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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晋军崛起”代表了山西当代文学创作的第三次高峰，不论是土生土长的本土作家，还是特定年代来到山西的外来作家，他们都对山西这片土地充满了浓厚的感情，尤其是对山西文化有着深刻的生命体验。因此，梳理“晋军”小说中的乡土文化书写可呈现出作家们强烈的地域文化认同及浓厚的乡土文化情怀，体现“晋军”作家同中存异的文学追求及创作的优缺。
关键词：“晋军”小说 乡土书写 底层关怀 风俗民情
20世纪80年代中期，被称为“晋军”的山西青年作家群在全国范围内作为山西地域性文学的代表迅速崛起，不论是土生土长的本土作家，还是特定年代到来的作家，“他们把各自对民族文化的思考浓缩和限制在自己熟悉的本乡本土之上，致力于把散落在边地上、山村的、规范之外的、生机勃勃的民间文化和地域文化重新开掘出来。并将民俗与民生当作特殊的文化现象予以历史的观照，以此来表现与之相联系的民族文化心理”a。郑义的《老井》《远村》伊始，后出一系列小说：张石山的家族小说系列，田东照的“葫芦湾传奇”与河魂系列，李锐《厚土》系列和《农具》系列等，它们都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文学追求中聚焦三晋大地。
“晋军”的作家队伍，一支是土生土长的山西本土作家，如张石山、韩石山、田东照、权文学等，他们生于斯，长于斯，三晋大地既是他们生长的地方，也成为他们创作的源泉和文学关注的焦点。山西特有的地域风貌、独特的民情风俗、倔强的民间生活和精神性格成为他们文学思考的出发点。正如张石山所言：“大地在，山河在，滋生过传统文明的乡野在，亿万老百姓在——这给人以巨大的信心”b，田东照大学毕业后为完成他的文学创作之梦回老家兴县工作，“打算把根扎到吕梁山，继续反映吕梁英雄的新篇章”，并得到了认可。另一支是非本土的外来作家，包括郑义、柯云路、李锐等，他们对山西的感情也许没有本土作家那样的深厚，但因曾生活于此、工作于此，甚至人生最美好的青春留于此，这片土地无疑成为他们文学灵感的喷发口。李锐从十八岁到二十四岁都在吕梁山插队，在《厚土·自序》中他说：“我曾把六年的黄金岁月变成汗水，淌在那些苍老疲惫的皱纹里”，吕梁山成为他小说创作乃至人生思考永远的“厚土”。在《厚土·生命的报偿》中他再次坦言：“如果不是曾经在吕梁山荒远偏僻的山沟里生活过六年，如果不是一锨一锄地和那些默默无闻的山民种了六年庄稼，我是无论如何也写不出这些小说来的。”郑义曾在太行山地区插队生活过六年，太行山地区已成为他精神的故乡，“作家精神的故乡，就是产生一个作家独有的一种精神的那块土地。我们只有找到了那块土地，才能使我们的种子在那里种植和结果”c。他们谨慎地解读和审视这方土地的文化、世态、人生，既写这方水土养育着的人民的善良、质朴、勤劳，也写这片土地上浸润着的农村的落后、封闭、愚昧。
一
“客观环境对作家的认知方式和审美心理有很大的影响，特定的地理环境带给作家特有的地域感受，形成特定的审美趣味”d。山西地处黄土高原，黄河流域的中游，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其悠久的文化传统和独特的地域风貌影响着一代代作家的审美心理和文化认知，黄河文化已成为开启作家创作灵感的钥匙。“晋军”中，对黄河情有独钟的作家比比皆是，1983—1984年郑义沿黄河旅行，总结出“山西的黄河线上，冻结着一个古老文化”e，郑义从母亲河中寻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这种精神既包含着令人惊叹的牺牲与勇武，又包含着令人叹惋的愚昧与惰性。