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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对于习仲勋来说，具有多重含义。这里，既是他的祖籍地，也是他人生落难时的“休养地”；既是他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付出心血的希望之地，也是他获得人间真情和温暖的感恩之地。在这里，他曾经深入工厂、矿山、农田指导工作；在这里，他曾经深入群众中了解冷暖，如实向中央反映百姓疾苦；也是在这里，他获得了许许多多的人间真情和友谊。如今，习仲勋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在中原大地上留下的足迹，他与人民结下的深情厚谊，却永远镌刻在了人民心中，中原人民也永远怀念这位为河南发展倾注了无限关怀、为党和国家作出了卓越贡献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
倾心重点建设，助力河南经济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习仲勋奉调中央，出任中宣部部长。1953年9月任政务院秘书长。1959年4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对于新中国成立后河南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习仲勋高度关注。
1958年4月21日至25日，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习仲勋首次陪同周恩来总理、彭德怀副总理专程到河南视察工作，来到了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工地和陕县大营农业合作社、偃师县东寺庄村，视察三门峡水库大坝的建设情况和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
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大型水利建设项目，当时围绕着水库的水位问题，多方争论不休，亟须中央确定设计方案。4月21日，习仲勋陪同周恩来总理亲临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工地，详细地询问了工程的建设情况和建设工地职工的生活、学习、工作情况。在了解情况的基础上，21日至24日，习仲勋陪同周恩来总理多次主持召开有有关部门参加的协调会议，充分听取、征求各方意见和建议。在24日晚上的总结会上，习仲勋作了重要讲话。他首先表明自己的态度是“要当促进派，但也当促退派。正确的促进，不正确的促退”，明确表示参加会议讨论“就是要有点地方意见，没有地方意见那就很难考虑问题”。其次，他分析了国家在三门峡修建大水库的理由，主要是为了实现综合利用，充分发挥防洪、防凌、发电、灌溉、供水和航运等综合效益。对于当时争论的焦点——筑坝高程设在多少米的问题，他明确表示：“同意按360设计，350施工，至于蓄水应先控制在340。”他希望大家既要有革命的独创精神，也要非常谨慎，尽量少出毛病，少走弯路。在会议进行期间（4月24日下午），习仲勋还陪同周恩来总理视察了陕县大营农业合作社，亲自到农村了解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情况。
参加完三门峡协调会议后，4月25日，习仲勋又陪同周恩来总理来到偃师县东寺庄村。东寺庄村是当时闻名全国的农业生产先进单位。在东寺庄村视察期间，习仲勋陪同周恩来总理深入田间、饲养室，察看小麦生长情况和农田管理情况，与正在田间劳动的青年、饲养室老人亲切交谈。习仲勋还十分关切地向东寺庄村村干部吕少武询问了农业生产的收成和农民的生活情况，关切地询问收成怎么样、有什么困难没有、日子过得好吗等具体问题，并饶有兴趣地听人介绍了地下水道的制作过程和使用情况。当听说地下水道既能提高粮食产量，又能节约土地时，习仲勋高兴地赞叹道：“还是群众最伟大呀！”他勉励东寺庄村干部群众，一定要牢记周总理的嘱托，一如既往地抓好农业生产，为社会主义建设再立新功。
在20世纪50年代的国家经济建设中，特别是“一五”计划实施期间，国家一些重点建设项目落户河南。在这些重大建设项目的建设过程中，党和国家领导人倾注了大量心血，多次来河南视察指导工作，帮助解决困难。习仲勋也是其中的一位。
1959年5月26日至6月6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在国务院副秘书长杨放之、河南省副省长李庆伟的陪同下，从安阳到新乡，又从新乡到焦作、洛阳、三门峡，用十多天的时间，一路风尘仆仆地走遍了河南的许多工厂、农村，详细地了解河南经济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并及时给予指导，帮助克服困难。
5月26日，习仲勋一行抵达安阳，他此次安阳行的主要目的就是调查研究、帮助解决安阳钢铁公司生产发展中遇到的一些问题。26日下午，习仲勋首先考察了安阳钢铁公司，先后参观了1号255立方米高炉出铁、3吨转炉车间炼钢、线材车间轧钢材等生产情况。27日又到安钢所属的水冶炼铁厂、李珍铁矿进行了巡视。在视察过程中，习仲勋十分关心工人的安全生产和生活福利问题，详细询问了工人的劳动强度、劳保措施和生活情况，勉励工人努力生产，提高钢铁质量和高炉利用系数，降低成本。28日上午，习仲勋又在市委机关听取了安阳市委的工作汇报，对安阳今后的工作作了明确指示。他指出，在全国钢铁形势普遍紧张的情况下，脑子一定要清醒，不要把摊子铺得太大，一定要注意保证重点，要集中力量搞好安钢。他告诫企业领导一定要以生产为重点，坚持边建边生产；要注意加强劳动组织，加强企业管理，坚持稳步上升，要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提升产量，“一定要保证正常生产，宁肯慢一点，也不要性急出了问题”。
在结束对安阳的视察后，习仲勋一行来到新乡，先后视察了新乡钢铁二厂、新乡棉织厂等单位。在新钢二厂，他询问了该厂生产的生铁成本、质量、焦比和脱硫磷办法。在新乡棉织厂，习仲勋仔细观看了提花车间的生产情况，当看到正在生产中的各种花布时，他欣喜地对身边的中共新乡地委第一书记说：“这个厂是你们新乡地区的一朵花。”
5月29日，习仲勋又来到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参观了该社的棉花试验田、丰产小麦、养猪场，对七里营公社的工作、生产及社员生活情况表示满意，并希望他们继续努力，争取在夏粮丰收的基础上，夺取秋季的更大丰收。随后，习仲勋又视察了引黄总干渠、七里营公社发电站、武陟发电站和人民胜利渠跌水闸。
5月30日，习仲勋来到焦作，视察了焦南、焦北钢铁厂、王封煤矿和李河耐火材料厂，对该市的钢铁、煤炭和耐火材料生产作了重要指示，明确提出要注意保护和延长钢铁设备的使用寿命，要有重点地保证原料的供应问题。
6月1日至4日，习仲勋一行来到洛阳，对洛阳的农业生产和工业建设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在视察偃师县岳滩村田间小麦的生长情况时，习仲勋听取了该村党支部书记刘应祥关于推广优良品种，改善田间管理，实行科学种田，实现小麦高产稳产的情况汇报。习仲勋鼓励他们要继续总结经验，探索规律，推广小麦大面积高产稳产的经验，不仅要实现让岳滩人民“吃上白面馍”的梦想，还要让全国人民都实现这个梦想——都吃上白面馍。 6月3日，习仲勋来到即将建成投产的洛阳拖拉机厂和洛阳轴承厂。洛拖和洛轴都是“一五”时期我国的重点建设项目。当时，洛拖的设备安装已经全部结束，全厂开始进入调试生产阶段，正准备迎接国家验收。习仲勋详细询问并察看了调试生产情况，勉励洛拖要把工作做深做细，确保一次验收成功。他说：“百年大计，质量第一，要做好一切工作，高质量建成我们的第一拖拉机制造厂。”从洛拖出来，习仲勋一行又接着视察了洛轴。该厂1958年7月已经建成投产。走进厂区，看到一排排崭新的厂房，一台台锃亮的机器，看到各种型号的精美轴承正从一条条流水线上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习仲勋连声称赞道：“好！好！国家建设多么需要这样的轴承啊！你们要把生产搞好，要把工厂管理好，多生产合格的产品，保证各方面的需要。”
6月5日至6日，习仲勋一行来到了三门峡，视察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市钢铁厂，对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作了重要指示。在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工地上，习仲勋观看了混凝土拌和楼，察看了围堰和坝体的施工情况，并参观了三门峡工程展览馆。在市钢铁厂，习仲勋视察了3立方米、8立方米小高炉的生产和28立方米高钢炉的改造情况，并与干部、工人进行亲切交谈。视察后，习仲勋又听取了市委和工程局党委的工作汇报，并对三门峡工程的建设和三门峡市各项工作作了重要指示。他指出：在三门峡工程建设中，在保持浇筑混凝土数量的情况下，一定要进一步提高质量，要教育职工进一步搞好安全生产工作。在钢铁生产上，要进一步抓住重点，保证重点，做好整顿和炉子的改造工作，保证第三季度能够正常生产，生产出合格的铁。
深入调查研究，摸实情，出实招，帮助群众克服困难
“大跃进”运动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给国民经济带来了严重影响，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工农业总产值和主要农产品产量连续下降。河南是“大跃进”运动的重灾区，经济发展也遭受到严重破坏，特别是粮食产量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全省出现了大面积的粮食紧张和严重饥荒，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人畜非正常死亡现象。
