼珠变为暗灰，嘴唇的颜色让人联想到褪色的花瓣。说话的底气也不如以前，越发瘦小的身子佝偻在轮椅上，像一段坚硬的树干。我惊讶于她和丈夫的鲜明对比，如果说他们一个是越来越松软和膨胀，另一个却越发的坚硬和缩小了。后来我才知道，她因股骨头坏死要推着轮椅才能挪步。脸上露出难得的微笑，她拍打着床边让我们就座，“这里又脏又乱，比不得家里，你们就别笑话了。”
我注意到姨妈的变化，似乎疾病和衰老让她变得温柔平和了。她甚至建议我把父母接来，也住进这个养老院，“大成先前不同意，是我坚决要求住进来的，我这辈子从来不求人，这里管吃管住，每天有人来打扫，楼上还有医务室……”
姨妈难得地说了这么多话，我只好答应向母亲转达她的建议。就在我欣慰地感到一种久违的温暖来到我们之间时，姨妈的话却打住了，神情一凛，眼睛乌黑，如同一只发现了敌情的猫。原来是保姆端着水果进了卫生间。姨妈从轮椅上直起身子推着车轮便蹒跚地往卫生间走，大成追上去拉住母亲，妈，妈，你别动，有什么事告诉我。
叫她别用栏杆上那个白、白、白毛巾……
哪个白毛巾？大成追进卫生间，声音从里面传来。
就是左边那个，白、白……第二个，不，第三个，算了，跟你们说不清楚……姨妈急得嘴唇直哆嗦，颤巍巍地又要站起来。
我和妻子急忙劝说姨妈坐回轮椅上，在她的坚持下又把她推进卫生间。我发现浴室里挂着六七条几乎是一模一样的白毛巾，姨妈分别在它们的角上缝上了各种颜色的丝线以示区别，但如今这些丝线的颜色也浅淡到了难以辨认的地步。我们三个人六只眼睛在姨妈的指导下辨认着，七嘴八舌，将毛巾拿起来又放回去，或是放回去又拿起来。只有姨父岿然不动地坐在原地，但他也不甘寂寞，拍打着床铺大声喊着：
饼干！饼干！我要吃饼干！
半小时后我们打算离开。我和妻子一边和姨妈告别，一边无意中看到大成和保姆已经到了门外的走廊里，大成正将一只信封递给保姆，保姆熟门熟路地塞进衣兜。而房间里，原本坐回床边的姨妈似乎预感到什么，不安地四下张望。
保姆小陈呢？
她在外面和大成说话呢。我回答。
姨妈脸上原本荡漾的笑意凝固了，脸一下暗了，她站起来推着轮椅便往外走，我和妻子急忙冲上去扶住她。
叫她回来！姨妈神色严峻地挥着手，叫小陈回来！有什么话当面说，背后偷偷摸摸干什么？
大成和保姆闻声很快进了门。
妈，我在向小陈交代一些爸爸吃药的事情。 我知道你有很重要的事要对她说，姨妈声色俱厉，但你用不着偷偷摸摸！谁都别想糊弄我！还有你，姨妈指着有些不知所措地站在门口的保姆，我告诉你，这个家还是我说了算！你不老实，我辞了你，想来的人有的是！
姨父做出鬼脸，指指姨妈又指指站在门口的保姆，对我们吐吐舌头。刹那间，他那浑浊的眼里射出一丝清醒而诡谲的光。
街上车水马龙。大成阴沉着脸沉默着。为了缓和气氛，我谈起妻子医院的那位专家，又说起对这次手术的信心。大成直截了当地打断了我，说，你知道我刚才把小陈叫出去干什么吗？为了给她钱。只要她能留下来，我会在每月的工资之外，再给她一千五。这是我私下和她说好的。
大成说有一次，凌晨，三点。正在睡梦中的他被母亲的电话惊醒。姨妈悲愤地告诉他，这日子没法过了，因为保姆干了一件不可饶恕的事情。她怎么能这样对待你父亲？啊？她怎么能这样？姨妈几乎是声泪俱下了。是什么事情？大成一个激灵。姨妈说，她白天累了一天，十分困乏，因此，当保姆给姨父吃了半夜必吃的饼干，又用毛巾去擦嘴时，也没太在意。可是这时候，这时候，你猜怎么着？她竟然，她竟然——姨妈喊了起来——她竟然用擦脸的毛巾给你父亲擦嘴！就这些？大成不敢相信地问。这还不够？姨妈的声音高了八度，她明明知道脸上有鼻孔，而鼻孔里有很多葡萄球菌，葡萄球菌一旦感染会引发肺炎，你父亲上月才刚刚因肺炎住过院！大成松了一口气，哭笑不得地说，妈，没那么严重，嘴脸嘴脸，嘴也是脸的一部分嘛。不一样！姨妈坚决地反驳，嘴是嘴脸是脸！你是用嘴吃饭说话，还是用脸？
我不得不私下里给她钱，大成说，因为，她是三年来我们家的第12个保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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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教授比我想象的年轻，四十五六岁，身材高高的，戴着眼镜，眉宇间顾盼微笑的神情让我无端地想到姨父年轻时的模样。他在一张纸上为我们画出了肠子的走势图，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乙状结肠，肠子们依次爬行，拱起又降下，形成了一个方形高台。姨妈的肿瘤就长在那刚刚拱起的斜面上。潘教授把这部分又浓墨重彩地画出几个套在一起的圈，示意它就是肠子因肿瘤拥堵造成的肠套叠，其形成机理是，假设有一根水管，当其中一段发生拥堵后，运行的水流会不停地推动着管子朝某个方向运动，经年的挤压让这根水管层层叠加起来，横截面很像我们射击用的标靶，或一只脱下来卷成一团的袜子。如此的叠套或袜子很容易造成肠道堵塞，是否手术就成为两难——以我姨妈88岁的高龄和严重的心脏病史，很可能刚一麻醉就停止了呼吸，或在手术台上突发心梗和其他严重的并发症。因此，通常，按惯例，医生都不主张手术，但肠套叠的存在又使她随时可能因肠梗阻引发肠坏死危及生命，因此又不得不手术。这是一个难题。手术的做与不做都有各自的道理，就像一枚硬币的正反面，而抛掷这枚硬币的权利便只能交到家属手中。潘教授意味深长地看着我和妻子以及大成，你们兄弟俩好好商量一下吧，务必三天之内给我答复。说着便将一份手术知情同意书递给了我。
我把那张纸转递给大成，我不是他弟弟，我对潘教授解释。
潘教授问大成，你没有兄弟姐妹？
大成回答，有。
潘教授有些意外，他们怎么不来？
大成说：我弟弟不便请假，妹妹的身体不好……
潘教授皱了皱眉头：还有什么事，能比你88岁的老母得癌症重要？
大成的脸瞬间出现一丝坚硬：我们家的事，我说了算。
潘教授手里的笔在半空悬了片刻，之后狠狠扔到桌子上，这是我听到的最最狂妄也最最荒唐的话了！他提高了嗓音，这不是挑衣服，挑房子，这是决定做不做手术！这关乎一个人的生死，你能一个人说了算？我不知道你的弟弟妹妹们究竟有什么理由不来，但我告诉你，老太太不是你一个人的妈！你最好叫上他们，责任大家一起负！
我不知大成和弟妹们是如何商量的，但最终的决定是做手术。至于在手术知情同意书上签字的是一个人还是几个人，我就不知道了。我只知道姨妈很快通过医院为危重病人特设的“绿色通道”住院并安排了手术，手术定在3月8日这天，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这一天我们请了几位女作者来开了图书研讨会，会议刚开始不久我的手机便响了。是大成打来的。
我赶到医院已近中午。手术室外的等候大厅里熙熙攘攘，家属们三五成群地候在门口，神情或肃穆或轻松地谈论着，我绕着大厅走了一圈，才发现大成仍是独自一人，坐在最靠窗户的角落里。我已经知道了他弟妹们的冷漠，但此情此景还是让我有些吃惊。见到我，大成露出一丝惊喜夹杂着苦笑，他说姨妈已经被推进去三个多小时了，到目前还没任何消息，他想找一个人去为医生们买点便餐做午饭聊表心意，只是，一个人守候在这里，实在走不开。我满口答应去买午餐，正准备离开，手术室的大门开了，一位穿着手术服戴着口罩的医生站在门口喊：
谁是周璇的家属？
大成赶紧应了一声走过去，我也跟了上去。铁门在我们身后关上了，我发现自己站在一条长长的走廊上，周围有两辆空荡荡的床车，走廊两边那一扇扇紧闭的门后才是手术室。站在我们面前的正是潘教授，只是戴着口罩帽子我们没有认出他来。他把一团用熏黑的消毒包托着的东西摊在地上，告诉我们：
这就是从你母亲身上摘下的东西。
截下来的肠子足有一尺长，发出失血后的苍白暗青色，很像有一年母亲买回的猪大肠。潘教授用钳子一点点拨拉开给我们指点着——这是那个癌（在我看来一点不可怕，像一段溃烂浅白的伤口）——这是一个小瘤子（像一个突出的小手指）——这是一个息肉（我觉得它更像癌，因为它鼓囊囊的一堆，狰狞地发出黑色）。当然，还得送去做病理。
大成问，大夫，它，没有转移吧？
现在看还好，组织周围干干净净，没有突破黏膜。
那就好，谢谢，谢谢了。
大成露出微笑。
姨妈在这天下午结束了手术被推进了重症监护室，不用陪护，但医生要求家属必须24小时随叫随到。住在远郊的大成决定不回家了。我陪着他转了医院附近的几家招待所，不是客满便是价格太高，最后在一座居民楼的地下室里订到了每晚80元的特价房。一个中年妇女带我们沿着光线幽暗的散发着尿臊气的走廊走到尽头，来到一个奇怪的三角形房间，没有窗户，狭小的空间只够放下一张床，一根粗粗的缠着白布的暖气管子从屋顶穿到地下。中年妇女从口袋里掏出一双一次性筷子让我们权当门闩插住摇摇欲坠的房门。她带着歉意问我们，你们没有贵重物品吧？没、没有。大成赶紧说。 4
在养老院姨妈的住房墙上，我看到了一方用镜框镶嵌起来的素描，那是小登为父亲画的肖像。笔触轻柔浅淡而简洁，光影恰到好处，画中的姨父穿着对襟棉袄，双手交叉进袖筒里，正笑容可掬地坐在小椅子上。阳光在他的眼里闪烁着，温暖而俏皮，仿佛一句玩笑话从嘴里正喷薄欲出。下面是姨父工工整整题的落款——爱女小登癸酉秋画于一亩园家中。
小登是家中最有才华的孩子，也是姨父最最心疼的孩子，这是大成告诉我的。
这天我去养老院，发现房间里多了一片片一点点的白，仿佛正在下着一场不够均匀的雪。小登正坐在这一片雪白当中，在姨父的床边，削着苹果。一盏小碟子放在床头柜上，用卫生纸小心地垫着；一把水果刀在手里攥着，也用卫生纸裹着；我惊奇地发现好多东西都多了卫生纸的铺垫，例如电话，例如水盆，例如书包和椅子。小登用卫生纸护住手指，跷着小拇指，用水果刀把去了皮的苹果切成一片片，再用牙签插了让姨父吃。由于手指接触到的任何物体都必须隔着一层卫生纸，仿佛她不是在干活，而是通过卫生纸与接触到的物体进行着一场小心翼翼的捉迷藏。这是一项让人筋疲力尽的活动，她很累了，眉眼低垂，动作迟缓，每个动作和话语都比旁人慢了半拍。这个身材矮小的女子，除了身高让人能联想到姨妈，面目是很奇怪的模棱两可，你要仔细辨别才能从中看到姨妈和姨父的影子。她说话的声音也低沉而温柔，那么娇弱，那么疲惫，让人怜悯，让人忍不住想把她放进某个柔软的、用卫生纸铺垫的襁褓里。她为姨父买了一盒蛋糕，外面用雪白的卫生纸包裹着；还有一罐子鸡汤，外面也用卫生纸包着。得知我要去医院看望姨妈，她让我把鸡汤捎去。
你去了，我便不去了，她说，放下牙签，用卫生纸小心地擦着手指，爸爸在这儿，一个人，我要陪陪他。
我注意到她对姨父的亲切温柔。她用卫生纸仔细擦去姨父胸口上的污渍，一下一下，擦了很长时间。当姨父用含混不清的口齿对她说着什么的时候，她凑过耳朵去听，温柔地笑了。
当我把鸡汤罐子提起时她神色紧张。看到我并没有去掉裹在提把上的卫生纸，她松了一口气。那神色，让我想到姨妈看见保姆走进卫生间时的样子。
我把鸡汤带到了医院。大成对小登的缺席并没有感到吃惊。她身体不好，不愿上医院。他简单地说。
很多年以前，当小登还没有养成滥用卫生纸的习惯的时候，是一个活泼的女孩子。她常常搬着小椅子坐在庭院里，手里拿着画笔和画板，身后围满羡慕嫉妒恨的小伙伴。她寥寥数笔就能画出活灵活现的动物花鸟，当然最拿手的是人物，小登的绘画才能完全得自天赋——12岁那年，她做了一个梦，在她面前的地上长出了一只开满花朵的画笔，一簇簇嫣红淡紫的小花朵从笔杆顶部伸出来，组成了一根硕大的摇曳着花团的笔尖；但后来，当她在报考美术学院落榜时，她梦见自己站在空荡荡的房间里，那支画笔上的花朵已经凋零了。小登的梦引起了一家人的不安，他们深知天才就像那笔筒上的花朵一般娇弱易逝，所以都原谅了小登的失利并把这看成是某种天意，除了姨妈。从不信天命的姨妈认为这是小登为自己失败寻找理由——高考复习时，家里人十分关怀地腾出最大的向阳的房间让她画画，而她，却不是打哈欠便是蒙头呼呼大睡——这样的人，怎能完成人生最重要的冲刺，又何谈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似乎要继续印证姨妈对女儿急流勇退的预言，上大专时的小登学习马马虎虎恋爱却轰轰烈烈，那漂亮风流有才华的男友比她小了3岁，姨妈断言这个来自外地的男孩子完全是看上了姨父的地位，为了留在北京才和小登恋爱的，但姨妈越是反对，小登却越是坚决地追逐着自己那并不幸福的爱情，直到有一天，那男孩终于和一个更年轻也更美丽的外国女孩跑到了他更向往的西方世界。这次失恋对小登打击很大，有半年时间她恍恍惚惚终日游荡在各个书店和图书馆里，直到一个青年诗人的出现。青年诗人是个钳工，却非常热爱诗歌，还像所有的诗人一样热情慷慨自信并有几分浪漫，他和文艺女青年小登一见如故，觉得自己有责任去拯救一颗破碎的少女之心；但是，当他伸着火热的臂膀挽着小登来到这个书香之家时，却遭到了姨妈的冷遇，姨妈对青年诗人发表在杂志上的那几首诗歌不以为然，轻蔑地把它称之为“不知什么角落里的野鸡杂志”。面对母亲的反对，小登没有让步，她的武器是沉默和疾病。在躺了将近两个月之后，姨妈让步了，因为当她带着小登去医院看病时，医生告诉她：她的女儿已怀孕三个月了。
我想姨妈还是想为女儿做点事情的，小登生产时，姨妈把这对夫妇接到了家中。但这个安静而秩序井然的家根本无法安放那位诗人女婿洪亮的嗓门和风风火火的步伐，不到一星期，他就打碎了姨父从国外带回的玛瑙瓶和一位好友为姨父制作的半身雕像，引发了姨父的偏头痛和神经衰弱。最可气的是他不仅不低头认罪，反而指责起姨妈的一丝不苟——姨妈有一杆小秤，每顿饭前她都会仔细询问每个人的饭量并记录在一张小纸片上，加减汇总后再根据数字称出大米和面粉来做饭。月子中的小登哪能准确报出自己的饭量？常常刚吃饭不久便饥肠辘辘，只好私下里派丈夫去外面小店买包子，姨妈看见了又是一顿数落，外面的东西那么脏，你是成心要吃坏肚子吗？小登不敢说自己没有吃饱，只是说想尝尝新鲜，女婿却一语道破，她没吃饱，肚子饿！姨妈不相信，我蒸米饭前是让你们报过数的，你说了只吃二两的，怎么还会饿？诗人忍不住了，谁家蒸米饭前还要用小秤？她坐月子容易饿，你多蒸半斤不成吗？姨妈冷冷地说，不成！我蒸的是米饭，不是猪食！诗人激愤地拍了桌子喊，你还是个母亲吗？可怜的小登夹在母亲和丈夫中间听着两方狮吼，把自己锁到房子里以泪洗面。过了一星期便奶也退了，还患上了乳腺炎，和丈夫抱着孩子回到了又小又破的单身宿舍……
在连续三次评定职称落榜后小登便继承了父亲的偏头痛，逃进了用卫生纸组成的雪白世界中。在她眼中四周的世界危机四伏——沙门氏菌、幽门螺杆菌、大肠杆菌、链球菌、结核菌、葡萄球菌，它们飘浮在带着口腔唾沫的空气中，藏在被脏手触摸过的钞票上，粘在被长着百足的狰狞微生物占领的门把手和扶梯上，躺在落满尘土和虫卵的桌椅床单里。而接触到这一切的便是手。无数细菌病毒们会伺机从她手上的毛孔钻进她的皮肤进入她的血液再进入她的肝胆脾肺乃至心脏大脑。于是她不停地洗手，用香皂洗，用肥皂洗，用洗手液洗，甚至用洗衣粉洗，直洗得双手泛白脱皮，如同在福尔马林中泡过一般。她每天的起居坐卧都循着一条严格的路线，保证这条路线的绝对无尘耗费了她极大的精力，而这条路线以外的地方，尤其是那些屋角、窗台、灶台、马桶、垃圾箱她是绝对不碰的，它们蛛网密布污垢堆积，成为姨妈和女婿互相攻讦的理由。姨妈将女儿的状况归咎于女婿的粗心和无能，在得知女婿成了一名下岗工人之后便公开鼓动女儿离婚，但不知为什么女儿并没有听从。至于那位诗人女婿，则从未在对抗丈母娘的阵地上退缩过，他给丈母娘起名“作家夫人”，说她像所有的作家夫人一样爬上丈夫名声搭成的梯子睥睨一切。又过了几年，姨父住院，姨妈忘记了自己十几年来和女婿的冷战，打电话要女婿去医院陪护值班，小登在电话那端沉默良久，扔出一句话： 他腰椎有病，在家躺着呢。
