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历史学家茶座》第19、20辑中,汪朝光先生在查阅近几年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等公开的日记和档案等资料后,在《剪不断 理还乱——抗战中后期的宋孔关系(一)(二)》中重新解读了蒋介石与宋子文、蒋介石与孔祥熙在抗战中后期的关系。本文则要叙说此时期宋子文与孔祥熙的关系。
　　
　　宋子文与孔祥熙
　　
　　宋子文与孔祥熙同为蒋介石治国所倚重的左膀右臂,在理财、治政方面各有其路数,也各有其功绩,然宋孔关系却始终不冷不热。据云,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宋蔼龄极力促成,而宋子文坚决反对,兄妹几乎决裂,因此蒋对宋子文“永留一不愉快印象,造成蒋孔接近、蒋宋龃龉的根苗”。更关键的是,宋、孔之长同在理财与外交,蒋介石亦因此而注重他们在这方面的能力,使宋、孔在客观上形成竞争关系;兼以两人的个性差异与处事有别,宋、孔关系不仅远谈不上和谐,反存在不少矛盾,甚而一度发展到颇为严重的地步。据吴国桢的观察,宋孔关系“从来不密切”,宋“对孔祥熙的智力评价很低”。而宋孔之间的矛盾关系又影响到他们各自对蒋的报告与观感,也因此而影响到蒋对宋、孔的观察与不同态度,从而最终影响到国民党的施政成效。由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的宋孔关系,即可略知一二。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军事战线基本稳定,主政的国民党得以稍加喘息,但政治班底如何改组、经济形势如何稳定、如何争取外援等等一系列问题,亦因此而浮出水面。身在美国的宋子文,与上述问题的解决均有或多或少之关系,故颇为关注国内政局的发展变化,尤其关注人事变动问题,亟思以更具实际权力的名义“复出”政坛。但在宋看来,孔祥熙利用蒋之信任,把持政务,垄断资源,而自己远离国内政治,并无有效的破解之方,心中难免郁闷。据与宋关系颇为密切的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钱昌照在重庆向其报告,孔祥熙及接近孔的陈光甫、张嘉璈等,“对先生在外接洽随意批评”,“谓先生气量狭小,又谓在外接洽碎屑零星。光甫谓上两次桐锡借款成功,全靠彼与摩根索私人关系。此次先生在外接洽,希望极小云”。张嘉璈“谓先生出国,乃以时局严重,有意逃避”。1940年10月,宋子文在美谈成2,500万美元的“钨砂借款”,钱昌照又告宋,“孔因先生借款成功而恐慌,中央政局颇露不安之象”。宋则叮嘱其在中国银行的老下属、中行副总稽核霍宝树,“此后孔及渝各方对借款等事如有意见,请即密告”。
　　在1941年3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八中全会前后,传出将进行人事调整的消息,宋子文即为其是否回国参会,与关系人有密集的讨论。宋认为:“介公仍被孔等愚弄,回国亦无意义,即平衡委员会弟亦不拟参加一切,听委座及孔等决定,弟或仍在美努力。”钱昌照同意宋的观察,认为:“最近国际政治中心在华盛顿,有暂时留美之必要。……国内政局尚未到明朗化,除非介公电催速回,届时加以考虑外,似不必遽作归计。”但当其后蒋介石有电促宋回国参会时,宋子文又认为:“在外稍能效力,回国恐于事无补”,“再三考虑,痛快办法为目前政治环境所不许”,担心蒋“对恶劣环境仍不觉悟,不如留美”。钱昌照亦认为,“介公尚未彻底觉悟,诚为恨事”,“观察政治益无改善倾向,先生暂不回国亦好”。但又提醒宋,“万一太平洋有剧烈变化,先生回国或将发生困难,此点似应注意”,“政局近日无彻底改善希望,但先生留美似亦不宜太久”。宋则认为:“弟本身在恶劣环境中,无能为力。太平洋如战事发生,留美回国均无关系。”
　　1941年2月,宋子文在蒋介石侍从室的关系人、秘书古达程在其致宋电中透露:“委座近对钧座态度极佳,……大会时各方及委座均盼钧座回国出席,盖政治方面似非钧座回国无办法。”古达程复电所示之意,自为宋子文所盼者。其实,无论怎样自认潇洒,作为曾经掌握过权柄、领略过权力滋味的宋子文,内心还是很盼望回国任职的。故当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召开前夕,蒋介石有电令驻英大使郭泰祺回国,“谓大会后各部将加调整,嘱其返国供职中枢”,宋子文立即注意到此举背后隐含的意义。他一方面致电钱昌照,请其了解“究竟政府是否将有彻底改组,请密探详示为感”,另一方面又不避嫌疑,直接致电郭泰祺称:“现弟密电渝方亲信探询底细,在弟未有复电前,请兄暂缓电复介公。”宋子文还致电正在欧洲从事国民外交的国民党元老李石曾,告以“政治上国共内争甚烈,经济上通货膨胀,将影响全盘抗战,弟在美与总统前派赴华代表居里等商量种种补救办法,惟非兄回国与介公及党政诸人洽商,内外一致,不能挽回危局”。并告如其回国,可在葡萄牙代订机位,真可谓煞费苦心。
