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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走廊位于甘肃西部,南依祁连山和阿尔金山,北靠合黎山、龙首山、马鬃山脉。绵延一千多公里的狭长地带,片片绿洲人烟稀少,水丰地广,宜农宜牧,历来是中国移民活动最频繁的地区。河西,是移民的走廊,一部河西走廊开发史,也是一部移民活动史。
风沙湮灭的军屯图景
河西走廊历史上一直是民族迁徙、征战、交流和融合的大舞台。先后在这个舞台担纲主演的有鬼方、猃狨、羌、月氏、乌孙、匈奴、吐蕃、党项、蒙古等。西汉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后,突厥、回纥、波斯、鲜卑、吐谷浑等,曾于走廊或战或守,或进或出,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留下了不同文明的深深印记。
汉武帝设置河西四郡后,为保障丝绸之路畅通,加强经营西域的战略格局“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官田,斥塞六十万戌田之”。据记载,这段时期,到河西走廊军屯的官兵有18万人。至此,中国开始了历史上第一次从内地向河西大规模移民。唐代,政府规定“凡均州边防镇守,传输不给,则设屯田,以益军储”。军屯、民屯的分工与合作根据军事形势需求而定,居则为民,出则为兵,亦兵亦农,兼而得之。
今天河西农村仍有许多村庄多以营、墩命名。比如,山丹、酒泉都有叫马营的地方,指明河西走廊曾是国家主要的军马繁育基地。“玉门山嶂几千重,山南山北总是烽”。古长城沿线、烽燧附近,叫墩的村庄就更多了。这类地名的历史依据正是军屯活动。如今,烽烟不再剑戟沉沙,城堡、燧墩、屯庄已颓败如残丘,唯有古老地名和那些神奇的传说,穿越茫茫风沙,遥指沧桑往事,使人联想古代的军屯图景。
“日暮乡关何处是”
强势王朝开疆辟土,紧随征战的是移民实边。汉代最早的移民多来自关东各郡县,“关东下贫”占多数。所谓“关东下贫”是指潼关以东的陕西东部,河南、山东、河北一带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募徙贫民,县次给食。到徙所,赐田宅什器,假于犁、牛、种、食”,减免租赋,并“予冬夏衣……能自给为止”。
汉代以来的移民开发,成就了河西走廊“宴然富殖”、“仓库有蓄,民庶殷实”。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战乱频频,大批内地士族纷纷迁居河西逃避战乱,以致“中州避难者,日月相继”。河西走廊不仅吸引着平民百姓,一些宗室皇亲也把这里当成安身立命之地。唐代诗人刘驾这样写移民:“在乡身亦劳,在边腹亦饱,父兄若一处,任向边头老。”对大多数贫苦移民来说,能和亲人同行迁徙自然会多一份暖意。河西走廊进入民屯蓬勃发展时期。
河西屯田开发的成效,取决于人口的数量。河西每一次衰落都致使人口剧减,而每一次振兴的启动,首先是从内地大量组织移民。政府组织民屯,是招募和强制并举。强制措施最极端者莫如西夏政权,他们专门组建了以抢掠人口为职责的特种部队,把抢掠来的许多人安置在河西民屯营田。 持续两千多年的民屯,是河西移民屯田开发活动最具生命力的类型,对河西走廊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也说“英雄不问出处”
往河西流放内地刑徒戍边屯田谓之犯屯,是历代王朝的国策。霍去病横扫河西的大军里,号称集结了上万名长安恶少年,其中不少是罪犯或准罪犯。以戴罪之身当兵吃粮,不但是古人走出困境的生路,也是从低谷崛起的别径。隋炀帝时“谪天下罪人配为戍卒,打开屯田,发四方诸郡运粮以后之”。将罪犯编进戍边军队参加军屯,既补充了兵员,又能解决开发的劳动力,还可以解除内地的安全隐患,可谓一石三鸟。