相比姨妈，姨父对小登的恋爱表现得更有人情味。他偷偷准备了一方砚台作为给那青年诗人的见面礼；亲切地领着诗人参观他的藏书和字画；每当新作出版便签了名送给他，还利用自己的地位帮助女婿发表过诗作。我把养老院的一幕告诉了大成，我说小登对父亲的照料让我看到了父女之间让人感动的温柔之情，大成沉默良久说了一句：
至少在小登面前，我父亲像个慈父。
这话背后的意思，我要在一段时间后才能理解。
假如说，小登是用卫生纸把自己和这个世界的尘土肮脏隔绝开来的话，弟弟大康则是坚决利落地直接向尘土赤膊开战。每个星期天他都要用肥皂水清洗一遍家具，用他妻子的话说，“就连老鼠洞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在姨妈家所有的全家福中，身姿笔挺、穿戴最时髦最体面的永远是大康和他的妻子。大成还记得很多年前一个除夕，他领着弟妹们在姨父借来的一间平房里读书准备高考。邻居的孩子在他们的窗台上点燃了鞭炮，噼啪的爆炸声差点震裂了玻璃。他和妹妹打开窗户好言好语地相劝却引发了一场争吵，唯有大康一言不发，手里端着满满一盆水，劈头便向窗外泼去，孩子们鬼哭狼嚎抱头鼠窜，窗外顿时安静了。大康将盆扔到地上，冷冷地说：
这不就得了！
大康勇敢、简单而又冷静执拗的气质和姨妈非常相像，但现实中他们像两个相同的齿轮被错了卯榫地紧贴在一起，除了磕碰还是磕碰。姨妈出院后的某一天我去养老院，正巧遇见姨妈给大康分派任务。照着手中的一份广告，姨妈不仅准确报出了一种豆浆机的品牌、型号和价钱，而且嘱咐他，一定要买豆绿色的。大康一声不响地听着，并没有如姨妈嘱咐的那样用纸笔记录下来，而是反问了一句：
为什么非要豆绿色的？
姨妈说她在电视广告上看到的那款就是豆绿色的；再说，她就是喜欢那颜色。大康的脸上出现了不以为然的神色，不紧不慢地说，豆浆机的品质和颜色无关。怎么没有关系？姨妈生气了，我就是喜欢豆绿色的！你若是不想买，我让大成来买！觉得这样说还不解气，姨妈拍着床铺说，得了得了，你走吧，没你的事儿了！大康一听便变了色，转身便往外走，扔下一句话：
你看着办！
大康径直从我身边出了门。悲愤的姨妈拍着床铺喊，你以为我病了，就可以任你欺负了吗？
大康小名叫多多。他刚出生不久便被诊断为小儿胆道闭锁，一旦无法通开便可能丧命。姨妈将这个不足两个月的婴儿放在医院里，自己照常上班，医院打电话来催问才去看望一次。不知为什么我一点也不上心——姨妈当着大康的面这样告诉我——我已经有了一儿一女，多一个少一个都无所谓了！我担心地朝大康望去，他一言不发，毫无表情的脸在阴影中模糊不清。我知道插队归来的大康回京后烧了三年锅炉，好不容易谈了一个女友，对方父母邀请姨父姨妈去见面，姨妈拒绝了。姨妈对这个小儿子说，这么多年你住在我这里，吃饭住宿我都不收钱，所以，你若结婚我是一分钱也不给的——而之前，大成和小登的婚礼，姨妈都给了一笔不菲的资助。沉默寡言的大康从未抱怨过母亲的安排，但一结婚便租了房子搬出去，夫妻俩齐心拿下了电大文凭，之后大康调到了一家公司，妻子也一步步被提拔为部门领导，早早便在北京最好的地段买下了房子和车。假如说女婿的无所作为是我姨妈鄙视的理由，但对儿媳的成功，姨妈更是鄙夷—— 一个护士出身的女人倒很能爬啊，姨妈不屑地对我说，我算看明白了，大康不过是要傍着他老婆罢了！
某次返京探亲，大成和弟弟妹妹有一次彻夜长谈。那时候大康还在当锅炉工，又值高考落榜，妹妹也刚刚失恋，两人当着大哥的面都落了泪。他们说，在这个家中没有温暖。几年后大成小心翼翼地和母亲提到了这次谈话，原以为姨妈会很伤感的，没想到她只是不以为然地说，他们要什么样的温暖？我把他们照顾得很好呀！
姨妈就是这样一个人。对自己儿女的泪水，她感到茫然，因为，她认为自己把他们“照顾”得很好。
5
迄今为止，我已经见过了姨妈的三个孩子，三个孩子包括大成的形象都没有超过他们的父母，这是亲戚们公认的。据说美貌和风韵属于隐形基因，从概率上可遇不可求，在终于有机会看了母亲家族其他人的照片后，我不得不承认我姨妈的美貌在整个家族中是一个意外、一桩奇迹，一朵生长在血缘之树上的奇葩——这绝对不是贬义词。
然而，很多年后我终于知道了姨妈的美貌其实有一人继承，这便是我一直没机会见到的姨妈最小的女儿——小亭。
小亭是姨妈心头永远的伤痛。她大起大落的人生在这个风平浪静温文尔雅的书香之家是一个不可理喻的传奇。作为一桩纯粹的意外事件——我姨妈一直认为自己月经不调到处求医，却被诊断已经怀孕并错过了最佳的堕胎时机——小亭一出生便被当作一个精美得出奇的天使宝宝被医院的护士们争相传看，也被我姨父当成了掌上明珠。还在上幼儿园时，她就被摄影记者们追踪拍照，她的照片上过儿童杂志的封面，也曾作为花团锦簇的和平小使者，蹦蹦跳跳地在天安门广场给外国元首献上花束。除了不喜欢读书，能歌善舞的她着实人见人爱，她也成功地逃脱了哥哥姐姐们下乡插队的命运，一直留在北京。但凡事都有两面。小亭有姨妈的美貌却没有姨妈的冷傲和自尊，她活泼而轻浮的天性很像我的姨父，这不幸的嫁接让她成了父母最大的忧虑。为了保护这朵娇嫩的花朵，从小学起她的父亲和两位兄长就不辞劳苦地每天接送她，但厄运还是如约而至。在我姨父姨妈被发配外县并关进学习班、兄姐们也离家插队的时候，小亭头上遮蔽风雨的屏障便豁然落地。我不知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在大成模棱两可的叙述中，似乎独自在家的小亭受到了某个身份特殊的“叔叔”的照顾，这一照顾彻底改变了这个女孩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在那阳光灿烂的日子里，这个美丽女孩成了京城街头小混混们争风吃醋乃至刀枪相向的导火索，规模最大的战斗发生在城市南郊的某座铁路桥下，有三百多人参加了械斗，一人丧生，五人残废，十几人被关进监狱。几个月后当姨妈获准回到家里时，她发现自己面对的不是想象中孤独弱小的需要保护的小女儿，而是一个来去无踪我行我素强悍陌生的女魔头。有一天在菜市场，姨妈发现自己的钱包不见了，回家后万分沮丧地告诉了小女儿，小亭二话没说便出了家门，半小时不到，我姨妈的钱包便回到了她的床头。这一事件引起了姨妈的警觉，她跟踪小亭，很快发现她拥有一个臣仆遍地的地下王国，王国里满是待业青年、留级差生、窃贼小混混甚至一些人高马大的工人。姨妈试图用母亲的权柄来摧毁这个帝国，却如蚂蚁撼树一般。无论是言语、眼泪、打骂甚至绝食，都无法让小亭放弃女王的宝座。直到一年后，母女俩的斗争以工宣队进驻各校，学校恢复教学而告一段落。但平静没有持续多久。18岁那年的一个深夜，小亭与一个大她20岁的外国教师在学校附近的公园里被巡逻的保安抓获。那时候人们对恋爱的态度还远没有现在开放，更何况当事人还有一位来自帝国主义的洋鬼子；小亭和她金发碧眼的老男友在一个拘留所里关了几天几夜之后便被学校除名，声名狼藉的她不得不跟随那男人远走他乡。 将近二十年，这位消失了的女儿一直是姨妈家里的谈话禁忌，直到有一年，一张大洋彼岸的照片寄到大哥大成的家里。照片中的小亭苍老而憔悴，和一个红发碧眼的混血儿子站在澳洲某小镇一条破败的街道前。和丈夫离婚多年的小亭很想回国，但姨妈冷酷决绝的态度就像一座大山挡住了女儿。姨妈拒绝看那张女儿和外孙的合影，她提醒大成注意她胳膊上的那块青紫，那是当年为了阻止小亭出去幽会，她躺在地上用身体堵住门，女儿决绝的脚步踩在她身上的痕迹。多少年来这痕迹奇迹般地从不曾消失，反而越来越大。
6
我一直设想姨妈假若没有大成这个儿子会是什么样子。姨妈有四个儿女，但在亲戚们心中，后几个孩子是隐形的，他们很少出现在人们甚至姨父姨妈的言谈中。相熟了之后，我时常听到这样的话：这件事你问过大成没有？这事由大成处理；这事大成认为……尽管大成在外地多年，但他从未缺席姨妈家的所有事务，尤其是那些大事。几次搬家都由大成从外地赶回操办，姨父的膝关节置换手术和姨妈的心脏病住院治疗，甚至姨父官复原职后与单位的分房纠纷，也都必须等大成到来才能解决。大成从小就和母亲最亲，却是家中唯一一个早早离家并留在外地多年的人，个中缘由，我一直好奇。他插队的时候强制性的上山下乡还没有在全国成为政策，大成说，他是自愿离家，费了很大的劲儿才挤进了那列西去的火车。据说姨妈曾无数次地努力把这个大儿子调回北京，甚至联系到了附近的河北某县，即将成功之际，全国高考恢复，儿子被陕北一所大学录取。得知大成和他后来的妻子谈恋爱，姨妈痛哭一场，告诉儿子，这次我是真的失去你了。十几年来，每一个除夕之夜，陪伴在姨父姨妈身边的不是身在北京的大康或小登，而是千里迢迢从外地赶回来的大成。素来刚愎自用的姨妈只听得进一个人的话，这便是大成；而大成也从未和自己的母亲发生过任何正面冲突，哪怕母亲错怪了他。大成的妻子告诉我，结婚那年她和大成来到北京，不知为什么姨妈对大成发起了火，大成受了委屈却默默不言，一个人躲进院子外面的灌木丛里独自抽泣。五分钟后，大成擦干眼泪，和妻子一起回到客厅。在那里，姨妈正在擦拭着一盆君子兰的叶子。大成快来看，这朵君子兰要开花了。姨妈招呼大成。是吗？大成走了过去，歪头打量那花，满面笑容。
我一直记得大成让我看的，姨妈写给自己儿子的一封信。那封信写于婚后的大成某次探亲完毕的当天。那天姨妈为一件旧事再次责怪了大成，似乎是她想起了在很多年前的一次旅游中，大成嫌她戴的帽子难看，一把当众拿掉了那顶帽子。你就是嫌弃我。姨妈说。大成一言不发，打起行李便离开了家。那天正下着小雨，姨妈的脸上也是雨雪纷飞。姨妈在信中写道：看着你在雨中走了，我的心也像下雨一样在流泪。你竟然就在雨中走了！我竟然就这样让你走了！我欲哭无泪……
大成对我说，你看，这就是一个母亲写的信。可我却是别有一番感受。这难道仅仅是一个母亲写给儿子的信吗？难道人们不能从中读到某种别的情愫？那么那个原本应该被姨妈依赖和眷恋的男人，我的姨父，这位原本的一家之主，又到哪里去了呢？
姨妈住院的前一天，我随大成到了养老院。我们告诉了姨妈必须住院手术的决定，并帮她整理了衣物和洗漱用品。然而一阵拐杖的笃笃跺地之声打断了我们。这是姨父。他瞪着浑浊的眼睛用拐杖敲着地面冲我们吼叫：
我不许她走！不许她住院！不许住院……她走了，我怎么办？
妈妈有病，很严重的病，不住院好不了。大成说。
我不管！我不许她住院！
看到我和大成为姨妈整理好的旅行包，老头儿颤巍巍地走过去，用拐棍敲打着，挑开，抓起一卷刚叠好的姨妈的衣物，扔到地上。
你给我捡起来！大成突然一声大吼。
老头儿：我不捡！不捡！
你、你这个浑蛋！
姨妈挣扎着从床上坐起来，去推大成。去，给你爸爸道歉。
出乎我们所有人意料，大成一转身，走出了房间。
我追了出去。我把大成拉进了街边一个咖啡馆。大成的脸色很难看，几番努力才被我按进沙发里。服务员拿来酒水单，我一边看着单子一边暗暗注意着大成。他的面孔在咖啡馆暗淡的光线下变得苍白和僵硬，像一尊石像。咖啡端来了，大成端着咖啡杯的手一直在颤抖。沉默了一会儿我干巴巴地说，人老了，就像孩子，糊涂不懂事了。
他岂止是不懂事，大成说，他是自私，一辈子如此！
大成说，姨父向来养尊处优，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筷子放远了也绝不伸手够一下。吃饱了碗一撂便回到他的书房，写诗作文，篆字刻章，与朋友们唱和题词，游山玩水。不停地出书是他的终极目标。即使进了养老院，行走不便，口水哈喇，他还是给自己出了五本书。写不了新的就编旧的，写不了文章就编书信。最有意思的是他为自己写了一个词条似的个人简介，短短一千字上下，却字斟句酌地不停地修改，修改完便交大成拿去打印，反反复复，不下五十次。大成想不通父亲写这个简介要干什么。在大成看来这一举动不仅充分体现了他的自恋，而且毫无价值——
他写的那些序言题跋、书信后记、杂谈诗文，还没到某地便事先关在房子里凭空写好的游记诗词，一帮子文人自娱自乐的唱和应答，陈谷子烂芝麻的恩恩怨怨，风花雪月，鸳鸯蝴蝶，无关民间疾苦，更无关灵魂拷问，有意义吗？
这都是文人们几千年来向往和追求的生活啊！我忍不住反驳，人都有点爱好，有人还爱打麻将喝小酒呢。
是，他是过上了他所追求向往的生活了，可是他身边的人们呢？那些一天到晚伺候他们的亲人们，他们关心过没有？
大成说，“文革”后期，父亲被发配外地，母亲也被杂志社扫地出门，到一个中学当英文教师。母亲没日没夜地苦干，自创出好几种英文教学法。适逢粉碎“四人帮”，学校准备提拔母亲当副校长，可这时父亲官复原职了，为了照顾父亲，母亲申请了提前退休。离校那天，校长、教师们和许多学生都来相送，还送她一只大花篮，大成帮着母亲抬回家。路上，母亲一直夸那只花篮，说那花儿如何如何好，又说那是平生第一次有人送她这么好的花篮，说着说着，母亲不说话了。大成发现母亲用手绢捂着脸。母亲的眼睛红红的，她说，一阵风把沙子吹进了她的眼睛。 有一年秋天，大成出差回家。母亲的腿已经肿了，还一瘸一拐地照料着父亲。父亲占据了家里朝南的所有房间——会客的客厅、大卧室，还有写作的书房；而母亲，住在朝北的小房间里。父亲的大床上有多达六床被子，厚的，半厚的，最厚的，薄的，半薄的，最薄的，母亲常常半夜被叫起来，为他更换合适的被子。睡眠对父亲是可遇不可求的恩赐，为这恩赐的降临，父亲早早便上床等待，9点吃一次安眠药，之后11点、12点、1点各一次。在四次安眠药都失效后父亲便要母亲给他唱歌、读诗。已经劳累了一天的母亲常常半夜被父亲床头的铃声叫醒，来到父亲的房间。母亲只会唱年轻时的抗战歌曲和江南小调，那声音都咿咿呀呀地跑调了，却还是要为父亲唱，例如《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例如《茉莉花》；还不能读那些艰深晦涩的太费脑子的诗歌，必须是简单易懂的，例如“床前明月光”，例如“春眠不觉晓”……
大成说，有很多个夜晚，他被铃声惊醒，之后便听见母亲拖着步子走过去。父亲房间里的灯光亮了半宿，母亲嘶哑的歌声和读书声也响了半宿。他不知道母亲是什么时候回到房中的。他只知道，第二天一大早他来到厨房，发现母亲早已在厨房里忙碌着，而父亲房门紧闭呼呼大睡，直到中午。眼里布满血丝的母亲不停地咳嗽，她否认自己是陪丈夫熬夜太过劳累，只说是自己起夜，不小心着了凉。
中风以后行动不便，就更了不得了。大成继续说，医生让他多走路，他不干，我妈拉他起来，他用棍子打我妈，把腿都打肿了。那么大的个子，几次摔倒，连我妈一起拽着摔倒。我妈的腿就是这样坏的。什么股骨头坏死！全是我父亲害的！
你不能这样责备姨父，我终于忍不住了，姨父变成这样，一半是姨妈惯的。就像我父亲的无能，百分之八十要归功于我母亲一样。再说你又想让你妈变成什么样子呢？我看着他们俩挺相濡以沫嘛。
什么相濡以沫？大成冷冷道，你相信不相信，即便就是在一个家庭里，也有弱肉强食？我妈这辈子，就是让我爸毁了。
一股寒气从我脚下升起来。我突然意识到了什么。其实这种感觉在十年前，在我第一次走进那青砖小楼就隐隐感觉到了。这是一种寒意，一种掩藏在表面的安静温馨气氛背后让人不安的寒意。我想起了妻子告诉我的一件事。在医院里，有一次在昏迷中，姨妈喊出了一句话：赵毅人，你不要欺人太甚！赵毅人，便是我姨父的名字。一定有什么。一定有什么，让一向理智宽厚的大成，在父母面前，有着如此明显偏激的立场。一定有比这些生活小事更深层的原因，或是秘密，横亘在他和自己的父亲之间，横亘在我姨父与姨妈之间，甚至这个家庭的每一个成员之间。
7
