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哑行者，中国上个世纪曾旅居英美42年的文化名人蒋彝之谓也。20世纪30年代，他首先去英国，在那里生活达22年。这期间，他开始以哑行者为笔名，用英文创作系列游记，而其中的《伦敦画记》《牛津画记》《爱丁堡画记》《湖区画记》最负盛名。蒋彝以一个中国文化人独特的思维方式，好奇而优雅地审视英国，并将之与中国的文化传统进行慧眼独具和富于趣味性的两厢比较。在这种比较中，作者兴味盎然地介绍了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在客观上引领西方人认识中国与东方，成为中国文化的“国际使者”。
特别有意思的是，他的游记独辟蹊径，在正文中，还插进很多画作、诗作、书法、篆刻，使之更具可读性、欣赏性。也正因此，受到英国人以及其他西方人的激赏与欢迎，当时的《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便称赞蒋彝的游记作品“具有优雅绵长的魅力”。
一
那么，蒋彝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这个“翩翩独行的中国君子”，1903年生于江西九江书香门第，其父为著名肖像画家，同时擅画花鸟。蒋彝自幼接受传统教育，作古诗、学书法、绘画。他很早即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认为科学可以救国，稍长，就读于南京的东南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在一所高中教了一年化学。他又决定投身政治，加入北伐军。以后，则在皖、赣的芜湖、当涂、九江三县当县长。1933年，他与地方军阀发生冲突，于是挂冠而去。同年，他搭乘法国渡轮从上海到马赛港，再到伦敦。一到那里，便进入伦敦大学就读。1935年起，他在该校的东方学院任远东语言文化部助理讲师，以后到韦尔科姆医学史博物馆任顾问。他在伦敦结识许多艺术家、学者、诗人、剧作家，甚至包括萧伯纳以及曾任中国末代皇帝老师的庄士敦。勤奋钻研的蒋彝在伦敦不到3年时间，便用英文写作出版了第一本书，即介绍中国艺术的《中国之眼》。以后，他又开始英伦系列《画记》的创作。直到1955年，蒋彝从伦敦移民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等学府教授中国语言与文化。他于1975年回到祖国北京。原计划撰写《中国画记》和完成《中国艺术史》，不幸因病于1977年10月去世。
蒋彝以哑行者的笔名写了12本旅行系列丛书，另有其它著作10多种，包括1本小说。蒋彝之所以用哑行者Silent Traveller为笔名，大约有三个原因：一是他字仲雅，又字重哑；二是如他所说，在海外单独旅行时，“沉默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三是他认为当县长期间“日以继夜不停地说了5年话，那完全不合我的性格，孔子说‘多言多败”’，而且，“沉默有一点极好，较之其它喋喋不休以填满自己时间的人，你可以逍遥自在一些”。
二
蒋彝的以英伦为背景的《伦敦画记》等作品，写的都是寻常的山水风物、世态人情，但让你读起来觉得有滋有味。他的笔调是清新的，恬淡的，优雅的，富于诗意的，几乎每一篇都是精美的小品。
蒋彝的作品一以贯之的是令人怡然的隽永幽默，他总是以轻松、快活而宽厚的心态，对异国的文化现象谈笑风生，津津有味地娓娓道来。蒋彝写他刚到伦敦，在维多利亚车站第一印象就是一顶接一顶的高礼帽，离城愈近，礼帽愈多，“我想，我大概进了制造礼帽的IF了”。俗话说：入乡随俗。当时旅居伦敦的许多中国人也戴起了作为绅士象征的高礼帽。他的朋友剧作家熊式一先生由于个子矮，“他和我出去时，总提醒我，在他抬头问警察问题时，要替他留心往后落的帽子!”蒋彝说他受够了英国人习以为常的那种“硬邦邦的高领子和浆得硬挺的衬衫”，“穿上这些东西，我的眼泪都快掉出来了，头也没法动，身体像上了绷带，吃喝时，吞咽还非常困难。”