河西的“发放亭”“安置亭”等古老地名,正是犯屯历史的产物,说明这里曾是发放、安置犯人周转地或落脚点。明永帝九年,朝廷下令赦免死囚的刑罚,命令他们代罪徙边屯田。前一年,朝廷已赦免全国罪犯囚徒,使其携家人迁徙到包括河西在内的边地参加屯田开发。服刑犯人能“父兄若一处,任向边头老”,用现在的话说,这些政策不但能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也体现了人文关怀。
“凉州女儿满高楼,梳头已学京都样”
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也是民族大融合、民众大流动的时期。来自中原的移民,推动了河西文化科技进步,使河西“富庶甲于内郡”。他们和当地原住民一道,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保存、继承和发展了两汉以来先进的中原文化,并且对隋唐的学术文化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出现了郭荷、张穆、阚駰、宋繇等大学者和教育家。凉州、敦煌、酒泉,相继办起了座座规模宏大的书院,衰落于战乱的中原文化,在河西发扬光大。直到今天,武威方言里还保留着许多别处已鲜见的中原古“雅言”,足见这个演变过程在当地的影响之深远。
西域异质文化的东渐,中原传统文化的西进,丝绸之路是往来通衢,河西走廊是进出咽喉。无论汉人的胡化,还是胡人的汉化,河西总能得风气之先。所以,在河西“胡人有妇能汉音,汉语亦能解胡琴”;所以,“凉州女儿满高楼,梳头已学京都样”扮靓了河西;所以,“胡腾身是凉州儿”舞动着长安。河西能成为时尚流行之地,艺术热点所在,可谓得天时尽地利占人和。特殊的人文环境,频繁的文艺交流,提升了河西的文明水平,也丰富着中华民族文化。
“太守来了山泉出”与“但愿生入玉门关”
古代许多文人志士不甘于“久事笔砚”,期望像班超、傅介子那样建功异域。金戈铁马是途径,屯田开发也是“疆场”。主政一方的地方官员,屯田开发自然是主要政务活动。从那些专设机构和官职,可看出朝廷对屯田的重视。汉代,在每个屯田区设专门从事屯田开发的各级官员,还设了水利官员“渠井侯长”,专司水利、执掌水规。隋唐时期“州设渠泊使,县设平水,乡有渠头”,可见水利管理组织机构之严密。官员们组织军民兴修水利,推广中原先进的耕作技术及生产工具,把耕牛、种子、农具贷给移民,相应地减、免、缓税赋,以优惠政策吸引自发性移民,稳定强制性移民,促进移民实边,推动河西的开放和开发。
唐开元年间,全国屯田992屯,有98屯分布在河西地区。天宝八年,唐王朝从河西收籴粮食371750石,居全国各道之首。而唐代河西走廊仅17万多人,仅占全国总人口的0.3%,却提供了占全国屯收总数的13. 6%的粮食。“西有甘、凉六府之饶,东有两河之赋”。河西经济当时能在全国占如此比重,当地有抱负、有作为的官员功不可没。
百姓的口碑是对官员的最高奖赏。唐代诗人岑参在他的《敦煌太守后庭歌》中写到,“太守来了山泉出,黄沙磧里能种田,敦煌耆旧鬓浩然,愿留太守更五年。”清雍正年代的肃州知事童华,招募民工凿山开洞从祁连山引来雪水,整理复垦了九家窑地方的万亩废弃耕地,使当地百姓安居乐业,本人因此升官高就。为纪念童华的功德,九家窑从此更名屯升,一直沿用至今。
二十年代的不速之客
河西走廊自古是冒险家出入之地。远的不说,上个世纪,一些“不速之客”的闯入,就使河西多次经历悲剧。1929年初,19岁的“尕司令”马仲英,屠青海湟源城后,率他的“西北联防盟军”万余人马,翻越祁连山从扁都口杀进河西走廊。短短的一月之内,连屠永昌、民勤两城,杀了6800余人。1931年,马仲英又以“甘宁青联军”总司令的名义率部从新疆退回酒泉,把石佛寺湾子北凉时期的塑像、壁画,及马王庙、北斗宫等多处文物毁坏殆尽。
国势衰微,有些境外非法移民也来趁火打劫。20年代初,有个叫丹宾加僧的外蒙古强人,来到肃北县马鬃山地区的黑戈壁。他在这里聚啸五六百帐人马,拥兵自横俨然国中之国;在黑戈壁修建城堡构筑要塞,拦道设卡强征关税;不时指使喽啰出击周边,干些杀人越货的勾当。
差不多同一时期,从前苏联逃出来的沙俄白军残部900余人,经新疆蹿到敦煌莫高窟。他们在艺术宝库中宿营起灶,肆意践踏,烧毁了数十个洞窟,熏毁了38个洞窟的壁画和雕塑。这些闯入者留在窟壁上那些丑陋的涂写刻画,至今仍历历在目。
开发者行列的特殊群体
