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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瑶是著名女作家，由她的小说改编而成的影视剧曾风靡中国，影响了一代代的年轻人。抗战末期，琼瑶一家人从湖南逃难到贵州偏僻的苗族地区时，被一群土匪抢了个精光，幸而得到当地一位县长的救助。脱险后，琼瑶一家与县长一家结下了深厚的友情，留下了一段佳话。
随军逃难
1944年，日寇发动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行动，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日军从河南一路打到湖南。在湖南衡阳家乡中学任教的陈致平、袁行恕夫妇带着3个年幼的孩子，加入了向广西逃难的行列。
陈致平虽然只是一个中学老师，却有一个远近闻名的父亲陈墨西。1909年，40岁的陈墨西东渡日本留学，在黄兴的介绍下加入同盟会，后与孙中山关系密切。也许是承继了父亲的基因，陈致平这个看似普通的中学教师也不寻常。他从私立北京辅仁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在了当地做中学教师，并与比自己小7岁、出身名门的女学生袁行恕谈起了恋爱，轰动一时。袁行恕的父亲曾是民国时期交通银行的第一任行长。尽管父亲反对，袁行恕还是和陈致平结了婚。
这次流亡，陈致平和袁行恕带着3个孩子：一对双胞胎姐弟，即6岁的凤凰（琼瑶的小名）、麒麟和小儿子流亡。一家人在路途中遇到了一支溃退的国民党军，一位叫曾彪的连长看到这对知识分子夫妇带着3个年幼的孩子逃难，实在是艰难又危险，于是便让他们一家五口跟随部队撤退。
陈致平雇了一个挑夫，把两个男孩放在挑夫的两个筐中，自己拉着大女儿琼瑶，跟随曾连长的部队一起行军。由于要避开日军飞机的轰炸，行程中多是行走在崎岖的小路上，十分艰苦。
有一天，当部队行进到湖南靠近广西边境东安县的一个小镇宿营时，陈致平和袁行恕突然发现挑夫和筐中的两个儿子不见了。夫妻俩发疯似地到处找孩子，曾连长也派出士兵到处寻找，还派士兵到东安县城中寻找，然而，都没有看到孩子的身影。陈致平和袁行恕绝望了，在走出东安县城后，夫妇二人决定带着琼瑶投东安河自尽。
几十年后，琼瑶在自传《我的故事》中写道：
母亲俯下身来，对我说：“凤凰，你要不要跟爸爸妈妈一起死？”
那时候，我只有六岁，根本还不了解“死”的真正意义，我既然跟定了爸爸妈妈，爸爸妈妈要“死”，我焉有不死的道理。我只觉得心里酸酸涩涩，眼眶里充满了泪水，我想麒麟、想小弟，我知道他们丢了，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了。
所以，我回答说：“好！”
一家三口走到河中央的最后时刻，琼瑶本能地大哭起来，陈致平和袁行恕这才打消了自尽的念头，一家人又从水里爬上岸，抱头痛哭，相互安慰。庆幸的是，7天后，陈致平夫妇意外地在桂林城中找回两个儿子，一家人喜极而泣。
一家五口随着难民队伍离开桂林后，经从广西融水进入贵州黔东南的剑河县，这里是中国苗疆的核心区域。路上，一行人曾在一处深山小路上遭遇土匪，土匪把他们的行李，连同他们身上打满补钉的破棉袄也抢了去。
第二天，陈致平一家来到剑河县县城，在县衙见到了县长。这位县长约40来岁，长得白白净净，一副知识分子模样，态度也极为和气。他答应会去追捕那批强盗。琼瑶回忆，“这位忠厚的县长，一再道歉，一再安抚，一面招呼我们吃饱，一面又去找来些衣服，又去找了一幢旧房子，把我们安顿下来”。