　　不过,宋子文的活动并无成果,蒋介石请其回国的表示似亦为虚应故事。4月2日闭幕的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进行了人事调整,由吴铁城接替叶楚伧任国民党秘书长,王宠惠接替张群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郭泰祺接替王宠惠任外交部长,仍然没有宋子文的份儿。不仅如此,据知情人告,孔祥熙夫妇还在活动,以胡适不胜任为由,提议由宋接胡任驻美大使,以堵塞其回国任职之路。此举令宋子文颇为恼怒,与孔祥熙的关系更加恶化。宋子文在致钱昌照电中,认为:“孔夫人又拟支配政治,甚为明显,委座对弟究竟如何,应否回国,以免被迫为大使。”钱昌照复电称:“就弟所知,孔无放弃财部意,各方对孔不满由来已久,但介公迄无决心根本改组政府耳。孔夫人建议任先生为美大使,显有作用,其目的当在巩固孔之地位也。”古达程亦告宋子文:“孔在参政员及全会各中委前竭力攻击钧座,幸各人咸知孔之为人,多不直其所为。八中全会钧座未回国,在美任务若未终了,此时似不宜回。”“孔趁开会时机,轮流宴请参政员及中委,席间每以钧座为攻击对象,诬蔑棉麦借款及平准基金之办理不善,又谓钧座未尽量利用国际局势,致美援我不能彻底云云。”其后,据钱昌照向宋子文传达的信息,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曾“向委座建议,目前各方对国内政治,特别对经济现状极表不满,应请先生回国主持一切。委座似在考虑”。但随后又告,“蒋商孔,孔不但反对,且中伤,弟早已料及。重庆乌烟瘴气,前途可虑”。因此,所谓蒋将起用宋的传闻总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而且似乎又都是孔在上下其手,居间阻挠。正因为有此过节,宋子文在致李石曾电中,严厉责难孔祥熙,称:“最近孔在重庆爪牙密布,几为清一色之势。今春大会,有人建议改组政府,谓君等以某某贪婪,故有此举,然代之者,其为争夺政权,亦可想而知云云。意似指弟而言,领袖之不谅如此,益增悚愧。”“介公左右告弟,孔肆意攻讦,介公对弟感情未必能好。”随之意态消极,表示自己“素性激直,不能与俗俯仰,处兹环境,艰难阻挠,亦意料中事。此后惟有谨守时势许可之范围而已”。他还多次向亲信抱怨,“孔对弟嫉视有增无减”,“饱尝此味,今则道远,懵无闻见,较少刺激耳”。
　　为了阻止宋子文的复出,在宋驻美期间,孔祥熙还曾命中国银行将“账目及盈余数、外汇存数等开列细账寄阅,并称委座极注意此事,中央已先办”。其时宋子文正担任中国银行董事长,而据中国银行副总经理贝祖诒告宋,蒋介石“对政府平价无效深致不满,因此彻查经济部所属平价处、农本局等账目,并将重要职员拘询,不免引起物议。现闻平价事已由孔负责主办”。在此背景下,孔祥熙调阅中国银行的账目自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尤其注意中国银行在沪处理伪钞及买卖外汇情形,以图利用其间之漏洞发难。孔“对中国银行态度不佳”的底蕴,宋子文亦深知其然,故令贝祖诒:可根据孔以前致委座报告酌报,惟可稍缓送阅。在宋的太极功夫之下,孔亦不能做事太过,最后仍不了了之。宋子文知晓其中三昧,故告宋汉章(中国银行总经理)和贝祖诒:“孔对行及本人蓄意摧残,已非一朝一夕之故,其人虎头蛇尾,两兄不必过虑。”反之亦然,宋当政时对孔也没有什么好脸色。据吴国桢回忆,宋担任外交部长后,从不参加孔主持的行政院会,对外交涉也不让孔与闻。
　　到了抗战后期,因为种种因素的作用,宋的地位渐升,而孔则渐失势,已不成为宋的对手,两人关系的交集度下降,互相攻讦也少了许多。不过,宋孔心结仍存,两人都以自己的施政为正当,而视对方之施政为“误国”。直到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孔祥熙仍有函致蒋,认为战后“政府措施错误甚巨,因一误而再误,以致士无斗志,民有二心,功败垂成”。至于“政府措施错误”何在,孔列举的三点——滥用国库外汇、恢复生产不力、签订中苏条约,条条与宋有关。故孔在函中虽未点名,然其“群小干政,蒙蔽元首,结党营私,嫉贤妒能,争权夺利,失德丧良”的指责矛头所向已是呼之欲出了。宋子文与孔祥熙之间这种矛盾关系与彼此心结,几乎贯穿了他们为国民党政权服务之一生,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国民党的施政效率,惟后人论此,也只能叹曰:早知今日,何必当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