英国人在烹饪饮食方面也与我们中国人大相径庭：“英国厨师非常聪明，只管油炸、水煮、烧烤。盐巴、酱汁、胡椒全都留在桌上，让客人自己调味。中国厨子一定会把肉切成小块，把味道调到好处。也许英国厨师认为，应该由吃东西的人自己决定食物大小。”许多英国人做饭十分刻板机械，蒋彝说他有机会走进他的英国朋友的厨房，见过他们“一页一页翻食谱，同时紧紧盯着计时器。有些人还有玻璃量杯，上面刻着度数，可量出水的分量。那让我想到大学化学的实验课!”英国人把每天喝下午茶当成一件大事，蒋彝在书中写了一个笑话：“一战”期间，英国军队一次在下午大约四五点钟接到命令，出发攻打陷于敌手的城市，却没有人愿意听命，“因为还没有喝茶”。
蒋彝对英国风物常有颇为独到的看法，一反人们传统习惯性思维。人们普遍讨厌伦敦的多雾与多雨，蒋彝却反其道而行之，他用较长的篇幅大写特写伦敦雾与他的感受。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塔上可以俯瞰伦敦全貌，蒋彝偏偏选择大雾天去那里，电梯操作员劝他别上去，“省一个先令”，因有浓雾，无法观看。他说：“我就是什么都不想看见。”他执意登上塔，“觉得景色美极了”，“我还以为上了天堂”，“说真的，部分人生就该由雾气般的屏障遮着，若有若无”。他甚至还写了一首赞美伦敦雾的诗，说“爱汝神态太依稀，何妨长在伦敦雾里住”。蒋彝还格外钟情伦敦的雨，他说：“雨虽阴郁，但能让我换个角度观察各种事物，总让我心情愉快。”
蒋彝在描述英国的民族传统和风俗风物时，往往和自己的祖国进行文化比较。比如长辈与晚辈的关系，他写道：在英国，孩子可以不同意甚至反驳长辈的看法，这“经常吓我一跳”，因为我们尊崇儒家思想，从小就被教育要“孝顺”，不能批评长辈。作者显然对我们的做法持否定态度，但是却也对英国人那种不讲亲情孝道的做法表示不可思议。根据英国习俗，父亲死后如无相关遗嘱，母亲要在大儿子结婚时搬出去，另觅新居，因为房子自然而然归儿子，是他的财产。“母亲花了大半辈子养大儿子，最后却从住了那么久、那么熟悉的环境里被赶出门，真是太可怕了。”“在中国，牺牲高官厚禄，以侍奉年老多病的母亲，是很平常的事”。蒋彝还描写英国人和中国人对月亮的不同观念：前者熟视无睹，后者却赋予它文化含义。这种两国的文化传统的相互对照，在他的作品中比比皆是。
三
综观蒋彝的英国系列游记，还可以深切感受到他对故国那种深切的思念和浓厚的怀旧情绪。
《伦敦画记》中有4篇专门描写伦敦的春夏秋冬。蒋彝说，他很喜欢春天的伦敦，但有两件事让他觉得遗憾：第一件事，是他特别喜欢一种专为这时节准备的食物——春卷，伦敦的中餐馆也有，但和家乡的味道比起来，“可就差远了o”第二件事，就是这些年来，—直没有机会回乡扫墓，“无法再尽我该尽的孝道。”
在《伦敦的夏天》中，蒋彝说他喜欢在皇家花园聆听布谷鸟的啼鸣。接着，笔锋一转，洋洋洒洒地描写布谷鸟以及与之相关的杜鹃花在中国的那些脍炙人口的传说。尔后写道：“五六月间，我国绝大部分乡间总是开满杜鹃花。诗人这时节如果正好离家在外，听到了布谷啼声，一定会立刻想起乡间农活，并希望回到家乡参与农忙。如果无法如愿还乡，他们就会形容所流下的眼泪红得像‘血染杜鹃’。”
在《伦敦的秋天》中，作者写他喜欢在这个季节去伦敦的公园、郊外感受秋色，在这些地方观红叶、赏夕阳，让人心旷神怡!说到红叶，作者却不由自主地联想起中国古代“红叶题诗”的传说。接着，作者又大写特写起中秋节来：“每到这一天，离家在外的游子都会想方设法回到家中，不能回家的，也会心系家园。我们一向认为，这是全家团圆的日子，当夜的月亮会又圆又亮，这非其它的日子所能比拟。”
至于冬天，蒋彝认为伦敦“较平日更美”，只不过圣诞节会提醒他，中国的除夕快到了，“在睡梦里，我也总会回到遥远的老家。中国人一向恋家，这季节一到，每个人都会想尽办法回家。”尔后作者描写故乡过春节的情景：“这时我们什么都不做，只顾着吃喝玩乐”，老祖母总会要求准备一大堆食品，往往三个月还消耗不完。所有食品都以不同的特殊调料腌制，我无法在这儿一一细述，只能自己在梦中回味了。”