县长的救助
琼瑶所说的“这位忠厚的县长”叫阮略（字晓军），1900年出生于毗邻剑河的平越府（今福泉市），14岁考入贵阳农业学校，后还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时因成绩优秀，蒋介石亲赠一床军毯、一块怀表和一支派克鉛笔。1931年，阮略受派赴日本学习军事，获日本中央大学法学硕士，同时兼任国民党留日学生特别党部书记。
抗战期间，阮略带着夫人白定璋和两个在日本出生的孩子回到国内，在国民党军委会训练总监部工作。他将在日本考察的情况，写成《军事教育》一书。贵州省省长吴鼎昌得知阮略是贵州人后，邀他回贵州任职。阮略先后担任广顺（今长顺县）、水城县长，后来又来到剑河任县长。
阮略每到一地，都大办教育和实业，剿灭匪患，在民众中口碑很好。当时，阮略刚刚修通了剑河到邻县三穗的公路，还修建了一座简易的县运动场。这在剑河这样的偏僻苗乡，算得上是远近称颂的大业了。
阮县长的夫人白定璋晚年曾对儿女讲述当年第一次见到琼瑶一家时的情景，与琼瑶在回忆录中所述有所出入。考虑到当年琼瑶只有6岁，白定璋的回忆应更为可信。白定璋的叙述由她的小儿子、贵州作家阮居平记了下来：
一个阴雨绵绵的冬天，时近黄昏，一对中年夫妇携着三个年幼的孩子，十分寒碜，径直找到县长办公室，要求援救。男的叫陈致平，身穿一件安安蓝的旧长袍，架一副近视眼镜；其妻袁行恕，穿一件起小点点白花的棕色旗袍，头扎两根小辫，一副小巧玲珑的样子。夫妻俩都操着一口京片子……两个男孩都长得敦实可爱且显调皮，唯有大女儿凤凰，紧紧地拉着母亲的衣袖……
白定璋见状，立即脱下身上的旗袍给袁行恕穿上，回头又找来自己儿女的衣服，给琼瑶三姐弟穿上。陈致平一家人总算找到落脚之处了。
同来剑河的难民们都身无分文，但总要想办法生存下去。于是，有人提出在县城给当地人演戏换钱，一行人居然在县城中演起话剧来，“男主角是我爸爸，女主角是我妈妈”。（琼瑶《我的故事》）然而，演了几天话剧后，观众看戏虽然踊跃，反应也十分热烈，但愿意出钱捐助者却寥寥无几，几天后，话剧只好停止。陈致平和袁行恕还在县城里卖过红薯和油炸粑，也没有赚到钱。
民国时期，一县县长通常要兼任当地县城中学的校长，阮略也不例外，他兼任剑河中学校长。阮略知道，陈致平、袁行恕都是大城市里的知识分子，现在的经济条件又如此艰苦，而剑河中学又恰好极缺优秀资深的教师，于是，一贯爱才的阮略便把陈致平、袁行恕安排到剑河中学当教师，让他们发挥所长。
陈致平长期在大城市里教历史，教学功底很深，在剑河中学任教后，很快得到了师生的一致好评。他在上历史课时，常常结合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径，在课堂上慷慨激昂，声情并茂，动情时声泪俱下，深深地感染了学生们，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阮居平曾说：“据曾经在剑河听过陈氏夫妇上课的同志介绍，他们俩在教课时，一向十分认真负责，对学生循循善诱、细心指导。” 除了历史课的教学外，陈致平还凭借一口流利的英语，承担了剑河中学的英语课教学。袁行恕曾就读于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她当仁不让地承担了剑河中学各个年级的美术课教学。
友好往来