六十六年前一个春天的下午，我22岁的姨妈拿着一封给当时最著名的文学杂志主编的信，从山城重庆来到北京。这封信是她的导师，武汉大学外语教授杨鹤如写的。杨鹤如给那位主编、自己曾经的学友介绍了自己这位品学兼优、才貌出众的女学生，希望能让她在北京进修当时各行各业都在使用的俄语。我姨妈下火车后走进的第一处地方是北京东城的一家小院。这家被戏称为小羊尾巴胡同的小院是新中国最负盛名的文学杂志的地址，一批后来载入史册的人物都曾在这里办公和生活过。多年后这座小院被拆除并盖上了一座平淡无奇的高楼。但六十多年前，我姨妈走进这里时，门口的大槐树正开着馥郁的白花，红漆对开大门上挂着闪亮的门环，高高的台阶十分洁净。我姨妈在这里见到了那封信的收件人，这个杂志社的主编。这位主编看了信，抬头看了我姨妈一眼说，你已经是大学的英文助教了，还学什么俄语？留在这里工作吧！
我姨妈忘记自己是怎么回答的了。一个22岁的女孩子初来乍到，人地两生，怎么可能提出反对意见？很可能，她点了点头，但也可能，她的沉默被当成了默许。主编从抽屉里拿出一本英文书，是简·奥斯汀的一部小说。当时这小说在国内还没有中译本。主编问，她能否把其中的一章当场翻译出来。我姨妈粗略翻看了两页，点了点头。
那好，过一个小时我再回来。主编站起来。临走时他回头问：需要字典吗？
不要，我姨妈连忙说，我们考试，从不用字典的。
一小时后主编如期回来，我姨妈已经把一篇译文满当当地写满了五页。主编进来时她正在做最后的核对。她感到不好意思，钢笔漏水，她的手指沾上了墨汁，译文上也有两处涂改。她很怕就此给这位考官不好的印象。但主编什么也没说，一把拿过译文便读起来。那是我姨妈生命中最漫长的几分钟。她知道这位精通外文的主编，同时也是一位声名赫赫的大作家，她不禁要担心自己的翻译是否准确，更担心自己的译本有没有文采。主编看完，一直严肃的脸孔舒展开来，他笑了。
不错，文笔很好。好！就这么定了。
主编再次把目光落在我姨妈身上。这次，那目光充满笑意。
于是我的姨妈便留在了这座小院，这是她到北京的第一站，距离北京火车站步行只需10分钟。她没有想到，她今后几十年的命运将系在这小院里，和它恩怨纠葛一生。两个月后，在这位主编的介绍下，她嫁给了我的姨父。后者在这座大院里担任编辑部主任。几年后我姨父便调入那所著名大学，而我的姨妈则留在这院里当了一名文学编辑，直到“文革”到来。
很多年后，我姨妈还津津乐道于这一幕。这是唯一的一次她纯粹以个人的身份，得到一个著名人物的首肯。我确信姨妈所说无误。在很多年后我读到了姨妈在养老院中写的一些字条，以及她代我姨父写的后记，虽然字迹颤抖，但她的语言干净、简洁，直抵核心，流畅而生动。我知道很多年来她都是我姨父诗文的第一位读者，她能判断他文章的优劣是否适宜于发表，并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事实上姨妈还在大学当助教的时候就是学校油印小报的诗歌作者。她不仅读过那位主编的小说，也读过我姨父作为一名抗战诗人发表的诗歌。也就是说，她算那个时代的一位文艺女青年。我姨妈是否像很多人一样在人生的某个阶段做过自己的文学梦？我无从知晓。但许多年里，身处中国最著名的文学杂志，她一定亲眼看到了很多人从藉藉无名的来稿者变成知名作家；也一定亲眼看到了一些和她经历身份相同的女性在嫁给某位著名作家后，靠着一本小书或一两首诗歌把自己也塞进了作家圈子。但我姨妈似乎毫无文学野心，尽管在当时她凭着自己的文笔和译文得到了最具有含金量的首肯。我确信，即使不从事创作，仅仅从事翻译，靠着她的才华、安静和专注，她也会小有成就的。然而我的姨妈却没有这样。她的人生轨迹在进入这个小院后便拐了弯，进入了另一个人的轨道，并淹没消失在那个人的喧嚣和隆重之中。这个人，便是我的姨父。 8
和我姨妈的家境相比，我姨父其实出身卑微。他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民的儿子，祖上世代务农，他是家中唯一一个读了私塾并走出那片祖辈们生活的土地的人。聪颖的天资和动荡的时世以及良好的人际关系造就了他，这个从小离家投身革命的青年一出道就靠着几首抗战诗歌而成名，之后又因为主编一个进步期刊而结识了许多后来在新中国赫赫有名的文化人士，之后进京，之后进入高校，靠着勤奋也靠着人脉，他跻身于中国有名的文人行列。他是他出生的那座县城和省份的骄傲，他的事迹被写进县志省志并作为传奇广为传诵，在他的晚年，当地人甚至考虑为他建一座纪念馆并塑一尊雕像。我姨妈无疑对姨父有着钦佩之情，她之后几十年的生命始终以丈夫为轴心，不惜放弃了自己可能的事业。在外人眼里她是一位最理想的作家夫人——美丽、优雅、教育良好，更为可贵的是对贤内助的角色全心全意。她对丈夫的忠诚是无可置疑的。由于抗战时期的一次被捕和登报脱党，我姨父被定为叛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每次运动都会被揪出来修理一番，“文革”中更是被赶到外地农场，是我姨妈一次次去找丈夫那些最早官复原职的朋友恳求和申诉，才使我姨父回到北京。在我们这种平凡人家看来，这种感情是多么真挚而可歌可泣，可又是什么，让他们的儿子说出了那样让人寒心的话呢？
我姨妈从未讲过她和姨父是如何恋爱的。事实上他们没有恋爱便结了婚。而这介绍人便是那位主编。我姨父当年32岁，比姨妈大了10岁，是当时这座院子里的“光棍协会”的会长。现在想来，当那位主编见到我姨妈的第一面，一切便已注定。这位主编和我姨父是多年好友，抗战时期曾一同流落孤岛香港，香港沦陷后又被中共地下组织营救回内地，共同出生入死的经历使他对好友的婚事不会不关注。在那时，我姨妈的境遇只是那些奔赴延安的女大学生命运的晚期版本。幸运的是我姨父是个诗人，他比那些身经百战的将领有文化也有名望，从某种程度上满足了我姨妈这位文艺女青年的精神需要和虚荣心。我相信他们的婚姻最初是充满希望而幸福的，在姨妈家里，我看到了姨父和姨妈当年的结婚照，站在一株开满花朵的老槐树下，年轻的姨妈站在姨父前面，一根粗粗的大辫子垂在胸前，脸上挂着羞涩的笑容，而姨父却不苟言笑地昂着头，一副为尊者矜持而意气风发的模样。姨妈是否知道自己有着惊人的美貌呢？我想答案是肯定的。姨妈曾告诉我，新婚之际姨父曾带着她去拜见一位著名的画家好友，那位好友见到姨妈的第一面就惊呼：蒙娜丽莎！
作为蒙娜丽莎的我的姨妈，是否能得到她所希冀的幸福呢？
这一年，我为了写一篇文章，翻阅了大量《新文学史料》。我在一篇回忆抗战时期逗留在香港的进步人士的文章中看到了我姨父的名字。这毫不奇怪，我知道姨父确实有过这一段历史。让我吃惊的是，这段文字是这样写的：
我们常常在一起聚会。毅人带着丽莎也常来，那时，他们的儿子刚刚满月，而毅人的诗集在香港已经有了新版本，可谓春风得意……
毅人就是赵毅人，是姨父在抗战期间最著名的笔名。《毅人诗集》《毅人诗歌初集》是当时文艺青年私下传抄颇广的进步作品。在某大学图书馆里，我曾经仔细研读过这两部纸张泛黄的小册子的原版，它们共收录了姨父在1937年到1945年间创作的60多首诗歌，比如《高粱红了》《黄河的呐喊》《在太行山行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它们又被重印，前面还加上了姨父年轻时的照片和新写的再版序言，对这两部作品的诞生和重印过程作了叙述。照片中的姨父站在香港某高楼前，穿着呢子西装，头发亮亮地梳在脑后，和当时上海滩最年轻英俊的明星很是相像。而拍这张照片的人，正是《新文学史料》那篇文章的作者，一个同样资深的文艺理论家，我姨父的好友。可惜的是，此人已经在两年前去世。
我拐弯抹角地找到了作者的亲属——他的儿子，以确定文章中的毅人是否是我的姨父，回答是肯定的。我问能否找到他父亲和赵毅人在香港的照片。几经辗转，我得到许可，看到了一张珍贵的、被小心挂在镜框里的合影。
你再晚几天来就看不到了，我们已经决定把它捐给现代文学馆。那位儿子说。
我仔细看着那张照片。一群人站在一座楼前的合影。那座楼我认出来了，正是我姨父单人照中出现过的大楼——尖顶，西洋式风格，也许是个教堂。很可能，姨父那张照片和此照片拍摄于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因为在那个年代拍照的机会不像现在这么多。在照片中，我看到了不少名人，其中包括那位主编，也看到了文章的作者和我的姨父，他们并肩站在第二排靠边的位置。我搜寻着照片中的女人。有三个女人，占据前排正中的位置。除了一位儿童文学女作家外，另外两位很陌生，名字无从查考。我问那位儿子，可知道他父亲文章中提到的一个叫丽莎的女人。让我失望的是，他摇摇头说，这得问我爸爸，他的那些事情，他从来不讲，我们也不问。若是我妈在，大概还知道一点，可惜，她也不在了。
这个叫丽莎的女人是谁？为什么姨父的文章里从未提及？姨妈是否知道此事？就在我思忖是否该向大成直接摊牌求教的时候，大成自己找来了。
下面的故事便是大成在彻夜长谈中告诉我的。
9
“文革”刚开始不久，大成正上初中。一天清早，姨父外出上班了，只有姨妈带着孩子们在家。门突然被撞开了，几个穿着绿军装的年轻人闯进来。为首的是一个高个头青年，络腮胡子，满脸横肉，手中提着一根带铁扣的宽皮带，一进门就径直朝里屋走去。大成和弟弟大康正在起床穿衣，眼睁睁看着几个人挥舞棍棒，把家里的花瓶、水碗、鱼缸、镜子、书柜门砸得粉碎。接着他们看到母亲被揪住头发从里屋拽出来，推搡着跪倒在两弟兄面前的青砖地上。
你给我跪下，跪到这里！那青年喊，脸上蒙着一层发黑的雾气，鼻翼、眼睛下面全是青的，大成在很多年后才知道那就是“杀气”。带着杀气的青年上下打量着姨妈，脸扭歪着，一颗侧面的牙露出来，好像咝咝地牙疼。
这么说你就是那个赵毅人的老婆？
你是谁？姨妈反问。
你问问那个浑蛋赵毅人就知道了，青年说，把东西拿出来！ 老大，稍等片刻，正给你造着呢！里屋传来回答声，夹杂着滴滴答答的撒尿声，之后一个小个子出来，手里拿着里屋的尿盆，放在姨妈面前。尿盆里是黄黄的尿液，还漂着泡沫。
这是给你喝的东西，年轻人说，这是给你这个臭婊子专门预备的东西。你不是美得很吗？你不是个仙女一样的人儿吗？你今天就给我喝了它，喝！
你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姨妈说，我和你无冤无仇……
有没有冤仇我自己知道！那青年吼叫起来，抬起胳膊一耳光，姨妈的半边脸肿了。仿佛这样打着还不过瘾，他一手揪住姨妈的头发，一手左右开弓地打着，姨妈的脸瞬间肿胀了起来，鼻子流出了丝丝缕缕的血。
你不喝，啊？你也知道这东西很臭，啊？可你就配喝这种东西！你就配喝这种东西！年轻人扯住姨妈的头使劲往尿盆上撞，尿盆倒了，尿液流了一地，姨妈的头在流着尿液的地上发出咚咚的声响，头发被尿液濡湿了，一绺一绺的。
这个臭婊子骨头很硬啊，啊？你是怎么管你老头的，啊？你干吗要他去祸害别人，啊？看你养得白白胖胖，小日子过得不错啊，我要叫你过不成！我叫你过，我叫你过……
他撞着姨妈的头，一下一下，伴随着咒骂的节奏。
弟弟大康突然冲了过去。这年幼的孩子扑到那个正揪住母亲头发的青年身上，抱住他的胳膊又拽又扯又咬；而此时大成却完全吓傻了，直到弟弟被那人扔到地上时才醒悟过来，他冲上去拉回了他，紧紧把他护在自己怀里。那人喊道，给我打死这个小兔崽子！
姨妈挣扎着爬了起来，她扑过去抱住那人的腿，哭着喊道：
你打我吧，打我吧！别打我的孩子！别打我的孩子！
大成记不清这次暴行是怎么结束的了。是另一个房间里的小登和小亭叫来了邻居，还是邻居们冲进来干预了？他只记得小登小亭嘤嘤地哭着，房间里有很多人，邻居王阿姨拉开抽屉寻找棉球和红药水，而自己和另一位邻居扶起躺在地上的母亲和大康。大康流着鼻血，母亲的脸像被蜜蜂蜇了一般的青紫，头顶血肉模糊；而在被尿水打湿的地面上，挂着一片惨白的，带着黑发的血肉，那是母亲的头皮。
大成说这次暴行让他记忆深刻，不仅由于它的突然，更是由于它的不明原因。不仅他，就连他的母亲，也不明白这伙暴打他们的人到底来自何方，出于什么目的。早在一个星期前姨父的办公楼前就出现了大字报，说姨父是叛徒，右派分子，钻进革命队伍里的间谍和特务，但今天闯进来的这伙人却没有提及姨父任何政治上的罪名，他们似乎是冲着姨妈来的，其举止更像是要报某种私仇。而这私仇的起因，就是我的姨父赵毅人。
姨父那天晚上回家时，天已经黑了。他提着黑提包，像往常那样缩着肩低着头，帽檐压得低低的。一进门，便看见姨妈头上缠着纱布，肿着脸，端着一盘菜从厨房出来。姨父看了妻子一眼，便站住了。孩子们，小康和小登正在做作业，都抬头看父亲，就连一向爱撒娇的小亭此刻也没有像往常那样扑过去抱他，而是站在门口看着他。大家都看着他，等待着。
然而他没有反应。他的眼睛很快从妻子头上的纱布移动下去，盯着自己的鼻子尖，就仿佛妻子头上不是带血的纱布而是一块寻常的花手绢。他将黑提包挂在墙上，转身，走进了自己的书房。
大成不甘心地走到书房边，想看看父亲在干什么。他觉得心思细腻的父亲不可能没看到母亲肿胀的脸和头上的纱布，事实上父亲还没推开家门就听到了邻居们对今天发生的暴行的汇报，邻居们的声音很大，就连屋里的大成都听见了。大成想，父亲一定十分难过。他也许在哭，在私下里偷偷哭，而且，联想到自己给家人带来的痛苦，他一定内疚得厉害，想死的心都有。为此大成想到了如何安慰父亲。他走到了门口，轻轻推开那门。他看到，父亲正坐在桌前，干着什么。
父亲在刻着一方印章。他戴着显微眼镜，拿着一支精细的刻刀，在一方寿山石上刻着印章。他眯缝着眼睛，神色平静，一如往常。
大成说，这一幕将永远印在他心上。他，这个16岁的少年，第一次在心里萌生出了一种寒意，一种对这个世界深深的陌生和不信任。这一切都是眼前这个人引起的。他的父亲，他一向那么崇敬那么信赖的父亲，那个和蔼可亲、风趣幽默的父亲，此刻却变作了这个人，这个坐在这里戴着眼镜刻印章的人，这个对妻子和儿子的伤痛不闻不问的人。这是一个冷酷的人，一个陌生人，一个化装成他的父亲来到他身边的、没有心肝也没有温度的假面人。而他认出了，父亲手中那块寿山石，正是一个月前，母亲拿出家里仅剩的零钱，加上卖掉孩子们心爱的自行车的钱，给父亲买的。母亲总是说，让爸爸买，那是他的爱好。
这天晚上，即使在饭桌上，父亲也不发一言。他既不朝妻子那头上缠的白纱布看一眼，也不朝小儿子那明显肿起来的脸上看一眼，更不曾询问只言片语。他一声不响地吃完了饭，放下碗便再次回到书房。在那里他刻着自己心爱的印章，直到深夜。
大成说，当父亲放下碗走进书房，当他终于明白父亲不会对自己的妻儿给予任何解释和安慰的时候，当那扇书房的门关上时，那寻常的一声响动仿佛巨石一般砸在他的心上。他知道在自己内心最深最深的什么地方，也有什么东西，被狠狠地关上了。有十年之久，他拒绝对任何人袒露内心。他突然懂得了什么叫作被遗弃、被冷落、被伤害，被自己最亲的亲人。他不知父亲和母亲在这天夜里有没有交谈或争吵。他只记得，父亲至少在他面前，从没有问过母亲头上的伤以及弟弟脸上的红肿。没有，从来没有。他只记得，从那以后，很多个深夜，他从睡梦中醒来，似乎听到了里间母亲压抑住的、低低的哭声。
