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智利共和国政治危机升级。右翼政党联合提出宪法修正案，旨在制止政府将私有企业国有化。修正案遭到民选总统萨尔瓦多 · 吉列尔莫 · 阿连德领导的政府（属左翼政党人民联盟）拒绝，于是政治危机转化为宪法危机。9月，以陆军总司令奥古斯托 · 何塞 · 拉蒙 · 皮诺切特将军为首的军人集团发动政变，推翻阿连德政府，建立了历时十七年的军事独裁统治，其间进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左翼政党和人士遭到残酷打击迫害。
　　智利此次军事政变有其深刻的政治背景。国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东西方两大阵营对抗，世界大多国家深受其影响。1950年代末古巴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红色政权。1960年代左翼武装斗争遍布中南美洲。1970年代初智利政治家阿连德成功当选总统，建立左翼政府。阿连德上台后实施了提高社会福利、大型企业（如铜矿和银行）国有化、土地改革、向富人和有产者征收“福利税”、没收跨国公司资产等一系列政策，损害了国内大地主、资本家和跨国企业的利益，造成资本外流，产能急剧下降，食品供应体系崩溃。

1

　　再难熬莫过于没有事干。我几乎就是没事干，抽一支香烟，换换音响里的磁带，湿湿右手食指翻书页，留意有顾客敲我工作室的门，时不时也同西默农交流一下心情。實在无聊得透不过气，我就出门，到楼下安塞尔莫的报亭，聊聊当周赛马日程，谈论我们喜爱的赛马和我们在不同赛项投注的最佳成绩。由于没有顾客上门，我除了赌马碰碰运气，主要工作就是写书评了，都是些冗长乏味的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方面的书，或是其他一些试图解释地球人类最早期就有的不轨行为的神秘科学。书评发表在一个名字很大气的机构—国际研究学院的简报上，至于是否有人读则不是我操心的事。不觉已经满五十岁了，在年龄增长等于工作机会减少的国度里，要改行，这个年龄晚了。写书评这份工作是一位大学老同学给我弄到的。
　　虽说日子过得安静平稳，但并不意味着幸福快乐。晚上，我努力入睡，脑海里却浮现出我这些年调查的那些案件。我不得不承认心里始终放不下那些，放不下为寻找真相，解开心中谜团，经常在这座城市四处奔波的情景。真相犹如照亮圣地亚哥浑浊夜空的星光，转瞬即逝。这几乎成了我的一块心病。我每周与格里塞塔见一两次面，她是我十三年前认识的女子，那时她还是一位需要在我这里寄宿的大学生。岁月如梭，转瞬那么多年过去了，那是愉悦欢快而又热烈激荡的时光。我们虽说分分合合，有苦有甜，不过她的目光表明我们的关系是真诚的，是我们日复一日努力向前所需要的小小的避风港。
　　我无所事事，闲着胡思乱想，好几个夜晚，不早不晚准时进入同一梦境。脑袋刚挨着枕头，眼睛一合上，我便努力将白天的那些事，将时钟有节奏的嘀嗒声，将摆放在写字台上的那些枯燥乏味的书，统统从脑子里清除干净。总是同样的情景，犹如一位专注于一个关键场面效果完美的电影脚本作者的杰作。总是同样的情景，犹如黑暗中一次又一次、反复不停、凶狠击打的情景。我站在大海的岸边，双脚埋进沙中，注目眺望泛起一道波浪的海平线。我头顶上方一群海鸥飞过，一时海面平静，可以听到我心脏受到抑制的跳动声。那灰色波浪在前行，蜿蜒曲折，轻盈敏捷，波峰色彩斑斓，神秘莫测。蛇样的波浪，凶猛的波浪。我想逃脱，却不能够。梦中，我睁开眼睛，难以辨认所在的地方。神秘，一切都神秘莫测。我想逃离却不能够，大海一个劲儿向我扑来。如同过去，很多人的过去在向我扑来。波浪，大海，它在发怒，对混杂在海难遗骸中的是是非非发怒。
　　我大部分时间是胳膊肘撑在写字台上睡觉，或茫然地望着窗外抽烟，窗户朝着马波乔河和拉奇姆巴街区，鲁文·达里奥和佩德罗·安东尼奥·冈萨雷斯两位诗人如痴如醉的幽灵在那里游荡。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曾经一边佯装饶有兴趣地聆听罗马法律学老师硬塞给学生的无用知识，一边读这两位诗人的诗作。这都是过去的事了，顶多勾起我对二十来岁时那股机灵劲儿的一丝怀念，对那长到肩膀的一头黑发的一丝怀念，仅此而已。我的头发一直硬实浓密，可是已经由乌黑变成花白，让我不得不承认时日已经渐渐流逝，不可逆转。我什么都不太往心里去，唯独想起人生就如同一把沙子渐渐从指缝间溜掉时，会感到愁苦。