时间一长，知识分子共同的文化修养和兴致爱好，使得陈致平一家和阮略一家成了好朋友。课闲之余，陈氏夫妇经常到阮家走动。阮略长于诗书画作，颇有造诣，陈氏夫妇便经常把自己的画作拿来向阮略请教。陈致平喜欢画猴子、松树，袁行恕喜欢画牡丹，均有相当的水平。阮略也会送陈氏夫妇一些自己的书法作品。他们四人经常在一起谈古论今，侃侃而谈。阮氏夫妇还把在日本时的趣闻讲给陈氏夫妇听；陈氏夫妇也将一家人在流亡期间的经历说给阮氏夫妇听，尤其是两个儿子在广西失而复得的经历。
陈致平和袁行恕十分喜欢阮略的儿女。阮略的大女儿阮居敬当时在上小学，经常到陈家，向陈致平学习英语，陈致平算得上是她的启蒙老师。
白定璋毕业于日本东京巴黎洋裁学院，外表出众，温文尔雅，同为女性知识分子，使白定璋和袁行恕很快成了好朋友。在白定璋的帮助下，不善女红的袁行恕学会了做鞋子。琼瑶在回忆录中写道，“在剑河停留的一段日子，大概是我们流亡以来，最平静的日子了。母亲在这段日子中学会了做鞋子，我们三个孩子都有新鞋子穿了”。
白定璋记得，陈致平夫妇每次来自己家中时，都会带上琼瑶。当时的琼瑶在父母的良好教育下，已能背诵许多唐诗宋词。在阮家，琼瑶经常和阮略的孩子玩耍。阮居正经常和年纪相仿的琼瑶在县政府旁边的中学院子里一起做游戏。
在剑河中学任教期间，由于生活安定，陈氏夫妇作了许多画作，分别送给了同僚和学生，阮略夫妇也得赠不少。阮家直到解放后还一直保存有袁行恕送给白定璋的两幅牡丹画。
无法重逢
在剑河待了半年多后，陈致平和袁行恕决定还是带着孩子前往四川，于是，一家人告别了阮略一家，离开了使他们终身难忘的苗疆小城剑河。
他们进入四川后，传来了日本投降的消息。其后，陈致平先后任教于成都光华大学、国立广西大学和同济大学。1949年，陈致平携家人赴台湾。到台湾后，他努力治学，成为一代史学家，他撰写的《中华通史》十二卷本，是一部当之无愧的史学巨著。他的女儿琼瑶，更是成为家喻户晓的作家。
阮略一家走的则是另一条人生道路：抗战胜利后，主政贵州的四川军阀杨森，将阮略调到松桃县任县长，并多次密令阮略暗殺隐居在川东秀山的贺龙部原副师长、南昌起义的前敌总指挥欧百川。阮略十分敬佩欧百川，没有执行杨森的命令，故被撤职。1949年，阮略在织金县与解放军建立联系；1951年去世。
阮略的3个子女在白定璋的培养下，都成为了有用之才。只是两家人天各一方，再也没有消息。
时光如梭，一晃40多年过去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琼瑶的小说和电视剧风靡大陆。1987年的一天，年过古稀的白定璋在家里翻看杂志时，被杂志中一篇介绍琼瑶一家情况的报道惊住了：这不就是当年的陈致平和他的女儿凤凰吗？老人越看越激动，随即让子女通过在联合国秘书处任职的妹夫杨润庠，与陈致平取得联系。
当时已从台湾大学历史系退休的陈致平得知阮家在贵阳的消息后，很快就给白定璋寄来了一封信，他在信中由衷感激地写道：
晓公县长与夫人乃我之恩公也，念当年逃难至剑河，蒙贤伉俪之拯救，故获得重生，往事历历，终生难忘。长女陈喆（即琼瑶）专事写作，小儿兆胜（巧三）任教中央大学，今专事绘画，陈珏（麒麟）与小女锦春均从商。一在台，一在美。锦春与女婿在美组织一电脑公司。全家托庇安康，此皆晓军先生与夫人之所赐也。
1988年，琼瑶回长沙省亲并拍摄电视剧，特地告知白定璋，准备抽空来贵阳探望她，白定璋高兴极了。可惜，琼瑶后来因为意外之事没有成行，这给白定璋留下了不尽的遗憾。
1991年，白定璋病逝，陈致平得知消息后，专门从台湾寄来信函，表示深切哀悼，并悲伤地告诉阮氏儿女，他的妻子袁行恕在台湾瘫痪了20年后，也刚刚去世了，这也使得阮氏子女们伤感不已。