上世纪50年代,政府在河西走廊设置了十几个劳改农场,还配套以劳改医院、劳改工厂等,陆续安置大量内地犯人于此服刑。60年代末期,国家改变了战略格局,河西由大后方变成预期前线。劳改、劳教农场相继内迁,“犯屯”一时退出河西西部。
在酒泉夹边沟沙漠边,在高台明水墩荒原,有许多上个世纪60年代初留下的残垣洞穴和连片乱坟。它们的主人就是曾在此地服苦役的“右派”分子和一些所谓犯了右倾错误的干部。这是一个以知识分子为主的高素质群体,是当代移民中最不幸的群体。三年间,近三千名无罪的罪人,参与了河西屯田开发,其中大半人死于1960年那场大饥荒。
当代河西屯田开发,“犯屯”和“准犯屯”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对当地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河西走廊农垦单位的许多场站是在原劳改农场的基础上建起的,最初的林、田、路、渠大多出自犯人之手。劳改单位的早期开发,为走廊接纳更多的移民创造了基本条件。酒泉夹边沟劳教农场,现在是一所机械化林场,属于国家“三北”防护林体系,为酒泉绿洲抗拒着巴丹吉林沙漠的风沙。明水地区现在是高台县主要的移民安置地,来自甘肃中东部的上万移民在这里安家立业。
“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
60年代中后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掀起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移民潮。一曲“边疆处处赛江南”唱红全国时,内地大城市的上万名知识青年陆续来到生产建设兵团农建十一师(后整编为兰州军区建设兵团一师),参加河西西部的开发建设。古代军屯演变为现代军垦,不是简单的古曲翻唱,组织形式等方面都有许多变化,但是移民开发的根本性质和任务没有改变。军垦战士除了发一身部队已淘汰的五五式黄军装,其他方面与军事活动并无多少关系。
一时间,来自大都市的少男少女熙熙攘攘,在边地古城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北京话、上海话、天津话、西安话、青岛话不绝于田间地头。赶马车、牵骆驼、放羊牧马的踏歌者,叫河西人见识了什么是字正腔圆的京剧,什么是诙谐幽默的天津快板,什么是秦人吼的正宗秦腔……在农民中引发久久的躁动,他们从知青身上,触摸到了都市的“体温”。于是,到城市去成了许多孩子矢志不渝的追求,这就为改革开放后另一种移民活动——农民进城埋下了伏笔。
上山下乡运动结束,翻过了移民史沉重的一页。唱过“边疆处处赛江南”的热血青年,现在都过了感叹“美丽小鸟一去无影踪,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的年龄。河西历史上来的最多,走的最快,留的最少的一代移民的足迹已深深嵌进这片古老的土地,河西的开发开放,凝聚着知青的才智和血汗。
现在进行时——向何方
50年代初,河西走廊还有过几次规模不等的移民活动。政府从上海、苏州等地迁来部分被认为“不适宜在大城市居留的人群”,到敦煌、玉门、安西务农。之后,为修建三门峡水库,把一批河南农民迁移到酒泉、玉门农村,这是河西的第一次工程移民。60年代初的大饥荒后,不少甘肃中、东、南部的灾民,“盲流”到河西,想方设法定居下来。这种自主流动河西的移民方式,今天还在持续。
上个世纪80年代初,甘肃省开始实施“兴河西之利,济中部之贫”的扶贫开发计划,对中南部“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的特困地区实行了有计划、有组织的移民搬迁。近十年,在实施世界银行贷款建设的疏勒河流域移民开发项目过程中,陆续安置了陇中、陇南和甘南地区贫困移民六万多人。一批新的乡村出现在新版地图上,河西人口史正在改写。
迁出地的资源压力得到缓解,生存环境有了改善。 同时,大量移民进入也给河西的资源环境带来新的压力,生态状况尤其堪忧。有鉴于此,一些专家的意见得到越来越多的呼应:从河西资源、生态状况及可持续发展考虑,再不宜组织大规模的移民开发。持续两千多年的移民屯田,是不是该谢幕了?