　　我刹住回忆的车轮，走出家门，想到街区转转。我平时乘电梯上下楼，这次从楼梯下楼。途中，我虽没有将从七层到底层的阶梯数一遍，却将这幢楼住户的一些情况捋了一遍。我回想起斯特文斯，那位曾帮助我侦破一起私造炸弹案的盲人邻居，想起几个为一家按摩室提供服务的姑娘—由于十几个循规蹈矩的女邻居反对，按摩室最终关闭了。剩下的邻居，大多都戴有一副假面具，我进出这楼常与他们碰面，不知姓甚名谁，说不上好与不好，每天下午总听到他们言语相争，或者听到从他们房间传出刺耳的音乐声，但我还不至于为此同他们闹翻，跑到楼道大喊“给我安静点儿”。
　　我散步到堂吉诃德酒馆，在那里喝了杯葡萄酒。听两位酒馆老顾客聊天是一种消遣。他们在酒神巴科（罗马人对古希腊神话中的酒神狄俄尼索斯的称呼。—译注）的陪伴下已经喝了多时，眼前的事情已经辨别不清了。后来我回到工作室，打算为一本放在写字台上的书写书评。走进楼里，楼房管理员叫住我。楼房管理员个子不高，显得苍白，刚应聘到任的。他竭尽周到，努力赢得住户的尊敬。
　　“埃雷迪亚先生，有您的信函。”他说，同时将半打信封朝我递过来。
　　“信函？”
　　“信。”楼房管理员解释道，语气里略带对我可能不懂词义的同情。我使劲想这个词在哪里见过，原来是在少年时代读的斗篷与宝剑的侠客小说里见过。
　　“邮递员不将信送到收信人家里了吗？”
　　“我在管理处收到信，然后交给收信人。”
　　“很有效率。”我略带讽刺地说，“朋友，您叫什么名字？” 　　“费利克斯·多明戈·比达尔。”
　　“费利斯·多明戈。”
　　“费利克斯，带字母x，和xenófobo（排队人），xilófono（木琴）一样。”
　　我辞别费利斯·多明戈走进电梯，同时把信封查看一番。大多是金融机构理财产品的宣传册，为了让人购买把产品说得天花乱坠。剩下的，一封是邀请订阅关于难忘的犯罪案例的杂志，另一封是一位老顾客寄来的信和支票，感谢我的服务并为延迟寄来酬金表示歉意。支票的金额并不大，但除了够支付房费，买一两本书，带格里塞塔去看电影，还可以在一位墨西哥朋友先前赠我的响尾蛇皮钱包里存上一些带有安德烈斯·贝略头像的票子。最后一封是寄给名叫德西德里奥·埃尔南德斯的，他住在707室，与我的工作室相隔两三个房门。我本想回到一层让那个高效的费利斯·多明戈看看他的差错，但又觉得上下太费事，我宁愿自个儿把这错误给弥补了。我走出电梯，感觉楼道比往常暗了些，看见我工作室的招牌，禁不住微微笑了一下。牌子是树脂质地，镶边已经褪色，但“埃雷迪亚法律事务调查”的字样保持着当初的生气。我走到707室门前，按响一侧的门铃，等候里面的回应。几秒钟后，我再次按响门铃，听到室内有人吃力地拉开门闩的响声，一个男子的脑袋随即探出来，脸颊刮得干净，有点儿僵硬，像涂有一层蜡；蓄着黑胡子，染过色。这位男子以疑惧的眼神对我审视一番，不曾为我的出现露出丁点儿热情神色。
　　“是德西德里奥·埃尔南德斯先生吗？”我为意外摊上这投递差事而叫苦。
　　“什么事？”那人语气生硬，像剃头刀样锋利。
　　“樓房管理员把我的信件交给了我，可能他搞错了，其中有您名下的信，我们是邻居，我想直接交给您，就……”
　　“给我！”埃尔南德斯不让我解释完就命令道。
　　我把信递给他。他检验一番，信是封着的，于是半个字没说，便把门关上了。我再次听到拉门闩的声音，我只得强压气恼，真想朝门踹一脚。
　　“亲善是我们这个时代弥足珍贵的财富。”我一边大声说，一边向我的房门走去。
　　我在煮咖啡，就把这档子小插曲给忘了。同别人一起居住在一栋楼，也就是任性的命运把我们同陌生人联系起来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有时候表现为强有力的纽带，有时候则表现为十分脆弱的丝线，见面打个招呼或耸下肩膀而已。城市迫使生活变得快捷，没有什么人情味儿，没有很多展示感情的机会，人人都怀着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心态，除非他天生爱管闲事，再不然就是喜欢关心别人疾苦的作家。
　　我在座椅上坐稳，面对写字台，在翻开手头的书之前，先点上一支烟。书的名字是《教育在城市环境中的作用》。我想打哈欠。
　　“你赞同吗？”我问西默农。
　　“赞同什么？”猫一边问我，一边试图捕捉一只黑翅膀大黄蜂。
　　“最近我们没有很多可谈的东西。”我回答猫，同时看看手表上的时间。

2

　　百无聊赖的感觉犹如蚂蚁在贪婪地啃咬我的肌肤。我要写书评的书读不下去。首页就像一股酒坛里散发出的浓烈的酒的气味，让人驻足不前。必须寻找新顾客，不然就得到精神病院待着，就得像狗一样在月光下嚎叫。可找新顾客谈何容易，不会有人敲我工作室的门的。从电话簿上看，私人侦探所一直在增多，这仿佛是个新鲜事，有的私人侦探公司竟然大胆到将提供侦探服务的宣传册从门缝塞进来，上面标明提供寻找丢失车辆、追踪不忠伴侣、亲子鉴定化验、用微型摄像机监视保姆、网络调查、寻找司法证据等方面的服务。一位没有足够洞察力、没有破解疑难能力的侦探在这种时候是难以维持的。