为了解决国民经济面临的严重困难，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大力开展调查研究，将1961年确定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随后，从中央领导到基层干部纷纷走出机关，深入到农村开展调查研究，帮助群众解决问题，战胜困难。1961年4月中旬，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率领中央工作组奔赴河南省长葛县，开始进行蹲点调查，调查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和困难。
长葛县是河南中部一个重要农业县，农业生产条件较好，新中国成立后粮食生产实现了连年增长，自给有余。但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中，长葛的经济也陷入严重困境，粮食产量严重下降，公共食堂普遍断炊，群众生活面临着严重困难。4月12日，习仲勋率领中央工作组到达长葛和尚桥公社后，选择杜村寺、宗寨、樊楼三个不同类型的生产大队作为调查研究的重点。为全面了解农村的生产生活情况，习仲勋带领工作组成员走村串户，深入田间地头，和农民一起推水车抗旱浇麦，耐心倾听群众的意见，细致地向农民宣传“农业六十条”精神，多次召开基层干部和农民座谈会，认真了解群众生产和生活中存在的问题，真诚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
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4月23日，习仲勋首次向邓小平和中央汇报了工作组了解到的情况，重点反映了贯彻中央“十二条”和“农业六十条”以后的农村形势和农村公共食堂存在的问题。他们发现，群众对“十二条”和“农业六十条”非常欢迎。经过整风整社，贯彻落实退赔兑现、安排生活、劳逸结合等政策后，农村形势开始明显好转。外流的劳力大部分已经回来了，生产大队纷纷在添购农具、牲畜、架子车，农民的积极性也起来了，不光出勤率高，干活质量也好。社员对落实自留地政策普遍感到满意，许多社员起早摸黑在自留地上翻地送肥，种粮种菜。喂猪、喂鸡、养羊的人家也在日渐增多。同时，习仲勋也清醒地看到，当前农村在生产和生活上依然存在着相当大的困难。他指出，河南继两年旱灾之后，1961年又遭大旱，夏粮减产难以避免，春荒尚未完全度过，夏荒又可能跟踪而来。一些社队的整风搞得还比较粗糙，“十二条”贯彻得也不深入，社队规模、经营管理等政策还没有搞好，平均主义也没有认真解决，群众思想上仍有顾虑，担心政策再变。特别是目前农村粮食不够吃，菜也跟不上，人的体力很虚弱，又缺少牲口和农具，群众的热情仍然不稳定，生产的积极性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
在调查中，习仲勋和工作组还发现，公共食堂问题已经成为群众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并且是关系到群众切身生活利益的一个大问题。在工作组来长葛前，该县70%以上的食堂实际上已经停办了，和尚桥公社的食堂大部分也在3月初已经散伙了。目前余下来的一小部分虽然还维持着，实际上群众都在观望等待，只要干部一松口，马上也会停办。习仲勋在报告中如实向中央反映了这一情况，并分析了食堂问题之所以没有得到及时解决的原因。习仲勋写道：“近一两年来，在粮食少、菜不足的情况下，群众在食堂的生活确实过得不好，对食堂已经没有多大兴趣了。”“在过去一段时间，食堂问题所以没有得到及时的解决，主要是把办食堂的道理强调过分了，结果束缚了群众和干部的思想。群众和干部在实践中碰了钉子，吃了苦头，但是谁要反映真实情况，对食堂提出不同的意见，就被戴上‘损害大集体，反对社会主义’的罪名，受到批判和打击。”因此，尽管农村中的贫农、中农、男女老少都不赞成再办食堂了，但没有人敢明着提出来。在经过深入地调查之后，习仲勋对群众自动解散食堂的行为给予了肯定，并向中央建议：“从当前情况看，在低标准和办食堂非企业化的条件下，食堂不宜再办，还是把粮食分到户，是更便利群众，有利生产，争取更快地扭转农村困难局面的一个有效措施。”
对于食堂散伙后的情况，习仲勋和工作组也作了认真调查。他们发现，食堂解散后，有些干部担心的影响出勤问题并没有出现，而且实际情形恰恰相反。食堂解散后，社员利用早晚时间推磨，并没有占去干活的时间，家里有辅助劳力的连在家做饭的时间也不占，还大大改善了过去在食堂站队打饭浪费时间和曾经吃不到热饭热菜的问题。让社员在家做饭，可以把30%的劳力从食堂节约出来，全部投入农业生产，不仅没有减少农业劳动力，反而增加了农业生产劳动力。更突出的是食堂解散后，由于取消了伙食供给制，剩下的只有粮食半供给制，这就大大增加了工资部分，克服了社员与社员之间在食堂方面存在的平均主义现象。在家做饭后，社员还感到满意的是能够吃够口粮标准了，可以分一两吃一两，分一斤吃一斤。过去在食堂一天只能吃两顿的粮食，回到家一天可以吃上三顿了，而且比在食堂吃得稠，吃得饱，而且又熟又热，干净卫生。习仲勋和工作组在杜村寺、宗寨、樊楼三个大队调查时还发现，食堂解散后，浮肿病人显著减少了，小孩的面色好看了，大人有精神了，干活也更有劲了。 对于食堂停办后可能出现的问题，习仲勋也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他要求当地干部在停办食堂时一定要慎重从事，不要一哄而散；即使群众要求停办，也要让群众做好充分准备，把炊具、燃料等安排妥当以后，再停办。他特别提醒当地干部，食堂停办以后，一定要妥善处理善后工作，要把原来平调社员的房屋、家具、炊具等退还给社员，帮助社员解决在家做饭的困难。
在向中央的报告中，习仲勋还特别提到了农村的劳动力保护问题。在调查中他们发现，虽然农村外流和外调的劳动力已经陆续回到了农村，从数量上说，也已经基本上够用了。但人的体质普遍衰弱，现在的两三个劳力还顶不上过去的一个。而且由于口粮标准低，质量差（在口粮中，红薯干占了60%左右），因此群众的体力恢复很慢。在抗旱浇麦、春播种菜任务比较繁重的情况，农村的实际劳动力依然非常紧张。特别是由于大牲畜减少、农具缺乏，更加重了人力的负担。因此，习仲勋向中央建议：“从长期着眼，在当前口粮标准低、群众体力弱的情况下，必须坚持有劳有逸、劳逸结合，鼓励群众劳动要适可而止，不宜过分，要强调少劳多逸，给群众足够的休息时间，以便休养生息。”
在向中央汇报了解到的初步情况后，习仲勋和工作组开始结合宗寨大队的划队工作，对粮食和三包一奖、分配、耕畜等问题作更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5月9日，习仲勋在长葛又向邓小平和中央写了《关于河南长葛县第二次调查报告》。报告继续肯定了“越看越好”的农村情况和群众情绪，如实反映“凡是党的政策执行得比较好、群众生活安排妥善的地方，广大群众和干部的心情是真正舒畅的，干劲也很大”。对于农村在退赔上的不彻底问题，习仲勋在调查中发现，一是因为干部对退赔决心不大，“舍不得退”；二是因为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习仲勋指出：“退赔问题是中央‘十二条’指示的中心内容，也是彻底根除‘五风’、调动群众积极性的根本政策。只有彻底退赔，才能取信于民。”他要求基层干部，退赔工作一定要搞彻底，一定要下决心退赔，要把自留地分给群众，把占的土地和房子退还给社队和群众。
对于调整社队规模、保障生产队的权限问题，习仲勋在报告中详细汇报了群众和干部提出的意见与建议。如群众反映生产队规模过大容易出现不便管理、生产下降，中央规定的生产队种植权无法落实，以及牲畜所有权与使用权不统一等问题。习仲勋在报告中建议，在调整生产队的规模时，生产队的规模不宜过大，要注意从利于生产、利于团结、利于经营管理、利于组织生活出发，坚持群众自愿，允许有大有小，采取由上而下、由点到面、先划生产队和生产大队、后划人民公社的方式，放手发动群众，由群众作出决定，任何人不能包办代替。同时，在社队调整中，要注意建立一套生产秩序和管理秩序。建议采取群众比较喜欢的“包总产”办法，保证生产队的种植权，杜绝生产上的瞎指挥。将生产队对牲畜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统一起来，这样既有利于农业生产，又有利于牲畜的保护、繁殖与发展。他认为，生产队的权利越落实，越对农业生产的发展有利。那种害怕生产队权利过多的顾虑是没有必要的。
对于公社内部的分配问题，习仲勋发现，人民公社化以来，在“五风”盛行、各种“大办”的影响下，长葛农村许多地方都没有认真贯彻执行按劳分配原则，许多规章制度被弃置，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被挫伤。在讨论分配问题时，多数群众都倾向于实行除了包“五保户”、照顾困难户以外，一律按工分分配的办法。长葛有的社队，从储备粮中拿出一部分，实行“工分带粮”，多劳者多吃，既鼓励了群众的劳动热情，又增加了群众的口粮，受到群众的欢迎。
对于大办农业、大办粮食问题，习仲勋认为，水利是搞好农业、保证多打粮食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特别是在长葛这样的县份，如果三年之内能够把水浇地增加到全部耕地的一半，保证每人平均至少有一亩水浇地，那么就是天再旱，也基本上能够保住口粮。在总结“大跃进”以来农田水利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习仲勋提出，各公社在做增加水浇地规划时，不要浮夸，不要幻想，不要瞎指挥，要将规划订立在积极可靠的基础上。特别是在今后一个时期，不要再搞大的水利工程，而要踏踏实实地搞群众性的小型农田水利，主要是打土井，整修渠道，平整土地，增添排灌机械等，坚持做到参加水利工程的劳力不出社，有的甚至不出队，只要把这项工作经常抓到底，就会给农业生产打下牢靠的物质基础。