“不知何处是他乡”
顺便说说城市移民。50年代中期,政府从上海、天津动员了一批支边青年到河西各县市工作,拉开了“四个面向”序幕。以后几十年里,河西的石油、钢铁、有色金属、核能、航天等工业大型企业和科研基地,从全国各地吸引数十万科研人员、大中专学生、技术工人,来到敦煌七里镇、玉门、地窝铺、嘉峪关、东风厂区、金昌等地,参与国家重要的科技和工业基地建设,促进河西开发质的飞跃。
在现代文明的浸润下和城市移民的影响下,河西人的群体性格还在发展变化。初来河西者,无不感叹这里的时尚、活跃、开放,发现人们的生活方式精神面貌竟然与大都市如此接近。京、沪刚刚开始流行的新潮时装,沿海正在兴起的娱乐活动,这里应有尽有,移民文化的魅力被演化得无比生动。大都市的移民引来了现代都市之风,丰富了当地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他们的重心从故土向新家园倾斜。
聚焦河西走廊,中国最主要移民开发形式于此都有“能见度”:军屯、犯屯、民屯,历史景深清晰;异地扶贫、生态移民、工程移民、项目移民等等,现实图象生动。这座没有围墙的移民文化博物馆,其丰厚的 “收藏”,带给我们的不仅是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和史学的“富矿”,也是文学艺术的广阔天地。
风沙湮灭的军屯图景
河西走廊历史上一直是民族迁徙、征战、交流和融合的大舞台。先后在这个舞台担纲主演的有鬼方、猃狨、羌、月氏、乌孙、匈奴、吐蕃、党项、蒙古等。西汉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后,突厥、回纥、波斯、鲜卑、吐谷浑等,曾于走廊或战或守,或进或出,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留下了不同文明的深深印记。
汉武帝设置河西四郡后,为保障丝绸之路畅通,加强经营西域的战略格局“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官田,斥塞六十万戌田之”。据记载,这段时期,到河西走廊军屯的官兵有18万人。至此,中国开始了历史上第一次从内地向河西大规模移民。唐代,政府规定“凡均州边防镇守,传输不给,则设屯田,以益军储”。军屯、民屯的分工与合作根据军事形势需求而定,居则为民,出则为兵,亦兵亦农,兼而得之。
今天河西农村仍有许多村庄多以营、墩命名。比如,山丹、酒泉都有叫马营的地方,指明河西走廊曾是国家主要的军马繁育基地。“玉门山嶂几千重,山南山北总是烽”。古长城沿线、烽燧附近,叫墩的村庄就更多了。这类地名的历史依据正是军屯活动。如今,烽烟不再剑戟沉沙,城堡、燧墩、屯庄已颓败如残丘,唯有古老地名和那些神奇的传说,穿越茫茫风沙,遥指沧桑往事,使人联想古代的军屯图景。
“日暮乡关何处是”
强势王朝开疆辟土,紧随征战的是移民实边。汉代最早的移民多来自关东各郡县,“关东下贫”占多数。所谓“关东下贫”是指潼关以东的陕西东部,河南、山东、河北一带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募徙贫民,县次给食。到徙所,赐田宅什器,假于犁、牛、种、食”,减免租赋,并“予冬夏衣……能自给为止”。
汉代以来的移民开发,成就了河西走廊“宴然富殖”、“仓库有蓄,民庶殷实”。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战乱频频,大批内地士族纷纷迁居河西逃避战乱,以致“中州避难者,日月相继”。河西走廊不仅吸引着平民百姓,一些宗室皇亲也把这里当成安身立命之地。唐代诗人刘驾这样写移民:“在乡身亦劳,在边腹亦饱,父兄若一处,任向边头老。”对大多数贫苦移民来说,能和亲人同行迁徙自然会多一份暖意。河西走廊进入民屯蓬勃发展时期。