　　电话铃打断了我内心的抱怨。我拿起话筒，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是埃斯克里瓦少气无力的声音。他是我的一位朋友，我们在西蒂酒吧或艾尔林鲍德酒吧一起喝酒，我给他讲述奇闻逸事，他则以此为依据写小说。
　　“艺术女神待你怎样？”我问他，“你仍在写我这位小人物，还是又有了新的题材？”
　　“都不是，埃雷迪亚。我正为写作犯难呢。我急需你的故事，随便什么故事，即便你认为微不足道的故事都可以。”
　　“我没有故事给你讲，埃斯克里瓦，什么故事都没有。两个月来，连个小虫子都不曾进我的工作室。我就是个无马骑士，连像拉曼查那个干瘦的骑士（指堂吉诃德。—译注）那样同风车战斗的机会都没有，他庆贺过四百岁生日，征战的豪气依然不减当年。”
　　“人家要我写一部短篇小说，我指望你助我脱离危难。”
　　“恐怕你得发掘你的想象力啦。”
　　“那你得请我喝一杯。你是工作室无顾客，我是囊中无银子。”埃斯克里瓦说。
　　“改行吧。去卖热狗或糖渍花生米。没人对作家和作家的书感兴趣的。大多数人宁肯把钱花在吃汉堡或油炸土豆上。有些人已经处在悬崖边上还不回头。越来越肥胖，体形身材肥大，愚蠢无比。”
　　“我已经想好写一部关于你的小说，以赛马为背景。你觉得怎样？”
　　“我提醒你这个题材很难有一个精彩的结局。赛马，不是赢就是输，其余的都是次要的。”
　　“你实在让人捉摸不透。希望下次谈话你能有好的故事讲给我听。”
　　“看报纸，进酒吧，街上散步，我向你保证，这座城市随时随地都在发生值得讲述的故事。”
　　格里塞塔走进我的工作室，走到我身边，吻一下我的嘴唇。她很久没像我们认识时那样，留朋克发型、穿黑色服装了。然而她的红色锯齿状的发型却使她依旧有我当年第一次见到她时无忧无虑的风韵。陪她一同来的是位身着两件式蓝色套裙的老年黑皮肤女子。
　　“这位是比希尼娅·雷耶斯。”格里塞塔把陌生女子介绍给我。我向她示意写字台前有一把椅子。这位女子没吱声，坐了下来。我瞥了她一眼，她的面部表情使我克制住点烟的欲望。她鼻子两侧有几处深色斑块，嘴唇涂有淡淡口红，布满细微的皱纹。
　　“比希尼娅是我中学时的数学老师。”格里塞塔说。我意识到接下来有什么故事要讲。“我毕业后我们就没再见过面，我们是两个月前在超市相遇的。我们当时约定下个星期一起吃饭。就在我们约定见面的头一天，她打电话给我，说她唯一的弟弟死了。” 　　“我感到很难过。”我说。我的话是出于本能，声音含有难以抑制的悲伤。比希尼娅·雷耶斯微笑了一下，表示心意领了，随即将蓝色裙子抚抚平，以深情的目光看了看刚跳上写字台、好像对谈话感兴趣的西默农。
　　“格里塞塔对我说过，您是私人侦探，侦办各种犯罪案件。”
　　“有时候，只要我能力所及或者有机会，我是会做您说的工作的。”我说，同时在自问是否有足够的勇气继续听这位女子接下来要讲的故事。
　　“既然这样，也许您能帮助我……”这女子补充道。
　　“您指什么事？”我以官方咨询处窗口后面官员那种不冷不热的语气问。
　　“我弟弟赫尔曼被杀害了。是事先守候在他工作单位大门口的两个男子向他开的枪。他当场毙命，当时没有人能帮助他。”
　　“如果是一起街头抢劫案，警察侦办起来会更得心应手。派出秘密警察，很快就会发现肇事者的踪迹。”
　　“针对我弟弟的凶杀并非普通的抢劫。我认为凶手制造出拦路抢劫的假象，目的是迷惑警察。”
　　“是什么让您认为是凶犯制造的假象呢？”
　　“他们没有劫去任何东西，而他身上带有他当月的工资和一块从叔叔那里继承的手表。”
　　“也许是两个不够老练的劫匪，他们开枪后吓坏了，于是只顾逃命。这种情况并不罕见。”
　　“警察也是这么说的。然而在我弟弟被杀前一个星期，他曾对我说他觉得有人在跟踪他。”
　　“会是什么人跟踪呢？”
　　“赫尔曼之前在他常去的地方看见过两个男人，在街上也看见过他们。这情况使他感到害怕。”
　　“既然人们都认为至少因为政治原因而进行暗杀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我还是建议您采取必要的法律手段。”
　　“我弟弟被杀害之后，我就怀疑法律是否真有什么用处。我弟弟在最后这段时间里行为异常，每次回到家便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如果他有什么麻烦，我想会和他工作的那个货栈里所发生的事有关。”
　　“确切地说，您指的是什么事？”
　　“发生偷盗，和同事发生纠葛。我也不知道。我唯一确定无疑的是警方对他的死没有予以应有的重视。”
　　“您弟弟多大了？”
　　“六十岁。”
　　“已婚吗？”
　　“他二十五岁结的婚，四年后离了，没孩子，很长时间无意再婚。两年前他有一位女友，发展下去也许他会和她一起生活。她叫贝尼尔德·罗斯，在一家医院当护士。”
　　“她对发生的事是怎么想的？”
　　“她怎么想，我真的是不知道。我是在我弟弟的葬礼上见到她的，当时好像她只有悲伤，没有别的。之后我再没见到她。我们从来不交往，我记得她仅来过我家一次。”
　　“您弟弟有朋友吗？他信得过的人。”