大成说，假如不是有一天他和弟弟小康去偷父亲的印谱，也许事情会渐渐平息。毕竟，这个家在母亲的严格控制下，一直很平稳地运行着，这运行的基本轨道便是铺设在父亲绝对权威的基础上的。而从不在孩子们面前暴露自己的矛盾，是这对夫妇最起码的素养。事实上在姨妈的操持下，这个家对父亲的隐私尊重到了这个地步——每天早晨的早饭是无须一起吃的，姨父想睡多久就睡多久，而早起的那些人，则必须轻手轻脚，以防打扰了昨夜那个不知何故而晚睡晚归的人。这一切在我听来是那么不可思议。在我出生的那个军人家庭里，作息整齐划一，每日放学回家的时间和路线都在母亲的掌控之中；即便是生病发烧也必须随大家一起在响彻整个军队大院的起床号中早起，坐在饭桌上一同吃早饭，哪怕你吃完后再拉开被褥躺回床上。相对于我母亲对家人的控制和近似贴身盘查的关注，姨妈的宽松造成了这个家庭成员彼此间的距离和冷漠。大成说，“文革”前很多年这个家有三个保姆，她们分别带着大成兄妹们在各自的房间居住，这三个保姆比姨妈跟孩子们更为亲近。而我的姨妈，与其说是一名文学编辑，不如说是一名作家的夫人兼秘书，她体贴入微地关注着我姨父的身体乃至写作，誊写整理他的文稿，帮助收发信件，操持着他的日常起居，从他开会外出时要系的领带和衣物鞋子，到他每日的血压心跳、一日三餐及各种保健品和药品，甚至给读者的每一封回信。大成说，在他的记忆中，这个家与其是他们的家，不如说是父亲的一个特大的书房，一个供父亲休息和写作的地方，而制定这一规则并保持其运作的是母亲，那个世上最崇敬丈夫的女人。父亲的喜好直接决定了这个家的生活习惯，父亲爱安静，孩子们便从小被告知不得大声喧哗，因为他们的父亲在写作；父亲是个诗人和文学家，这个家的书籍便全部是文学书籍，哪怕只是他那些文人朋友的风花雪月的诗文和彼此应和唱答的杂感；父亲爱读书，于是在这个家便没有扑克象棋麻将甚至别的孩子们都有的弹弓和毽子；父亲崇尚贝多芬，家里便只有贝多芬而没有京剧和相声。在大成的记忆中，他很少见过一家人在一起讨论和争论，没有吐露心扉也没有红脸相向，因为这是不文明的不被允许的。即便是春节的除夕之夜，他们也不会坐在一起听广播包饺子，更不用说打扑克嗑瓜子吃零食，这些都是为父亲所不齿的没有教养的俗人之习。父亲一放下碗便回到自己那安静的与世隔绝的书房里了，孩子们也必须回到各自的房间和书桌前，而留在厨房里静静收拾碗筷的，从事那些被父亲不屑一顾的日常“杂事”的，“文革”之前是保姆，“文革”之后是母亲。 是姨妈，把自己的家打造成了一个安静、秩序、平淡如水的沉默之渊，在这样的一潭平静中，每个人都像漂浮其中的水草，隔着沉默的水面款款移动自生自灭，深藏着自己泥土下的隐秘的根，哪怕它已经腐烂虫蛀。是的，这个家是可以有秘密的，即使是最亲密的亲人之间。因为日常的生活轨道就是这样铺设的，人与人的心灵之间隔着远远的永不交错的间距。姨妈全心全意地铺设了这样的间距并认为这是丈夫的需要，但她不知道，她的丈夫也是一个热情活泼的人，却阴差阳错地被自己妻子的这份过分关注和崇拜关进了一个他不得不承受的沉默之笼。在这沉默的笼中，孩子们习惯了被忽视和彼此的隔膜，习惯了彼此之间彬彬有礼的冷淡和距离，以至于在很多年后，当大成在自己的岳父母家看到妻子的兄弟姐妹间无拘无束的亲昵、袒露和争吵，以及彻夜狂欢似的玩闹，惊讶和感动得几乎落泪。
然而那天发生的事就像一把利斧，把母亲十几年来苦心经营的这个家的外壳砸破了，让孩子们尤其是年长的大成，看到了这个家在表面的温情脉脉光滑锦绣底下，那蛛网横生的败絮里子。他看到母亲日益憔悴的面容和父亲越来越晚的归家，越来越心不在焉越来越把自己封闭在书房里，就越来越难以忍受。他决定做点什么。他决定向父亲开战，为母亲报仇。他的想法得到了弟弟大康的赞同，这个小他四岁的弟弟，直接见证并反抗了那次毒打，他比哥哥更勇敢的个性，让他成了哥哥的同谋。从何处下手呢？他们决定找到父亲创作并珍藏的印谱付之一炬。这是父亲的最爱。很多年来，由于受到压制不能发表文章，父亲便迷上了篆刻，他不仅买来古人的印谱研修学习，还亲自篆刻印章并制作印谱，装订成线装书，在他那个文人朋友的圈子里小有名气。尽管只是孩子，大成和大康也知道父亲最珍视的是什么，要伤害他该从何处入手。于是这天晚上，趁着父母有事外出，大成和大康，用一只从同学那里找到的万能钥匙捅开了父亲的书柜。
那书柜用红木制作，木门在打开时发出了喑哑的呻吟。里面摆放着整整齐齐的线装书，有装在木匣子里的全唐诗、全宋词、一些珍贵的古印谱，是父亲十几年间一点一点去琉璃厂淘来的，在一两次抄家之后幸存下来的。但两个孩子的目标是父亲的心血——他自己制作的两三本印谱，它们被装进一只蓝布盒子，小心翼翼地放在最里面。两兄弟拿出盒子，他们解开绳子，拿出最上面的一本。但这时，有什么东西掉了出来。确切说，是几张被撕成两半的信纸。他们打开，上面是他们父亲的字迹。是我姨父，写给自己妻子的长信。
大成说，那信纸个别地方字迹模糊，似乎沾有泪渍，不知是写的人还是看的人掉下的；但整封信字迹工整清秀，没有涂改，行文流畅辞藻华丽，保持了我姨父一贯的唯美风格。没有落款日期，但信中提到了那次突然的毒打暴行。我姨父对这次暴行的原因进行了辩解。一个叫陶丽莎的女人的名字出现在信中，大成于是知道，那个毒打他们的人，是陶丽莎和我姨父的儿子，确切说是大成的同父异母的兄长。毒打的缘由是，很多年前，陶丽莎在香港入狱，我姨父并没有按照约定去营救并探望她，而是一走了之。经过五年狱中生活，陶丽莎身患重病，出狱后才被自己的哥哥、一个第四野战军的高级将领找到，把他们母子带到了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其实也就是姨父和姨妈结婚后——姨父曾去医院看望过陶丽莎，陶丽莎对我姨父旧情难忘，我姨父也无法拒绝她，于是双方便维持着一种“不正当关系”长达十几年，这期间虽有断续反复却不曾彻底中止，直到这次意外发生。这种事情原本很隐秘，双方都有家庭也不想破坏各自的生活，然而“文革”开始，他们的孩子作为一个高干子弟，第一批起来造反的红卫兵，却在炫耀他母亲为革命入狱的光荣历史时被人告知，他母亲是一个“破鞋”，而和她乱搞的那个男人，就是他的亲生父亲，一个懦夫，一个早就被打倒的叛徒和右派分子。这一切如何不让一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火冒三丈，为母亲被断送的革命生涯和他自己的光辉前途而愤起报复？
如果说这件事毕竟是我姨父遇见姨妈之前的情感历史不得不接受的话，那么随后的内容便让大成忍无可忍了——另外一个女人的名字出现了，那是一个女学生，大成似乎在父亲的办公室见过她，其貌不扬却是我姨父最器重的学生，两人曾合作写过一本书。信中隐约其词地提到了同情、崇拜、救助、勒索这些词汇，似乎是，这个女生因为爱慕和崇拜，对姨父的感情发生了变化，姨父一开始极力避免，但，当毕业在即，女学生不得不回到那个偏远落后的家乡时，姨父为学术界失去这样一个才女而深感惋惜，也对她无助不幸的境遇深感同情。离开北京的前一天，女学生恰到好处地恰逢其时地突发高烧，顺理成章地打电话向姨父求助，而姨父出于同情前去探望，不承想，这一去，两人的关系便有些说不清楚了。姨父曾试图结束这段“并没有实质性内容的模棱两可的尴尬关系（姨父语）”，但那女生用他和陶丽莎的秘密来要挟他，姨父不得不和她一直周旋着，并应她的要求设法把她留在了这座城市。讽刺的是，对此深感刺激的不是我的姨妈——她对这一切都不知晓——而是陶丽莎，似乎是“文革”开始这女学生给组织写信揭发了自己的老师，深感冤枉的姨父将此事告诉了陶丽莎，陶丽莎并没有如他所愿地对他表示理解，却和他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并服毒自杀，虽经抢救脱险，却神志恍惚虚弱无比。
要说我对不起你，我也对不起另外那两个女人。信中的姨夫写道，他说自己无法拒绝陶丽莎是因为他一手造成了她此生的痛苦，他对她深感内疚，想弥补她，并不是像我姨妈所说的那样旧情难忘。至于那个女学生，他承认自己一开始陶醉在她对他的无条件崇拜和楚楚可怜的求救之中，自欺欺人地认为自己对她的同情仅仅是为了事业而拯救一个弱女子，没有当断则断地斩断这段危险关系。但他同时保证，他和女学生的关系纯属误会，他和陶丽莎的关系也仅仅是同情，他唯一而且最爱的是我的姨妈，因为她是那么纯洁那么善良，对他满怀信任，她是他骨肉相连的亲人，他对她隐瞒真相是出于不忍，是为了保护她，保护几个孩子，他不愿让这个家蒙上阴影，不愿因自己的过错而让孩子们没有一个快乐的童年……他恳求妻子，不要向组织告发他，不要离开他（似乎是姨妈提出了离婚），因为他爱这个家，爱她也爱孩子们，他们是他的一切……
1
在我母亲的南方故乡有一个传说：经历过生死大病的人们，其灵魂就像受惊的鸟儿般容易飞走。你务必当心，你更要留意，因为当他们返回人间时，身体里很可能栖居着别的东西。
我姨妈周璇在88岁那年接受了结肠癌切除手术，从监护室出来的第三天，我来到医院。半掩的窗帘遮住了阳光，她躺着，苍白的脸在幽暗中影影绰绰。我把一大束百合放在床头并向她问好，她沉默着，那异乎寻常的寂静让我怀疑她是否昏睡。我朝她靠近。我惊讶地发现她竟然醒着，醒着并目光炯炯地注视着我。我们的目光相遇了。突然，她细密的皱纹朝着鼻翼中心聚集，深陷的黑眼睛露出诡异而顽皮的微笑。她动动手指招呼我近前。我听话地向她弯下腰去。于是一个低语，一个带着呼吸的低语，温暖而带着酸味，含糊又无比清晰，缓慢、低沉如巫师念诵的符咒，从她嘴里飘出并掠过我的耳根：
要监视走廊上跳舞的紫罗兰。
说罢，她抬起那扎着输液管的青筋密布的手朝门外一挥，无比威严地下达了命令：
去，马上。
我站起，出门，沿着胃肠外科的病区走了两个来回。我确定不了该干什么。什么叫跳舞的紫罗兰？是一朵有着特异功能的花，还是某个秘密组织的暗语？考虑到我姨妈身为诗人和教授夫人这一特殊身份，我判定这紫罗兰可能来自诗歌的譬喻。然而走廊上没有诗。有的只是几块专栏，玻璃镜框里镶嵌着本病区医生的照片简介及胃癌肠癌的CT图像，那些黑色的肿瘤呈菜花状狰狞而灿烂地开放着。还有一则海报：
中国胃癌精彩手术大赛！隆重豪华的视觉和听觉盛宴！地点：中国科技会堂。共设：最佳肿瘤组织切除奖，最佳淋巴扫除奖，最佳器官再造奖。参赛者须提供不少于15分钟的手术录像。支持MP4格式。50名专家评委及院士实名现场打分，会后有晚宴及精彩的文艺演出。胜出者可获得七天爱琴海浪漫之旅和人民币十万奖励！
海报中央是一个张开臂膀歌唱奔跑的人形，胸口有个椭圆形的被掏空的黑洞，大小和被摘除的胃相当。天空中，玫瑰色的心形花瓣正纷纷飘落。我无法把这欢快的场面和我印象中血淋淋的胃癌手术联系起来。眼前的一切是这样的不可理喻，就像姨妈口中的那株会跳舞的紫罗兰，在这寂静、空旷、充满来苏水气味的长廊里，也许真有什么超出了我的理解？
这天晚上我给姨妈的长子，我的表哥大成打了电话。电话那头他一声叹息：
昨天半夜她叫来了护士，说有个白衣女子在她床前翻筋斗顶碗。你听说过吗，人过八十再经历大手术等于跨进了死亡的门槛，回来时能否带上原来的魂魄，尚属未知。
我家的相册里有一张母亲的全家福。1945年的阳光照耀在庭院的芭蕉树上。几十位身穿长袍马褂的男女老少站着坐着，面目模糊地朝我张望。在母亲的有意忽略下很多年来我只认得其中两人：一个是我的外公，一位参与过武昌起义的辛亥老人，坐在最中间穿着中山装却披着卓尔不群的长发；另一个是我年幼的母亲，在奶妈怀里嘬着指头。在我考取了北京的研究生即将出行的那天晚上，母亲才指着外公身后一位穿着学生装的短发女子对我说，这是你的姨妈，周璇，她也在北京。
我凝视着照片中的姨妈。我的第一反应是把她和那位同名的电影演员作个对比，但那团模糊泛白面目莫辨的影子与其他的影子并无实质不同。在我的追问下母亲并不情愿地吐露了，这位姨妈是她们家族中第一位在旧中国便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外语专业的女大学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在某文化名人的介绍下嫁给了一所著名大学的文学系教授。我很惊讶这么多年为什么她和我们没有来往，母亲淡淡地说，家里这么多亲戚，都隔得很远了。
从母亲的语气中我听出了，某些事情是她不愿提及的。
我外公出生于汉江边一个拥有几十间店铺的富商之家，是县城里第一位剪掉辫子的革命党人。他早早便将子女们送到外地接受新式教育，可惜当姨妈和兄长们在遥远的大城市完成各自的学业时，我母亲还在乡下老家的田埂上玩着泥巴。外公去世时只有我母亲一人守在身边，这位最小的女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只能顶着地主子女的身份勉强读完小学。我母亲的母亲即我的亲外婆是一位佃农的女儿，最初是作为女佣进入这个大家族的，这也是我姨妈和她的几个嫡亲兄长（我还有两位远在海外的舅舅）对我母亲不屑一顾的原因。我母亲在她21岁那年嫁给了她响应政府号召长期与之通信的“最可爱的人”，一位从朝鲜战场归国的志愿军战士，随着他来到遥远的大戈壁垦荒，这军人就是我的父亲。在遥远的大戈壁在三年困难时期里母亲陆续生养了我们兄妹几人，我记忆中的母亲永远是系着围裙拿着抹布，这样的母亲，自然不会主动去惊扰那远在京城书香门第的异母姐姐。
我正式去看望姨妈周璇是五年之后，我已经研究生毕业并留京工作。录用我的那家出版社的总编正在主编一套中国文化名人丛书，得知我有一位小有名气的文人亲戚便派我去组稿。那时的我已在大学图书馆里读完了那位教授姨父的两大本文艺理论专著和几本薄薄的诗集。我第一次来到北京西郊那座青砖小楼是个下午。种满松柏的大院很安静，荷花盛开的池塘和精雕细刻的石桥让人联想到附近的皇家园林。一座座两层小楼乍一看不显山不露水，但高高的红木窗和裸露的青砖透着古色古香的尊贵。我在传达室拨通了大姨家的电话，接电话的女人有着与母亲相同的南方口音。得知我的姓名后她沉默了片刻，当我提醒她我已经事先给某某教授（我姨父）写过信时，话筒转到了一个男人手中，那男人热情地说，欢迎欢迎，请进请进。
五分钟后我便独自坐在一间光线暗淡洁净无比的客厅里了。围着围裙的保姆给我端了茶便走开了。我打量着墙上一帧帧装裱精致的条幅字画，那些或飞扬或拘谨的名人落款就像一部现代文学史的名人索引；陈年的书稿杂志在书柜里满满当当一直攀到天花板；窗台上摆着好几个花盆，盆土里种的不是花草却是形态各异千奇百怪的石头。盖在茶几电话上的手绢被掀开了，这说明几分钟前主人们还在这里，而现在他们很有尊严地回了自己的房间，给我这个来客一个等待觐见的机会。不久一扇门开了，一位鹤发童颜的高个子老人走了出来。我一眼便认出了这位著作等身的学者，他比扉页上的照片略显苍老却难掩儒雅的风度，一头稀疏的银发向脑后梳着，脸上挂着一位长者教授面对外地学生的标准笑容。欢迎欢迎。他握住我的手亲切地拍拍，他肥厚的手掌柔软而温暖，仿佛没有骨头。我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位姨父，他有一种洒脱的魅力，热情中带着点狡猾，却又孩童般率真活泼。他不仅慨然应允加入我们这套丛书的写作，而且热心提供了几位名人朋友的联系方式。之后我们便闲聊起来，他无拘无束的说笑就像是一股温暖的潮流挟裹着我向前漂去，从我任职的那家出版社的新书，到抗战中的海派孤岛文学，从我的家乡新疆那遥远的西域风物，到我父亲经历的朝鲜战争。我们甚至谈到了他的那两本学术专著，姨父更加高兴起来，到书房取出一本新作，签上了龙飞凤舞的名字，玩笑般地“请小老弟某某批评”。这时离我进门已经一个半小时，女主人却一直没有露面。我试着把话题引向姨妈，我问，姨妈的身体怎样？ 你姨妈还好，他微笑着解释，就是心脏有点问题，我这就去叫她。我急忙说不用了，岂有叫老辈出来见晚辈之礼。说着便要站起来。但姨父用力把我按在沙发上说，你等在这里。便匆匆进了某一个房间。
姨父按在我肩膀上的那只手很有分量，我不能不感受到这分量背后的认真与严肃。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某扇门里出现了低声的细语（似乎姨父是在劝说着什么）却迟迟不见动静，我有些后悔了，自忖我不该主动提出要求，而该让聪明的姨父引导我结束这次尴尬的拜访。就在我正思忖着如何能潇洒大度地离开时，门却开了，一个人在姨父前面走了出来。我以为自己会看到一个衰弱、苍老、病恹恹的姨妈，但眼前的一切却出乎我的意料。
