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在分品式论书中，李嗣真在上、中、下品论书的基础之上，首次提出了“逸品”，并将其放入上品之上。李嗣真对于“逸品”的讨论，整体是基于在“四贤”的基础上进行讨论的，“四贤”之论，在李嗣真之前，便有多书论家对其进行了高下对评判，李嗣真在前人讨论的基础之上，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以及个人的书论观，将其置入“逸品”中进行更崭新的定义。
关键词 四贤;李嗣真《书后品》逸品
一、李嗣真“逸品”观的建构
自庾肩吾《书品》开始便有了分品式论书的方式，到了李嗣真的《书后品》在九品的基础上又增加了“逸品”。李嗣真将李斯、张芝、钟繇、王羲之、王献之五人列入“逸品”。但李斯并不在李嗣真的“四贤‘范围之内。所以其所说“右四贤之迹，扬庭效伎，策勋底绩。神合契匠。”是指张芝、钟繇、王羲之、王献之四人。这四人在书论史上一直被大家广泛的谈论，李嗣真在《书后品》中有提到说“其议论品藻，自王愔以下，王僧虔、袁、庾诸公已言之矣。”也就是说，在李嗣真之前，诸多人已经对书家有了基本的评论，除王愔只列出书家名称，未进行评论之外，王僧虔、袁昂、庾肩吾皆对书家有了高低之评论。王僧虔在《论书》中，并未专门评论王羲之，但却处处以右军为评价标准，如“郗方回章草，亚于右军。”“桓玄书，自比右军，议者末之许，云可比孔琳之。”“康听学右军草，亦欲乱真，与南州释道人作右军书赞。”说明王僧虔对于“四贤”的认定，右军是作为标杆性的书家的，是超越钟繇、张芝的。有这种观点，一是与其所处时代有关，南朝“二王‘的地位已经逐渐有所提升，钟张不再是评定书家的最高标准;二是与王僧虔自身有关，王僧虔属于琅琊王氏家族的后人，有着二王一脉的传承。所以他认为王羲之胜于其他三家是有理可循的。在王僧虔之后，袁昂作《古今书评》，其中对“四贤”的认定就与王僧虔有所不同了。因为王僧虔此篇书论受到梁朝皇帝萧衍的影响，所以其观点也并非完全以自身出发，其认为“王右军书如谢家子弟，纵後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气。”“王子敬书如河、洛间少年，虽皆充悦，而举体沓拖，殊不可耐。”“张伯英书如汉武帝爱道，凭虚欲仙。”但并没有提到评价钟繇，只在最后提及四人时说“张芝骛奇，钟繇特绝，逸少鼎能，献之冠世，四贤共类，洪芳不灭。”从其评论中可以看出他对“二王”的评价并不高，尤其对于王献之，更是带有贬义，认为小王的字拖沓，不可深究。对与张芝钟繇的态度便不太相同，描述极近溢美之词，这充分证明了在梁代时，受到梁武帝的影响，“二王‘的地位是遜于钟张的。到了庾肩吾时，他将书家列入品级，但上之上却只列张芝、钟繇、王羲之三人，王献之被列入上之中，其实这也与庾肩吾所处时代有关，他处在梁代，便必然受到影响，所以对小王的评价在三人之下，但庾肩吾也有这自己的判断，梁武帝只推崇钟张，但庾肩吾却将王羲之列入上之上，说明他对于王羲之的书法是推崇的，且他认为“王功夫不及张，天然过之;天然不及钟，功夫过之。”这样的评价是对王羲之极大的肯定，说明其字虽不是最突出的，但却是最全面的，是最中庸的，符合中国传统理念的。李嗣真对于“逸品”评判的标准，固然是会受到前代书法品评的影响的，这种影响体现也就体现在他在整体上都是在“四贤”的基础之上来构建“逸品”观，并没有跳脱大的方向，自立体系。
二、李嗣真“逸品”观的确立