　　“没有一个来过家里。我知道他常去一家俱乐部或去他很少说起的协会参加聚会。”
　　“您弟弟平时话不多。”
　　“他必要时才有话，会同我和我的女儿们说。当格里塞塔给我讲了您的情况，我就开始想我能向您讲多少我弟弟的情况。说句实在话，真讲不出多少。我们相差七岁。赫尔曼是我父亲第二次婚姻所生。我们姐弟俩之间除了血缘关系，从来没有和谐的交流。”
　　“他遭到两个男子的袭击您是怎么知道的？”
　　“有一位目击者，赫尔曼的同事达里奥·卡维略，是他向警方陈述的事件经过。”
　　“你能帮助比希尼娅吗？”格里塞塔问。我朝窗外阳光灿烂的地平线望去，没有回答。
　　“我可以为您的服务支付报酬。”比希尼娅·雷耶斯察觉到我没有兴趣的表情，补充说。
　　“我并非在考虑报酬，夫人。首先是您的弟弟似乎有些神秘。”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这位女老师问。
　　“如果我们找到他害怕的原因，也许我们就能知道谁是杀害他的凶手。当然，是在设定这不是因偷盗引起的袭击的前提下。”
　　“这个案件你接手吗？”格里塞塔问，显得不耐烦。
　　“我有几个问题要问，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能够得出不同于警方的结论。”我说，然后停一下，从工作室的窗户往外看。接下来，我问这位老师她弟弟生前工作单位的名字。
　　“巴拉卡莱昂货栈，位于比库尼亚麦肯纳大街靠前的几个街区，赫尔曼在那里当出纳。”
　　“我還需要知道贝尼尔德·罗斯的住处，并查看您弟弟的遗物。”

3

　　“感谢你帮助比希尼娅，”格里塞塔说，“她是个好人，不知道向谁求助，因此我就冒昧把你推荐给她，希望没让你不快。”
　　女老师早已走了。西默农是我和格里塞塔拥抱的唯一见证者，这时夜幕在缓缓降临。
　　“哪里的话，整天写书评我都要憋死了。呼吸到大街上的空气我会好起来的，特别是当大功告成时，有一位为我的业绩自豪的侍女（指堂吉诃德的未婚妻。—译注）等着我呢。”
　　“侍女？现在是21世纪，我也不再是你几年前认识的小姑娘了，再说了，妇女早就不再是谁的奖品了。”
　　“我就是一句玩笑话，想不到招致这顿指责……”
　　“我这是在给你那种不合时宜的大男子主义打预防针。”
　　“并非只有其貌不扬的男人才有疯狂的权利。”我吻着格里塞塔的嘴唇，“那位美人，那位托沃索（西班牙地名，堂吉诃德未婚妻的出生地。—译注）美人也并非妙龄少女。”
　　比希尼娅·雷耶斯在她家客厅里接待了我。房间狭小，光线暗淡，两把扶手椅，一张桌子上面放着几个瓷制烟灰缸和一个大盘子，上面是一张合影照片，我猜想是她、她丈夫和两个女儿的肖像。她端给我一杯咖啡。在递给我咖啡的同时，她重申了不与弟弟往来的自责心情。没有一件事是在我工作室没说过的，或者说没有一件事是无法原谅的。于是，我请求看看赫尔曼的房间。她带我走进一个阴暗的过道，同时告诉我她丈夫六年前去世，女儿们在大学分别修教育学和社会服务专业。 　　“赫尔曼的东西原封未动，保持他生前的摆放位置。”当我们走进赫尔曼的房间时，她说。房间里最醒目的是那扇窗户，对着一个院子，院子里有玫瑰、雏菊和其他一些我不认识的植物。房间的其余部分和家具都显得有些寒酸。一张带铜制床头的床、一个双体衣柜、一把木质椅子和一张写字桌，桌上放着几本书和一台老掉牙的收音机。
　　“我想我最好能单独进去查看一下。”
　　“您随便看。”女子回应道，语气略带不快。
　　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挨床摆放的床头柜上的镶框照片。那是位皮肤棕黑、神情抑郁的女子和一位头已谢顶、胡须花白浓密的男子的照片。我猜想他们是赫尔曼和他女友。我将照片从框里取出，放进上衣口袋。
　　在衣柜里我看到一套皱巴巴的三件套西装，两件衬衫和一条暗色领带。还有几双开了线的皮鞋和一堆报纸。没有一样东西引起我的注意，床头柜抽屉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一些阿司匹林药片、两支铅笔、几枚硬币和一本民间谚语。我将床头柜抽屉合上，注意到写字桌上的那些书大多是作者不详的政治文论和几部英国间谍和犯罪小说家埃里克·安布勒的小说。写字桌抽屉里我发现一盒发黄了的明信片、一本国家银行的存折、几本体育杂志。存折上的钱不到二十万比索。我查看那些体育杂志时，一张半截纸条从杂志里掉在了地上。是一位肥胖、络腮胡子、头发修剪得非常整齐的男子的印刷照片。照片上有注释：“行刑医生韦内尔·希内利”。我将纸条仔细审视一番，放回原处。之后，我在床上坐下来，点上一支烟慢慢吸了一口，努力想象之前住在这个房间的男子的内心情感活动。
　　后来我回到我的工作室，将赫尔曼·雷耶斯的照片摆在写字台上，把去他姐姐家的情况记在我的记事本上。唯一可以下结论的是赫尔曼是个孤独的人。除了贝尼尔德·罗斯的存在，他给人的印象是不与人往来，或者远离所有与自己无关的事，是个与世无争的人。