她穿一身深紫色的中式卷草花纹丝绸夹衣裤，考究的盘花对襟纽襻，脚上一双绣花黑布鞋。浑身透出氤氲古雅之气，宛如从陈逸飞油画中走出的民国女子。个头不高，但苗条的腰身和长长的脖颈却显得亭亭玉立。头发浓密乌黑（这是唯一和母亲相像的）烫成波浪状，要仔细看才能辨别出里面的零星白发。我知道她比母亲大18岁，这一年至少70多岁了，但在我眼里，她几乎不到50。世上有一种女人能成功地逃出地心引力和时间之流，她们是女人中的妖仙，我姨妈就属此类。她和我那衰老操劳的母亲几乎没有一点相同之处。她那笔挺的鼻梁，奇迹般几乎没有皱纹的洁白紧绷的皮肤，仍然红润的嘴唇，都让人不由得遐想她年轻时的美丽。事实上她此刻依旧美丽，假如不考虑她的鸭蛋脸和黑眼睛里的那种阴郁淡漠的表情。那表情，让我想到了一个词：凛然。
我姨妈就这样凛然地看着我。看着我在沙发前笨手笨脚地站起来，我那不争气的长腿还差点碰翻了茶几。我个头一米八一，但在这位连一米六也到不了的姨妈面前，我感到的却是自己的矮小。我意识到与我有相同的感觉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我的姨父。这位刚才还谈笑风生的教授此刻变得小心翼翼，站在妻子身后还咳嗽了两声。我知道这是男人们的一种假咳，通常出现在不自在或说谎的时候。这说明姨父和我一样不自在，甚至有些怕他的妻子。
你就是周瑶的儿子？
没有任何寒暄，她张口就很不客气地对我母亲直呼其名，仿佛那不是她的妹妹，而是她单位里的某个同事。还没等我回答，她便转身朝姨父命令道，把药喝掉，别等它凉了！
这时我才看见姨父手里端着一只小小的茶盅，显然是从姨妈房间里端出来的。姨父苦笑着将茶盅凑到嘴边，对我说：
我是个失去自由的犯人，每天必受刑罚……
喝你的药，多什么嘴！
在姨妈的呵斥声中，姨父乖乖地把药喝了，夸张地作出一副哭脸，用京剧道白唱道：
苦哇——
我明白姨父是极力想让气氛轻松缓和起来，便赶紧配合地报以微笑，确实，我闻到了一股草药的味道。我问，我姨父是否身体不好？
当然不好，基本一废物。姨妈回答，一边接过姨父的茶盅放到茶几上，一边用手绢擦掉他胸口上的药渍。姨父一动不动地任她擦着，朝我做着怪脸。
保姆端上了切成小片的苹果和梨，上面插着牙签。姨妈皱着眉头问：
盘子洗了吗？
洗了，保姆说，我还用洗涤灵泡了呢！
给你说过多少次了，别用洗涤灵，那都是化学的东西，不定有什么毒素！用现烧开的水烫烫就行！
烧开水，我怕来不及……
那就用肥皂，也比洗涤灵强！给你说了多少次了怎么就记不住？你那脑子是什么做的……拿着，把茶盅拿走，都是顺便的事！
涨红了脸的保姆拿走了茶盅，厨房在喑哑的关门声后便安静了。空气似乎有些沉闷。我赶紧笑笑，说我母亲很关心这位远方的姐姐，想知道她一切可好。
我不好，她不按常规也毫不客套地回答，一辆年久失修的破车，怎么可能好？她呢？
哦，她、她的心脏也……
听说你妹妹也上了大学？
是当地的医学院。
哼，周瑶倒真有福气。姨妈沉着脸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我顿时无语。我原想细说我母亲其实也不好，高血压、先心病，早年还患过肾炎，多年的操劳和疾病让她显得比姐姐苍老许多，但这些话在姨妈凛然的目光下都无法出口。我姨妈的出现让客厅里的温度骤然降低到零度以下，刚才还温润流畅的谈话瞬间冰冻到无法运转。为了打破僵局我做了一件至今让我后悔的事情——急忙打开自己的提包。那里装着我特地为这次拜访准备的礼物，倒也并不贵重，一盒新疆吐鲁番的马奶子葡萄干、一柄镶嵌着绿松石红玛瑙的新疆维吾尔族小刀和一条美丽的绛红色波斯图案的纯羊毛披肩。但当我笨手笨脚地掏出它们一股脑儿摆上茶几时，她问道：
这是什么？
一些小东西，没什么，就是新疆特产……
拿回去。我不会收的。
您别客气，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这么多年我妈也没和您联系……
我说我不会收的。你没听见吗？她提高了嗓音。
我意识到了她的认真，血液顿时凝固了。
您别……您还是考虑考虑……
我再说一遍，她居高临下地宣布，我从不接受别人的东西。我们家的家规是绝不欠任何人的情，这是我父亲在世时就立下的规矩，周瑶她想必知道。
我想解释这个周瑶不是别人而是和她有着血缘关系的妹妹，但本能让我住了口。她那刺耳的提高了八度的声音仿佛坚硬的冰碴子，毫不留情地砸在我尴尬的笑脸上。我低下头，默默将礼物塞回包里。热血在我脑海里轰轰作响，我咬紧牙关才压制住冲到嘴边的那句脏话。临出门时我看见姨父脸上带着尴尬的微笑站在门口（我当然拒绝了他要送我一程的请求），而姨妈则站在屋子中央朝我冷冷地点了点头。我灰溜溜地踏上了归路。一路上我为自己那些言不由衷低三下四的恭维话后悔，它们在姨妈那具有杀伤力的话语面前如同被射穿的劣质扑克牌碎纸横飞。我这位美丽的姨妈毫无疑问是个刻薄寡恩的倨傲之人，处处都与她那善解人意亲切活泛的丈夫成反比。是她天性如此呢，还是有意为之，只因我出自她那不受待见的妹妹？ 我决定不再跨进这个门槛，并说服主编把姨父的书交给另一位编辑处理。我再也没有和姨父姨妈见面，直到十年后，当我在北京已经结了婚，分到了房子，孩子出生了并已经到了上幼儿园的年纪，就在这时，不期然的，我又和姨妈家有了交道。
2
这天傍晚门铃响了，一个风尘仆仆的男人站在我家门口。这是表哥大成，他提着一只大包，包里装着给我妻子的毛衣，送我的朗文大辞典，以及给我孩子的变形金刚。他那憨厚的微笑让我想到了十年前站在姨妈门前的自己。身材敦厚的大成和他的父母差距颇大，倒与我的母亲有几分相像——事实上大成的长相很像我和大成共同的外祖父，那位著名的辛亥老人。大成告诉我他是从我任职的单位得到我的地址的。他那不算复杂的履历在不到一个小时的聊天里便清楚了。16岁初中未毕业便插队去了陕北农村，不久招工到了当地水泥厂，恢复高考时上了当地大学，五年前才靠落实知青政策回到北京。当过工人和农民的大成津津有味地吃完了我妻子做的鸡蛋西红柿面，还挽起袖子非常麻利地用铁丝做了个临时吊丝，帮我们解决了马桶水箱漏水的难题。我注意到了他的手掌——短而粗，骨节茁壮却十分灵活，那坚硬的老茧让我怎么也无法和姨父那温软细腻的手联系起来；然而他的谈吐儒雅而聪明，有着和姨父同样高的情商和谈话技巧。没绕多大弯子他就告诉我们，他是为他母亲也就是我的姨妈来的。三年前姨父中风后行走不便，姨妈便带着他住进了养老院。尽管雇了保姆全天候照料，姨妈还是很疲劳，消瘦且长期腹泻。得知我妻子所在的医院有最好的消化科专家，大成便请我帮忙挂号。他说姨妈很想见我，我只好把十年前那次会面告诉了他，大成笑着说这确实是他母亲的一贯作派，但并不意味着她有意给我难堪，她对所有人的所有礼物都一概拒之，是出于一个简单的推理：受了别人的礼就必须还礼，否则就是不礼貌；既然她没有时间和精力去买礼物还礼，拒绝别人的礼物便是天经地义。让我惊讶的是姨妈其实对我有很好的印象，对我久久不登门感到遗憾，“母亲是个非常单纯的人，她衡量人的唯一标准便是有没有文化，你有名校的研究生学历又能和她丈夫作一番‘学术’对话，在她看来就值得器重。”
一个星期后我妻子和大成带姨妈去做了检查。那位专家只是简单地摸了摸姨妈的肚子便神色严峻地把大成叫到门外，叫他马上带姨妈去做一个腹部CT以排除有结肠癌的可能。几天后我接到大成的电话，姨妈的确患了结肠癌，那位专家将约他去医院面谈治疗方案。我提出和妻子同去，顺道先拜见姨妈姨父，我们会合的地点，就是姨妈所在的养老院。
养老院是北京二环内的一座五层小楼。扎着彩带的山茶花和绿萝摆放在宽敞明亮的旋转玻璃门内，一位老人在角落里叮叮咚咚地练着钢琴，沿着安有扶手和塑胶地面的走廊走到尽头，便是姨父姨妈的房间。十年过去，我竟然无法认出姨父了，当年那个幽默儒雅的教授已经变成一个艰难地错着步子的白发老者，臃肿发胖的身子面粉口袋一般瘫软地堆放在床边，说话时粉丝状的口水稀稀拉拉地往裤子上掉。唯一让我依稀想起当年的是他那偶尔做出的怪脸，肿胀眼皮下淘气狡黠的眼神。一见我们他便啊啊叫着，瞪眼睛吐舌头，两只手同时抵住额头做出了敬礼的姿势，我妻子刚靠近，他便一把抓住她的手，贴着自己的嘴，嘣儿地亲了一口。
口水脏不拉叽的，也不怕别人嫌你。姨妈在一边幽幽地说。她倒仍是原先的样子，干干净净短小精悍，只是头发剪短了，稀疏了，完全灰白了，平整地贴着凹陷下去的太阳穴；脸仍是白净，皮肤紧紧绷在骨头上，眼珠变为暗灰，嘴唇的颜色让人联想到褪色的花瓣。说话的底气也不如以前，越发瘦小的身子佝偻在轮椅上，像一段坚硬的树干。我惊讶于她和丈夫的鲜明对比，如果说他们一个是越来越松软和膨胀，另一个却越发的坚硬和缩小了。后来我才知道，她因股骨头坏死要推着轮椅才能挪步。脸上露出难得的微笑，她拍打着床边让我们就座，“这里又脏又乱，比不得家里，你们就别笑话了。”
我注意到姨妈的变化，似乎疾病和衰老让她变得温柔平和了。她甚至建议我把父母接来，也住进这个养老院，“大成先前不同意，是我坚决要求住进来的，我这辈子从来不求人，这里管吃管住，每天有人来打扫，楼上还有医务室……”
姨妈难得地说了这么多话，我只好答应向母亲转达她的建议。就在我欣慰地感到一种久违的温暖来到我们之间时，姨妈的话却打住了，神情一凛，眼睛乌黑，如同一只发现了敌情的猫。原来是保姆端着水果进了卫生间。姨妈从轮椅上直起身子推着车轮便蹒跚地往卫生间走，大成追上去拉住母亲，妈，妈，你别动，有什么事告诉我。
叫她别用栏杆上那个白、白、白毛巾……
哪个白毛巾？大成追进卫生间，声音从里面传来。
就是左边那个，白、白……第二个，不，第三个，算了，跟你们说不清楚……姨妈急得嘴唇直哆嗦，颤巍巍地又要站起来。
我和妻子急忙劝说姨妈坐回轮椅上，在她的坚持下又把她推进卫生间。我发现浴室里挂着六七条几乎是一模一样的白毛巾，姨妈分别在它们的角上缝上了各种颜色的丝线以示区别，但如今这些丝线的颜色也浅淡到了难以辨认的地步。我们三个人六只眼睛在姨妈的指导下辨认着，七嘴八舌，将毛巾拿起来又放回去，或是放回去又拿起来。只有姨父岿然不动地坐在原地，但他也不甘寂寞，拍打着床铺大声喊着：
饼干！饼干！我要吃饼干！
半小时后我们打算离开。我和妻子一边和姨妈告别，一边无意中看到大成和保姆已经到了门外的走廊里，大成正将一只信封递给保姆，保姆熟门熟路地塞进衣兜。而房间里，原本坐回床边的姨妈似乎预感到什么，不安地四下张望。
保姆小陈呢？
她在外面和大成说话呢。我回答。
姨妈脸上原本荡漾的笑意凝固了，脸一下暗了，她站起来推着轮椅便往外走，我和妻子急忙冲上去扶住她。
叫她回来！姨妈神色严峻地挥着手，叫小陈回来！有什么话当面说，背后偷偷摸摸干什么？
大成和保姆闻声很快进了门。
妈，我在向小陈交代一些爸爸吃药的事情。 我知道你有很重要的事要对她说，姨妈声色俱厉，但你用不着偷偷摸摸！谁都别想糊弄我！还有你，姨妈指着有些不知所措地站在门口的保姆，我告诉你，这个家还是我说了算！你不老实，我辞了你，想来的人有的是！
姨父做出鬼脸，指指姨妈又指指站在门口的保姆，对我们吐吐舌头。刹那间，他那浑浊的眼里射出一丝清醒而诡谲的光。
街上车水马龙。大成阴沉着脸沉默着。为了缓和气氛，我谈起妻子医院的那位专家，又说起对这次手术的信心。大成直截了当地打断了我，说，你知道我刚才把小陈叫出去干什么吗？为了给她钱。只要她能留下来，我会在每月的工资之外，再给她一千五。这是我私下和她说好的。
大成说有一次，凌晨，三点。正在睡梦中的他被母亲的电话惊醒。姨妈悲愤地告诉他，这日子没法过了，因为保姆干了一件不可饶恕的事情。她怎么能这样对待你父亲？啊？她怎么能这样？姨妈几乎是声泪俱下了。是什么事情？大成一个激灵。姨妈说，她白天累了一天，十分困乏，因此，当保姆给姨父吃了半夜必吃的饼干，又用毛巾去擦嘴时，也没太在意。可是这时候，这时候，你猜怎么着？她竟然，她竟然——姨妈喊了起来——她竟然用擦脸的毛巾给你父亲擦嘴！就这些？大成不敢相信地问。这还不够？姨妈的声音高了八度，她明明知道脸上有鼻孔，而鼻孔里有很多葡萄球菌，葡萄球菌一旦感染会引发肺炎，你父亲上月才刚刚因肺炎住过院！大成松了一口气，哭笑不得地说，妈，没那么严重，嘴脸嘴脸，嘴也是脸的一部分嘛。不一样！姨妈坚决地反驳，嘴是嘴脸是脸！你是用嘴吃饭说话，还是用脸？
我不得不私下里给她钱，大成说，因为，她是三年来我们家的第12个保姆了。
3
潘教授比我想象的年轻，四十五六岁，身材高高的，戴着眼镜，眉宇间顾盼微笑的神情让我无端地想到姨父年轻时的模样。他在一张纸上为我们画出了肠子的走势图，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乙状结肠，肠子们依次爬行，拱起又降下，形成了一个方形高台。姨妈的肿瘤就长在那刚刚拱起的斜面上。潘教授把这部分又浓墨重彩地画出几个套在一起的圈，示意它就是肠子因肿瘤拥堵造成的肠套叠，其形成机理是，假设有一根水管，当其中一段发生拥堵后，运行的水流会不停地推动着管子朝某个方向运动，经年的挤压让这根水管层层叠加起来，横截面很像我们射击用的标靶，或一只脱下来卷成一团的袜子。如此的叠套或袜子很容易造成肠道堵塞，是否手术就成为两难——以我姨妈88岁的高龄和严重的心脏病史，很可能刚一麻醉就停止了呼吸，或在手术台上突发心梗和其他严重的并发症。因此，通常，按惯例，医生都不主张手术，但肠套叠的存在又使她随时可能因肠梗阻引发肠坏死危及生命，因此又不得不手术。这是一个难题。手术的做与不做都有各自的道理，就像一枚硬币的正反面，而抛掷这枚硬币的权利便只能交到家属手中。潘教授意味深长地看着我和妻子以及大成，你们兄弟俩好好商量一下吧，务必三天之内给我答复。说着便将一份手术知情同意书递给了我。
我把那张纸转递给大成，我不是他弟弟，我对潘教授解释。
潘教授问大成，你没有兄弟姐妹？
大成回答，有。
潘教授有些意外，他们怎么不来？
大成说：我弟弟不便请假，妹妹的身体不好……
潘教授皱了皱眉头：还有什么事，能比你88岁的老母得癌症重要？
大成的脸瞬间出现一丝坚硬：我们家的事，我说了算。
潘教授手里的笔在半空悬了片刻，之后狠狠扔到桌子上，这是我听到的最最狂妄也最最荒唐的话了！他提高了嗓音，这不是挑衣服，挑房子，这是决定做不做手术！这关乎一个人的生死，你能一个人说了算？我不知道你的弟弟妹妹们究竟有什么理由不来，但我告诉你，老太太不是你一个人的妈！你最好叫上他们，责任大家一起负！
我不知大成和弟妹们是如何商量的，但最终的决定是做手术。至于在手术知情同意书上签字的是一个人还是几个人，我就不知道了。我只知道姨妈很快通过医院为危重病人特设的“绿色通道”住院并安排了手术，手术定在3月8日这天，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这一天我们请了几位女作者来开了图书研讨会，会议刚开始不久我的手机便响了。是大成打来的。
我赶到医院已近中午。手术室外的等候大厅里熙熙攘攘，家属们三五成群地候在门口，神情或肃穆或轻松地谈论着，我绕着大厅走了一圈，才发现大成仍是独自一人，坐在最靠窗户的角落里。我已经知道了他弟妹们的冷漠，但此情此景还是让我有些吃惊。见到我，大成露出一丝惊喜夹杂着苦笑，他说姨妈已经被推进去三个多小时了，到目前还没任何消息，他想找一个人去为医生们买点便餐做午饭聊表心意，只是，一个人守候在这里，实在走不开。我满口答应去买午餐，正准备离开，手术室的大门开了，一位穿着手术服戴着口罩的医生站在门口喊：
谁是周璇的家属？
大成赶紧应了一声走过去，我也跟了上去。铁门在我们身后关上了，我发现自己站在一条长长的走廊上，周围有两辆空荡荡的床车，走廊两边那一扇扇紧闭的门后才是手术室。站在我们面前的正是潘教授，只是戴着口罩帽子我们没有认出他来。他把一团用熏黑的消毒包托着的东西摊在地上，告诉我们：
这就是从你母亲身上摘下的东西。