李嗣真在书论所构建的“逸品”观，虽然整体上是以“四贤”为基础来进行讨论的，但是却也有着与前代书家相似却又不太相同的评价，这与之所处时代，个人地位以及个人见解都有着巨大的关系，这种观念虽然跨越朝代，但依然影响这李嗣真对于“四贤”的判断，但从其评论中也可以看出李嗣真本人的观点，以及朝代更迭对于书家评定的影响。李嗣真将“四贤”皆列入“逸品”中，可以看出他对四人的书法都是给予很大的肯定，认为其“皆可称旷代绝作也”“钟、张、羲、献，超然逸品。”但李嗣真对于四家的评判也是基本公允的，在提出其是“逸品”的基础上，也对四人的风格特征以及优劣之处进行了评判，“而钟、张筋骨有余，肤肉未赡，逸少加减太过，朱粉无设，同夫披云睹日，芙蓉出水，求其盛美，难以备诸。”“子敬……而正书、行书如田野学士越参朝列，非不稽古宪章，乃时有失体处。”这些都是在提出四家书法风格上的一些不足之处，但这些不足之处并不能影响他们的地位，反而是反映了每个书家不同的特征。李嗣真对四人的品评大部分是正面性的，但从其评论篇幅以及使用词藻上可以看出，李嗣真对王羲之的评价是放在最高位的，其用大量篇幅去描述王羲之各个书体的无法超越性，且用到了“书之圣”“草之圣”“飞白之仙”来定义王羲之。而形容其他三家都只是用描绘、比喻性的形容词对其三人进行赞美，其实这便可以看出当时王羲之的地位在初唐是超越其他三家的。
其实关于“四贤”的讨论一直都存在着，每个时期都有每个时期的定义。将李嗣真所评定的“四贤”放入历史的长河中来看，可以看出，四人的在每个时期的地位高低是有所不同的，与之关系最大的应该是政治因素，历代的皇帝都有着自己的喜好与评定标准，往往这种评定标准就影响着历代书论的评定标准。李嗣真也不可避免的在“四贤”中为其做大量篇幅的赞美。虽然说这就是李嗣真自己所认定的标准，却不得不受时代的影响。但不管怎么说，“四贤”虽然在每个朝代每个书家的眼中，都是都这自己的判断的，随着时代的不同，他们的地位很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不可改变的是，这四人始终在中国书法史上，这四人始终是后人所无法超越的，是历代书家所学习的楷模，这是毋庸置疑的。
作者简介：董诗雨，女，（1993. 8-），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书法方向）。
关键词 四贤;李嗣真《书后品》逸品
一、李嗣真“逸品”观的建构
自庾肩吾《书品》开始便有了分品式论书的方式，到了李嗣真的《书后品》在九品的基础上又增加了“逸品”。李嗣真将李斯、张芝、钟繇、王羲之、王献之五人列入“逸品”。但李斯并不在李嗣真的“四贤‘范围之内。所以其所说“右四贤之迹，扬庭效伎，策勋底绩。神合契匠。”是指张芝、钟繇、王羲之、王献之四人。这四人在书论史上一直被大家广泛的谈论，李嗣真在《书后品》中有提到说“其议论品藻，自王愔以下，王僧虔、袁、庾诸公已言之矣。”也就是说，在李嗣真之前，诸多人已经对书家有了基本的评论，除王愔只列出书家名称，未进行评论之外，王僧虔、袁昂、庾肩吾皆对书家有了高低之评论。王僧虔在《论书》中，并未专门评论王羲之，但却处处以右军为评价标准，如“郗方回章草，亚于右军。”“桓玄书，自比右军，议者末之许，云可比孔琳之。”“康听学右军草，亦欲乱真，与南州释道人作右军书赞。”说明王僧虔对于“四贤”的认定，右军是作为标杆性的书家的，是超越钟繇、张芝的。有这种观点，一是与其所处时代有关，南朝“二王‘的地位已经逐渐有所提升，钟张不再是评定书家的最高标准;二是与王僧虔自身有关，王僧虔属于琅琊王氏家族的后人，有着二王一脉的传承。所以他认为王羲之胜于其他三家是有理可循的。在王僧虔之后，袁昂作《古今书评》，其中对“四贤”的认定就与王僧虔有所不同了。因为王僧虔此篇书论受到梁朝皇帝萧衍的影响，所以其观点也并非完全以自身出发，其认为“王右军书如谢家子弟，纵後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气。”