　　我想到了马科斯 ·坎贝尔，经常帮助我侦办案件的记者朋友。于是我给他打电话。我听他抱怨完工作太多之后，问他是否在有关独裁时期践踏人权的报告中看到过韦内尔·希内利医生的名字。
　　“压根儿不记得有这个名字。”
　　“你能查查你的文档吗？”我问他，因为我记得记者都会将自己写的文章加上用过的相关背景资料精心归档保存。
　　“这会儿不行，”坎贝尔沉默了一会儿，“独裁时期有一些医生参与过行刑，其中一些已经被医学院吊销了行医执照。埃雷迪亚，你在掺和什么麻烦事呢？你还在清算过去的老账吗？”
　　“过去和现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不能怪我啊。历史是不能被遗忘的，更不能被轻描淡写。”我回答说，然后耐着性子向他讲述了我去那位女老师家的情况。
　　“不就是他曾在大街上捡到或者什么人留在他家的一张半截纸条嘛！”我告诉他在赫尔曼的房间里发现的那张半截纸条时，坎贝尔说，“也许是他在死之前清理过他的写字台，而你发现的是没被当作垃圾处理掉的几张纸而已。”
　　“可能是我的判断有误。”我心有不甘地说，“不过，无论如何，请你查查你的文档，我将感激不尽……”
　　“这年头我不能白干，埃雷迪亚，你得付我几杯酒钱。”
　　“请原谅这么晚给您打电话。我心有疑惑，就想很快找到答案。”我听到女老师的声音后说。
　　“没关系！我在看我丈夫原来喜欢看的那种破电视节目：漂亮的小妞，身材美而脑髓少的名媛。不过您一定不是为听我抱怨电视节目才给我打电话的吧。有什么消息吗？”
　　“我想问您一个问题，雷耶斯夫人。您的弟弟遇害前几天，彻底清理过房间吗？我并非仅仅指扫除灰尘。他整理过文稿吗？销毁过文件吗？”
　　“这重要吗？”
　　“他清理过没有？”
　　“他有成堆的杂志和剪报。一天下午，他把这些都扔掉了。房间焕然一新。我当时不得不向他表示祝贺！”
　　“清除的文件，是扔到垃圾箱了呢？还是带到什么地方了呢？”
　　“他扔掉了七大塑料袋文件。”
　　“您在我工作室说有人在跟踪您的弟弟。您认为这样的清理与他感到恐惧有关联吗？”
　　“自我同您谈话后，我多次自问把我弟弟的那些话作为绝对实情告诉您是否正确。也许我轻率了。”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我问，同时听到那女子断断续续的呼吸声。
　　“我们在您工作室谈话时，有些话我没有对您说。赫尔曼在军事政变后曾被逮捕過……”
　　“那么这可能是他害怕的理由吗？”
　　“可能。这段经历，赫尔曼永远不能释怀，可以说是刻骨铭心。不仅如此，他对有关行刑的消息像着了迷一样，一直在剪辑报纸上有关刑讯的报道和采访，关于对军人审判的新闻、访谈的文章。他大部分工资都花在购买报纸和杂志上。”
　　“既然是这样，他突然扔掉自己日积月累的东西，您不觉得奇怪吗？”
　　“他死的前两个月曾对我说在接受心理医生的治疗。他把自己的房间清扫干净的时候，我还想这一定是心理医生的建议，是鼓励他与过去保持距离的办法。”
　　“心理医生？”
　　“我说过了，他无法摆脱他被捕的那段经历。”“那位心理医生的名字您记得吗？”
　　“放在床头柜上的记事本里我记得有。您等一下，我给您拿去。”
　　我利用这个空当点上一支烟，抚摸一下一直在专心听我们谈话的西默农的脑袋。
　　“天天都回家、最冒险的事就是穿过大街—你就从未问过自己同一个这样的主人生活在一起会怎样吗？”
　　“埃雷迪亚，你就别逗了！你这种疯话我已经习以为常了。”
　　从电话里我听到一阵脚步声，很快又是女老师的声音。
　　“那位心理医生叫安娜·梅尔戈萨。”她说，然后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
　　我听到比希尼娅·雷耶斯说再见后，觉得一阵茫然。我像一颗生锈的轴承，在被扔进废品库之前，被迫做最后一次运转。为什么要调查一桩几天前对我来说还毫无意义的命案呢？我原本不知道有这回事。是好奇心，是无孔不入的好奇心害的，我心里答道。我有色子的点儿掷得不对的感觉，赌局的底牌在别处，不在赫尔曼·雷耶斯的卧室，也不在他姐姐充满抱怨的言语里。我来到街上，朝安塞尔莫的报亭走去。我的这位朋友在听一场足球比赛的无线广播，谢了顶的脑袋戴一顶灯芯绒帽，穿一件智利大学俱乐部的运动衫。我在报亭门口的木凳上坐下，点上一支烟。从街区酒吧传出欢快的昆比亚舞曲（起源于哥伦比亚的一种舞曲。—译注）。夜晚恬静宜人，一时间我产生了身处一条船上，在海面上漫无方向地向前行驶的幻觉。 　　“你天天守着这么个报亭不烦吗？”我问安塞尔莫，一边看着他将一大摞要退还给发货员的杂志规整起来。
　　“这就是我安身立命的营生，不然我就得坐在大街旁伸手乞讨，变成在这条街区那么多衣食无着的人中的一个。你怎么冒出这个问题？莫不是你有什么好生意给我？还是奇诺（漫画《奇诺之旅》中的人物。—译注）中了奖，想让我分享奖金不成？”