河西屯田开发的成效,取决于人口的数量。河西每一次衰落都致使人口剧减,而每一次振兴的启动,首先是从内地大量组织移民。政府组织民屯,是招募和强制并举。强制措施最极端者莫如西夏政权,他们专门组建了以抢掠人口为职责的特种部队,把抢掠来的许多人安置在河西民屯营田。 持续两千多年的民屯,是河西移民屯田开发活动最具生命力的类型,对河西走廊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也说“英雄不问出处”
往河西流放内地刑徒戍边屯田谓之犯屯,是历代王朝的国策。霍去病横扫河西的大军里,号称集结了上万名长安恶少年,其中不少是罪犯或准罪犯。以戴罪之身当兵吃粮,不但是古人走出困境的生路,也是从低谷崛起的别径。隋炀帝时“谪天下罪人配为戍卒,打开屯田,发四方诸郡运粮以后之”。将罪犯编进戍边军队参加军屯,既补充了兵员,又能解决开发的劳动力,还可以解除内地的安全隐患,可谓一石三鸟。
河西的“发放亭”“安置亭”等古老地名,正是犯屯历史的产物,说明这里曾是发放、安置犯人周转地或落脚点。明永帝九年,朝廷下令赦免死囚的刑罚,命令他们代罪徙边屯田。前一年,朝廷已赦免全国罪犯囚徒,使其携家人迁徙到包括河西在内的边地参加屯田开发。服刑犯人能“父兄若一处,任向边头老”,用现在的话说,这些政策不但能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也体现了人文关怀。
“凉州女儿满高楼,梳头已学京都样”
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也是民族大融合、民众大流动的时期。来自中原的移民,推动了河西文化科技进步,使河西“富庶甲于内郡”。他们和当地原住民一道,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保存、继承和发展了两汉以来先进的中原文化,并且对隋唐的学术文化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出现了郭荷、张穆、阚駰、宋繇等大学者和教育家。凉州、敦煌、酒泉,相继办起了座座规模宏大的书院,衰落于战乱的中原文化,在河西发扬光大。直到今天,武威方言里还保留着许多别处已鲜见的中原古“雅言”,足见这个演变过程在当地的影响之深远。
西域异质文化的东渐,中原传统文化的西进,丝绸之路是往来通衢,河西走廊是进出咽喉。无论汉人的胡化,还是胡人的汉化,河西总能得风气之先。所以,在河西“胡人有妇能汉音,汉语亦能解胡琴”;所以,“凉州女儿满高楼,梳头已学京都样”扮靓了河西;所以,“胡腾身是凉州儿”舞动着长安。河西能成为时尚流行之地,艺术热点所在,可谓得天时尽地利占人和。特殊的人文环境,频繁的文艺交流,提升了河西的文明水平,也丰富着中华民族文化。
“太守来了山泉出”与“但愿生入玉门关”
古代许多文人志士不甘于“久事笔砚”,期望像班超、傅介子那样建功异域。金戈铁马是途径,屯田开发也是“疆场”。主政一方的地方官员,屯田开发自然是主要政务活动。从那些专设机构和官职,可看出朝廷对屯田的重视。汉代,在每个屯田区设专门从事屯田开发的各级官员,还设了水利官员“渠井侯长”,专司水利、执掌水规。隋唐时期“州设渠泊使,县设平水,乡有渠头”,可见水利管理组织机构之严密。官员们组织军民兴修水利,推广中原先进的耕作技术及生产工具,把耕牛、种子、农具贷给移民,相应地减、免、缓税赋,以优惠政策吸引自发性移民,稳定强制性移民,促进移民实边,推动河西的开放和开发。