他的作品透过主人公的生命探寻，表达了对黄河文化的深情反思，既有着对黄河文化超常的生命韧性的礼赞，也有着对传统文化劣性的深深悲悯。蒋韵再到河曲，面对滔滔黄河，开启了记忆的闸门：“那个时候的氛围、气息，开启了我生命中的一些东西，感到我和河是有缘的，河能给我灵感……后来写了部小说《冥灯》，我觉得这是黄河给我的……但我希望当初黄河给我的东西不变，能支撑我继续写下去，写出能让读者满意也让自己满意的作品来。”f无疑，黄河既是蒋韵文学灵感的给予者，也是其文学道路延续的动力，使她通过文学的表达去叩问民族传统文化乃至探讨民族精神的建构。但直接写黄河，对黄河恢宏气势赞叹不已并几近深情歌颂的要数田东照了，他的“河魂系列”小说对黄河作了全面而深刻的描写，有描写黄河丰盈体态的，有描写黄河诗情画意的，有描写黄河悠长浩渺的，有描写黄河夕阳景色的，有对凶险的黄河碛的描写，有对黄河四季水势变化无端的描写，等等，多角度多侧面地展示了黄河的雄壮与美丽，“中篇小说《黄河在这儿转了个弯》，仅以八万余字的篇幅，就极为生动而深刻地描绘出了古老的黄土高原——黄河岸畔的人心史和风俗画，它简洁、明朗、深沉、纯美，就像老窖陈酿一般令人陶醉，令人在沉沉的激动和崇高的美学享受中享有一种微醺感觉”g。
“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这两座大山不只蕴藏着丰富的天然宝藏，也蕴藏着精深的文化宝藏，成为山西历代作家们丰厚的文学记忆。郑义有着深厚的太行山情结，《远村》《老井》对太行山景物和自然环境作了全面而深情的描写，“山便恢复座黄不黄绿不绿的旱山……”太行山成为孕育作家创作情感的根，杨万牛、孙旺泉们正是太行精神的体现者，他们既承载着山区落后的辛酸和苦难，又显现了山区人民顽强的性格和生命力。李锐则是以外来知识分子的眼光，俯仰巍巍吕梁山，将其进行艺术的过滤，“山是一幅画，但又不是画……”（《厚土·青石澗》），并得出人生领悟：“看了一辈子的山，总算是把山看透了……”（《厚土·看山》）本土作家田东照既描出了吕梁山的厚重、广大、浩瀚，“那无数土峁便连成黄乎乎的一片，酷似波涛滚滚的大海，无边无际，起伏延伸，则另有一番景象”（《野马》），也绘出了吕梁山的钟灵毓秀，“山，就是这一带有名气的凤冠。不很高，却秀……凭了神的力量”（《短篇三题》）。权文学《在九曲十八弯的山凹里》中书写了吕梁山的神奇“小小的喜鹊崖，嵌镶在皱皱褶褶的千叠万壑中”，“四围是馒头山，挂着条条田土……”
黄土地，数千年养育着三晋儿女，黄土文化成为三晋文化的精髓，李锐把自己的生命之作命名《厚土》，既体现了其对黄土地的热爱，也实践了他的“用方块字深刻地表达自己”和“本土中国”的口号。在《锄禾》中，“人受罪，可地是好地”正是李锐本人的切身体验。 二
晋军作家，往往有着自觉的社会使命感，他们从社会底层走出，对底层民众有着深切的认识和同情。观照民间，以农民生活为主题，叙写农民的生存困境、展现农民的生活习惯、揭示农民的思想心态、关注农民的悲剧命运，形成各具特色的底层叙事。
“晋军”作家以集体无意识关注过去农民封闭的生存环境和落后的生活条件。正如权文学在《在九曲十八弯的山凹里》所描绘的：“毕竟太偏僻了。假若没有鸡鸣狗吠，没有清晨和暮间那腾升着的袅袅炊烟，很难相信这里居然生息着人家。”《远村》中的太行山区“土地分散，东一瓢西一碗地挂在土峁上。坡陡路远，大车道修不上山”。偏远、封闭，使山民们缺少与外界的联系，感受不到也体会不到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使他们主要靠天吃饭，需要面对更残酷的自然环境。