　　“我倒是弄到一份工作，可又有点儿懒得干。”
　　“这就让人不懂啦，堂。昨天你还在抱怨没事干，今天又在说活儿是有了，却懒得干。”
　　“我不是抱怨。我只是想到这每天一睁眼，我浑身骨头嘎嘎作响。”
　　“这是长时间不工作的缘故，埃雷迪亚。工作的欲望就如同有益的毒品在你体内慢慢起作用，”安塞尔莫说，“我做赛马师的时候，曾摊上帕塔格兰德，一匹出类拔萃的赛马，高大雄健。驯马师总告诉我，起步几米你不要催促它，首先让它放松。它要长途奔驰，进入赛道需要热身。但是一旦热身做好，它就如同风驰电掣，一发不可收。我骑着这匹赛马就像出色冠军那样，一路超越，一路狂奔，赢得了两次大赛。”
　　“我真想就这么坐在你报亭旁边，专心欣赏这似水人生。”
　　“要有耐心，堂。到退休，你还得有耐心。在阿马斯广场喂鸽子的日子会到的。眼下，你还是设法以尽可能好的态度做好你的工作。这新的案子是哪方面的？”
　　“是一个在自己工作单位大门口被人杀害的案子。”
　　“有证人吗？”
　　“只有一个证人，我正打算去询问他呢。”
　　“你得沉住气，堂。我们先抽抽烟，然后你就去睡觉。我这建议怎样？”
　　“不坏，安塞尔莫，因为我听到了比这更坏的建议。”
　　我一只脚刚踏进工作室，讨厌的电话铃就响了。我拿起话筒，听到马科斯·坎贝尔老大不高兴的声音。
　　“这是我半个小时内给你打的第五次电话。你到哪儿去了，埃雷迪亚？”
　　“我去品尝星级酒是否地道了。”
　　“你什么时候开始喝星级酒的？”他不等我回答又补充道，“希内利曾是空军医生，军事政权倒台后，他被指控参与过埃尔博斯克基地的刑讯。好像他当时负责对在押人员实施电击和其他酷刑，甚至还被指控对战友实施过酷刑。他撇得很干净，但现在有人信誓旦旦地说当时在刑讯室见过他。”
　　“你能告诉我在什么地方能找到他吗？”
　　“我想你只能在墓地找到他了。他去年死了。”
　　“倘若活着，我还真想有机会见见他。”
　　“只能说是个遗憾。”
　　“这仅仅是一扇封死的门。我既不会为此哭泣，也不会为此抱怨。”

4

　　一死百了。受害者和加害者被这同一堆泥土掩盖起来，或者被这同一场雨水冲击，将这碑上的铭文荡涤。生活中有什么事将希内利和赫尔曼·雷耶斯联系在一起吗？时间在流逝，时间将这暗地里实施酷刑的痕迹抹去，将那痛苦尖叫的回声弱化，将行刑者的残忍淡化，将法官的同谋行径抹去，将那令人费解的判词隐去。岁月的流逝，人们的沉默，死去的被淡忘，被遗忘。这是因为什么？是因为痛苦？是因为害怕？是因为屈辱？如果不能让死者复生，不能将幸存者的梦魇消除，将是天理难容。在静谧中，除了西默农没有别人，我想起坎贝尔的话，我自问写有希内利名字的纸条有何意义。直觉告诉我纸条上有一个暗号，但不是我先前想象的那样简单。是时间使语言和事实变得模糊不清。我提醒自己不要忘了这一点，再没有什么可想，我上床闭上眼睛，希望忘却房内这沉重的孤独感。
　　西默农用它的爪子摸我的面颊，我睁开眼，看见它趴在我胸口上，胖乎乎的。我看了看它的眼睛，抚摸它的下巴，听到它打起鼾来。
　　“似乎是一个好天的开始，”我喃喃自语道，“太阳依旧，看不出任何异样，我有事做了。我还能奢求什么？”
　　“我的早餐，你两周前答应我的牛排。”
　　“你要有耐心。我正期待结识一位富有的女庄园主，或者花盆架上长出奶牛。”
　　“自走进这个家的第一天起我就成了有耐心的猫。”
　　“你在变瘦，你在忍饥挨饿。给你一个鲑鱼罐头和一些水，还有什么抱怨吗？”
　　西默农跟随我到厨房。我从冰箱里取出一盒牛奶，倒进两只杯子里，然后从柜子里取出饼干盒，在西默农跟前放上几片饼干。猫开始使劲啃嚼饼干，然后以期待的目光看看我。又有两片饼干落入爪中。
　　“都好吗，埃雷迪亚先生？您身体好吗？您的狗好吗？”楼房管理员看见我从电梯出来走向楼的出口，问道。
　　“都好，费利斯·多明戈。”
　　“费利克斯，带字母x，请您记住。”
　　“是xilofón（木琴），xilógrafo（木刻家）词里的字母x，我记住了。”
　　“祝您一天好运，埃雷迪亚先生！”
　　“您也一样，费利斯·多明戈。”我一边回答，一边回想我从电话簿上查到的巴拉卡莱昂货栈的地址。
　　巴拉卡莱昂货栈占地面积整整一个街区，货栈内灯光通明，通道和货架迷宫一般，货架上摆满各类尺寸不一的木材、铁器、颜料、油漆、工具、钉子、螺钉，大量家用电器、灯具和家具。货栈内散发出木头、橡胶和金属的混合气味。我走进货栈大门便把鼻子捂起来，没去注意一位动人的黑皮肤女子推销正在打折的锤子和钳子，径直朝写有“问询处”字样的大牌子下方的窗口走去。在问询处窗口排上队，我前面有三个人。窗口里面有一位长得像老鼠的家伙在快速回答顾客的各种问询。他好像无所不知，从一加仑合成胶乳的效能，到聚硅酮的化学成分。轮到我时，我告诉他我找达里奥·卡维略。这位说人话的老鼠睁大眼睛，我担心他会让我到别处去问。