2002年，陈致平在台北去世，享年94岁。陈家和阮家当年在贵州剑河结缘的故事，传为美谈。
（作者系第十、十一届贵州省政协委员，文史学者）
随军逃难
1944年，日寇发动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行动，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日军从河南一路打到湖南。在湖南衡阳家乡中学任教的陈致平、袁行恕夫妇带着3个年幼的孩子，加入了向广西逃难的行列。
陈致平虽然只是一个中学老师，却有一个远近闻名的父亲陈墨西。1909年，40岁的陈墨西东渡日本留学，在黄兴的介绍下加入同盟会，后与孙中山关系密切。也许是承继了父亲的基因，陈致平这个看似普通的中学教师也不寻常。他从私立北京辅仁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在了当地做中学教师，并与比自己小7岁、出身名门的女学生袁行恕谈起了恋爱，轰动一时。袁行恕的父亲曾是民国时期交通银行的第一任行长。尽管父亲反对，袁行恕还是和陈致平结了婚。
这次流亡，陈致平和袁行恕带着3个孩子：一对双胞胎姐弟，即6岁的凤凰（琼瑶的小名）、麒麟和小儿子流亡。一家人在路途中遇到了一支溃退的国民党军，一位叫曾彪的连长看到这对知识分子夫妇带着3个年幼的孩子逃难，实在是艰难又危险，于是便让他们一家五口跟随部队撤退。
陈致平雇了一个挑夫，把两个男孩放在挑夫的两个筐中，自己拉着大女儿琼瑶，跟随曾连长的部队一起行军。由于要避开日军飞机的轰炸，行程中多是行走在崎岖的小路上，十分艰苦。
有一天，当部队行进到湖南靠近广西边境东安县的一个小镇宿营时，陈致平和袁行恕突然发现挑夫和筐中的两个儿子不见了。夫妻俩发疯似地到处找孩子，曾连长也派出士兵到处寻找，还派士兵到东安县城中寻找，然而，都没有看到孩子的身影。陈致平和袁行恕绝望了，在走出东安县城后，夫妇二人决定带着琼瑶投东安河自尽。
几十年后，琼瑶在自传《我的故事》中写道：
母亲俯下身来，对我说：“凤凰，你要不要跟爸爸妈妈一起死？”
那时候，我只有六岁，根本还不了解“死”的真正意义，我既然跟定了爸爸妈妈，爸爸妈妈要“死”，我焉有不死的道理。我只觉得心里酸酸涩涩，眼眶里充满了泪水，我想麒麟、想小弟，我知道他们丢了，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了。
所以，我回答说：“好！”
一家三口走到河中央的最后时刻，琼瑶本能地大哭起来，陈致平和袁行恕这才打消了自尽的念头，一家人又从水里爬上岸，抱头痛哭，相互安慰。庆幸的是，7天后，陈致平夫妇意外地在桂林城中找回两个儿子，一家人喜极而泣。
一家五口随着难民队伍离开桂林后，经从广西融水进入贵州黔东南的剑河县，这里是中国苗疆的核心区域。路上，一行人曾在一处深山小路上遭遇土匪，土匪把他们的行李，连同他们身上打满补钉的破棉袄也抢了去。
第二天，陈致平一家来到剑河县县城，在县衙见到了县长。这位县长约40来岁，长得白白净净，一副知识分子模样，态度也极为和气。他答应会去追捕那批强盗。琼瑶回忆，“这位忠厚的县长，一再道歉，一再安抚，一面招呼我们吃饱，一面又去找来些衣服，又去找了一幢旧房子，把我们安顿下来”。
县长的救助