干旱困扰着一代代的村民，《老井》（郑义）中“老井无井渴死牛，十年九旱水如油”。小说《乡下女人二题》（张石山）中的砂梁寨古来缺水，挖井引水成为引领人们摆脱困境的首要任务，也成为凸显主人公精神的介质。封闭的生存环境、干旱的自然灾害，束缚了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的现代化之路。无疑，他们面对的是贫穷的生活现实，《长长的坡》（张石山）中描写老百姓大都“活的不宽，睡光席炕”，《假婚》（李锐）中的女人因为吃不饱饭，只能骗婚，并被队长欺侮，《青石涧》（李锐）的主人公因为穷，连媳妇都娶不上，只能打光棍，无法实现作为人的最低要求。
封闭和贫穷自然会形成思维的落后，产生一系列定型化的生活习惯和扭曲的生活方式。且看《在九曲十八弯的山凹里》的人们，生活的无聊使他们无所事事，赌钱、看狗咬架、猫上树。在《古老峪》（李锐）中，“男女同睡一炕”“同吃、同住、同劳动”，人们往往在粗言秽语中消磨人生。同时，他们依然保留着原始的小农生产形态，《锄禾》中的农民们终日单调地在田间劳作，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也没有自身的觉醒，处于封闭之中。因此，他们身上依然保留着极强的封建迷信思想，小说《在九曲十八弯的山凹里》写到，老槐树上依然贴着“天皇皇，地皇皇……”人们依然相信“左跳财，右跳崖”的迷信思想，依然用招魂来慰藉失去亲人的沉痛心理。由于长期的迷信、愚昧，在当地形成了一系列恶习、陋习，如合娶女人、祈雨、顶妻、跳大神，等等，因各种因素，正常的恋爱遭到打击，“打伙计”“拉边套”这种扭曲了的婚姻家庭却正常化，《血泪草台班》中娃娃亲、交朋友、搭伙计、串门儿、翻墙头成为人们的家常便饭，《厚土》中，打光棍、卖女人、偷情、换妻、畸形的两性关系触目惊心。
在关注底层民众在特定岁月疾苦的同时，作家们更没有忘记挖掘他们身上所持有的传统美德：质朴、善良、忠厚乃至几千年来遗留下的中华精神——生存韧性。《看山》中写放牛人与牛的感情，真挚而动人。《好汉》中的英雄气概，尽显传统男性的豪迈。贫瘠干旱的太行山给山区人民带来了不尽的辛酸和苦难，桎梏了山区人民对梦的追逐和向往，同时也造就了山区人民不屈的性格和承受一切压力的博大胸怀以及不被困难所征服的强悍性格和坚韧挺拔的生命意志。《远山》中的杨万牛、叶叶活得坚强，活得执着。《血泪草班台》中的小艾和应虎爱得轰轰烈烈，爱得悲壮凄惨。强悍的性格，博大的胸怀，顽强的生命在这里繁衍生息，代代相传。
三
“晋军”笔下对风俗民情的描写，也使得他们的作品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田东照的“葫芦湾传奇”与河魂系列，原生态地展现了黄河的民情风俗、渡口文化、商帮文化；李锐的《厚土》在对人性的解读中渗透着厚厚的土味；蒋韵对传统文化的深情依恋，建立在她对民情风俗的投入上；郑义对太行山风情的全方位展示，彰显着浓浓的乡土文化气息。
首先，大量方言俚语的应用，贴近人民生活，叫人读了亲切自然。这些语言富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充满强烈的地方生活气息，无论是人物语言或叙述语言，都有着农民式的粗鲁、幽默、自然、朴实，漂着浓浓的乡土味。《在九曲十八弯的山凹里》中的歇后语“麻袋里倒西瓜——有啥说啥”，“土包子开洋荤——舍得花钱”说明老百姓豁达的性格；《血泪草台班》中的歇后语“黄鹰抓鹞子——对扣了环儿”，则是两情相悅的民间表达。诸如 “三天不吃糠，肚里没主张”“头如谷茬，脚如柴耙”“六月的羊，膻过墙”，这样的民间谚语随手拈来。顺口溜在张石山的小说《血泪草台班》中也比比皆是，如“驼锅子穿皮衣，赖汉娶好妻”。