　　“卡维略，卡维略，达里奥·卡维略，”他一边高声说，一边斟酌答词，“做警卫工作，除非他有什么特殊情况，或在休假，这会儿他应该在25号到30号通道之间。”
　　我顺着通道漫步十来分钟，正要折回问询处的小窗口时，隐约看见一名保安在第28号通道的尽头驻足。是个粗壮高大的高鼻子男子。他腳穿厚底鞋，看上去摇摇晃晃的。我一边迎着他走过去，一边自问他真的是在监视购物者呢，还是一个没人敢将其唤醒的梦游症患者。 　　“是达里奥·卡维略吗？”我走到他身边问。
　　这位保安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一番，然后将挂在脖子上的工作牌指给我看。我看证件上的名字，确认我找对了地方，他正是我要找的人。
　　“我叫埃雷迪亚，我想和您谈谈赫尔曼·雷耶斯的情况。”我对他说，“有人告诉我您是那场要了他命的袭击的目击者。”
　　“又是警察吗？”他警惕地问，“事发当天我就同几位侦探谈过了。”
　　“一定是这样。不過他们没有一个提出我要弄清的疑问。”
　　“什么疑问？除了先前的证词，我没有要补充的。”
　　“我认为赫尔曼之死并不是一起普通的抢劫所致。”
　　“您凭什么认为您的同事们弄错了呢？”
　　“我不是同您谈过话的那些人的同事。我是私人侦探，我在为死者的姐姐，比希尼娅·雷耶斯夫人工作。”
　　“如果我不愿和您谈会怎样？”卡维略说，同时注视着一位搬动装满钳子和螺丝刀箱子的顾客。
　　“我可以求助几位警察朋友，由他们负责向您问同样的问题。卡维略，请不要使事情复杂化。我就占用您几分钟的时间。如果我没弄错，您和赫尔曼是朋友。”
　　卡维略似乎没有听我说什么，注意力又落在观察货箱的顾客身上，那是一位年轻、清瘦、病恹恹的男子。
　　“您认识他？”
　　“佩德里托，老练的扒手。他来这里，在货栈里转悠，总要把什么东西掖进他的衣服里带走。”
　　“您为什么不抓他呢？”
　　“他六个月前才从牢里出来，有艾滋病，活不了几天啦。”卡维略说。然后，为提醒自己是这里的保安，他看了看自己的身份牌，补充说：“少两三把钳子不会导致货栈倒闭。”
　　“我喜欢您的这种达观，朋友。”
　　“我不是您的朋友，您也不像警察的朋友。我曾经是侦缉队员，我一眼就看出一个人穿几号鞋子。”
　　“侦缉队员？”
　　“做了十年的侦缉队员。当他们告诉我，要派我到卡拉马去，我决定另找一份工作。从前，他们曾派我到洛杉矶和兰卡瓜两个城市。我厌倦调来调去，希望生活在圣地亚哥，这儿是我的出生地，我希望在这儿安度晚年，如果这不算贪心的话。”
　　“这么说，您有很好的条件可以帮我。您听听我的问题，想想您的朋友赫尔曼，然后再决定是否回答我。”
　　“头儿不喜欢手下的人工作时间谈话。再有一个小时我就下班了。您到货栈对面的酒吧等我。酒吧说不上豪华，但我们可以安静地谈话。”
　　看上去酒吧的装潢都是其他更豪华酒吧废弃不用的物件。桌子没有一张是一样的，桌椅也不配套，陈旧磨损或修复过的，仿佛都是劫后余生，饱经沧桑。然而酒吧的老顾客和酒吧的服务生丝毫不在乎这些，服务生从这张桌子到那张桌子跑来跑去，犹如战场上救护伤员的护士。
　　卡维略准时来到。他背一个帆布包，脱去保安制服显得更年轻、瘦削。他向吧台那位小伙子打了个招呼，然后找到我的桌子，不慌不忙走过来。
　　“我看得出来您没有浪费时间。”他指着桌子上的酒瓶说。
　　“为了不在这儿干等，我要了一瓶啤酒。质量不是上等，但至少是冰镇的。”
　　“我经常和赫尔曼来这儿。月底，我们领了工资，就来这儿。”卡维略在一把椅子上坐下，叫服务生，要了一杯啤酒和橘子味儿汽水的混合饮料。
　　“他是怎样一个人？”我问他，“他姐姐曾向我描述，他是个喜欢独处、少言寡语的人。”
　　“他不大喜欢交际，不过一旦对谁有了信任，也常开怀畅谈。他在货栈当出纳，头儿们对他的印象很好。我们成了朋友之后，他很在意我过去干过侦缉队那档子事，经常问我过去工作的情况，问参与独裁统治时期镇压活动的官员的情况。”
　　“那您是怎样回答他的呢？”
　　“我只是听说。我是在国家恢复民主后当的侦缉队员。以前发生的迫害都是我不曾参与的历史。我喜欢警察这个行当，我之所以退出警察界，是因为我前面说的缘故。”
　　“他问您的问题就没有引起您的注意吗？”
　　“起初我还觉得这是个古怪的话题，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终于明白了他的心思。”
　　“为什么这么说？”
　　“有一次他暗示在军政府时期他有过麻烦。对此他从未明言，我也无意探究他的往事。对别人的痛处不能随意触动。”
　　“他向您提起过最近有人在跟踪他吗？”
　　“跟踪？谁跟踪他？”
　　“这正是我想知道的。这是赫尔曼告诉他姐姐的。”
　　“这事他应该告诉我的。”卡维略说，“我可以帮助他弄清楚这跟踪是真实的，还是他臆想中的事。”
　　“您目睹了赫尔曼被枪杀。”我说，逐渐将话题引向我感兴趣的方向。