“王子敬书如河、洛间少年，虽皆充悦，而举体沓拖，殊不可耐。”“张伯英书如汉武帝爱道，凭虚欲仙。”但并没有提到评价钟繇，只在最后提及四人时说“张芝骛奇，钟繇特绝，逸少鼎能，献之冠世，四贤共类，洪芳不灭。”从其评论中可以看出他对“二王”的评价并不高，尤其对于王献之，更是带有贬义，认为小王的字拖沓，不可深究。对与张芝钟繇的态度便不太相同，描述极近溢美之词，这充分证明了在梁代时，受到梁武帝的影响，“二王‘的地位是遜于钟张的。到了庾肩吾时，他将书家列入品级，但上之上却只列张芝、钟繇、王羲之三人，王献之被列入上之中，其实这也与庾肩吾所处时代有关，他处在梁代，便必然受到影响，所以对小王的评价在三人之下，但庾肩吾也有这自己的判断，梁武帝只推崇钟张，但庾肩吾却将王羲之列入上之上，说明他对于王羲之的书法是推崇的，且他认为“王功夫不及张，天然过之;天然不及钟，功夫过之。”这样的评价是对王羲之极大的肯定，说明其字虽不是最突出的，但却是最全面的，是最中庸的，符合中国传统理念的。李嗣真对于“逸品”评判的标准，固然是会受到前代书法品评的影响的，这种影响体现也就体现在他在整体上都是在“四贤”的基础之上来构建“逸品”观，并没有跳脱大的方向，自立体系。
二、李嗣真“逸品”观的确立
李嗣真在书论所构建的“逸品”观，虽然整体上是以“四贤”为基础来进行讨论的，但是却也有着与前代书家相似却又不太相同的评价，这与之所处时代，个人地位以及个人见解都有着巨大的关系，这种观念虽然跨越朝代，但依然影响这李嗣真对于“四贤”的判断，但从其评论中也可以看出李嗣真本人的观点，以及朝代更迭对于书家评定的影响。李嗣真将“四贤”皆列入“逸品”中，可以看出他对四人的书法都是给予很大的肯定，认为其“皆可称旷代绝作也”“钟、张、羲、献，超然逸品。”但李嗣真对于四家的评判也是基本公允的，在提出其是“逸品”的基础上，也对四人的风格特征以及优劣之处进行了评判，“而钟、张筋骨有余，肤肉未赡，逸少加减太过，朱粉无设，同夫披云睹日，芙蓉出水，求其盛美，难以备诸。”“子敬……而正书、行书如田野学士越参朝列，非不稽古宪章，乃时有失体处。”这些都是在提出四家书法风格上的一些不足之处，但这些不足之处并不能影响他们的地位，反而是反映了每个书家不同的特征。李嗣真对四人的品评大部分是正面性的，但从其评论篇幅以及使用词藻上可以看出，李嗣真对王羲之的评价是放在最高位的，其用大量篇幅去描述王羲之各个书体的无法超越性，且用到了“书之圣”“草之圣”“飞白之仙”来定义王羲之。而形容其他三家都只是用描绘、比喻性的形容词对其三人进行赞美，其实这便可以看出当时王羲之的地位在初唐是超越其他三家的。
其实关于“四贤”的讨论一直都存在着，每个时期都有每个时期的定义。将李嗣真所评定的“四贤”放入历史的长河中来看，可以看出，四人的在每个时期的地位高低是有所不同的，与之关系最大的应该是政治因素，历代的皇帝都有着自己的喜好与评定标准，往往这种评定标准就影响着历代书论的评定标准。李嗣真也不可避免的在“四贤”中为其做大量篇幅的赞美。虽然说这就是李嗣真自己所认定的标准，却不得不受时代的影响。但不管怎么说，“四贤”虽然在每个朝代每个书家的眼中，都是都这自己的判断的，随着时代的不同，他们的地位很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不可改变的是，这四人始终在中国书法史上，这四人始终是后人所无法超越的，是历代书家所学习的楷模，这是毋庸置疑的。
作者简介：董诗雨，女，（1993. 8-），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书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