有的方言词在不同的小说中意思不同，更能彰显地域的差异性，名词“营生”在《青石涧》中指东西，在《常发的电视机》中指工作；同样指批评，在《篝火》中称“训砍”，在《女人三题》中则叫“驳弹”。方言动词最为丰富，如：眊（看）、寒碜死人（吓死人）、厮跟（相跟）、裁饺（剪衣服）、支应（准备）、洒扫（打扫）、动弹（劳动），等等。量词“一疙瘩”（一块）的应用更具土味，时间副词“前晌、早晌、晌午、后晌”，亲属称谓诸如姥娘、娘母、婆娘等均可嗅出浓浓的山西味。
其次，借助传统文学艺术加强历史厚度，体现小说风格的雄浑有力。郑义小说《老井》中的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血泪草台班》中《愚公移山》《夸父追日》的神话传说，都体现人民群众对传统精神的认可及传承。“晋军”小说中还有大量地方戏曲的书写：如李锐小说《秋语》中的晋剧《打金枝》、《驮炭》中的蒲剧，张石山小说中的《八义图》（即《赵氏孤儿》）等。民歌的点缀使得乡土气息更加浓厚，《远村》《老井》中大量的左权民歌以及杨万牛和叶叶因唱山歌而相知相爱，于是山歌充溢于整篇小说。《血泪草台班》中的《赶牲灵》、豌豆花、野花，等等，民歌可以说是主人公小艾和应虎相识相爱相守的见证，也是张石山对山西民歌的全面展示。
再次，节日民俗和民间传统文化的展示体现了三晋大地丰厚的文化资源。权文学的短篇《正月》中专门以正月二十五花车节展开故事情节，而像扭秧歌、踩高跷、扛铁棍、打霸王鞭、八音会、贴白头春联这些节日习俗成为小说独具地域特色的魅力展示。同时，小说还描写了一系列民间传统文化：晒枣子、头门炮、王庄古会、安宅、烧火塔子、移坟、哭坟、赶集、船工谣、送鬼神、跳大神、拜神祈雨，体现了纯朴的民风民情。饮食文化在小说中更是不可或缺，《母系家谱》中的烧饼、肉炒面、千层饼、刀拨面、压饸饹，《锄禾》中的山药蛋熬粉条子，《秋语》中的玉茭面窝窝，《合坟》中的荞麦面饸饹，《二龙戏珠》中的窝窝米汤、咸萝卜条子，等等，既体现了当时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也带有独特的山西文化意蕴。
“晋军是一个不同艺术追求，不同艺术风格，以山西地域为凝聚力的集合体”h。作家们对山西乡土文化进行了一次深刻的、大规模的观照与审视，外来作家们用过滤的现代眼光，既发现了这片土地上的封闭、落后，也发现了这片土地上的美好和生命强力。本土作家则依赖他们对本土文化的熟悉和体验，原汁原味地再现了本土文化的种种情状。
a 段崇轩：《地域文化的生命与山西文学的走向》，《小说评论》2007年第1期，第54页。
b 张石山：《小说家眼中的国学》，《文艺报》2012年11月21日，第2页。
c 宋俊宏：《郑义小说中的地域文化色彩》，《阅读与写作》2010年第10期，第4页。
d 韩苗苗：《太行风情——论葛水平小说的地域特色》，西南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第3页。
e 郑光波：《郑义的黄河恋——苦苦追寻失落的民族魂》，《山西文学》2009年第10期，第55页。
f 《黄河岸边“晋军”再集结——山西小说创作回顾与交流笔会纪要》，《山西文学》2009年第10期，第93页。
g 艾斐：《黄河写沧桑 高原风俗淳》，《小说评论》1986年第1期，第44页。
h 郑光波：《新时期文坛上的“晋军”》，《沧桑》1994年第3期，第3页。
基金项目： 山西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项目“文学共同体视域下的晋绥解放区文学研究”（2020W251）和山西省教育厅高等学校教学改革创新项目“基于师范类专业认证的中国现代文学教学改革与实践” （J2020358）