唐开元年间,全国屯田992屯,有98屯分布在河西地区。天宝八年,唐王朝从河西收籴粮食371750石,居全国各道之首。而唐代河西走廊仅17万多人,仅占全国总人口的0.3%,却提供了占全国屯收总数的13. 6%的粮食。“西有甘、凉六府之饶,东有两河之赋”。河西经济当时能在全国占如此比重,当地有抱负、有作为的官员功不可没。
百姓的口碑是对官员的最高奖赏。唐代诗人岑参在他的《敦煌太守后庭歌》中写到,“太守来了山泉出,黄沙磧里能种田,敦煌耆旧鬓浩然,愿留太守更五年。”清雍正年代的肃州知事童华,招募民工凿山开洞从祁连山引来雪水,整理复垦了九家窑地方的万亩废弃耕地,使当地百姓安居乐业,本人因此升官高就。为纪念童华的功德,九家窑从此更名屯升,一直沿用至今。
二十年代的不速之客
河西走廊自古是冒险家出入之地。远的不说,上个世纪,一些“不速之客”的闯入,就使河西多次经历悲剧。1929年初,19岁的“尕司令”马仲英,屠青海湟源城后,率他的“西北联防盟军”万余人马,翻越祁连山从扁都口杀进河西走廊。短短的一月之内,连屠永昌、民勤两城,杀了6800余人。1931年,马仲英又以“甘宁青联军”总司令的名义率部从新疆退回酒泉,把石佛寺湾子北凉时期的塑像、壁画,及马王庙、北斗宫等多处文物毁坏殆尽。
国势衰微,有些境外非法移民也来趁火打劫。20年代初,有个叫丹宾加僧的外蒙古强人,来到肃北县马鬃山地区的黑戈壁。他在这里聚啸五六百帐人马,拥兵自横俨然国中之国;在黑戈壁修建城堡构筑要塞,拦道设卡强征关税;不时指使喽啰出击周边,干些杀人越货的勾当。
差不多同一时期,从前苏联逃出来的沙俄白军残部900余人,经新疆蹿到敦煌莫高窟。他们在艺术宝库中宿营起灶,肆意践踏,烧毁了数十个洞窟,熏毁了38个洞窟的壁画和雕塑。这些闯入者留在窟壁上那些丑陋的涂写刻画,至今仍历历在目。
开发者行列的特殊群体
上世纪50年代,政府在河西走廊设置了十几个劳改农场,还配套以劳改医院、劳改工厂等,陆续安置大量内地犯人于此服刑。60年代末期,国家改变了战略格局,河西由大后方变成预期前线。劳改、劳教农场相继内迁,“犯屯”一时退出河西西部。
在酒泉夹边沟沙漠边,在高台明水墩荒原,有许多上个世纪60年代初留下的残垣洞穴和连片乱坟。它们的主人就是曾在此地服苦役的“右派”分子和一些所谓犯了右倾错误的干部。这是一个以知识分子为主的高素质群体,是当代移民中最不幸的群体。三年间,近三千名无罪的罪人,参与了河西屯田开发,其中大半人死于1960年那场大饥荒。
当代河西屯田开发,“犯屯”和“准犯屯”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对当地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河西走廊农垦单位的许多场站是在原劳改农场的基础上建起的,最初的林、田、路、渠大多出自犯人之手。劳改单位的早期开发,为走廊接纳更多的移民创造了基本条件。酒泉夹边沟劳教农场,现在是一所机械化林场,属于国家“三北”防护林体系,为酒泉绿洲抗拒着巴丹吉林沙漠的风沙。明水地区现在是高台县主要的移民安置地,来自甘肃中东部的上万移民在这里安家立业。
“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
60年代中后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掀起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移民潮。一曲“边疆处处赛江南”唱红全国时,内地大城市的上万名知识青年陆续来到生产建设兵团农建十一师(后整编为兰州军区建设兵团一师),参加河西西部的开发建设。古代军屯演变为现代军垦,不是简单的古曲翻唱,组织形式等方面都有许多变化,但是移民开发的根本性质和任务没有改变。军垦战士除了发一身部队已淘汰的五五式黄军装,其他方面与军事活动并无多少关系。