琼瑶所说的“这位忠厚的县长”叫阮略（字晓军），1900年出生于毗邻剑河的平越府（今福泉市），14岁考入贵阳农业学校，后还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时因成绩优秀，蒋介石亲赠一床军毯、一块怀表和一支派克鉛笔。1931年，阮略受派赴日本学习军事，获日本中央大学法学硕士，同时兼任国民党留日学生特别党部书记。
抗战期间，阮略带着夫人白定璋和两个在日本出生的孩子回到国内，在国民党军委会训练总监部工作。他将在日本考察的情况，写成《军事教育》一书。贵州省省长吴鼎昌得知阮略是贵州人后，邀他回贵州任职。阮略先后担任广顺（今长顺县）、水城县长，后来又来到剑河任县长。
阮略每到一地，都大办教育和实业，剿灭匪患，在民众中口碑很好。当时，阮略刚刚修通了剑河到邻县三穗的公路，还修建了一座简易的县运动场。这在剑河这样的偏僻苗乡，算得上是远近称颂的大业了。
阮县长的夫人白定璋晚年曾对儿女讲述当年第一次见到琼瑶一家时的情景，与琼瑶在回忆录中所述有所出入。考虑到当年琼瑶只有6岁，白定璋的回忆应更为可信。白定璋的叙述由她的小儿子、贵州作家阮居平记了下来：
一个阴雨绵绵的冬天，时近黄昏，一对中年夫妇携着三个年幼的孩子，十分寒碜，径直找到县长办公室，要求援救。男的叫陈致平，身穿一件安安蓝的旧长袍，架一副近视眼镜；其妻袁行恕，穿一件起小点点白花的棕色旗袍，头扎两根小辫，一副小巧玲珑的样子。夫妻俩都操着一口京片子……两个男孩都长得敦实可爱且显调皮，唯有大女儿凤凰，紧紧地拉着母亲的衣袖……
白定璋见状，立即脱下身上的旗袍给袁行恕穿上，回头又找来自己儿女的衣服，给琼瑶三姐弟穿上。陈致平一家人总算找到落脚之处了。
同来剑河的难民们都身无分文，但总要想办法生存下去。于是，有人提出在县城给当地人演戏换钱，一行人居然在县城中演起话剧来，“男主角是我爸爸，女主角是我妈妈”。（琼瑶《我的故事》）然而，演了几天话剧后，观众看戏虽然踊跃，反应也十分热烈，但愿意出钱捐助者却寥寥无几，几天后，话剧只好停止。陈致平和袁行恕还在县城里卖过红薯和油炸粑，也没有赚到钱。
民国时期，一县县长通常要兼任当地县城中学的校长，阮略也不例外，他兼任剑河中学校长。阮略知道，陈致平、袁行恕都是大城市里的知识分子，现在的经济条件又如此艰苦，而剑河中学又恰好极缺优秀资深的教师，于是，一贯爱才的阮略便把陈致平、袁行恕安排到剑河中学当教师，让他们发挥所长。
陈致平长期在大城市里教历史，教学功底很深，在剑河中学任教后，很快得到了师生的一致好评。他在上历史课时，常常结合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径，在课堂上慷慨激昂，声情并茂，动情时声泪俱下，深深地感染了学生们，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阮居平曾说：“据曾经在剑河听过陈氏夫妇上课的同志介绍，他们俩在教课时，一向十分认真负责，对学生循循善诱、细心指导。” 除了历史课的教学外，陈致平还凭借一口流利的英语，承担了剑河中学的英语课教学。袁行恕曾就读于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她当仁不让地承担了剑河中学各个年级的美术课教学。
友好往来
时间一长，知识分子共同的文化修养和兴致爱好，使得陈致平一家和阮略一家成了好朋友。课闲之余，陈氏夫妇经常到阮家走动。阮略长于诗书画作，颇有造诣，陈氏夫妇便经常把自己的画作拿来向阮略请教。陈致平喜欢画猴子、松树，袁行恕喜欢画牡丹，均有相当的水平。阮略也会送陈氏夫妇一些自己的书法作品。他们四人经常在一起谈古论今，侃侃而谈。阮氏夫妇还把在日本时的趣闻讲给陈氏夫妇听；陈氏夫妇也将一家人在流亡期间的经历说给阮氏夫妇听，尤其是两个儿子在广西失而复得的经历。