作 者： 刘亚琼，硕士，吕梁学院中文系讲师。
编 辑： 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
关键词：“晋军”小说 乡土书写 底层关怀 风俗民情
20世纪80年代中期，被称为“晋军”的山西青年作家群在全国范围内作为山西地域性文学的代表迅速崛起，不论是土生土长的本土作家，还是特定年代到来的作家，“他们把各自对民族文化的思考浓缩和限制在自己熟悉的本乡本土之上，致力于把散落在边地上、山村的、规范之外的、生机勃勃的民间文化和地域文化重新开掘出来。并将民俗与民生当作特殊的文化现象予以历史的观照，以此来表现与之相联系的民族文化心理”a。郑义的《老井》《远村》伊始，后出一系列小说：张石山的家族小说系列，田东照的“葫芦湾传奇”与河魂系列，李锐《厚土》系列和《农具》系列等，它们都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文学追求中聚焦三晋大地。
“晋军”的作家队伍，一支是土生土长的山西本土作家，如张石山、韩石山、田东照、权文学等，他们生于斯，长于斯，三晋大地既是他们生长的地方，也成为他们创作的源泉和文学关注的焦点。山西特有的地域风貌、独特的民情风俗、倔强的民间生活和精神性格成为他们文学思考的出发点。正如张石山所言：“大地在，山河在，滋生过传统文明的乡野在，亿万老百姓在——这给人以巨大的信心”b，田东照大学毕业后为完成他的文学创作之梦回老家兴县工作，“打算把根扎到吕梁山，继续反映吕梁英雄的新篇章”，并得到了认可。另一支是非本土的外来作家，包括郑义、柯云路、李锐等，他们对山西的感情也许没有本土作家那样的深厚，但因曾生活于此、工作于此，甚至人生最美好的青春留于此，这片土地无疑成为他们文学灵感的喷发口。李锐从十八岁到二十四岁都在吕梁山插队，在《厚土·自序》中他说：“我曾把六年的黄金岁月变成汗水，淌在那些苍老疲惫的皱纹里”，吕梁山成为他小说创作乃至人生思考永远的“厚土”。在《厚土·生命的报偿》中他再次坦言：“如果不是曾经在吕梁山荒远偏僻的山沟里生活过六年，如果不是一锨一锄地和那些默默无闻的山民种了六年庄稼，我是无论如何也写不出这些小说来的。”郑义曾在太行山地区插队生活过六年，太行山地区已成为他精神的故乡，“作家精神的故乡，就是产生一个作家独有的一种精神的那块土地。我们只有找到了那块土地，才能使我们的种子在那里种植和结果”c。他们谨慎地解读和审视这方土地的文化、世态、人生，既写这方水土养育着的人民的善良、质朴、勤劳，也写这片土地上浸润着的农村的落后、封闭、愚昧。
一
“客观环境对作家的认知方式和审美心理有很大的影响，特定的地理环境带给作家特有的地域感受，形成特定的审美趣味”d。山西地处黄土高原，黄河流域的中游，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其悠久的文化传统和独特的地域风貌影响着一代代作家的审美心理和文化认知，黄河文化已成为开启作家创作灵感的钥匙。“晋军”中，对黄河情有独钟的作家比比皆是，1983—1984年郑义沿黄河旅行，总结出“山西的黄河线上，冻结着一个古老文化”e，郑义从母亲河中寻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这种精神既包含着令人惊叹的牺牲与勇武，又包含着令人叹惋的愚昧与惰性。他的作品透过主人公的生命探寻，表达了对黄河文化的深情反思，既有着对黄河文化超常的生命韧性的礼赞，也有着对传统文化劣性的深深悲悯。