截下来的肠子足有一尺长，发出失血后的苍白暗青色，很像有一年母亲买回的猪大肠。潘教授用钳子一点点拨拉开给我们指点着——这是那个癌（在我看来一点不可怕，像一段溃烂浅白的伤口）——这是一个小瘤子（像一个突出的小手指）——这是一个息肉（我觉得它更像癌，因为它鼓囊囊的一堆，狰狞地发出黑色）。当然，还得送去做病理。
大成问，大夫，它，没有转移吧？
现在看还好，组织周围干干净净，没有突破黏膜。
那就好，谢谢，谢谢了。
大成露出微笑。
姨妈在这天下午结束了手术被推进了重症监护室，不用陪护，但医生要求家属必须24小时随叫随到。住在远郊的大成决定不回家了。我陪着他转了医院附近的几家招待所，不是客满便是价格太高，最后在一座居民楼的地下室里订到了每晚80元的特价房。一个中年妇女带我们沿着光线幽暗的散发着尿臊气的走廊走到尽头，来到一个奇怪的三角形房间，没有窗户，狭小的空间只够放下一张床，一根粗粗的缠着白布的暖气管子从屋顶穿到地下。中年妇女从口袋里掏出一双一次性筷子让我们权当门闩插住摇摇欲坠的房门。她带着歉意问我们，你们没有贵重物品吧？没、没有。大成赶紧说。 4
在养老院姨妈的住房墙上，我看到了一方用镜框镶嵌起来的素描，那是小登为父亲画的肖像。笔触轻柔浅淡而简洁，光影恰到好处，画中的姨父穿着对襟棉袄，双手交叉进袖筒里，正笑容可掬地坐在小椅子上。阳光在他的眼里闪烁着，温暖而俏皮，仿佛一句玩笑话从嘴里正喷薄欲出。下面是姨父工工整整题的落款——爱女小登癸酉秋画于一亩园家中。
小登是家中最有才华的孩子，也是姨父最最心疼的孩子，这是大成告诉我的。
这天我去养老院，发现房间里多了一片片一点点的白，仿佛正在下着一场不够均匀的雪。小登正坐在这一片雪白当中，在姨父的床边，削着苹果。一盏小碟子放在床头柜上，用卫生纸小心地垫着；一把水果刀在手里攥着，也用卫生纸裹着；我惊奇地发现好多东西都多了卫生纸的铺垫，例如电话，例如水盆，例如书包和椅子。小登用卫生纸护住手指，跷着小拇指，用水果刀把去了皮的苹果切成一片片，再用牙签插了让姨父吃。由于手指接触到的任何物体都必须隔着一层卫生纸，仿佛她不是在干活，而是通过卫生纸与接触到的物体进行着一场小心翼翼的捉迷藏。这是一项让人筋疲力尽的活动，她很累了，眉眼低垂，动作迟缓，每个动作和话语都比旁人慢了半拍。这个身材矮小的女子，除了身高让人能联想到姨妈，面目是很奇怪的模棱两可，你要仔细辨别才能从中看到姨妈和姨父的影子。她说话的声音也低沉而温柔，那么娇弱，那么疲惫，让人怜悯，让人忍不住想把她放进某个柔软的、用卫生纸铺垫的襁褓里。她为姨父买了一盒蛋糕，外面用雪白的卫生纸包裹着；还有一罐子鸡汤，外面也用卫生纸包着。得知我要去医院看望姨妈，她让我把鸡汤捎去。
你去了，我便不去了，她说，放下牙签，用卫生纸小心地擦着手指，爸爸在这儿，一个人，我要陪陪他。
我注意到她对姨父的亲切温柔。她用卫生纸仔细擦去姨父胸口上的污渍，一下一下，擦了很长时间。当姨父用含混不清的口齿对她说着什么的时候，她凑过耳朵去听，温柔地笑了。
当我把鸡汤罐子提起时她神色紧张。看到我并没有去掉裹在提把上的卫生纸，她松了一口气。那神色，让我想到姨妈看见保姆走进卫生间时的样子。
我把鸡汤带到了医院。大成对小登的缺席并没有感到吃惊。她身体不好，不愿上医院。他简单地说。
很多年以前，当小登还没有养成滥用卫生纸的习惯的时候，是一个活泼的女孩子。她常常搬着小椅子坐在庭院里，手里拿着画笔和画板，身后围满羡慕嫉妒恨的小伙伴。她寥寥数笔就能画出活灵活现的动物花鸟，当然最拿手的是人物，小登的绘画才能完全得自天赋——12岁那年，她做了一个梦，在她面前的地上长出了一只开满花朵的画笔，一簇簇嫣红淡紫的小花朵从笔杆顶部伸出来，组成了一根硕大的摇曳着花团的笔尖；但后来，当她在报考美术学院落榜时，她梦见自己站在空荡荡的房间里，那支画笔上的花朵已经凋零了。小登的梦引起了一家人的不安，他们深知天才就像那笔筒上的花朵一般娇弱易逝，所以都原谅了小登的失利并把这看成是某种天意，除了姨妈。从不信天命的姨妈认为这是小登为自己失败寻找理由——高考复习时，家里人十分关怀地腾出最大的向阳的房间让她画画，而她，却不是打哈欠便是蒙头呼呼大睡——这样的人，怎能完成人生最重要的冲刺，又何谈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似乎要继续印证姨妈对女儿急流勇退的预言，上大专时的小登学习马马虎虎恋爱却轰轰烈烈，那漂亮风流有才华的男友比她小了3岁，姨妈断言这个来自外地的男孩子完全是看上了姨父的地位，为了留在北京才和小登恋爱的，但姨妈越是反对，小登却越是坚决地追逐着自己那并不幸福的爱情，直到有一天，那男孩终于和一个更年轻也更美丽的外国女孩跑到了他更向往的西方世界。这次失恋对小登打击很大，有半年时间她恍恍惚惚终日游荡在各个书店和图书馆里，直到一个青年诗人的出现。青年诗人是个钳工，却非常热爱诗歌，还像所有的诗人一样热情慷慨自信并有几分浪漫，他和文艺女青年小登一见如故，觉得自己有责任去拯救一颗破碎的少女之心；但是，当他伸着火热的臂膀挽着小登来到这个书香之家时，却遭到了姨妈的冷遇，姨妈对青年诗人发表在杂志上的那几首诗歌不以为然，轻蔑地把它称之为“不知什么角落里的野鸡杂志”。面对母亲的反对，小登没有让步，她的武器是沉默和疾病。在躺了将近两个月之后，姨妈让步了，因为当她带着小登去医院看病时，医生告诉她：她的女儿已怀孕三个月了。
我想姨妈还是想为女儿做点事情的，小登生产时，姨妈把这对夫妇接到了家中。但这个安静而秩序井然的家根本无法安放那位诗人女婿洪亮的嗓门和风风火火的步伐，不到一星期，他就打碎了姨父从国外带回的玛瑙瓶和一位好友为姨父制作的半身雕像，引发了姨父的偏头痛和神经衰弱。最可气的是他不仅不低头认罪，反而指责起姨妈的一丝不苟——姨妈有一杆小秤，每顿饭前她都会仔细询问每个人的饭量并记录在一张小纸片上，加减汇总后再根据数字称出大米和面粉来做饭。月子中的小登哪能准确报出自己的饭量？常常刚吃饭不久便饥肠辘辘，只好私下里派丈夫去外面小店买包子，姨妈看见了又是一顿数落，外面的东西那么脏，你是成心要吃坏肚子吗？小登不敢说自己没有吃饱，只是说想尝尝新鲜，女婿却一语道破，她没吃饱，肚子饿！姨妈不相信，我蒸米饭前是让你们报过数的，你说了只吃二两的，怎么还会饿？诗人忍不住了，谁家蒸米饭前还要用小秤？她坐月子容易饿，你多蒸半斤不成吗？姨妈冷冷地说，不成！我蒸的是米饭，不是猪食！诗人激愤地拍了桌子喊，你还是个母亲吗？可怜的小登夹在母亲和丈夫中间听着两方狮吼，把自己锁到房子里以泪洗面。过了一星期便奶也退了，还患上了乳腺炎，和丈夫抱着孩子回到了又小又破的单身宿舍……
在连续三次评定职称落榜后小登便继承了父亲的偏头痛，逃进了用卫生纸组成的雪白世界中。在她眼中四周的世界危机四伏——沙门氏菌、幽门螺杆菌、大肠杆菌、链球菌、结核菌、葡萄球菌，它们飘浮在带着口腔唾沫的空气中，藏在被脏手触摸过的钞票上，粘在被长着百足的狰狞微生物占领的门把手和扶梯上，躺在落满尘土和虫卵的桌椅床单里。而接触到这一切的便是手。无数细菌病毒们会伺机从她手上的毛孔钻进她的皮肤进入她的血液再进入她的肝胆脾肺乃至心脏大脑。于是她不停地洗手，用香皂洗，用肥皂洗，用洗手液洗，甚至用洗衣粉洗，直洗得双手泛白脱皮，如同在福尔马林中泡过一般。她每天的起居坐卧都循着一条严格的路线，保证这条路线的绝对无尘耗费了她极大的精力，而这条路线以外的地方，尤其是那些屋角、窗台、灶台、马桶、垃圾箱她是绝对不碰的，它们蛛网密布污垢堆积，成为姨妈和女婿互相攻讦的理由。姨妈将女儿的状况归咎于女婿的粗心和无能，在得知女婿成了一名下岗工人之后便公开鼓动女儿离婚，但不知为什么女儿并没有听从。至于那位诗人女婿，则从未在对抗丈母娘的阵地上退缩过，他给丈母娘起名“作家夫人”，说她像所有的作家夫人一样爬上丈夫名声搭成的梯子睥睨一切。又过了几年，姨父住院，姨妈忘记了自己十几年来和女婿的冷战，打电话要女婿去医院陪护值班，小登在电话那端沉默良久，扔出一句话： 他腰椎有病，在家躺着呢。
相比姨妈，姨父对小登的恋爱表现得更有人情味。他偷偷准备了一方砚台作为给那青年诗人的见面礼；亲切地领着诗人参观他的藏书和字画；每当新作出版便签了名送给他，还利用自己的地位帮助女婿发表过诗作。我把养老院的一幕告诉了大成，我说小登对父亲的照料让我看到了父女之间让人感动的温柔之情，大成沉默良久说了一句：
至少在小登面前，我父亲像个慈父。
这话背后的意思，我要在一段时间后才能理解。
假如说，小登是用卫生纸把自己和这个世界的尘土肮脏隔绝开来的话，弟弟大康则是坚决利落地直接向尘土赤膊开战。每个星期天他都要用肥皂水清洗一遍家具，用他妻子的话说，“就连老鼠洞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在姨妈家所有的全家福中，身姿笔挺、穿戴最时髦最体面的永远是大康和他的妻子。大成还记得很多年前一个除夕，他领着弟妹们在姨父借来的一间平房里读书准备高考。邻居的孩子在他们的窗台上点燃了鞭炮，噼啪的爆炸声差点震裂了玻璃。他和妹妹打开窗户好言好语地相劝却引发了一场争吵，唯有大康一言不发，手里端着满满一盆水，劈头便向窗外泼去，孩子们鬼哭狼嚎抱头鼠窜，窗外顿时安静了。大康将盆扔到地上，冷冷地说：
这不就得了！
大康勇敢、简单而又冷静执拗的气质和姨妈非常相像，但现实中他们像两个相同的齿轮被错了卯榫地紧贴在一起，除了磕碰还是磕碰。姨妈出院后的某一天我去养老院，正巧遇见姨妈给大康分派任务。照着手中的一份广告，姨妈不仅准确报出了一种豆浆机的品牌、型号和价钱，而且嘱咐他，一定要买豆绿色的。大康一声不响地听着，并没有如姨妈嘱咐的那样用纸笔记录下来，而是反问了一句：
为什么非要豆绿色的？
姨妈说她在电视广告上看到的那款就是豆绿色的；再说，她就是喜欢那颜色。大康的脸上出现了不以为然的神色，不紧不慢地说，豆浆机的品质和颜色无关。怎么没有关系？姨妈生气了，我就是喜欢豆绿色的！你若是不想买，我让大成来买！觉得这样说还不解气，姨妈拍着床铺说，得了得了，你走吧，没你的事儿了！大康一听便变了色，转身便往外走，扔下一句话：
你看着办！
大康径直从我身边出了门。悲愤的姨妈拍着床铺喊，你以为我病了，就可以任你欺负了吗？
大康小名叫多多。他刚出生不久便被诊断为小儿胆道闭锁，一旦无法通开便可能丧命。姨妈将这个不足两个月的婴儿放在医院里，自己照常上班，医院打电话来催问才去看望一次。不知为什么我一点也不上心——姨妈当着大康的面这样告诉我——我已经有了一儿一女，多一个少一个都无所谓了！我担心地朝大康望去，他一言不发，毫无表情的脸在阴影中模糊不清。我知道插队归来的大康回京后烧了三年锅炉，好不容易谈了一个女友，对方父母邀请姨父姨妈去见面，姨妈拒绝了。姨妈对这个小儿子说，这么多年你住在我这里，吃饭住宿我都不收钱，所以，你若结婚我是一分钱也不给的——而之前，大成和小登的婚礼，姨妈都给了一笔不菲的资助。沉默寡言的大康从未抱怨过母亲的安排，但一结婚便租了房子搬出去，夫妻俩齐心拿下了电大文凭，之后大康调到了一家公司，妻子也一步步被提拔为部门领导，早早便在北京最好的地段买下了房子和车。假如说女婿的无所作为是我姨妈鄙视的理由，但对儿媳的成功，姨妈更是鄙夷—— 一个护士出身的女人倒很能爬啊，姨妈不屑地对我说，我算看明白了，大康不过是要傍着他老婆罢了！
某次返京探亲，大成和弟弟妹妹有一次彻夜长谈。那时候大康还在当锅炉工，又值高考落榜，妹妹也刚刚失恋，两人当着大哥的面都落了泪。他们说，在这个家中没有温暖。几年后大成小心翼翼地和母亲提到了这次谈话，原以为姨妈会很伤感的，没想到她只是不以为然地说，他们要什么样的温暖？我把他们照顾得很好呀！
姨妈就是这样一个人。对自己儿女的泪水，她感到茫然，因为，她认为自己把他们“照顾”得很好。
5
迄今为止，我已经见过了姨妈的三个孩子，三个孩子包括大成的形象都没有超过他们的父母，这是亲戚们公认的。据说美貌和风韵属于隐形基因，从概率上可遇不可求，在终于有机会看了母亲家族其他人的照片后，我不得不承认我姨妈的美貌在整个家族中是一个意外、一桩奇迹，一朵生长在血缘之树上的奇葩——这绝对不是贬义词。
然而，很多年后我终于知道了姨妈的美貌其实有一人继承，这便是我一直没机会见到的姨妈最小的女儿——小亭。
小亭是姨妈心头永远的伤痛。她大起大落的人生在这个风平浪静温文尔雅的书香之家是一个不可理喻的传奇。作为一桩纯粹的意外事件——我姨妈一直认为自己月经不调到处求医，却被诊断已经怀孕并错过了最佳的堕胎时机——小亭一出生便被当作一个精美得出奇的天使宝宝被医院的护士们争相传看，也被我姨父当成了掌上明珠。还在上幼儿园时，她就被摄影记者们追踪拍照，她的照片上过儿童杂志的封面，也曾作为花团锦簇的和平小使者，蹦蹦跳跳地在天安门广场给外国元首献上花束。除了不喜欢读书，能歌善舞的她着实人见人爱，她也成功地逃脱了哥哥姐姐们下乡插队的命运，一直留在北京。但凡事都有两面。小亭有姨妈的美貌却没有姨妈的冷傲和自尊，她活泼而轻浮的天性很像我的姨父，这不幸的嫁接让她成了父母最大的忧虑。为了保护这朵娇嫩的花朵，从小学起她的父亲和两位兄长就不辞劳苦地每天接送她，但厄运还是如约而至。在我姨父姨妈被发配外县并关进学习班、兄姐们也离家插队的时候，小亭头上遮蔽风雨的屏障便豁然落地。我不知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在大成模棱两可的叙述中，似乎独自在家的小亭受到了某个身份特殊的“叔叔”的照顾，这一照顾彻底改变了这个女孩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在那阳光灿烂的日子里，这个美丽女孩成了京城街头小混混们争风吃醋乃至刀枪相向的导火索，规模最大的战斗发生在城市南郊的某座铁路桥下，有三百多人参加了械斗，一人丧生，五人残废，十几人被关进监狱。几个月后当姨妈获准回到家里时，她发现自己面对的不是想象中孤独弱小的需要保护的小女儿，而是一个来去无踪我行我素强悍陌生的女魔头。有一天在菜市场，姨妈发现自己的钱包不见了，回家后万分沮丧地告诉了小女儿，小亭二话没说便出了家门，半小时不到，我姨妈的钱包便回到了她的床头。这一事件引起了姨妈的警觉，她跟踪小亭，很快发现她拥有一个臣仆遍地的地下王国，王国里满是待业青年、留级差生、窃贼小混混甚至一些人高马大的工人。姨妈试图用母亲的权柄来摧毁这个帝国，却如蚂蚁撼树一般。无论是言语、眼泪、打骂甚至绝食，都无法让小亭放弃女王的宝座。直到一年后，母女俩的斗争以工宣队进驻各校，学校恢复教学而告一段落。但平静没有持续多久。18岁那年的一个深夜，小亭与一个大她20岁的外国教师在学校附近的公园里被巡逻的保安抓获。那时候人们对恋爱的态度还远没有现在开放，更何况当事人还有一位来自帝国主义的洋鬼子；小亭和她金发碧眼的老男友在一个拘留所里关了几天几夜之后便被学校除名，声名狼藉的她不得不跟随那男人远走他乡。 将近二十年，这位消失了的女儿一直是姨妈家里的谈话禁忌，直到有一年，一张大洋彼岸的照片寄到大哥大成的家里。照片中的小亭苍老而憔悴，和一个红发碧眼的混血儿子站在澳洲某小镇一条破败的街道前。和丈夫离婚多年的小亭很想回国，但姨妈冷酷决绝的态度就像一座大山挡住了女儿。姨妈拒绝看那张女儿和外孙的合影，她提醒大成注意她胳膊上的那块青紫，那是当年为了阻止小亭出去幽会，她躺在地上用身体堵住门，女儿决绝的脚步踩在她身上的痕迹。多少年来这痕迹奇迹般地从不曾消失，反而越来越大。
6