在长葛调查研究过程中，习仲勋不仅自己身体力行，深入实地进行调查研究，而且还积极引导、督促当地干部切实改变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5月2日，在长葛县委扩大会议上，习仲勋认真总结了过去乱刮“五风”的教训，强调要从实际出发，联系群众，认为这才是搞好工作的出发点。习仲勋指出：“今后办事没有可靠依据的不要干，不要随便提出不切合实际的要求。必须反映群众要求，切实反映客观实际，一切决定都要事先调查研究，不能凭主观推断臆想。不能光看现象，要看本质，要看出现的是个什么情况，将来有何结果，群众有何反映，问题如何解决，学会实事求是，一切经过调查研究。”对于如何开展调查研究，他提出要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要学会置身群众之中，把自己看成普通劳动者，是群众的一员，不是站在群众头上，而是要和群众在一起商量办事；二是要切实为群众办事，认真解决群众的切身困难，及时听取群众的呼声，群众的要求，和群众通气息、共呼吸、同命运，行动必须符合群众的要求，不能违背群众的意志，“合乎群众利益的事就办，不合乎群众利益的事就不办”；三是要去掉官架子，勤学勤记，艰苦朴素。要注意亲自参加实践活动，弄清情况，随时研究，随时分析，加以比较，辨别正误，及时总结经验，逐步树立好的作风。他特别强调，一定要坚持集体领导，一定要树立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要把大事拿到委员会上去讨论，发扬民主作风，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考虑成熟后，再作出决定去执行。
从4月中旬到长葛到8月份离开，习仲勋和中央工作组此次的长葛调查时间虽然不长，但他们在调查研究中所体现出来的实事求是、心系群众的工作作风，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是通过包括习仲勋在内的中央领导人深入地调查研究，才使党中央对全国农村形势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为进一步调整农村政策、战胜困难打下了坚实基础。 逆境中信念坚定，仍情系群众，心忧天下
在1962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一伙诬陷习仲勋“利用小说反党”，从此，身为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长期被批判、审查、监护，时间长达16年之久，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彻底平反。在16年的苦难历程中，习仲勋曾两次来到洛阳。第一次是1965年12月到1967年1月，被下放到洛阳矿山机器厂担任副厂长，接受“劳动改造”，受到错误审查；第二次是1975年5月到1978年2月，被下放到洛阳，住在耐火材料厂职工宿舍，继续接受审查。
1965年12月，时年52岁的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被下放到洛阳矿山机器厂任副厂长，住在洛矿家属院涧西区2号街坊4幢3门202室，开始了在洛矿长达一年多的工作和生活。
洛矿筹建于1953年，1955年12月正式动工兴建，1958年11月建成投产，是当时苏联援建的国家重点项目。习仲勋来到洛矿时，厂里已建成的厂房有一金工、二金工和铆焊厂。
习仲勋到厂以后，就向厂党委提出了直接参加生产劳动的请求。他觉得自己长时间在领导机关工作，很少有下基层特别是到工厂工作的机会，尤其是像洛矿这样现代化的大型骨干企业。现在有这样的机会是很难得的，一方面可以直接向工人师傅请教，学习工业技术知识；另一方面也可以直接熟悉基层的情况，了解职工的疾苦，听听群众的真实反映，还可以通过自己的双手为国家创造财富。厂党委很理解他的心情，也很支持他的做法，便让他在二金工车间电工班参加生产劳动，并将这里作为他的联系点。
在洛矿期间，厂里为习仲勋配备了办公室，但他始终没有去过，而是一直和洛矿的干部职工朝夕相处，坚持在车间班组生产第一线。在工作中，习仲勋从不以老干部、老领导自居，而是严格要求自己，时时以一名“小学生”、普通劳动者出现。他平易近人，虚心好学，不耻下问，工人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工人身上有多少油，他身上也就有多少油。他每天早来晚走，遵守纪律，听从班组长指挥，叫干啥就干啥，把班组作为他学习工业技术知识的新起点，把工人师傅当成他的老师与挚友。在参加厂里的一些会议和活动时，习仲勋从不作结论性的发言，但对于一些具体的问题他却喜欢与厂里的干部们讨论。
习仲勋不仅积极参加厂里的生产劳动，而且非常关心职工的生活情况，经常和工人师傅谈心，嘘寒问暖。当得知电工赵师傅一家4口赁房居住，生活不宽裕时，习仲勋就带上礼物，登门看望，并拿出100元钱帮助赵师傅一家克服困难。为看望远在郊区的保卫科干部杜师傅一家，习仲勋又是乘车，又是步行，跑了20多里才找到杜师傅家。感动得杜师傅一家不知如何是好，而习仲勋则亲切地和杜家老人及前来看望的乡亲们有说有笑。在洛矿期间，习仲勋没有家属相陪，就餐就在厂职工食堂。就餐时，习仲勋经常与就餐的工人们攀谈、聊天。平时劳动之余，厂里的工人们都爱和他聊天，习仲勋常常向大家谈起当年延安时期的往事，因此工人们都亲切地称他“老革命”。
在洛矿期间，虽身处逆境之中，但习仲勋依然关心着国家大事。他带有一个收音机，平时就通过这个收音机了解国家大事和群众疾苦。对“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打、砸、抢事件，习仲勋非常气愤，曾拿出自己的工作证加以制止，但又因无法制止而痛苦。
1967年1月，习仲勋被造反派从洛阳揪到西安进行批斗，后从西安返回北京长期被监护，从而结束了在洛矿一年多的工作和生活。对于在洛矿这一年多的工作生活，多年以后习仲勋依然充满感情地回忆道：“我在洛矿的一年，也是我在生活征途中度过的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我要时刻珍惜它，借以砥砺自己。我在洛矿的一年，实际上是上了一年的工业大学。我走出厂部，直接下到车间，与工人在一起，参加生产劳动，与工程师、技术员打交道，学习求教，这使我的眼界大开，增长了许多工业生产和管理方面的知识”，“通过与工人的共同劳动和交往，更使我亲身感受到工人阶级的高尚品质和优良作风”，“他们是我的好老师、好朋友”。1986年，在洛矿建厂30周年之际，习仲勋还亲笔为洛矿题词：“同心同德，团结奋斗，坚持改革，开拓前进”。
1975年5月，长期蒙受冤屈的习仲勋被解除监护，专案组人员向他宣布了“换个环境，休息养病”的决定。5月22日，习仲勋由河南省公安厅的人员陪同，第二次被下放到洛阳，名日“疗养休息”，实际仍然处在被审查中。比较幸运的是这次来洛阳，由夫人齐心和女儿桥桥陪同而来，使习仲勋在被单独关押了七年半后终于有机会和家人在一起了。他们被安置在洛阳耐火材料厂，先是住在洛耐东19-10幢，后搬到东19-6幢（这两幢搂后来都因厂前生活区改造而拆旧建新）。
对于洛耐，习仲勋并不陌生。他依稀记得，1960年5月，作为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自己就曾经来过。当时，由于国家经济非常困难，洛耐曾打算把即将兴建的厂办公大楼建筑面积削减一部分，还是他提醒说：“你们能考虑国家的困难，这种精神是好的。但是，这个厂的建设方案是经过国家审查批准了的，厂办公大楼的建筑面积是从未来生产管理的需要出发设计的。从长远考虑，原设计方案还是不改为好。”后来厂里经过慎重考虑，才保留了办公大楼的原设计方案。
而此时，他却刚刚经历了七年半的监护生活，而且已经年过花甲，身体已经大不如当年。看着眼前人们生产的忙碌景象，习仲勋知道，要想再为党和人民做点工作，首先需要恢复身体健康。因此，无论天气怎样变化，他每天早上起床后，都坚持到郊外南山去散步，回来时路过菜市场，顺便买点儿青菜豆腐一类的东西。上午去工厂的澡堂泡个热水澡，然后去工厂的阅览室看报纸，或者看随处贴着的大字报。下午又去郊区散步，晚上在住处听听广播读读书。比起在北京被监护的日子，此时习仲勋的生活变得很平静，也很有规律。
然而，处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特殊环境中，作为一个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既不能为自己申冤辩屈，又不能将自己被审查的事实真相告诉周围的干部群众，习仲勋的心情是苦闷的。但就是在这样的困境中，习仲勋首先想到的还是别人，他曾经告诉厂里的领导干部：“还是回避为好，以免给你们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因此，在洛耐的几年时间里，他很少与领导干部接触，但他却与群众更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更深切地感受到了来自人民的温暖。 在这段平静的生活中，他仍然时刻关注着国家的发展，关心着群众的疾苦，经常和群众谈心交朋友，了解群众生活的真实情况，忧心着党和国家的未来。当时，习仲勋了解社会情况的主要窗口有两个：一个是南山的果园，另一个是南山脚下的菜市场。他每天早晨都到南山果园里散步，慢慢地就和群众变成了朋友。他常常一边散步，一边和社员们聊天拉家常。从与群众的交谈中，习仲勋得知，社员的生活很苦，一个劳动日才一角多钱，虽然终年辛辛苦苦，但仍然无法保证温饱。习仲勋也常常为自己不能改变这种状况而忧心。