蒋韵再到河曲，面对滔滔黄河，开启了记忆的闸门：“那个时候的氛围、气息，开启了我生命中的一些东西，感到我和河是有缘的，河能给我灵感……后来写了部小说《冥灯》，我觉得这是黄河给我的……但我希望当初黄河给我的东西不变，能支撑我继续写下去，写出能让读者满意也让自己满意的作品来。”f无疑，黄河既是蒋韵文学灵感的给予者，也是其文学道路延续的动力，使她通过文学的表达去叩问民族传统文化乃至探讨民族精神的建构。但直接写黄河，对黄河恢宏气势赞叹不已并几近深情歌颂的要数田东照了，他的“河魂系列”小说对黄河作了全面而深刻的描写，有描写黄河丰盈体态的，有描写黄河诗情画意的，有描写黄河悠长浩渺的，有描写黄河夕阳景色的，有对凶险的黄河碛的描写，有对黄河四季水势变化无端的描写，等等，多角度多侧面地展示了黄河的雄壮与美丽，“中篇小说《黄河在这儿转了个弯》，仅以八万余字的篇幅，就极为生动而深刻地描绘出了古老的黄土高原——黄河岸畔的人心史和风俗画，它简洁、明朗、深沉、纯美，就像老窖陈酿一般令人陶醉，令人在沉沉的激动和崇高的美学享受中享有一种微醺感觉”g。
“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这两座大山不只蕴藏着丰富的天然宝藏，也蕴藏着精深的文化宝藏，成为山西历代作家们丰厚的文学记忆。郑义有着深厚的太行山情结，《远村》《老井》对太行山景物和自然环境作了全面而深情的描写，“山便恢复座黄不黄绿不绿的旱山……”太行山成为孕育作家创作情感的根，杨万牛、孙旺泉们正是太行精神的体现者，他们既承载着山区落后的辛酸和苦难，又显现了山区人民顽强的性格和生命力。李锐则是以外来知识分子的眼光，俯仰巍巍吕梁山，将其进行艺术的过滤，“山是一幅画，但又不是画……”（《厚土·青石澗》），并得出人生领悟：“看了一辈子的山，总算是把山看透了……”（《厚土·看山》）本土作家田东照既描出了吕梁山的厚重、广大、浩瀚，“那无数土峁便连成黄乎乎的一片，酷似波涛滚滚的大海，无边无际，起伏延伸，则另有一番景象”（《野马》），也绘出了吕梁山的钟灵毓秀，“山，就是这一带有名气的凤冠。不很高，却秀……凭了神的力量”（《短篇三题》）。权文学《在九曲十八弯的山凹里》中书写了吕梁山的神奇“小小的喜鹊崖，嵌镶在皱皱褶褶的千叠万壑中”，“四围是馒头山，挂着条条田土……”
黄土地，数千年养育着三晋儿女，黄土文化成为三晋文化的精髓，李锐把自己的生命之作命名《厚土》，既体现了其对黄土地的热爱，也实践了他的“用方块字深刻地表达自己”和“本土中国”的口号。在《锄禾》中，“人受罪，可地是好地”正是李锐本人的切身体验。 二
晋军作家，往往有着自觉的社会使命感，他们从社会底层走出，对底层民众有着深切的认识和同情。观照民间，以农民生活为主题，叙写农民的生存困境、展现农民的生活习惯、揭示农民的思想心态、关注农民的悲剧命运，形成各具特色的底层叙事。
“晋军”作家以集体无意识关注过去农民封闭的生存环境和落后的生活条件。正如权文学在《在九曲十八弯的山凹里》所描绘的：“毕竟太偏僻了。假若没有鸡鸣狗吠，没有清晨和暮间那腾升着的袅袅炊烟，很难相信这里居然生息着人家。”《远村》中的太行山区“土地分散，东一瓢西一碗地挂在土峁上。坡陡路远，大车道修不上山”。偏远、封闭，使山民们缺少与外界的联系，感受不到也体会不到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使他们主要靠天吃饭，需要面对更残酷的自然环境。干旱困扰着一代代的村民，《老井》（郑义）中“老井无井渴死牛，十年九旱水如油”。小说《乡下女人二题》（张石山）中的砂梁寨古来缺水，挖井引水成为引领人们摆脱困境的首要任务，也成为凸显主人公精神的介质。封闭的生存环境、干旱的自然灾害，束缚了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的现代化之路。无疑，他们面对的是贫穷的生活现实，《长长的坡》（张石山）中描写老百姓大都“活的不宽，睡光席炕”，《假婚》（李锐）中的女人因为吃不饱饭，只能骗婚，并被队长欺侮，《青石涧》（李锐）的主人公因为穷，连媳妇都娶不上，只能打光棍，无法实现作为人的最低要求。