一时间,来自大都市的少男少女熙熙攘攘,在边地古城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北京话、上海话、天津话、西安话、青岛话不绝于田间地头。赶马车、牵骆驼、放羊牧马的踏歌者,叫河西人见识了什么是字正腔圆的京剧,什么是诙谐幽默的天津快板,什么是秦人吼的正宗秦腔……在农民中引发久久的躁动,他们从知青身上,触摸到了都市的“体温”。于是,到城市去成了许多孩子矢志不渝的追求,这就为改革开放后另一种移民活动——农民进城埋下了伏笔。
上山下乡运动结束,翻过了移民史沉重的一页。唱过“边疆处处赛江南”的热血青年,现在都过了感叹“美丽小鸟一去无影踪,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的年龄。河西历史上来的最多,走的最快,留的最少的一代移民的足迹已深深嵌进这片古老的土地,河西的开发开放,凝聚着知青的才智和血汗。
现在进行时——向何方
50年代初,河西走廊还有过几次规模不等的移民活动。政府从上海、苏州等地迁来部分被认为“不适宜在大城市居留的人群”,到敦煌、玉门、安西务农。之后,为修建三门峡水库,把一批河南农民迁移到酒泉、玉门农村,这是河西的第一次工程移民。60年代初的大饥荒后,不少甘肃中、东、南部的灾民,“盲流”到河西,想方设法定居下来。这种自主流动河西的移民方式,今天还在持续。
上个世纪80年代初,甘肃省开始实施“兴河西之利,济中部之贫”的扶贫开发计划,对中南部“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的特困地区实行了有计划、有组织的移民搬迁。近十年,在实施世界银行贷款建设的疏勒河流域移民开发项目过程中,陆续安置了陇中、陇南和甘南地区贫困移民六万多人。一批新的乡村出现在新版地图上,河西人口史正在改写。
迁出地的资源压力得到缓解,生存环境有了改善。 同时,大量移民进入也给河西的资源环境带来新的压力,生态状况尤其堪忧。有鉴于此,一些专家的意见得到越来越多的呼应:从河西资源、生态状况及可持续发展考虑,再不宜组织大规模的移民开发。持续两千多年的移民屯田,是不是该谢幕了?
“不知何处是他乡”
顺便说说城市移民。50年代中期,政府从上海、天津动员了一批支边青年到河西各县市工作,拉开了“四个面向”序幕。以后几十年里,河西的石油、钢铁、有色金属、核能、航天等工业大型企业和科研基地,从全国各地吸引数十万科研人员、大中专学生、技术工人,来到敦煌七里镇、玉门、地窝铺、嘉峪关、东风厂区、金昌等地,参与国家重要的科技和工业基地建设,促进河西开发质的飞跃。
在现代文明的浸润下和城市移民的影响下,河西人的群体性格还在发展变化。初来河西者,无不感叹这里的时尚、活跃、开放,发现人们的生活方式精神面貌竟然与大都市如此接近。京、沪刚刚开始流行的新潮时装,沿海正在兴起的娱乐活动,这里应有尽有,移民文化的魅力被演化得无比生动。大都市的移民引来了现代都市之风,丰富了当地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他们的重心从故土向新家园倾斜。
聚焦河西走廊,中国最主要移民开发形式于此都有“能见度”:军屯、犯屯、民屯,历史景深清晰;异地扶贫、生态移民、工程移民、项目移民等等,现实图象生动。这座没有围墙的移民文化博物馆,其丰厚的 “收藏”,带给我们的不仅是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和史学的“富矿”,也是文学艺术的广阔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