我一直设想姨妈假若没有大成这个儿子会是什么样子。姨妈有四个儿女，但在亲戚们心中，后几个孩子是隐形的，他们很少出现在人们甚至姨父姨妈的言谈中。相熟了之后，我时常听到这样的话：这件事你问过大成没有？这事由大成处理；这事大成认为……尽管大成在外地多年，但他从未缺席姨妈家的所有事务，尤其是那些大事。几次搬家都由大成从外地赶回操办，姨父的膝关节置换手术和姨妈的心脏病住院治疗，甚至姨父官复原职后与单位的分房纠纷，也都必须等大成到来才能解决。大成从小就和母亲最亲，却是家中唯一一个早早离家并留在外地多年的人，个中缘由，我一直好奇。他插队的时候强制性的上山下乡还没有在全国成为政策，大成说，他是自愿离家，费了很大的劲儿才挤进了那列西去的火车。据说姨妈曾无数次地努力把这个大儿子调回北京，甚至联系到了附近的河北某县，即将成功之际，全国高考恢复，儿子被陕北一所大学录取。得知大成和他后来的妻子谈恋爱，姨妈痛哭一场，告诉儿子，这次我是真的失去你了。十几年来，每一个除夕之夜，陪伴在姨父姨妈身边的不是身在北京的大康或小登，而是千里迢迢从外地赶回来的大成。素来刚愎自用的姨妈只听得进一个人的话，这便是大成；而大成也从未和自己的母亲发生过任何正面冲突，哪怕母亲错怪了他。大成的妻子告诉我，结婚那年她和大成来到北京，不知为什么姨妈对大成发起了火，大成受了委屈却默默不言，一个人躲进院子外面的灌木丛里独自抽泣。五分钟后，大成擦干眼泪，和妻子一起回到客厅。在那里，姨妈正在擦拭着一盆君子兰的叶子。大成快来看，这朵君子兰要开花了。姨妈招呼大成。是吗？大成走了过去，歪头打量那花，满面笑容。
我一直记得大成让我看的，姨妈写给自己儿子的一封信。那封信写于婚后的大成某次探亲完毕的当天。那天姨妈为一件旧事再次责怪了大成，似乎是她想起了在很多年前的一次旅游中，大成嫌她戴的帽子难看，一把当众拿掉了那顶帽子。你就是嫌弃我。姨妈说。大成一言不发，打起行李便离开了家。那天正下着小雨，姨妈的脸上也是雨雪纷飞。姨妈在信中写道：看着你在雨中走了，我的心也像下雨一样在流泪。你竟然就在雨中走了！我竟然就这样让你走了！我欲哭无泪……
大成对我说，你看，这就是一个母亲写的信。可我却是别有一番感受。这难道仅仅是一个母亲写给儿子的信吗？难道人们不能从中读到某种别的情愫？那么那个原本应该被姨妈依赖和眷恋的男人，我的姨父，这位原本的一家之主，又到哪里去了呢？
姨妈住院的前一天，我随大成到了养老院。我们告诉了姨妈必须住院手术的决定，并帮她整理了衣物和洗漱用品。然而一阵拐杖的笃笃跺地之声打断了我们。这是姨父。他瞪着浑浊的眼睛用拐杖敲着地面冲我们吼叫：
我不许她走！不许她住院！不许住院……她走了，我怎么办？
妈妈有病，很严重的病，不住院好不了。大成说。
我不管！我不许她住院！
看到我和大成为姨妈整理好的旅行包，老头儿颤巍巍地走过去，用拐棍敲打着，挑开，抓起一卷刚叠好的姨妈的衣物，扔到地上。
你给我捡起来！大成突然一声大吼。
老头儿：我不捡！不捡！
你、你这个浑蛋！
姨妈挣扎着从床上坐起来，去推大成。去，给你爸爸道歉。
出乎我们所有人意料，大成一转身，走出了房间。
我追了出去。我把大成拉进了街边一个咖啡馆。大成的脸色很难看，几番努力才被我按进沙发里。服务员拿来酒水单，我一边看着单子一边暗暗注意着大成。他的面孔在咖啡馆暗淡的光线下变得苍白和僵硬，像一尊石像。咖啡端来了，大成端着咖啡杯的手一直在颤抖。沉默了一会儿我干巴巴地说，人老了，就像孩子，糊涂不懂事了。
他岂止是不懂事，大成说，他是自私，一辈子如此！
大成说，姨父向来养尊处优，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筷子放远了也绝不伸手够一下。吃饱了碗一撂便回到他的书房，写诗作文，篆字刻章，与朋友们唱和题词，游山玩水。不停地出书是他的终极目标。即使进了养老院，行走不便，口水哈喇，他还是给自己出了五本书。写不了新的就编旧的，写不了文章就编书信。最有意思的是他为自己写了一个词条似的个人简介，短短一千字上下，却字斟句酌地不停地修改，修改完便交大成拿去打印，反反复复，不下五十次。大成想不通父亲写这个简介要干什么。在大成看来这一举动不仅充分体现了他的自恋，而且毫无价值——
他写的那些序言题跋、书信后记、杂谈诗文，还没到某地便事先关在房子里凭空写好的游记诗词，一帮子文人自娱自乐的唱和应答，陈谷子烂芝麻的恩恩怨怨，风花雪月，鸳鸯蝴蝶，无关民间疾苦，更无关灵魂拷问，有意义吗？
这都是文人们几千年来向往和追求的生活啊！我忍不住反驳，人都有点爱好，有人还爱打麻将喝小酒呢。
是，他是过上了他所追求向往的生活了，可是他身边的人们呢？那些一天到晚伺候他们的亲人们，他们关心过没有？
大成说，“文革”后期，父亲被发配外地，母亲也被杂志社扫地出门，到一个中学当英文教师。母亲没日没夜地苦干，自创出好几种英文教学法。适逢粉碎“四人帮”，学校准备提拔母亲当副校长，可这时父亲官复原职了，为了照顾父亲，母亲申请了提前退休。离校那天，校长、教师们和许多学生都来相送，还送她一只大花篮，大成帮着母亲抬回家。路上，母亲一直夸那只花篮，说那花儿如何如何好，又说那是平生第一次有人送她这么好的花篮，说着说着，母亲不说话了。大成发现母亲用手绢捂着脸。母亲的眼睛红红的，她说，一阵风把沙子吹进了她的眼睛。 有一年秋天，大成出差回家。母亲的腿已经肿了，还一瘸一拐地照料着父亲。父亲占据了家里朝南的所有房间——会客的客厅、大卧室，还有写作的书房；而母亲，住在朝北的小房间里。父亲的大床上有多达六床被子，厚的，半厚的，最厚的，薄的，半薄的，最薄的，母亲常常半夜被叫起来，为他更换合适的被子。睡眠对父亲是可遇不可求的恩赐，为这恩赐的降临，父亲早早便上床等待，9点吃一次安眠药，之后11点、12点、1点各一次。在四次安眠药都失效后父亲便要母亲给他唱歌、读诗。已经劳累了一天的母亲常常半夜被父亲床头的铃声叫醒，来到父亲的房间。母亲只会唱年轻时的抗战歌曲和江南小调，那声音都咿咿呀呀地跑调了，却还是要为父亲唱，例如《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例如《茉莉花》；还不能读那些艰深晦涩的太费脑子的诗歌，必须是简单易懂的，例如“床前明月光”，例如“春眠不觉晓”……
大成说，有很多个夜晚，他被铃声惊醒，之后便听见母亲拖着步子走过去。父亲房间里的灯光亮了半宿，母亲嘶哑的歌声和读书声也响了半宿。他不知道母亲是什么时候回到房中的。他只知道，第二天一大早他来到厨房，发现母亲早已在厨房里忙碌着，而父亲房门紧闭呼呼大睡，直到中午。眼里布满血丝的母亲不停地咳嗽，她否认自己是陪丈夫熬夜太过劳累，只说是自己起夜，不小心着了凉。
中风以后行动不便，就更了不得了。大成继续说，医生让他多走路，他不干，我妈拉他起来，他用棍子打我妈，把腿都打肿了。那么大的个子，几次摔倒，连我妈一起拽着摔倒。我妈的腿就是这样坏的。什么股骨头坏死！全是我父亲害的！
你不能这样责备姨父，我终于忍不住了，姨父变成这样，一半是姨妈惯的。就像我父亲的无能，百分之八十要归功于我母亲一样。再说你又想让你妈变成什么样子呢？我看着他们俩挺相濡以沫嘛。
什么相濡以沫？大成冷冷道，你相信不相信，即便就是在一个家庭里，也有弱肉强食？我妈这辈子，就是让我爸毁了。
一股寒气从我脚下升起来。我突然意识到了什么。其实这种感觉在十年前，在我第一次走进那青砖小楼就隐隐感觉到了。这是一种寒意，一种掩藏在表面的安静温馨气氛背后让人不安的寒意。我想起了妻子告诉我的一件事。在医院里，有一次在昏迷中，姨妈喊出了一句话：赵毅人，你不要欺人太甚！赵毅人，便是我姨父的名字。一定有什么。一定有什么，让一向理智宽厚的大成，在父母面前，有着如此明显偏激的立场。一定有比这些生活小事更深层的原因，或是秘密，横亘在他和自己的父亲之间，横亘在我姨父与姨妈之间，甚至这个家庭的每一个成员之间。
7
六十六年前一个春天的下午，我22岁的姨妈拿着一封给当时最著名的文学杂志主编的信，从山城重庆来到北京。这封信是她的导师，武汉大学外语教授杨鹤如写的。杨鹤如给那位主编、自己曾经的学友介绍了自己这位品学兼优、才貌出众的女学生，希望能让她在北京进修当时各行各业都在使用的俄语。我姨妈下火车后走进的第一处地方是北京东城的一家小院。这家被戏称为小羊尾巴胡同的小院是新中国最负盛名的文学杂志的地址，一批后来载入史册的人物都曾在这里办公和生活过。多年后这座小院被拆除并盖上了一座平淡无奇的高楼。但六十多年前，我姨妈走进这里时，门口的大槐树正开着馥郁的白花，红漆对开大门上挂着闪亮的门环，高高的台阶十分洁净。我姨妈在这里见到了那封信的收件人，这个杂志社的主编。这位主编看了信，抬头看了我姨妈一眼说，你已经是大学的英文助教了，还学什么俄语？留在这里工作吧！
我姨妈忘记自己是怎么回答的了。一个22岁的女孩子初来乍到，人地两生，怎么可能提出反对意见？很可能，她点了点头，但也可能，她的沉默被当成了默许。主编从抽屉里拿出一本英文书，是简·奥斯汀的一部小说。当时这小说在国内还没有中译本。主编问，她能否把其中的一章当场翻译出来。我姨妈粗略翻看了两页，点了点头。
那好，过一个小时我再回来。主编站起来。临走时他回头问：需要字典吗？
不要，我姨妈连忙说，我们考试，从不用字典的。
一小时后主编如期回来，我姨妈已经把一篇译文满当当地写满了五页。主编进来时她正在做最后的核对。她感到不好意思，钢笔漏水，她的手指沾上了墨汁，译文上也有两处涂改。她很怕就此给这位考官不好的印象。但主编什么也没说，一把拿过译文便读起来。那是我姨妈生命中最漫长的几分钟。她知道这位精通外文的主编，同时也是一位声名赫赫的大作家，她不禁要担心自己的翻译是否准确，更担心自己的译本有没有文采。主编看完，一直严肃的脸孔舒展开来，他笑了。
不错，文笔很好。好！就这么定了。
主编再次把目光落在我姨妈身上。这次，那目光充满笑意。
于是我的姨妈便留在了这座小院，这是她到北京的第一站，距离北京火车站步行只需10分钟。她没有想到，她今后几十年的命运将系在这小院里，和它恩怨纠葛一生。两个月后，在这位主编的介绍下，她嫁给了我的姨父。后者在这座大院里担任编辑部主任。几年后我姨父便调入那所著名大学，而我的姨妈则留在这院里当了一名文学编辑，直到“文革”到来。
很多年后，我姨妈还津津乐道于这一幕。这是唯一的一次她纯粹以个人的身份，得到一个著名人物的首肯。我确信姨妈所说无误。在很多年后我读到了姨妈在养老院中写的一些字条，以及她代我姨父写的后记，虽然字迹颤抖，但她的语言干净、简洁，直抵核心，流畅而生动。我知道很多年来她都是我姨父诗文的第一位读者，她能判断他文章的优劣是否适宜于发表，并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事实上姨妈还在大学当助教的时候就是学校油印小报的诗歌作者。她不仅读过那位主编的小说，也读过我姨父作为一名抗战诗人发表的诗歌。也就是说，她算那个时代的一位文艺女青年。我姨妈是否像很多人一样在人生的某个阶段做过自己的文学梦？我无从知晓。但许多年里，身处中国最著名的文学杂志，她一定亲眼看到了很多人从藉藉无名的来稿者变成知名作家；也一定亲眼看到了一些和她经历身份相同的女性在嫁给某位著名作家后，靠着一本小书或一两首诗歌把自己也塞进了作家圈子。但我姨妈似乎毫无文学野心，尽管在当时她凭着自己的文笔和译文得到了最具有含金量的首肯。我确信，即使不从事创作，仅仅从事翻译，靠着她的才华、安静和专注，她也会小有成就的。然而我的姨妈却没有这样。她的人生轨迹在进入这个小院后便拐了弯，进入了另一个人的轨道，并淹没消失在那个人的喧嚣和隆重之中。这个人，便是我的姨父。 8
和我姨妈的家境相比，我姨父其实出身卑微。他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民的儿子，祖上世代务农，他是家中唯一一个读了私塾并走出那片祖辈们生活的土地的人。聪颖的天资和动荡的时世以及良好的人际关系造就了他，这个从小离家投身革命的青年一出道就靠着几首抗战诗歌而成名，之后又因为主编一个进步期刊而结识了许多后来在新中国赫赫有名的文化人士，之后进京，之后进入高校，靠着勤奋也靠着人脉，他跻身于中国有名的文人行列。他是他出生的那座县城和省份的骄傲，他的事迹被写进县志省志并作为传奇广为传诵，在他的晚年，当地人甚至考虑为他建一座纪念馆并塑一尊雕像。我姨妈无疑对姨父有着钦佩之情，她之后几十年的生命始终以丈夫为轴心，不惜放弃了自己可能的事业。在外人眼里她是一位最理想的作家夫人——美丽、优雅、教育良好，更为可贵的是对贤内助的角色全心全意。她对丈夫的忠诚是无可置疑的。由于抗战时期的一次被捕和登报脱党，我姨父被定为叛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每次运动都会被揪出来修理一番，“文革”中更是被赶到外地农场，是我姨妈一次次去找丈夫那些最早官复原职的朋友恳求和申诉，才使我姨父回到北京。在我们这种平凡人家看来，这种感情是多么真挚而可歌可泣，可又是什么，让他们的儿子说出了那样让人寒心的话呢？
我姨妈从未讲过她和姨父是如何恋爱的。事实上他们没有恋爱便结了婚。而这介绍人便是那位主编。我姨父当年32岁，比姨妈大了10岁，是当时这座院子里的“光棍协会”的会长。现在想来，当那位主编见到我姨妈的第一面，一切便已注定。这位主编和我姨父是多年好友，抗战时期曾一同流落孤岛香港，香港沦陷后又被中共地下组织营救回内地，共同出生入死的经历使他对好友的婚事不会不关注。在那时，我姨妈的境遇只是那些奔赴延安的女大学生命运的晚期版本。幸运的是我姨父是个诗人，他比那些身经百战的将领有文化也有名望，从某种程度上满足了我姨妈这位文艺女青年的精神需要和虚荣心。我相信他们的婚姻最初是充满希望而幸福的，在姨妈家里，我看到了姨父和姨妈当年的结婚照，站在一株开满花朵的老槐树下，年轻的姨妈站在姨父前面，一根粗粗的大辫子垂在胸前，脸上挂着羞涩的笑容，而姨父却不苟言笑地昂着头，一副为尊者矜持而意气风发的模样。姨妈是否知道自己有着惊人的美貌呢？我想答案是肯定的。姨妈曾告诉我，新婚之际姨父曾带着她去拜见一位著名的画家好友，那位好友见到姨妈的第一面就惊呼：蒙娜丽莎！
作为蒙娜丽莎的我的姨妈，是否能得到她所希冀的幸福呢？
这一年，我为了写一篇文章，翻阅了大量《新文学史料》。我在一篇回忆抗战时期逗留在香港的进步人士的文章中看到了我姨父的名字。这毫不奇怪，我知道姨父确实有过这一段历史。让我吃惊的是，这段文字是这样写的：
我们常常在一起聚会。毅人带着丽莎也常来，那时，他们的儿子刚刚满月，而毅人的诗集在香港已经有了新版本，可谓春风得意……
毅人就是赵毅人，是姨父在抗战期间最著名的笔名。《毅人诗集》《毅人诗歌初集》是当时文艺青年私下传抄颇广的进步作品。在某大学图书馆里，我曾经仔细研读过这两部纸张泛黄的小册子的原版，它们共收录了姨父在1937年到1945年间创作的60多首诗歌，比如《高粱红了》《黄河的呐喊》《在太行山行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它们又被重印，前面还加上了姨父年轻时的照片和新写的再版序言，对这两部作品的诞生和重印过程作了叙述。照片中的姨父站在香港某高楼前，穿着呢子西装，头发亮亮地梳在脑后，和当时上海滩最年轻英俊的明星很是相像。而拍这张照片的人，正是《新文学史料》那篇文章的作者，一个同样资深的文艺理论家，我姨父的好友。可惜的是，此人已经在两年前去世。
我拐弯抹角地找到了作者的亲属——他的儿子，以确定文章中的毅人是否是我的姨父，回答是肯定的。我问能否找到他父亲和赵毅人在香港的照片。几经辗转，我得到许可，看到了一张珍贵的、被小心挂在镜框里的合影。
你再晚几天来就看不到了，我们已经决定把它捐给现代文学馆。那位儿子说。