封闭和贫穷自然会形成思维的落后，产生一系列定型化的生活习惯和扭曲的生活方式。且看《在九曲十八弯的山凹里》的人们，生活的无聊使他们无所事事，赌钱、看狗咬架、猫上树。在《古老峪》（李锐）中，“男女同睡一炕”“同吃、同住、同劳动”，人们往往在粗言秽语中消磨人生。同时，他们依然保留着原始的小农生产形态，《锄禾》中的农民们终日单调地在田间劳作，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也没有自身的觉醒，处于封闭之中。因此，他们身上依然保留着极强的封建迷信思想，小说《在九曲十八弯的山凹里》写到，老槐树上依然贴着“天皇皇，地皇皇……”人们依然相信“左跳财，右跳崖”的迷信思想，依然用招魂来慰藉失去亲人的沉痛心理。由于长期的迷信、愚昧，在当地形成了一系列恶习、陋习，如合娶女人、祈雨、顶妻、跳大神，等等，因各种因素，正常的恋爱遭到打击，“打伙计”“拉边套”这种扭曲了的婚姻家庭却正常化，《血泪草台班》中娃娃亲、交朋友、搭伙计、串门儿、翻墙头成为人们的家常便饭，《厚土》中，打光棍、卖女人、偷情、换妻、畸形的两性关系触目惊心。
在关注底层民众在特定岁月疾苦的同时，作家们更没有忘记挖掘他们身上所持有的传统美德：质朴、善良、忠厚乃至几千年来遗留下的中华精神——生存韧性。《看山》中写放牛人与牛的感情，真挚而动人。《好汉》中的英雄气概，尽显传统男性的豪迈。贫瘠干旱的太行山给山区人民带来了不尽的辛酸和苦难，桎梏了山区人民对梦的追逐和向往，同时也造就了山区人民不屈的性格和承受一切压力的博大胸怀以及不被困难所征服的强悍性格和坚韧挺拔的生命意志。《远山》中的杨万牛、叶叶活得坚强，活得执着。《血泪草班台》中的小艾和应虎爱得轰轰烈烈，爱得悲壮凄惨。强悍的性格，博大的胸怀，顽强的生命在这里繁衍生息，代代相传。
三
“晋军”笔下对风俗民情的描写，也使得他们的作品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田东照的“葫芦湾传奇”与河魂系列，原生态地展现了黄河的民情风俗、渡口文化、商帮文化；李锐的《厚土》在对人性的解读中渗透着厚厚的土味；蒋韵对传统文化的深情依恋，建立在她对民情风俗的投入上；郑义对太行山风情的全方位展示，彰显着浓浓的乡土文化气息。
首先，大量方言俚语的应用，贴近人民生活，叫人读了亲切自然。这些语言富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充满强烈的地方生活气息，无论是人物语言或叙述语言，都有着农民式的粗鲁、幽默、自然、朴实，漂着浓浓的乡土味。《在九曲十八弯的山凹里》中的歇后语“麻袋里倒西瓜——有啥说啥”，“土包子开洋荤——舍得花钱”说明老百姓豁达的性格；《血泪草台班》中的歇后语“黄鹰抓鹞子——对扣了环儿”，则是两情相悅的民间表达。诸如 “三天不吃糠，肚里没主张”“头如谷茬，脚如柴耙”“六月的羊，膻过墙”，这样的民间谚语随手拈来。顺口溜在张石山的小说《血泪草台班》中也比比皆是，如“驼锅子穿皮衣，赖汉娶好妻”。有的方言词在不同的小说中意思不同，更能彰显地域的差异性，名词“营生”在《青石涧》中指东西，在《常发的电视机》中指工作；同样指批评，在《篝火》中称“训砍”，在《女人三题》中则叫“驳弹”。方言动词最为丰富，如：眊（看）、寒碜死人（吓死人）、厮跟（相跟）、裁饺（剪衣服）、支应（准备）、洒扫（打扫）、动弹（劳动），等等。量词“一疙瘩”（一块）的应用更具土味，时间副词“前晌、早晌、晌午、后晌”，亲属称谓诸如姥娘、娘母、婆娘等均可嗅出浓浓的山西味。