蒋彝是个杰出的诗人，他在诗中写道：“合眼乡关推不去，西风到处有哀鸿”，“草上落花红一尺，春来无梦不江南”。所幸的是，蒋彝72岁高龄时毅然返国，为漫漫而苦涩的游子生涯划上了句号。
特别有意思的是，他的游记独辟蹊径，在正文中，还插进很多画作、诗作、书法、篆刻，使之更具可读性、欣赏性。也正因此，受到英国人以及其他西方人的激赏与欢迎，当时的《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便称赞蒋彝的游记作品“具有优雅绵长的魅力”。
一
那么，蒋彝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这个“翩翩独行的中国君子”，1903年生于江西九江书香门第，其父为著名肖像画家，同时擅画花鸟。蒋彝自幼接受传统教育，作古诗、学书法、绘画。他很早即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认为科学可以救国，稍长，就读于南京的东南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在一所高中教了一年化学。他又决定投身政治，加入北伐军。以后，则在皖、赣的芜湖、当涂、九江三县当县长。1933年，他与地方军阀发生冲突，于是挂冠而去。同年，他搭乘法国渡轮从上海到马赛港，再到伦敦。一到那里，便进入伦敦大学就读。1935年起，他在该校的东方学院任远东语言文化部助理讲师，以后到韦尔科姆医学史博物馆任顾问。他在伦敦结识许多艺术家、学者、诗人、剧作家，甚至包括萧伯纳以及曾任中国末代皇帝老师的庄士敦。勤奋钻研的蒋彝在伦敦不到3年时间，便用英文写作出版了第一本书，即介绍中国艺术的《中国之眼》。以后，他又开始英伦系列《画记》的创作。直到1955年，蒋彝从伦敦移民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等学府教授中国语言与文化。他于1975年回到祖国北京。原计划撰写《中国画记》和完成《中国艺术史》，不幸因病于1977年10月去世。
蒋彝以哑行者的笔名写了12本旅行系列丛书，另有其它著作10多种，包括1本小说。蒋彝之所以用哑行者Silent Traveller为笔名，大约有三个原因：一是他字仲雅，又字重哑；二是如他所说，在海外单独旅行时，“沉默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三是他认为当县长期间“日以继夜不停地说了5年话，那完全不合我的性格，孔子说‘多言多败”’，而且，“沉默有一点极好，较之其它喋喋不休以填满自己时间的人，你可以逍遥自在一些”。
二
蒋彝的以英伦为背景的《伦敦画记》等作品，写的都是寻常的山水风物、世态人情，但让你读起来觉得有滋有味。他的笔调是清新的，恬淡的，优雅的，富于诗意的，几乎每一篇都是精美的小品。
蒋彝的作品一以贯之的是令人怡然的隽永幽默，他总是以轻松、快活而宽厚的心态，对异国的文化现象谈笑风生，津津有味地娓娓道来。蒋彝写他刚到伦敦，在维多利亚车站第一印象就是一顶接一顶的高礼帽，离城愈近，礼帽愈多，“我想，我大概进了制造礼帽的IF了”。俗话说：入乡随俗。当时旅居伦敦的许多中国人也戴起了作为绅士象征的高礼帽。他的朋友剧作家熊式一先生由于个子矮，“他和我出去时，总提醒我，在他抬头问警察问题时，要替他留心往后落的帽子!”蒋彝说他受够了英国人习以为常的那种“硬邦邦的高领子和浆得硬挺的衬衫”，“穿上这些东西，我的眼泪都快掉出来了，头也没法动，身体像上了绷带，吃喝时，吞咽还非常困难。”