在往返南山果园的路上有个菜市场，这里也是习仲勋了解社会的一个窗口。不管买不买东西，每天他都喜欢到这里转转，看看货色，问问价格，了解一下市场行情。习仲勋爱吃茶鸡蛋和烤红薯，他常常买个茶鸡蛋或烤红薯，坐在摊亭的小马扎上，边吃边和商贩聊天，吃完了再走。时间久了，这里的社员群众慢慢和习仲勋熟悉了，也多多少少知道了他的来历，但大家并没有疏远他，而是更加同情他，和他交上了朋友，见面老远就和他打招呼，亲切地称他“习老”。从群众的称呼中，长期被审查的习仲勋体会到了一种难得的真情和信赖。
在洛耐期间，习仲勋一家生活非常简朴。他们到洛耐后，居住的是一间只有20多平方米的房子，夏天热，冬天冷，周围环境也不安静，职工群众看了都表示气愤。但习仲勋却笑着说：我看这就不错了，总比监护时住监狱好多了。有一次他和邻居吃饭，不慎将一粒花生米掉在了地上，他立即弯腰捡起来剥掉皮后放嘴里吃了。他生炉子，从来不浪费一块煤。他对工人说，一块煤值不了几个钱，但这是煤矿工人用双手辛勤采掘出来的，将它浪费了，社会上就要少一些财富。习仲勋使用的陶瓷缸已经有了个洞，但他仍然坚持使用。习仲勋在洛耐居住期间，洛耐不收其水电费、房租，但习仲勋后来离开洛耐后，其夫人齐心和秘书又专程到洛耐后勤行政科补交了居住期间的水电费、房租。习仲勋简朴的生活和对自己、对家人的严格要求，至今仍深深地印在洛耐干部群众的心中。
在洛耐期间，虽然身处困境，但习仲勋的革命信念更加坚定，对党的事业依然充满信心。他常常对群众说，我们党从成立到现在已经50多年了，从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是很不容易的。有多少先烈为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现而前赴后继，英勇牺牲了。他们是无名英雄，我能够活到现在，那时候连想都没有想过。1935年我和刘志丹等同志被“左”倾错误整得差一点儿被杀掉，但我坚信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文化大革命”开始，我被红卫兵揪斗到西安，又被送回北京监护七年半。但我相信正气一定会战胜邪恶的，真理永远是真理。我虽然60多岁了，但一定要活下去。我还要用有生之年，继续为党、为人民作贡献。
为了锻炼毅力、锻炼身体，在洛耐狭窄的房子里，习仲勋每天坚持两次散步，向前走，从1数到1万，再退着走，从1万数到1。习仲勋后来说：“为了要为党和人民再做工作，就要走，就要退，锻炼毅力，也锻炼身体，我对共产党是有充分信心的，我认为党中央对我总会有个正确结论的。”但对于强加的不实之词，习仲勋则坚决抵制，决不屈服。1975年8月底，专案组人员带着一份审查结论草稿，来洛阳征求习仲勋的意见。习仲勋认为审查结论草稿中有两段文字不符合事实，完全是主观推断，所以不能同意，并明确表示：过去反对，现在反对，将来还反对。
“文化大革命”十年，习仲勋身处困境，党和人民也多灾多难。1976年1月，习伸勋夫妇从广播里听到了周恩来总理去世的噩耗，他们震惊了，流泪了。他们从南山折来松柏枝，回家做了白花，制成一个简陋的花环，放在周总理的遗像前，默默地寄托自己的哀思。1月9日，习仲勋夫妇还特意向治丧委员会和邓颖超大姐发去唁电表达自己的哀思。在唁电中他这样写道：我在总理身边工作十年，情深意厚，总理临终前没能见上一面，如今又不能亲自去京吊唁，是我终生遗憾。7月，朱德委员长去世，唐山发生大地震。9月，毛泽东主席去世。全国人民沉浸在无限悲痛之中，习仲勋也在为党和国家的未来而忧心。
终于，传来了“四人帮”倒台的消息。考虑到自己受审查的“特殊身份”，习仲勋虽然未去参加盛大集会游行，但他仍然难以控制自己的激动心情。平常很少做饭的习仲勋，这天亲自做了几个菜，款待参加集会归来的女儿和邻居，共同举杯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1976年11月15日，习仲勋在洛阳给党中央写信，表示拥护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的重大决策，也希望自己在有生之年，能够为党继续工作。1977年8月21日，习仲勋又分别致信邓小平，胡耀邦、王震，汇报自己被解除监护后的情况，并希望中央能够尽快查清情况，早日恢复自己的组织生活。8月24日，习仲勋再次给党中央和中央领导人写信，表达了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为党工作的愿望。
1978年2月22日，久久期盼的日子终于到了。这天，中央通知河南省委派专人护送习仲勋进京，作为特邀代表出席即将召开的全国政协第五届第一次会议，从而结束了他在洛耐近三年的“疗养休息”。对于在洛耐这段难忘的历程，对于在洛耐期间与工人群众结下的深厚友谊，多年之后齐心曾深情地回忆道：“如今，每当我回想起那些曾视我们如亲人的工农朋友们，心底里总是充满了感激之情。”1985年12月10日，《洛阳耐火材料厂厂志》出版，习仲勋亲笔题词：“牢记历史经验，加强团结向前看，为建设两个文明而奋斗！”并题词鼓励当年邻居李金海的子女：“勤奋学习，健康成长，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
心系“老家人”，殷殷故土情
提起习仲勋，许多人都知道他是从陕西富平走出来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但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祖籍地在河南邓州（属南阳市管辖）。
元末明初，由于连年战争，中原地区人口锐减。那时的南阳，总人口才两万多人。为改变这一状况，明政府鼓励山西、江西、太湖一带的百姓迁居中原。在此背景下，习仲勋的远祖习思敬从江西新淦县（今新干县）迁到河南邓州的堰子里（今十林镇习营村）开荒种地，习氏族人从此开始在这里繁衍生息。 清末光绪年间，南阳大旱，庄稼绝收，赤地千里，加之土匪祸害人民，南阳一带的民众纷纷逃离故土。习思敬的后人、习仲勋的祖父习永盛就夹在这些难民之中，带着家人几经辗转，最后落户陕西富平。
1913年10月15日，习仲勋出生于陕西富平，后来投身革命，戎马倥偬。1958年6月15日，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习仲勋随周恩来总理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劳动，在休息时第一次谈到自己的祖籍。他说：“我的祖籍在河南邓县（1988年改为邓州市）。是时，祖父只有二亩半地，日子过得很苦，加之天灾、匪祸不断，全家逃到了陕西富平。”尽管终其一生习仲勋未曾涉足南阳，但实际上习伸勋心中一直牵挂着南阳的亲人，对南阳的建设和发展始终抱着殷殷期望。
1939年，年仅26岁的习仲勋担任了中共关中特委书记兼关中专员公署专员。当听说南阳邓县十林镇有个叫习宗斌的族叔在内乡民团当副团长时，习仲勋便写信邀他来关中。但由于当时交通不便等种种原因，习宗斌未能成行。
20世纪40年代，日寇进犯南阳，习仲勋姑姑的二儿子赵天俭辞学北上，到延安参加革命。当年他之所以选择去延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习仲勋在那里。非常遗憾的是，那时正赶上延安搞“肃奸”、“反特”和“抢救失足者”运动，赵天俭未能幸免，死于狱中。直到晚年，习仲勋与人谈起此事仍唏嘘长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习仲勋对老家南阳的教育事业高度关注。时在河南中医学院当副教授、在河南中医界享有很高声誉的赵清理萌发了一个念头：利用医圣张仲景家居南阳这块得天独厚的“金字招牌”，在南阳创办一所国医大学。赵清理的这一想法随即得到了河南一些有识之士的支持。1984年10月，赵清理就创办张仲景国医大学之事来到北京习仲勋家里，想争取他的支持。到北京后，赵清理受到了习伸勋秘书曹志斌和习仲勋幼子习远平的热情接待。1985年1月8日，张仲景国医大学筹备委员会成立，并就此事以南阳地区行政公署的名义向河南省人民政府打了报告。报告发出第三日，赵清理即赶往北京面见习仲勋。习仲勋明确表示：这事我一定支持。
1985年2月1日，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复同意建立张仲景国医大学。接到批复，赵清理很快致电习远平，请他出面邀请北京相关部门派人前来南阳出席会议。习远平于2月3日抵达郑州。2月6日，张仲景国医大学成立大会在南阳地委小礼堂举行。
就这样，在习仲勋的关心、支持下，张仲景国医大学得以顺利创建，并于当年9月16日正式开学。
1986年5月15日，全国信访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邓县县委书记殷文欣赴京出席，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主持会议。会议正式开始前，习仲勋想起这次会议有“老家人”参加，便问道：“河南邓县谁来了？”殷文欣站起来应答后，习仲勋赞扬道：“你们的信访工作做得不错。”会后，习仲勋又特意与殷文欣握手致意，表示有时间一定回故里寻根问祖。遗憾的是，由于工作繁忙和身体的原因，习仲勋最终也没有能够实现这一夙愿。
习仲勋关注着家乡，家乡人也在关注、思念着他。1953年9月，在河北三河县（今三河市）工作的习相斋从《人民日报》上得知习仲勋被任命为政务院秘书长后，激动不已，当即给习仲勋写了一封信。习仲勋收信后，马上回了信，并邀他到家一叙。习相斋也是来自邓县习氏一族的，从30年代起就投奔延安，参加了革命工作。两人第一次相见，一谈便是五个小时。50年代后期，赵清理在北京中医教研班进修，多次拜访表叔习仲勋。在赵清理家里生活困难时，习仲勋还用自家节余的粮票帮助其解决生活困难。70年代，习仲勋落难洛阳，家乡人仍然关心着他的安危，曾跑到洛阳去看望他，告诉他老家的变化。