其次，借助传统文学艺术加强历史厚度，体现小说风格的雄浑有力。郑义小说《老井》中的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血泪草台班》中《愚公移山》《夸父追日》的神话传说，都体现人民群众对传统精神的认可及传承。“晋军”小说中还有大量地方戏曲的书写：如李锐小说《秋语》中的晋剧《打金枝》、《驮炭》中的蒲剧，张石山小说中的《八义图》（即《赵氏孤儿》）等。民歌的点缀使得乡土气息更加浓厚，《远村》《老井》中大量的左权民歌以及杨万牛和叶叶因唱山歌而相知相爱，于是山歌充溢于整篇小说。《血泪草台班》中的《赶牲灵》、豌豆花、野花，等等，民歌可以说是主人公小艾和应虎相识相爱相守的见证，也是张石山对山西民歌的全面展示。
再次，节日民俗和民间传统文化的展示体现了三晋大地丰厚的文化资源。权文学的短篇《正月》中专门以正月二十五花车节展开故事情节，而像扭秧歌、踩高跷、扛铁棍、打霸王鞭、八音会、贴白头春联这些节日习俗成为小说独具地域特色的魅力展示。同时，小说还描写了一系列民间传统文化：晒枣子、头门炮、王庄古会、安宅、烧火塔子、移坟、哭坟、赶集、船工谣、送鬼神、跳大神、拜神祈雨，体现了纯朴的民风民情。饮食文化在小说中更是不可或缺，《母系家谱》中的烧饼、肉炒面、千层饼、刀拨面、压饸饹，《锄禾》中的山药蛋熬粉条子，《秋语》中的玉茭面窝窝，《合坟》中的荞麦面饸饹，《二龙戏珠》中的窝窝米汤、咸萝卜条子，等等，既体现了当时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也带有独特的山西文化意蕴。
“晋军是一个不同艺术追求，不同艺术风格，以山西地域为凝聚力的集合体”h。作家们对山西乡土文化进行了一次深刻的、大规模的观照与审视，外来作家们用过滤的现代眼光，既发现了这片土地上的封闭、落后，也发现了这片土地上的美好和生命强力。本土作家则依赖他们对本土文化的熟悉和体验，原汁原味地再现了本土文化的种种情状。
a 段崇轩：《地域文化的生命与山西文学的走向》，《小说评论》2007年第1期，第54页。
b 张石山：《小说家眼中的国学》，《文艺报》2012年11月21日，第2页。
c 宋俊宏：《郑义小说中的地域文化色彩》，《阅读与写作》2010年第10期，第4页。
d 韩苗苗：《太行风情——论葛水平小说的地域特色》，西南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第3页。
e 郑光波：《郑义的黄河恋——苦苦追寻失落的民族魂》，《山西文学》2009年第10期，第55页。
f 《黄河岸边“晋军”再集结——山西小说创作回顾与交流笔会纪要》，《山西文学》2009年第10期，第93页。
g 艾斐：《黄河写沧桑 高原风俗淳》，《小说评论》1986年第1期，第44页。
h 郑光波：《新时期文坛上的“晋军”》，《沧桑》1994年第3期，第3页。
基金项目： 山西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项目“文学共同体视域下的晋绥解放区文学研究”（2020W251）和山西省教育厅高等学校教学改革创新项目“基于师范类专业认证的中国现代文学教学改革与实践” （J2020358）
作 者： 刘亚琼，硕士，吕梁学院中文系讲师。
编 辑： 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