陈致平和袁行恕十分喜欢阮略的儿女。阮略的大女儿阮居敬当时在上小学，经常到陈家，向陈致平学习英语，陈致平算得上是她的启蒙老师。
白定璋毕业于日本东京巴黎洋裁学院，外表出众，温文尔雅，同为女性知识分子，使白定璋和袁行恕很快成了好朋友。在白定璋的帮助下，不善女红的袁行恕学会了做鞋子。琼瑶在回忆录中写道，“在剑河停留的一段日子，大概是我们流亡以来，最平静的日子了。母亲在这段日子中学会了做鞋子，我们三个孩子都有新鞋子穿了”。
白定璋记得，陈致平夫妇每次来自己家中时，都会带上琼瑶。当时的琼瑶在父母的良好教育下，已能背诵许多唐诗宋词。在阮家，琼瑶经常和阮略的孩子玩耍。阮居正经常和年纪相仿的琼瑶在县政府旁边的中学院子里一起做游戏。
在剑河中学任教期间，由于生活安定，陈氏夫妇作了许多画作，分别送给了同僚和学生，阮略夫妇也得赠不少。阮家直到解放后还一直保存有袁行恕送给白定璋的两幅牡丹画。
无法重逢
在剑河待了半年多后，陈致平和袁行恕决定还是带着孩子前往四川，于是，一家人告别了阮略一家，离开了使他们终身难忘的苗疆小城剑河。
他们进入四川后，传来了日本投降的消息。其后，陈致平先后任教于成都光华大学、国立广西大学和同济大学。1949年，陈致平携家人赴台湾。到台湾后，他努力治学，成为一代史学家，他撰写的《中华通史》十二卷本，是一部当之无愧的史学巨著。他的女儿琼瑶，更是成为家喻户晓的作家。
阮略一家走的则是另一条人生道路：抗战胜利后，主政贵州的四川军阀杨森，将阮略调到松桃县任县长，并多次密令阮略暗殺隐居在川东秀山的贺龙部原副师长、南昌起义的前敌总指挥欧百川。阮略十分敬佩欧百川，没有执行杨森的命令，故被撤职。1949年，阮略在织金县与解放军建立联系；1951年去世。
阮略的3个子女在白定璋的培养下，都成为了有用之才。只是两家人天各一方，再也没有消息。
时光如梭，一晃40多年过去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琼瑶的小说和电视剧风靡大陆。1987年的一天，年过古稀的白定璋在家里翻看杂志时，被杂志中一篇介绍琼瑶一家情况的报道惊住了：这不就是当年的陈致平和他的女儿凤凰吗？老人越看越激动，随即让子女通过在联合国秘书处任职的妹夫杨润庠，与陈致平取得联系。
当时已从台湾大学历史系退休的陈致平得知阮家在贵阳的消息后，很快就给白定璋寄来了一封信，他在信中由衷感激地写道：
晓公县长与夫人乃我之恩公也，念当年逃难至剑河，蒙贤伉俪之拯救，故获得重生，往事历历，终生难忘。长女陈喆（即琼瑶）专事写作，小儿兆胜（巧三）任教中央大学，今专事绘画，陈珏（麒麟）与小女锦春均从商。一在台，一在美。锦春与女婿在美组织一电脑公司。全家托庇安康，此皆晓军先生与夫人之所赐也。
1988年，琼瑶回长沙省亲并拍摄电视剧，特地告知白定璋，准备抽空来贵阳探望她，白定璋高兴极了。可惜，琼瑶后来因为意外之事没有成行，这给白定璋留下了不尽的遗憾。
1991年，白定璋病逝，陈致平得知消息后，专门从台湾寄来信函，表示深切哀悼，并悲伤地告诉阮氏儿女，他的妻子袁行恕在台湾瘫痪了20年后，也刚刚去世了，这也使得阮氏子女们伤感不已。
2002年，陈致平在台北去世，享年94岁。陈家和阮家当年在贵州剑河结缘的故事，传为美谈。
（作者系第十、十一届贵州省政协委员，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