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林斯顿大学生物伦理学教授、墨尔本大学荣誉教授。他的著作包括《动物解放》《实践伦理学》《你能拯救的生命》，最近著有《你能做的最大善事》。
　　始于去年的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几内亚的埃博拉致命大爆发凸显出制药生产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一旦情况清楚地表明传染病无法得到迅速遏制，一些企业就能够迅速安排潜在的药物治疗和疫苗的临床试验，这表明它们已经具备了生产可靠潜在产品的能力。
　　埃博拉不是一种新的疾病，它在1976年就已经得到了识别。但是，在2014年前，最大的爆发于2000年发生在乌干达，此次爆发造成了425人被感染，224人死亡。尽管我们已知埃博拉具有高度的传染性和高致死率，但是我们认为只有非洲贫困的农村人口属于高危人群。而对于制药企业来说，开发埃博拉疫苗和治疗手段并不具有商业吸引力，因此，他们没有进行更多的投资。
　　所有这些问题都随着最近的埃博拉大爆发而发生改变。2014年9月，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预测，在最糟糕的情形中，不出4个月就将有140万人被传染。媒体也散布恐慌，说埃博拉可能传播到富裕国家，这些说法催生了不同寻常的预防措施。在美国，总统奥巴马要求国会拨款62亿美元，其中24亿美元用于降低埃博拉进入美国的风险和在美国建立50座埃博拉治疗中心。
　　然而，最糟糕情形并没有成为现实。2015年4月，最接近事实的估计是，大约25000人被传染，近10000人死亡。而西非以外的地区只有不到30例病例，其中包括5例死亡病例。尽管如此，恐慌，特别是看到了新的有利可图的市场，让制药企业开始争相研发抗埃博拉的相关产品，而卫生官员则哀叹它们为何不早点这样做。
　　在此，我不是在批评制药公司因为没有市场而不去生产埃博拉疫苗——它们不是慈善机构。如果我们希望它们生产帮助不发达国家的穷人的产品，就需要找到办法让它们投资，并且让它们的股东获得回报。
　　制药公司没有动力去帮助发展中国家的穷人，但是它们有强烈的动机去为富裕国家的人民开发产品。例如，有一种叫做Soliris的药，是针对一种罕见病而研发的，每年每位病人要耗费440000美元。相反，据美国非营利性慈善评估组织葛伍维尔（GiveWell）估算，在以疟疾为主要致死原因的地区分发蚊帐，只要3400美元就可以拯救一条人命。并且被拯救的大多数是儿童，而即使在发展中国家，他们的预期寿命也至少有50岁，换算下来拯救一条性命的成本只有68美元。
　　我们真的应该给予富裕国家的人相当于发展中国家贫困儿童6000多倍的生命价值吗？
　　由于绝大多数医疗和制药研究以影响富裕国家人民健康的产品为目标，因此它们只能解决全球疾病负担的一部分。一些政府和基金会出资的研究则以主要影响穷人的疾病为目标，但是这些研究不够系统，也缺少针对其他情况的效果显著的制药创新激励。
　　纠正这一失衡的状况一个很有希望的尝试是耶鲁大学全球正义计划（Global Justice Program）主管托马斯·波奇（Thomas Pogge）和卡尔加里大学经济学家艾丹·霍利斯（Aidan Hollis）七年前发起的健康影响基金（Health Impact Fund）项目。如果健康影响基金能够获得足够的融资，那么，它可以提供与降低全球疾病负担效果相匹配的产品开发激励机制。
　　如果在去年发生的埃博拉疫情之前就存在这样一个基金，它是否能够及早推动埃博拉疫苗和治手段的开发呢？对此，我们尚无法确定。但是，制药公司将对这类产品有所考虑——对其他在地球某处拯救生命、改善健康的治疗手段亦然，不管人们是否有支付能力。
　　如今，波奇和霍利斯对他们的方案进行了微调，使其做好了进行真实的世界范围的试验的准备。在新的方案中，开发某产品的公司将获得一定比例的奖励，奖励的金额取决于它的产品在所取得的总健康改善成果中所占的比例。但是，为了更好的激励效果，仍然需要足够的奖励金——也许需要政府、非政府组织、基金会和制药业资助1亿美元——以刺激认真的投资。
　　这一试点计划将有助于贫穷患者，也将考验科学家公正、准确地衡量某些疾病对健康的影响的能力。该计划还将提供所需的证据，促使政府、基金会和全球机构大幅增加支持力度，以扩大当前影响制药公司决策的激励体系。如果试点成功，我们将找到办法支持不论国籍和贫富的、平等保护一切生命和改善全人类健康的药物和疫苗的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