习仲勋的晚年，家乡人更是牵挂。1996年，闻知习仲勋身体欠佳，邓州市委主要领导亲自登门探望。2002年5月24日，习仲勋永远地走了。治丧委员会遵照习仲勋的遗愿，发电通知了南阳和邓州。南阳市委当即委派副书记高德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云生，邓州市委委派市委书记崔振亭、副书记孙天朝，赴京参加了习仲勋的追悼会，表达对习仲勋的哀思。2004年，邓州将修改后的邓州习氏族谱呈送到齐心面前，齐心欣然题写《邓州习氏》，并表示一定在有生之年回家乡看看，以实现习仲勋多年未竟的心愿。
（李海民 执笔）
（编辑 王兵）
倾心重点建设，助力河南经济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习仲勋奉调中央，出任中宣部部长。1953年9月任政务院秘书长。1959年4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对于新中国成立后河南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习仲勋高度关注。
1958年4月21日至25日，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习仲勋首次陪同周恩来总理、彭德怀副总理专程到河南视察工作，来到了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工地和陕县大营农业合作社、偃师县东寺庄村，视察三门峡水库大坝的建设情况和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
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大型水利建设项目，当时围绕着水库的水位问题，多方争论不休，亟须中央确定设计方案。4月21日，习仲勋陪同周恩来总理亲临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工地，详细地询问了工程的建设情况和建设工地职工的生活、学习、工作情况。在了解情况的基础上，21日至24日，习仲勋陪同周恩来总理多次主持召开有有关部门参加的协调会议，充分听取、征求各方意见和建议。在24日晚上的总结会上，习仲勋作了重要讲话。他首先表明自己的态度是“要当促进派，但也当促退派。正确的促进，不正确的促退”，明确表示参加会议讨论“就是要有点地方意见，没有地方意见那就很难考虑问题”。其次，他分析了国家在三门峡修建大水库的理由，主要是为了实现综合利用，充分发挥防洪、防凌、发电、灌溉、供水和航运等综合效益。对于当时争论的焦点——筑坝高程设在多少米的问题，他明确表示：“同意按360设计，350施工，至于蓄水应先控制在340。”他希望大家既要有革命的独创精神，也要非常谨慎，尽量少出毛病，少走弯路。在会议进行期间（4月24日下午），习仲勋还陪同周恩来总理视察了陕县大营农业合作社，亲自到农村了解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情况。
参加完三门峡协调会议后，4月25日，习仲勋又陪同周恩来总理来到偃师县东寺庄村。东寺庄村是当时闻名全国的农业生产先进单位。在东寺庄村视察期间，习仲勋陪同周恩来总理深入田间、饲养室，察看小麦生长情况和农田管理情况，与正在田间劳动的青年、饲养室老人亲切交谈。习仲勋还十分关切地向东寺庄村村干部吕少武询问了农业生产的收成和农民的生活情况，关切地询问收成怎么样、有什么困难没有、日子过得好吗等具体问题，并饶有兴趣地听人介绍了地下水道的制作过程和使用情况。当听说地下水道既能提高粮食产量，又能节约土地时，习仲勋高兴地赞叹道：“还是群众最伟大呀！”他勉励东寺庄村干部群众，一定要牢记周总理的嘱托，一如既往地抓好农业生产，为社会主义建设再立新功。
在20世纪50年代的国家经济建设中，特别是“一五”计划实施期间，国家一些重点建设项目落户河南。在这些重大建设项目的建设过程中，党和国家领导人倾注了大量心血，多次来河南视察指导工作，帮助解决困难。习仲勋也是其中的一位。
1959年5月26日至6月6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在国务院副秘书长杨放之、河南省副省长李庆伟的陪同下，从安阳到新乡，又从新乡到焦作、洛阳、三门峡，用十多天的时间，一路风尘仆仆地走遍了河南的许多工厂、农村，详细地了解河南经济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并及时给予指导，帮助克服困难。
5月26日，习仲勋一行抵达安阳，他此次安阳行的主要目的就是调查研究、帮助解决安阳钢铁公司生产发展中遇到的一些问题。26日下午，习仲勋首先考察了安阳钢铁公司，先后参观了1号255立方米高炉出铁、3吨转炉车间炼钢、线材车间轧钢材等生产情况。27日又到安钢所属的水冶炼铁厂、李珍铁矿进行了巡视。在视察过程中，习仲勋十分关心工人的安全生产和生活福利问题，详细询问了工人的劳动强度、劳保措施和生活情况，勉励工人努力生产，提高钢铁质量和高炉利用系数，降低成本。28日上午，习仲勋又在市委机关听取了安阳市委的工作汇报，对安阳今后的工作作了明确指示。他指出，在全国钢铁形势普遍紧张的情况下，脑子一定要清醒，不要把摊子铺得太大，一定要注意保证重点，要集中力量搞好安钢。他告诫企业领导一定要以生产为重点，坚持边建边生产；要注意加强劳动组织，加强企业管理，坚持稳步上升，要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提升产量，“一定要保证正常生产，宁肯慢一点，也不要性急出了问题”。
在结束对安阳的视察后，习仲勋一行来到新乡，先后视察了新乡钢铁二厂、新乡棉织厂等单位。在新钢二厂，他询问了该厂生产的生铁成本、质量、焦比和脱硫磷办法。在新乡棉织厂，习仲勋仔细观看了提花车间的生产情况，当看到正在生产中的各种花布时，他欣喜地对身边的中共新乡地委第一书记说：“这个厂是你们新乡地区的一朵花。”
5月29日，习仲勋又来到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参观了该社的棉花试验田、丰产小麦、养猪场，对七里营公社的工作、生产及社员生活情况表示满意，并希望他们继续努力，争取在夏粮丰收的基础上，夺取秋季的更大丰收。随后，习仲勋又视察了引黄总干渠、七里营公社发电站、武陟发电站和人民胜利渠跌水闸。
5月30日，习仲勋来到焦作，视察了焦南、焦北钢铁厂、王封煤矿和李河耐火材料厂，对该市的钢铁、煤炭和耐火材料生产作了重要指示，明确提出要注意保护和延长钢铁设备的使用寿命，要有重点地保证原料的供应问题。
6月1日至4日，习仲勋一行来到洛阳，对洛阳的农业生产和工业建设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在视察偃师县岳滩村田间小麦的生长情况时，习仲勋听取了该村党支部书记刘应祥关于推广优良品种，改善田间管理，实行科学种田，实现小麦高产稳产的情况汇报。习仲勋鼓励他们要继续总结经验，探索规律，推广小麦大面积高产稳产的经验，不仅要实现让岳滩人民“吃上白面馍”的梦想，还要让全国人民都实现这个梦想——都吃上白面馍。 6月3日，习仲勋来到即将建成投产的洛阳拖拉机厂和洛阳轴承厂。洛拖和洛轴都是“一五”时期我国的重点建设项目。当时，洛拖的设备安装已经全部结束，全厂开始进入调试生产阶段，正准备迎接国家验收。习仲勋详细询问并察看了调试生产情况，勉励洛拖要把工作做深做细，确保一次验收成功。他说：“百年大计，质量第一，要做好一切工作，高质量建成我们的第一拖拉机制造厂。”从洛拖出来，习仲勋一行又接着视察了洛轴。该厂1958年7月已经建成投产。走进厂区，看到一排排崭新的厂房，一台台锃亮的机器，看到各种型号的精美轴承正从一条条流水线上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习仲勋连声称赞道：“好！好！国家建设多么需要这样的轴承啊！你们要把生产搞好，要把工厂管理好，多生产合格的产品，保证各方面的需要。”
6月5日至6日，习仲勋一行来到了三门峡，视察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市钢铁厂，对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作了重要指示。在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工地上，习仲勋观看了混凝土拌和楼，察看了围堰和坝体的施工情况，并参观了三门峡工程展览馆。在市钢铁厂，习仲勋视察了3立方米、8立方米小高炉的生产和28立方米高钢炉的改造情况，并与干部、工人进行亲切交谈。视察后，习仲勋又听取了市委和工程局党委的工作汇报，并对三门峡工程的建设和三门峡市各项工作作了重要指示。他指出：在三门峡工程建设中，在保持浇筑混凝土数量的情况下，一定要进一步提高质量，要教育职工进一步搞好安全生产工作。在钢铁生产上，要进一步抓住重点，保证重点，做好整顿和炉子的改造工作，保证第三季度能够正常生产，生产出合格的铁。
深入调查研究，摸实情，出实招，帮助群众克服困难
“大跃进”运动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给国民经济带来了严重影响，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工农业总产值和主要农产品产量连续下降。河南是“大跃进”运动的重灾区，经济发展也遭受到严重破坏，特别是粮食产量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全省出现了大面积的粮食紧张和严重饥荒，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人畜非正常死亡现象。