英国人在烹饪饮食方面也与我们中国人大相径庭：“英国厨师非常聪明，只管油炸、水煮、烧烤。盐巴、酱汁、胡椒全都留在桌上，让客人自己调味。中国厨子一定会把肉切成小块，把味道调到好处。也许英国厨师认为，应该由吃东西的人自己决定食物大小。”许多英国人做饭十分刻板机械，蒋彝说他有机会走进他的英国朋友的厨房，见过他们“一页一页翻食谱，同时紧紧盯着计时器。有些人还有玻璃量杯，上面刻着度数，可量出水的分量。那让我想到大学化学的实验课!”英国人把每天喝下午茶当成一件大事，蒋彝在书中写了一个笑话：“一战”期间，英国军队一次在下午大约四五点钟接到命令，出发攻打陷于敌手的城市，却没有人愿意听命，“因为还没有喝茶”。
蒋彝对英国风物常有颇为独到的看法，一反人们传统习惯性思维。人们普遍讨厌伦敦的多雾与多雨，蒋彝却反其道而行之，他用较长的篇幅大写特写伦敦雾与他的感受。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塔上可以俯瞰伦敦全貌，蒋彝偏偏选择大雾天去那里，电梯操作员劝他别上去，“省一个先令”，因有浓雾，无法观看。他说：“我就是什么都不想看见。”他执意登上塔，“觉得景色美极了”，“我还以为上了天堂”，“说真的，部分人生就该由雾气般的屏障遮着，若有若无”。他甚至还写了一首赞美伦敦雾的诗，说“爱汝神态太依稀，何妨长在伦敦雾里住”。蒋彝还格外钟情伦敦的雨，他说：“雨虽阴郁，但能让我换个角度观察各种事物，总让我心情愉快。”
蒋彝在描述英国的民族传统和风俗风物时，往往和自己的祖国进行文化比较。比如长辈与晚辈的关系，他写道：在英国，孩子可以不同意甚至反驳长辈的看法，这“经常吓我一跳”，因为我们尊崇儒家思想，从小就被教育要“孝顺”，不能批评长辈。作者显然对我们的做法持否定态度，但是却也对英国人那种不讲亲情孝道的做法表示不可思议。根据英国习俗，父亲死后如无相关遗嘱，母亲要在大儿子结婚时搬出去，另觅新居，因为房子自然而然归儿子，是他的财产。“母亲花了大半辈子养大儿子，最后却从住了那么久、那么熟悉的环境里被赶出门，真是太可怕了。”“在中国，牺牲高官厚禄，以侍奉年老多病的母亲，是很平常的事”。蒋彝还描写英国人和中国人对月亮的不同观念：前者熟视无睹，后者却赋予它文化含义。这种两国的文化传统的相互对照，在他的作品中比比皆是。
三
综观蒋彝的英国系列游记，还可以深切感受到他对故国那种深切的思念和浓厚的怀旧情绪。
《伦敦画记》中有4篇专门描写伦敦的春夏秋冬。蒋彝说，他很喜欢春天的伦敦，但有两件事让他觉得遗憾：第一件事，是他特别喜欢一种专为这时节准备的食物——春卷，伦敦的中餐馆也有，但和家乡的味道比起来，“可就差远了o”第二件事，就是这些年来，—直没有机会回乡扫墓，“无法再尽我该尽的孝道。”
在《伦敦的夏天》中，蒋彝说他喜欢在皇家花园聆听布谷鸟的啼鸣。接着，笔锋一转，洋洋洒洒地描写布谷鸟以及与之相关的杜鹃花在中国的那些脍炙人口的传说。尔后写道：“五六月间，我国绝大部分乡间总是开满杜鹃花。诗人这时节如果正好离家在外，听到了布谷啼声，一定会立刻想起乡间农活，并希望回到家乡参与农忙。如果无法如愿还乡，他们就会形容所流下的眼泪红得像‘血染杜鹃’。”
在《伦敦的秋天》中，作者写他喜欢在这个季节去伦敦的公园、郊外感受秋色，在这些地方观红叶、赏夕阳，让人心旷神怡!说到红叶，作者却不由自主地联想起中国古代“红叶题诗”的传说。接着，作者又大写特写起中秋节来：“每到这一天，离家在外的游子都会想方设法回到家中，不能回家的，也会心系家园。我们一向认为，这是全家团圆的日子，当夜的月亮会又圆又亮，这非其它的日子所能比拟。”
至于冬天，蒋彝认为伦敦“较平日更美”，只不过圣诞节会提醒他，中国的除夕快到了，“在睡梦里，我也总会回到遥远的老家。中国人一向恋家，这季节一到，每个人都会想尽办法回家。”尔后作者描写故乡过春节的情景：“这时我们什么都不做，只顾着吃喝玩乐”，老祖母总会要求准备一大堆食品，往往三个月还消耗不完。所有食品都以不同的特殊调料腌制，我无法在这儿一一细述，只能自己在梦中回味了。”
蒋彝是个杰出的诗人，他在诗中写道：“合眼乡关推不去，西风到处有哀鸿”，“草上落花红一尺，春来无梦不江南”。所幸的是，蒋彝72岁高龄时毅然返国，为漫漫而苦涩的游子生涯划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