我仔细看着那张照片。一群人站在一座楼前的合影。那座楼我认出来了，正是我姨父单人照中出现过的大楼——尖顶，西洋式风格，也许是个教堂。很可能，姨父那张照片和此照片拍摄于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因为在那个年代拍照的机会不像现在这么多。在照片中，我看到了不少名人，其中包括那位主编，也看到了文章的作者和我的姨父，他们并肩站在第二排靠边的位置。我搜寻着照片中的女人。有三个女人，占据前排正中的位置。除了一位儿童文学女作家外，另外两位很陌生，名字无从查考。我问那位儿子，可知道他父亲文章中提到的一个叫丽莎的女人。让我失望的是，他摇摇头说，这得问我爸爸，他的那些事情，他从来不讲，我们也不问。若是我妈在，大概还知道一点，可惜，她也不在了。
这个叫丽莎的女人是谁？为什么姨父的文章里从未提及？姨妈是否知道此事？就在我思忖是否该向大成直接摊牌求教的时候，大成自己找来了。
下面的故事便是大成在彻夜长谈中告诉我的。
9
“文革”刚开始不久，大成正上初中。一天清早，姨父外出上班了，只有姨妈带着孩子们在家。门突然被撞开了，几个穿着绿军装的年轻人闯进来。为首的是一个高个头青年，络腮胡子，满脸横肉，手中提着一根带铁扣的宽皮带，一进门就径直朝里屋走去。大成和弟弟大康正在起床穿衣，眼睁睁看着几个人挥舞棍棒，把家里的花瓶、水碗、鱼缸、镜子、书柜门砸得粉碎。接着他们看到母亲被揪住头发从里屋拽出来，推搡着跪倒在两弟兄面前的青砖地上。
你给我跪下，跪到这里！那青年喊，脸上蒙着一层发黑的雾气，鼻翼、眼睛下面全是青的，大成在很多年后才知道那就是“杀气”。带着杀气的青年上下打量着姨妈，脸扭歪着，一颗侧面的牙露出来，好像咝咝地牙疼。
这么说你就是那个赵毅人的老婆？
你是谁？姨妈反问。
你问问那个浑蛋赵毅人就知道了，青年说，把东西拿出来！ 老大，稍等片刻，正给你造着呢！里屋传来回答声，夹杂着滴滴答答的撒尿声，之后一个小个子出来，手里拿着里屋的尿盆，放在姨妈面前。尿盆里是黄黄的尿液，还漂着泡沫。
这是给你喝的东西，年轻人说，这是给你这个臭婊子专门预备的东西。你不是美得很吗？你不是个仙女一样的人儿吗？你今天就给我喝了它，喝！
你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姨妈说，我和你无冤无仇……
有没有冤仇我自己知道！那青年吼叫起来，抬起胳膊一耳光，姨妈的半边脸肿了。仿佛这样打着还不过瘾，他一手揪住姨妈的头发，一手左右开弓地打着，姨妈的脸瞬间肿胀了起来，鼻子流出了丝丝缕缕的血。
你不喝，啊？你也知道这东西很臭，啊？可你就配喝这种东西！你就配喝这种东西！年轻人扯住姨妈的头使劲往尿盆上撞，尿盆倒了，尿液流了一地，姨妈的头在流着尿液的地上发出咚咚的声响，头发被尿液濡湿了，一绺一绺的。
这个臭婊子骨头很硬啊，啊？你是怎么管你老头的，啊？你干吗要他去祸害别人，啊？看你养得白白胖胖，小日子过得不错啊，我要叫你过不成！我叫你过，我叫你过……
他撞着姨妈的头，一下一下，伴随着咒骂的节奏。
弟弟大康突然冲了过去。这年幼的孩子扑到那个正揪住母亲头发的青年身上，抱住他的胳膊又拽又扯又咬；而此时大成却完全吓傻了，直到弟弟被那人扔到地上时才醒悟过来，他冲上去拉回了他，紧紧把他护在自己怀里。那人喊道，给我打死这个小兔崽子！
姨妈挣扎着爬了起来，她扑过去抱住那人的腿，哭着喊道：
你打我吧，打我吧！别打我的孩子！别打我的孩子！
大成记不清这次暴行是怎么结束的了。是另一个房间里的小登和小亭叫来了邻居，还是邻居们冲进来干预了？他只记得小登小亭嘤嘤地哭着，房间里有很多人，邻居王阿姨拉开抽屉寻找棉球和红药水，而自己和另一位邻居扶起躺在地上的母亲和大康。大康流着鼻血，母亲的脸像被蜜蜂蜇了一般的青紫，头顶血肉模糊；而在被尿水打湿的地面上，挂着一片惨白的，带着黑发的血肉，那是母亲的头皮。
大成说这次暴行让他记忆深刻，不仅由于它的突然，更是由于它的不明原因。不仅他，就连他的母亲，也不明白这伙暴打他们的人到底来自何方，出于什么目的。早在一个星期前姨父的办公楼前就出现了大字报，说姨父是叛徒，右派分子，钻进革命队伍里的间谍和特务，但今天闯进来的这伙人却没有提及姨父任何政治上的罪名，他们似乎是冲着姨妈来的，其举止更像是要报某种私仇。而这私仇的起因，就是我的姨父赵毅人。
姨父那天晚上回家时，天已经黑了。他提着黑提包，像往常那样缩着肩低着头，帽檐压得低低的。一进门，便看见姨妈头上缠着纱布，肿着脸，端着一盘菜从厨房出来。姨父看了妻子一眼，便站住了。孩子们，小康和小登正在做作业，都抬头看父亲，就连一向爱撒娇的小亭此刻也没有像往常那样扑过去抱他，而是站在门口看着他。大家都看着他，等待着。
然而他没有反应。他的眼睛很快从妻子头上的纱布移动下去，盯着自己的鼻子尖，就仿佛妻子头上不是带血的纱布而是一块寻常的花手绢。他将黑提包挂在墙上，转身，走进了自己的书房。
大成不甘心地走到书房边，想看看父亲在干什么。他觉得心思细腻的父亲不可能没看到母亲肿胀的脸和头上的纱布，事实上父亲还没推开家门就听到了邻居们对今天发生的暴行的汇报，邻居们的声音很大，就连屋里的大成都听见了。大成想，父亲一定十分难过。他也许在哭，在私下里偷偷哭，而且，联想到自己给家人带来的痛苦，他一定内疚得厉害，想死的心都有。为此大成想到了如何安慰父亲。他走到了门口，轻轻推开那门。他看到，父亲正坐在桌前，干着什么。
父亲在刻着一方印章。他戴着显微眼镜，拿着一支精细的刻刀，在一方寿山石上刻着印章。他眯缝着眼睛，神色平静，一如往常。
大成说，这一幕将永远印在他心上。他，这个16岁的少年，第一次在心里萌生出了一种寒意，一种对这个世界深深的陌生和不信任。这一切都是眼前这个人引起的。他的父亲，他一向那么崇敬那么信赖的父亲，那个和蔼可亲、风趣幽默的父亲，此刻却变作了这个人，这个坐在这里戴着眼镜刻印章的人，这个对妻子和儿子的伤痛不闻不问的人。这是一个冷酷的人，一个陌生人，一个化装成他的父亲来到他身边的、没有心肝也没有温度的假面人。而他认出了，父亲手中那块寿山石，正是一个月前，母亲拿出家里仅剩的零钱，加上卖掉孩子们心爱的自行车的钱，给父亲买的。母亲总是说，让爸爸买，那是他的爱好。
这天晚上，即使在饭桌上，父亲也不发一言。他既不朝妻子那头上缠的白纱布看一眼，也不朝小儿子那明显肿起来的脸上看一眼，更不曾询问只言片语。他一声不响地吃完了饭，放下碗便再次回到书房。在那里他刻着自己心爱的印章，直到深夜。
大成说，当父亲放下碗走进书房，当他终于明白父亲不会对自己的妻儿给予任何解释和安慰的时候，当那扇书房的门关上时，那寻常的一声响动仿佛巨石一般砸在他的心上。他知道在自己内心最深最深的什么地方，也有什么东西，被狠狠地关上了。有十年之久，他拒绝对任何人袒露内心。他突然懂得了什么叫作被遗弃、被冷落、被伤害，被自己最亲的亲人。他不知父亲和母亲在这天夜里有没有交谈或争吵。他只记得，父亲至少在他面前，从没有问过母亲头上的伤以及弟弟脸上的红肿。没有，从来没有。他只记得，从那以后，很多个深夜，他从睡梦中醒来，似乎听到了里间母亲压抑住的、低低的哭声。
大成说，假如不是有一天他和弟弟小康去偷父亲的印谱，也许事情会渐渐平息。毕竟，这个家在母亲的严格控制下，一直很平稳地运行着，这运行的基本轨道便是铺设在父亲绝对权威的基础上的。而从不在孩子们面前暴露自己的矛盾，是这对夫妇最起码的素养。事实上在姨妈的操持下，这个家对父亲的隐私尊重到了这个地步——每天早晨的早饭是无须一起吃的，姨父想睡多久就睡多久，而早起的那些人，则必须轻手轻脚，以防打扰了昨夜那个不知何故而晚睡晚归的人。这一切在我听来是那么不可思议。在我出生的那个军人家庭里，作息整齐划一，每日放学回家的时间和路线都在母亲的掌控之中；即便是生病发烧也必须随大家一起在响彻整个军队大院的起床号中早起，坐在饭桌上一同吃早饭，哪怕你吃完后再拉开被褥躺回床上。相对于我母亲对家人的控制和近似贴身盘查的关注，姨妈的宽松造成了这个家庭成员彼此间的距离和冷漠。大成说，“文革”前很多年这个家有三个保姆，她们分别带着大成兄妹们在各自的房间居住，这三个保姆比姨妈跟孩子们更为亲近。而我的姨妈，与其说是一名文学编辑，不如说是一名作家的夫人兼秘书，她体贴入微地关注着我姨父的身体乃至写作，誊写整理他的文稿，帮助收发信件，操持着他的日常起居，从他开会外出时要系的领带和衣物鞋子，到他每日的血压心跳、一日三餐及各种保健品和药品，甚至给读者的每一封回信。大成说，在他的记忆中，这个家与其是他们的家，不如说是父亲的一个特大的书房，一个供父亲休息和写作的地方，而制定这一规则并保持其运作的是母亲，那个世上最崇敬丈夫的女人。父亲的喜好直接决定了这个家的生活习惯，父亲爱安静，孩子们便从小被告知不得大声喧哗，因为他们的父亲在写作；父亲是个诗人和文学家，这个家的书籍便全部是文学书籍，哪怕只是他那些文人朋友的风花雪月的诗文和彼此应和唱答的杂感；父亲爱读书，于是在这个家便没有扑克象棋麻将甚至别的孩子们都有的弹弓和毽子；父亲崇尚贝多芬，家里便只有贝多芬而没有京剧和相声。在大成的记忆中，他很少见过一家人在一起讨论和争论，没有吐露心扉也没有红脸相向，因为这是不文明的不被允许的。即便是春节的除夕之夜，他们也不会坐在一起听广播包饺子，更不用说打扑克嗑瓜子吃零食，这些都是为父亲所不齿的没有教养的俗人之习。父亲一放下碗便回到自己那安静的与世隔绝的书房里了，孩子们也必须回到各自的房间和书桌前，而留在厨房里静静收拾碗筷的，从事那些被父亲不屑一顾的日常“杂事”的，“文革”之前是保姆，“文革”之后是母亲。 是姨妈，把自己的家打造成了一个安静、秩序、平淡如水的沉默之渊，在这样的一潭平静中，每个人都像漂浮其中的水草，隔着沉默的水面款款移动自生自灭，深藏着自己泥土下的隐秘的根，哪怕它已经腐烂虫蛀。是的，这个家是可以有秘密的，即使是最亲密的亲人之间。因为日常的生活轨道就是这样铺设的，人与人的心灵之间隔着远远的永不交错的间距。姨妈全心全意地铺设了这样的间距并认为这是丈夫的需要，但她不知道，她的丈夫也是一个热情活泼的人，却阴差阳错地被自己妻子的这份过分关注和崇拜关进了一个他不得不承受的沉默之笼。在这沉默的笼中，孩子们习惯了被忽视和彼此的隔膜，习惯了彼此之间彬彬有礼的冷淡和距离，以至于在很多年后，当大成在自己的岳父母家看到妻子的兄弟姐妹间无拘无束的亲昵、袒露和争吵，以及彻夜狂欢似的玩闹，惊讶和感动得几乎落泪。
然而那天发生的事就像一把利斧，把母亲十几年来苦心经营的这个家的外壳砸破了，让孩子们尤其是年长的大成，看到了这个家在表面的温情脉脉光滑锦绣底下，那蛛网横生的败絮里子。他看到母亲日益憔悴的面容和父亲越来越晚的归家，越来越心不在焉越来越把自己封闭在书房里，就越来越难以忍受。他决定做点什么。他决定向父亲开战，为母亲报仇。他的想法得到了弟弟大康的赞同，这个小他四岁的弟弟，直接见证并反抗了那次毒打，他比哥哥更勇敢的个性，让他成了哥哥的同谋。从何处下手呢？他们决定找到父亲创作并珍藏的印谱付之一炬。这是父亲的最爱。很多年来，由于受到压制不能发表文章，父亲便迷上了篆刻，他不仅买来古人的印谱研修学习，还亲自篆刻印章并制作印谱，装订成线装书，在他那个文人朋友的圈子里小有名气。尽管只是孩子，大成和大康也知道父亲最珍视的是什么，要伤害他该从何处入手。于是这天晚上，趁着父母有事外出，大成和大康，用一只从同学那里找到的万能钥匙捅开了父亲的书柜。
那书柜用红木制作，木门在打开时发出了喑哑的呻吟。里面摆放着整整齐齐的线装书，有装在木匣子里的全唐诗、全宋词、一些珍贵的古印谱，是父亲十几年间一点一点去琉璃厂淘来的，在一两次抄家之后幸存下来的。但两个孩子的目标是父亲的心血——他自己制作的两三本印谱，它们被装进一只蓝布盒子，小心翼翼地放在最里面。两兄弟拿出盒子，他们解开绳子，拿出最上面的一本。但这时，有什么东西掉了出来。确切说，是几张被撕成两半的信纸。他们打开，上面是他们父亲的字迹。是我姨父，写给自己妻子的长信。
大成说，那信纸个别地方字迹模糊，似乎沾有泪渍，不知是写的人还是看的人掉下的；但整封信字迹工整清秀，没有涂改，行文流畅辞藻华丽，保持了我姨父一贯的唯美风格。没有落款日期，但信中提到了那次突然的毒打暴行。我姨父对这次暴行的原因进行了辩解。一个叫陶丽莎的女人的名字出现在信中，大成于是知道，那个毒打他们的人，是陶丽莎和我姨父的儿子，确切说是大成的同父异母的兄长。毒打的缘由是，很多年前，陶丽莎在香港入狱，我姨父并没有按照约定去营救并探望她，而是一走了之。经过五年狱中生活，陶丽莎身患重病，出狱后才被自己的哥哥、一个第四野战军的高级将领找到，把他们母子带到了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其实也就是姨父和姨妈结婚后——姨父曾去医院看望过陶丽莎，陶丽莎对我姨父旧情难忘，我姨父也无法拒绝她，于是双方便维持着一种“不正当关系”长达十几年，这期间虽有断续反复却不曾彻底中止，直到这次意外发生。这种事情原本很隐秘，双方都有家庭也不想破坏各自的生活，然而“文革”开始，他们的孩子作为一个高干子弟，第一批起来造反的红卫兵，却在炫耀他母亲为革命入狱的光荣历史时被人告知，他母亲是一个“破鞋”，而和她乱搞的那个男人，就是他的亲生父亲，一个懦夫，一个早就被打倒的叛徒和右派分子。这一切如何不让一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火冒三丈，为母亲被断送的革命生涯和他自己的光辉前途而愤起报复？
如果说这件事毕竟是我姨父遇见姨妈之前的情感历史不得不接受的话，那么随后的内容便让大成忍无可忍了——另外一个女人的名字出现了，那是一个女学生，大成似乎在父亲的办公室见过她，其貌不扬却是我姨父最器重的学生，两人曾合作写过一本书。信中隐约其词地提到了同情、崇拜、救助、勒索这些词汇，似乎是，这个女生因为爱慕和崇拜，对姨父的感情发生了变化，姨父一开始极力避免，但，当毕业在即，女学生不得不回到那个偏远落后的家乡时，姨父为学术界失去这样一个才女而深感惋惜，也对她无助不幸的境遇深感同情。离开北京的前一天，女学生恰到好处地恰逢其时地突发高烧，顺理成章地打电话向姨父求助，而姨父出于同情前去探望，不承想，这一去，两人的关系便有些说不清楚了。姨父曾试图结束这段“并没有实质性内容的模棱两可的尴尬关系（姨父语）”，但那女生用他和陶丽莎的秘密来要挟他，姨父不得不和她一直周旋着，并应她的要求设法把她留在了这座城市。讽刺的是，对此深感刺激的不是我的姨妈——她对这一切都不知晓——而是陶丽莎，似乎是“文革”开始这女学生给组织写信揭发了自己的老师，深感冤枉的姨父将此事告诉了陶丽莎，陶丽莎并没有如他所愿地对他表示理解，却和他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并服毒自杀，虽经抢救脱险，却神志恍惚虚弱无比。
要说我对不起你，我也对不起另外那两个女人。信中的姨夫写道，他说自己无法拒绝陶丽莎是因为他一手造成了她此生的痛苦，他对她深感内疚，想弥补她，并不是像我姨妈所说的那样旧情难忘。至于那个女学生，他承认自己一开始陶醉在她对他的无条件崇拜和楚楚可怜的求救之中，自欺欺人地认为自己对她的同情仅仅是为了事业而拯救一个弱女子，没有当断则断地斩断这段危险关系。但他同时保证，他和女学生的关系纯属误会，他和陶丽莎的关系也仅仅是同情，他唯一而且最爱的是我的姨妈，因为她是那么纯洁那么善良，对他满怀信任，她是他骨肉相连的亲人，他对她隐瞒真相是出于不忍，是为了保护她，保护几个孩子，他不愿让这个家蒙上阴影，不愿因自己的过错而让孩子们没有一个快乐的童年……他恳求妻子，不要向组织告发他，不要离开他（似乎是姨妈提出了离婚），因为他爱这个家，爱她也爱孩子们，他们是他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