为了解决国民经济面临的严重困难，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大力开展调查研究，将1961年确定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随后，从中央领导到基层干部纷纷走出机关，深入到农村开展调查研究，帮助群众解决问题，战胜困难。1961年4月中旬，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率领中央工作组奔赴河南省长葛县，开始进行蹲点调查，调查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和困难。
长葛县是河南中部一个重要农业县，农业生产条件较好，新中国成立后粮食生产实现了连年增长，自给有余。但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中，长葛的经济也陷入严重困境，粮食产量严重下降，公共食堂普遍断炊，群众生活面临着严重困难。4月12日，习仲勋率领中央工作组到达长葛和尚桥公社后，选择杜村寺、宗寨、樊楼三个不同类型的生产大队作为调查研究的重点。为全面了解农村的生产生活情况，习仲勋带领工作组成员走村串户，深入田间地头，和农民一起推水车抗旱浇麦，耐心倾听群众的意见，细致地向农民宣传“农业六十条”精神，多次召开基层干部和农民座谈会，认真了解群众生产和生活中存在的问题，真诚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
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4月23日，习仲勋首次向邓小平和中央汇报了工作组了解到的情况，重点反映了贯彻中央“十二条”和“农业六十条”以后的农村形势和农村公共食堂存在的问题。他们发现，群众对“十二条”和“农业六十条”非常欢迎。经过整风整社，贯彻落实退赔兑现、安排生活、劳逸结合等政策后，农村形势开始明显好转。外流的劳力大部分已经回来了，生产大队纷纷在添购农具、牲畜、架子车，农民的积极性也起来了，不光出勤率高，干活质量也好。社员对落实自留地政策普遍感到满意，许多社员起早摸黑在自留地上翻地送肥，种粮种菜。喂猪、喂鸡、养羊的人家也在日渐增多。同时，习仲勋也清醒地看到，当前农村在生产和生活上依然存在着相当大的困难。他指出，河南继两年旱灾之后，1961年又遭大旱，夏粮减产难以避免，春荒尚未完全度过，夏荒又可能跟踪而来。一些社队的整风搞得还比较粗糙，“十二条”贯彻得也不深入，社队规模、经营管理等政策还没有搞好，平均主义也没有认真解决，群众思想上仍有顾虑，担心政策再变。特别是目前农村粮食不够吃，菜也跟不上，人的体力很虚弱，又缺少牲口和农具，群众的热情仍然不稳定，生产的积极性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
在调查中，习仲勋和工作组还发现，公共食堂问题已经成为群众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并且是关系到群众切身生活利益的一个大问题。在工作组来长葛前，该县70%以上的食堂实际上已经停办了，和尚桥公社的食堂大部分也在3月初已经散伙了。目前余下来的一小部分虽然还维持着，实际上群众都在观望等待，只要干部一松口，马上也会停办。习仲勋在报告中如实向中央反映了这一情况，并分析了食堂问题之所以没有得到及时解决的原因。习仲勋写道：“近一两年来，在粮食少、菜不足的情况下，群众在食堂的生活确实过得不好，对食堂已经没有多大兴趣了。”“在过去一段时间，食堂问题所以没有得到及时的解决，主要是把办食堂的道理强调过分了，结果束缚了群众和干部的思想。群众和干部在实践中碰了钉子，吃了苦头，但是谁要反映真实情况，对食堂提出不同的意见，就被戴上‘损害大集体，反对社会主义’的罪名，受到批判和打击。”因此，尽管农村中的贫农、中农、男女老少都不赞成再办食堂了，但没有人敢明着提出来。在经过深入地调查之后，习仲勋对群众自动解散食堂的行为给予了肯定，并向中央建议：“从当前情况看，在低标准和办食堂非企业化的条件下，食堂不宜再办，还是把粮食分到户，是更便利群众，有利生产，争取更快地扭转农村困难局面的一个有效措施。”
对于食堂散伙后的情况，习仲勋和工作组也作了认真调查。他们发现，食堂解散后，有些干部担心的影响出勤问题并没有出现，而且实际情形恰恰相反。食堂解散后，社员利用早晚时间推磨，并没有占去干活的时间，家里有辅助劳力的连在家做饭的时间也不占，还大大改善了过去在食堂站队打饭浪费时间和曾经吃不到热饭热菜的问题。让社员在家做饭，可以把30%的劳力从食堂节约出来，全部投入农业生产，不仅没有减少农业劳动力，反而增加了农业生产劳动力。更突出的是食堂解散后，由于取消了伙食供给制，剩下的只有粮食半供给制，这就大大增加了工资部分，克服了社员与社员之间在食堂方面存在的平均主义现象。在家做饭后，社员还感到满意的是能够吃够口粮标准了，可以分一两吃一两，分一斤吃一斤。过去在食堂一天只能吃两顿的粮食，回到家一天可以吃上三顿了，而且比在食堂吃得稠，吃得饱，而且又熟又热，干净卫生。习仲勋和工作组在杜村寺、宗寨、樊楼三个大队调查时还发现，食堂解散后，浮肿病人显著减少了，小孩的面色好看了，大人有精神了，干活也更有劲了。 对于食堂停办后可能出现的问题，习仲勋也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他要求当地干部在停办食堂时一定要慎重从事，不要一哄而散；即使群众要求停办，也要让群众做好充分准备，把炊具、燃料等安排妥当以后，再停办。他特别提醒当地干部，食堂停办以后，一定要妥善处理善后工作，要把原来平调社员的房屋、家具、炊具等退还给社员，帮助社员解决在家做饭的困难。
在向中央的报告中，习仲勋还特别提到了农村的劳动力保护问题。在调查中他们发现，虽然农村外流和外调的劳动力已经陆续回到了农村，从数量上说，也已经基本上够用了。但人的体质普遍衰弱，现在的两三个劳力还顶不上过去的一个。而且由于口粮标准低，质量差（在口粮中，红薯干占了60%左右），因此群众的体力恢复很慢。在抗旱浇麦、春播种菜任务比较繁重的情况，农村的实际劳动力依然非常紧张。特别是由于大牲畜减少、农具缺乏，更加重了人力的负担。因此，习仲勋向中央建议：“从长期着眼，在当前口粮标准低、群众体力弱的情况下，必须坚持有劳有逸、劳逸结合，鼓励群众劳动要适可而止，不宜过分，要强调少劳多逸，给群众足够的休息时间，以便休养生息。”
在向中央汇报了解到的初步情况后，习仲勋和工作组开始结合宗寨大队的划队工作，对粮食和三包一奖、分配、耕畜等问题作更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5月9日，习仲勋在长葛又向邓小平和中央写了《关于河南长葛县第二次调查报告》。报告继续肯定了“越看越好”的农村情况和群众情绪，如实反映“凡是党的政策执行得比较好、群众生活安排妥善的地方，广大群众和干部的心情是真正舒畅的，干劲也很大”。对于农村在退赔上的不彻底问题，习仲勋在调查中发现，一是因为干部对退赔决心不大，“舍不得退”；二是因为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习仲勋指出：“退赔问题是中央‘十二条’指示的中心内容，也是彻底根除‘五风’、调动群众积极性的根本政策。只有彻底退赔，才能取信于民。”他要求基层干部，退赔工作一定要搞彻底，一定要下决心退赔，要把自留地分给群众，把占的土地和房子退还给社队和群众。
对于调整社队规模、保障生产队的权限问题，习仲勋在报告中详细汇报了群众和干部提出的意见与建议。如群众反映生产队规模过大容易出现不便管理、生产下降，中央规定的生产队种植权无法落实，以及牲畜所有权与使用权不统一等问题。习仲勋在报告中建议，在调整生产队的规模时，生产队的规模不宜过大，要注意从利于生产、利于团结、利于经营管理、利于组织生活出发，坚持群众自愿，允许有大有小，采取由上而下、由点到面、先划生产队和生产大队、后划人民公社的方式，放手发动群众，由群众作出决定，任何人不能包办代替。同时，在社队调整中，要注意建立一套生产秩序和管理秩序。建议采取群众比较喜欢的“包总产”办法，保证生产队的种植权，杜绝生产上的瞎指挥。将生产队对牲畜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统一起来，这样既有利于农业生产，又有利于牲畜的保护、繁殖与发展。他认为，生产队的权利越落实，越对农业生产的发展有利。那种害怕生产队权利过多的顾虑是没有必要的。
对于公社内部的分配问题，习仲勋发现，人民公社化以来，在“五风”盛行、各种“大办”的影响下，长葛农村许多地方都没有认真贯彻执行按劳分配原则，许多规章制度被弃置，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被挫伤。在讨论分配问题时，多数群众都倾向于实行除了包“五保户”、照顾困难户以外，一律按工分分配的办法。长葛有的社队，从储备粮中拿出一部分，实行“工分带粮”，多劳者多吃，既鼓励了群众的劳动热情，又增加了群众的口粮，受到群众的欢迎。
对于大办农业、大办粮食问题，习仲勋认为，水利是搞好农业、保证多打粮食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特别是在长葛这样的县份，如果三年之内能够把水浇地增加到全部耕地的一半，保证每人平均至少有一亩水浇地，那么就是天再旱，也基本上能够保住口粮。在总结“大跃进”以来农田水利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习仲勋提出，各公社在做增加水浇地规划时，不要浮夸，不要幻想，不要瞎指挥，要将规划订立在积极可靠的基础上。特别是在今后一个时期，不要再搞大的水利工程，而要踏踏实实地搞群众性的小型农田水利，主要是打土井，整修渠道，平整土地，增添排灌机械等，坚持做到参加水利工程的劳力不出社，有的甚至不出队，只要把这项工作经常抓到底，就会给农业生产打下牢靠的物质基础。
在长葛调查研究过程中，习仲勋不仅自己身体力行，深入实地进行调查研究，而且还积极引导、督促当地干部切实改变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5月2日，在长葛县委扩大会议上，习仲勋认真总结了过去乱刮“五风”的教训，强调要从实际出发，联系群众，认为这才是搞好工作的出发点。习仲勋指出：“今后办事没有可靠依据的不要干，不要随便提出不切合实际的要求。必须反映群众要求，切实反映客观实际，一切决定都要事先调查研究，不能凭主观推断臆想。不能光看现象，要看本质，要看出现的是个什么情况，将来有何结果，群众有何反映，问题如何解决，学会实事求是，一切经过调查研究。”对于如何开展调查研究，他提出要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要学会置身群众之中，把自己看成普通劳动者，是群众的一员，不是站在群众头上，而是要和群众在一起商量办事；二是要切实为群众办事，认真解决群众的切身困难，及时听取群众的呼声，群众的要求，和群众通气息、共呼吸、同命运，行动必须符合群众的要求，不能违背群众的意志，“合乎群众利益的事就办，不合乎群众利益的事就不办”；三是要去掉官架子，勤学勤记，艰苦朴素。要注意亲自参加实践活动，弄清情况，随时研究，随时分析，加以比较，辨别正误，及时总结经验，逐步树立好的作风。他特别强调，一定要坚持集体领导，一定要树立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要把大事拿到委员会上去讨论，发扬民主作风，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考虑成熟后，再作出决定去执行。
从4月中旬到长葛到8月份离开，习仲勋和中央工作组此次的长葛调查时间虽然不长，但他们在调查研究中所体现出来的实事求是、心系群众的工作作风，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是通过包括习仲勋在内的中央领导人深入地调查研究，才使党中央对全国农村形势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为进一步调整农村政策、战胜困难打下了坚实基础。 逆境中信念坚定，仍情系群众，心忧天下
在1962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一伙诬陷习仲勋“利用小说反党”，从此，身为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长期被批判、审查、监护，时间长达16年之久，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彻底平反。在16年的苦难历程中，习仲勋曾两次来到洛阳。第一次是1965年12月到1967年1月，被下放到洛阳矿山机器厂担任副厂长，接受“劳动改造”，受到错误审查；第二次是1975年5月到1978年2月，被下放到洛阳，住在耐火材料厂职工宿舍，继续接受审查。
1965年12月，时年52岁的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被下放到洛阳矿山机器厂任副厂长，住在洛矿家属院涧西区2号街坊4幢3门202室，开始了在洛矿长达一年多的工作和生活。
洛矿筹建于1953年，1955年12月正式动工兴建，1958年11月建成投产，是当时苏联援建的国家重点项目。习仲勋来到洛矿时，厂里已建成的厂房有一金工、二金工和铆焊厂。
习仲勋到厂以后，就向厂党委提出了直接参加生产劳动的请求。他觉得自己长时间在领导机关工作，很少有下基层特别是到工厂工作的机会，尤其是像洛矿这样现代化的大型骨干企业。现在有这样的机会是很难得的，一方面可以直接向工人师傅请教，学习工业技术知识；另一方面也可以直接熟悉基层的情况，了解职工的疾苦，听听群众的真实反映，还可以通过自己的双手为国家创造财富。厂党委很理解他的心情，也很支持他的做法，便让他在二金工车间电工班参加生产劳动，并将这里作为他的联系点。
在洛矿期间，厂里为习仲勋配备了办公室，但他始终没有去过，而是一直和洛矿的干部职工朝夕相处，坚持在车间班组生产第一线。在工作中，习仲勋从不以老干部、老领导自居，而是严格要求自己，时时以一名“小学生”、普通劳动者出现。他平易近人，虚心好学，不耻下问，工人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工人身上有多少油，他身上也就有多少油。他每天早来晚走，遵守纪律，听从班组长指挥，叫干啥就干啥，把班组作为他学习工业技术知识的新起点，把工人师傅当成他的老师与挚友。在参加厂里的一些会议和活动时，习仲勋从不作结论性的发言，但对于一些具体的问题他却喜欢与厂里的干部们讨论。
习仲勋不仅积极参加厂里的生产劳动，而且非常关心职工的生活情况，经常和工人师傅谈心，嘘寒问暖。当得知电工赵师傅一家4口赁房居住，生活不宽裕时，习仲勋就带上礼物，登门看望，并拿出100元钱帮助赵师傅一家克服困难。为看望远在郊区的保卫科干部杜师傅一家，习仲勋又是乘车，又是步行，跑了20多里才找到杜师傅家。感动得杜师傅一家不知如何是好，而习仲勋则亲切地和杜家老人及前来看望的乡亲们有说有笑。在洛矿期间，习仲勋没有家属相陪，就餐就在厂职工食堂。就餐时，习仲勋经常与就餐的工人们攀谈、聊天。平时劳动之余，厂里的工人们都爱和他聊天，习仲勋常常向大家谈起当年延安时期的往事，因此工人们都亲切地称他“老革命”。
在洛矿期间，虽身处逆境之中，但习仲勋依然关心着国家大事。他带有一个收音机，平时就通过这个收音机了解国家大事和群众疾苦。对“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打、砸、抢事件，习仲勋非常气愤，曾拿出自己的工作证加以制止，但又因无法制止而痛苦。
1967年1月，习仲勋被造反派从洛阳揪到西安进行批斗，后从西安返回北京长期被监护，从而结束了在洛矿一年多的工作和生活。对于在洛矿这一年多的工作生活，多年以后习仲勋依然充满感情地回忆道：“我在洛矿的一年，也是我在生活征途中度过的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我要时刻珍惜它，借以砥砺自己。我在洛矿的一年，实际上是上了一年的工业大学。我走出厂部，直接下到车间，与工人在一起，参加生产劳动，与工程师、技术员打交道，学习求教，这使我的眼界大开，增长了许多工业生产和管理方面的知识”，“通过与工人的共同劳动和交往，更使我亲身感受到工人阶级的高尚品质和优良作风”，“他们是我的好老师、好朋友”。1986年，在洛矿建厂30周年之际，习仲勋还亲笔为洛矿题词：“同心同德，团结奋斗，坚持改革，开拓前进”。
1975年5月，长期蒙受冤屈的习仲勋被解除监护，专案组人员向他宣布了“换个环境，休息养病”的决定。5月22日，习仲勋由河南省公安厅的人员陪同，第二次被下放到洛阳，名日“疗养休息”，实际仍然处在被审查中。比较幸运的是这次来洛阳，由夫人齐心和女儿桥桥陪同而来，使习仲勋在被单独关押了七年半后终于有机会和家人在一起了。他们被安置在洛阳耐火材料厂，先是住在洛耐东19-10幢，后搬到东19-6幢（这两幢搂后来都因厂前生活区改造而拆旧建新）。
对于洛耐，习仲勋并不陌生。他依稀记得，1960年5月，作为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自己就曾经来过。当时，由于国家经济非常困难，洛耐曾打算把即将兴建的厂办公大楼建筑面积削减一部分，还是他提醒说：“你们能考虑国家的困难，这种精神是好的。但是，这个厂的建设方案是经过国家审查批准了的，厂办公大楼的建筑面积是从未来生产管理的需要出发设计的。从长远考虑，原设计方案还是不改为好。”后来厂里经过慎重考虑，才保留了办公大楼的原设计方案。
而此时，他却刚刚经历了七年半的监护生活，而且已经年过花甲，身体已经大不如当年。看着眼前人们生产的忙碌景象，习仲勋知道，要想再为党和人民做点工作，首先需要恢复身体健康。因此，无论天气怎样变化，他每天早上起床后，都坚持到郊外南山去散步，回来时路过菜市场，顺便买点儿青菜豆腐一类的东西。上午去工厂的澡堂泡个热水澡，然后去工厂的阅览室看报纸，或者看随处贴着的大字报。下午又去郊区散步，晚上在住处听听广播读读书。比起在北京被监护的日子，此时习仲勋的生活变得很平静，也很有规律。
然而，处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特殊环境中，作为一个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既不能为自己申冤辩屈，又不能将自己被审查的事实真相告诉周围的干部群众，习仲勋的心情是苦闷的。但就是在这样的困境中，习仲勋首先想到的还是别人，他曾经告诉厂里的领导干部：“还是回避为好，以免给你们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因此，在洛耐的几年时间里，他很少与领导干部接触，但他却与群众更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更深切地感受到了来自人民的温暖。 在这段平静的生活中，他仍然时刻关注着国家的发展，关心着群众的疾苦，经常和群众谈心交朋友，了解群众生活的真实情况，忧心着党和国家的未来。当时，习仲勋了解社会情况的主要窗口有两个：一个是南山的果园，另一个是南山脚下的菜市场。他每天早晨都到南山果园里散步，慢慢地就和群众变成了朋友。他常常一边散步，一边和社员们聊天拉家常。从与群众的交谈中，习仲勋得知，社员的生活很苦，一个劳动日才一角多钱，虽然终年辛辛苦苦，但仍然无法保证温饱。习仲勋也常常为自己不能改变这种状况而忧心。
在往返南山果园的路上有个菜市场，这里也是习仲勋了解社会的一个窗口。不管买不买东西，每天他都喜欢到这里转转，看看货色，问问价格，了解一下市场行情。习仲勋爱吃茶鸡蛋和烤红薯，他常常买个茶鸡蛋或烤红薯，坐在摊亭的小马扎上，边吃边和商贩聊天，吃完了再走。时间久了，这里的社员群众慢慢和习仲勋熟悉了，也多多少少知道了他的来历，但大家并没有疏远他，而是更加同情他，和他交上了朋友，见面老远就和他打招呼，亲切地称他“习老”。从群众的称呼中，长期被审查的习仲勋体会到了一种难得的真情和信赖。
在洛耐期间，习仲勋一家生活非常简朴。他们到洛耐后，居住的是一间只有20多平方米的房子，夏天热，冬天冷，周围环境也不安静，职工群众看了都表示气愤。但习仲勋却笑着说：我看这就不错了，总比监护时住监狱好多了。有一次他和邻居吃饭，不慎将一粒花生米掉在了地上，他立即弯腰捡起来剥掉皮后放嘴里吃了。他生炉子，从来不浪费一块煤。他对工人说，一块煤值不了几个钱，但这是煤矿工人用双手辛勤采掘出来的，将它浪费了，社会上就要少一些财富。习仲勋使用的陶瓷缸已经有了个洞，但他仍然坚持使用。习仲勋在洛耐居住期间，洛耐不收其水电费、房租，但习仲勋后来离开洛耐后，其夫人齐心和秘书又专程到洛耐后勤行政科补交了居住期间的水电费、房租。习仲勋简朴的生活和对自己、对家人的严格要求，至今仍深深地印在洛耐干部群众的心中。
在洛耐期间，虽然身处困境，但习仲勋的革命信念更加坚定，对党的事业依然充满信心。他常常对群众说，我们党从成立到现在已经50多年了，从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是很不容易的。有多少先烈为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现而前赴后继，英勇牺牲了。他们是无名英雄，我能够活到现在，那时候连想都没有想过。1935年我和刘志丹等同志被“左”倾错误整得差一点儿被杀掉，但我坚信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文化大革命”开始，我被红卫兵揪斗到西安，又被送回北京监护七年半。但我相信正气一定会战胜邪恶的，真理永远是真理。我虽然60多岁了，但一定要活下去。我还要用有生之年，继续为党、为人民作贡献。
为了锻炼毅力、锻炼身体，在洛耐狭窄的房子里，习仲勋每天坚持两次散步，向前走，从1数到1万，再退着走，从1万数到1。习仲勋后来说：“为了要为党和人民再做工作，就要走，就要退，锻炼毅力，也锻炼身体，我对共产党是有充分信心的，我认为党中央对我总会有个正确结论的。”但对于强加的不实之词，习仲勋则坚决抵制，决不屈服。1975年8月底，专案组人员带着一份审查结论草稿，来洛阳征求习仲勋的意见。习仲勋认为审查结论草稿中有两段文字不符合事实，完全是主观推断，所以不能同意，并明确表示：过去反对，现在反对，将来还反对。
“文化大革命”十年，习仲勋身处困境，党和人民也多灾多难。1976年1月，习伸勋夫妇从广播里听到了周恩来总理去世的噩耗，他们震惊了，流泪了。他们从南山折来松柏枝，回家做了白花，制成一个简陋的花环，放在周总理的遗像前，默默地寄托自己的哀思。1月9日，习仲勋夫妇还特意向治丧委员会和邓颖超大姐发去唁电表达自己的哀思。在唁电中他这样写道：我在总理身边工作十年，情深意厚，总理临终前没能见上一面，如今又不能亲自去京吊唁，是我终生遗憾。7月，朱德委员长去世，唐山发生大地震。9月，毛泽东主席去世。全国人民沉浸在无限悲痛之中，习仲勋也在为党和国家的未来而忧心。
终于，传来了“四人帮”倒台的消息。考虑到自己受审查的“特殊身份”，习仲勋虽然未去参加盛大集会游行，但他仍然难以控制自己的激动心情。平常很少做饭的习仲勋，这天亲自做了几个菜，款待参加集会归来的女儿和邻居，共同举杯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1976年11月15日，习仲勋在洛阳给党中央写信，表示拥护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的重大决策，也希望自己在有生之年，能够为党继续工作。1977年8月21日，习仲勋又分别致信邓小平，胡耀邦、王震，汇报自己被解除监护后的情况，并希望中央能够尽快查清情况，早日恢复自己的组织生活。8月24日，习仲勋再次给党中央和中央领导人写信，表达了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为党工作的愿望。
1978年2月22日，久久期盼的日子终于到了。这天，中央通知河南省委派专人护送习仲勋进京，作为特邀代表出席即将召开的全国政协第五届第一次会议，从而结束了他在洛耐近三年的“疗养休息”。对于在洛耐这段难忘的历程，对于在洛耐期间与工人群众结下的深厚友谊，多年之后齐心曾深情地回忆道：“如今，每当我回想起那些曾视我们如亲人的工农朋友们，心底里总是充满了感激之情。”1985年12月10日，《洛阳耐火材料厂厂志》出版，习仲勋亲笔题词：“牢记历史经验，加强团结向前看，为建设两个文明而奋斗！”并题词鼓励当年邻居李金海的子女：“勤奋学习，健康成长，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
心系“老家人”，殷殷故土情
提起习仲勋，许多人都知道他是从陕西富平走出来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但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祖籍地在河南邓州（属南阳市管辖）。
元末明初，由于连年战争，中原地区人口锐减。那时的南阳，总人口才两万多人。为改变这一状况，明政府鼓励山西、江西、太湖一带的百姓迁居中原。在此背景下，习仲勋的远祖习思敬从江西新淦县（今新干县）迁到河南邓州的堰子里（今十林镇习营村）开荒种地，习氏族人从此开始在这里繁衍生息。 清末光绪年间，南阳大旱，庄稼绝收，赤地千里，加之土匪祸害人民，南阳一带的民众纷纷逃离故土。习思敬的后人、习仲勋的祖父习永盛就夹在这些难民之中，带着家人几经辗转，最后落户陕西富平。
1913年10月15日，习仲勋出生于陕西富平，后来投身革命，戎马倥偬。1958年6月15日，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习仲勋随周恩来总理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劳动，在休息时第一次谈到自己的祖籍。他说：“我的祖籍在河南邓县（1988年改为邓州市）。是时，祖父只有二亩半地，日子过得很苦，加之天灾、匪祸不断，全家逃到了陕西富平。”尽管终其一生习仲勋未曾涉足南阳，但实际上习伸勋心中一直牵挂着南阳的亲人，对南阳的建设和发展始终抱着殷殷期望。
1939年，年仅26岁的习仲勋担任了中共关中特委书记兼关中专员公署专员。当听说南阳邓县十林镇有个叫习宗斌的族叔在内乡民团当副团长时，习仲勋便写信邀他来关中。但由于当时交通不便等种种原因，习宗斌未能成行。
20世纪40年代，日寇进犯南阳，习仲勋姑姑的二儿子赵天俭辞学北上，到延安参加革命。当年他之所以选择去延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习仲勋在那里。非常遗憾的是，那时正赶上延安搞“肃奸”、“反特”和“抢救失足者”运动，赵天俭未能幸免，死于狱中。直到晚年，习仲勋与人谈起此事仍唏嘘长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习仲勋对老家南阳的教育事业高度关注。时在河南中医学院当副教授、在河南中医界享有很高声誉的赵清理萌发了一个念头：利用医圣张仲景家居南阳这块得天独厚的“金字招牌”，在南阳创办一所国医大学。赵清理的这一想法随即得到了河南一些有识之士的支持。1984年10月，赵清理就创办张仲景国医大学之事来到北京习仲勋家里，想争取他的支持。到北京后，赵清理受到了习伸勋秘书曹志斌和习仲勋幼子习远平的热情接待。1985年1月8日，张仲景国医大学筹备委员会成立，并就此事以南阳地区行政公署的名义向河南省人民政府打了报告。报告发出第三日，赵清理即赶往北京面见习仲勋。习仲勋明确表示：这事我一定支持。
1985年2月1日，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复同意建立张仲景国医大学。接到批复，赵清理很快致电习远平，请他出面邀请北京相关部门派人前来南阳出席会议。习远平于2月3日抵达郑州。2月6日，张仲景国医大学成立大会在南阳地委小礼堂举行。
就这样，在习仲勋的关心、支持下，张仲景国医大学得以顺利创建，并于当年9月16日正式开学。
1986年5月15日，全国信访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邓县县委书记殷文欣赴京出席，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主持会议。会议正式开始前，习仲勋想起这次会议有“老家人”参加，便问道：“河南邓县谁来了？”殷文欣站起来应答后，习仲勋赞扬道：“你们的信访工作做得不错。”会后，习仲勋又特意与殷文欣握手致意，表示有时间一定回故里寻根问祖。遗憾的是，由于工作繁忙和身体的原因，习仲勋最终也没有能够实现这一夙愿。
习仲勋关注着家乡，家乡人也在关注、思念着他。1953年9月，在河北三河县（今三河市）工作的习相斋从《人民日报》上得知习仲勋被任命为政务院秘书长后，激动不已，当即给习仲勋写了一封信。习仲勋收信后，马上回了信，并邀他到家一叙。习相斋也是来自邓县习氏一族的，从30年代起就投奔延安，参加了革命工作。两人第一次相见，一谈便是五个小时。50年代后期，赵清理在北京中医教研班进修，多次拜访表叔习仲勋。在赵清理家里生活困难时，习仲勋还用自家节余的粮票帮助其解决生活困难。70年代，习仲勋落难洛阳，家乡人仍然关心着他的安危，曾跑到洛阳去看望他，告诉他老家的变化。
习仲勋的晚年，家乡人更是牵挂。1996年，闻知习仲勋身体欠佳，邓州市委主要领导亲自登门探望。2002年5月24日，习仲勋永远地走了。治丧委员会遵照习仲勋的遗愿，发电通知了南阳和邓州。南阳市委当即委派副书记高德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云生，邓州市委委派市委书记崔振亭、副书记孙天朝，赴京参加了习仲勋的追悼会，表达对习仲勋的哀思。2004年，邓州将修改后的邓州习氏族谱呈送到齐心面前，齐心欣然题写《邓州习氏》，并表示一定在有生之年回家乡看看，以实现习仲勋多年未竟的心愿。
（李海民 执笔）
（编辑 王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