　　“我当时在货栈门口值班。肇事人是下班前半个小时到的，他们是乘一辆红色两厢越野车来的，他们穿灰色裤子，皮外套。我初次看见他们没有在意，以为是两位等待交货的货栈顾客。后来我得去趟仓库，回来时他们依旧在老地方。这时我对他们更加注意了，都是老家伙，六十开外。其中一个清瘦，秃顶；另一个个子较矮，粗壮，一头白发，一副令人尊敬的模样。我当时一度忘了他们的存在，一会儿赫尔曼出现了。他告诉我说他要去看他的未婚妻，我们彼此告别。”
　　“就这些吗？”
　　“赫尔曼从货栈走出来，穿过街道。这时那两个男子从越野车上下来，开始朝赫尔曼的方向走去。这是我亲眼所见。如果我告诉你我当时有某种预感或类似的感觉那是撒谎。一切都是瞬间的事，两个男人在离赫尔曼不到两米的地方拔出手枪。白头发的家伙先开枪，两枪。赫尔曼倒在了地上，这时秃顶的家伙开了枪，又是两枪。我从货栈出来，朝我朋友躺的地方跑去。我什么也做不了，手上只有一根警棍和手铐。凶手上车逃之夭夭，没人能阻挡他们。我想记下他们的车牌号，可车牌号被泥土盖上了。赫尔曼是在我怀里死去的。”
　　“我听说凶手没有拿走他身上的东西。” 　　“他们只是担心子弹没有击中要害。”
　　“也许是他们看到您从货栈跑出来害怕了。”
　　“这是警方的假设。”
　　我喝干杯中的酒，卡维略也干了他的啤酒。
　　“您觉得这假设有说服力吗？”我问卡维略。
　　“我觉得做出这个假设的人不愿动脑子思考，也没有调查。”保安回答说，“他们为什么抢劫赫尔曼呢？他们为什么要费那个功夫等他从货栈出来呢？难道就为了他领到的那点儿工资吗？”
　　“赫尔曼给您说过他有债务吗？”
　　“没有。不过他欠点儿债我也不觉得奇怪。在货栈工作的大多债台高筑，银行的贷款、商店的借贷缠身。”
　　“我想的是赌博或吸毒。”
　　“看来您并不了解他。”卡维略说，“赫尔曼是个健康的人。”
　　“您能认出凶手吗？”我问他。
　　“肯定能。他们似乎仍在我眼前。两个穿戴像年轻帮派头子的老家伙。”
　　“现在的问题是弄清楚他们住在什么地方。也许还有人见到过他们。您能在您的同事中打听一下吗？如果我去打听，他们定会更不愿开口。”我说，同时从上衣口袋里掏出已经旧了的名片。
　　“埃雷迪亚与合作者侦探所，”这位货栈保安大声读道，“您还有合伙人？”
　　“一只懒猫和安塞尔莫，一位提供街区信息的报亭售报员。明信片背面有安塞尔莫的手机号。如果我工作室电话无人接，您又想留口信的话，就打这个电话。”
　　又待了一会儿，我们朝酒吧门口走去，这时我感觉到有一双眼睛注视着我们的后背。我回转身，看见挨着吧台坐着一位高个男子，似乎对我和卡维略的行动有兴趣。
　　“坐在吧台左端的那个胖子您认识吗？”我问卡维略。
　　保安朝他瞥了一眼，点了点头。
　　“他叫阿蒂略·蒙特贡，是三个月前来货栈的。是经理的什么顾问，至于他在做什么没人确切知道。他出现在这儿我并不意外，他酒量大，可能是在找一位伙计陪他喝酒。”

5

　　“天虽没下雨，却在滴小雨滴。赫尔曼的案子越来越让我觉得心神不宁。”我尝了一口西蒂酒吧服务生马塞洛端上来的滋补伏特加酒，对格里塞塔说。
　　我们看完一场电影，来到这家酒吧。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在片中扮演一位教练，教導一位志在从事拳击职业的姑娘。酒吧和往常一样安静，大厅里就我们和另外一对夫妇，他们远离门口和服务生视线，在兴致勃勃地谈话。
　　“调查会有结果吗？”格里塞塔一边翻开日记本，一边问我，“保安的证词和比希尼娅的怀疑是你目前唯一掌握的东西。也许我把我的这位朋友带进你的工作室有点儿冒失。”
　　“我会再问她一些问题。”我不想继续这个话题，于是问格里塞塔是否坚持回她自己家过夜。
　　“我明早去拉塞雷纳（智利地名。—译注），一大早就得到机场。就去一天，顶多两天。”
　　“可以的话，你应该告诉他们你需要一位保镖，否则就不要来回派遣你，像空姐那样飞来飞去。最近三个月中，你就去了三五个不同城市。”
　　格里塞塔凑到我的脸上，吻了一下我的嘴唇。
　　“我们见面之前，你就先尝尝孤独的滋味儿吧。”
　　“就是不合群的猫偶尔也需要爱抚一下的。”
　　“你既不是猫，也不缺爱抚。你是你，我是我，听起来像是绕口令，可这是我们协议的核心。”
　　我送格里塞塔上出租车，目送她朝城市东区远去。夜晚闷热，波塔尔埃尔南德斯孔查街的餐馆还亮着灯，在招待当天最后的顾客。阿马斯广场的长椅上坐着几对夫妇和一两位期待妓女夜间陪伴的男子。我先是在广场逛游，后来朝普恩特大街走去，在一个明亮的玻璃橱窗前停住脚步，一边点香烟，一边看新款手机的优惠促销广告。不一会儿，我对这广告失去兴趣，本能地向后看一眼。一位帽檐压得很低、遮着眼睛的男子似乎对我的行迹很感兴趣。我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表面上依然对橱窗里的手机感兴趣，然后继续往前走。那个男子也一样，我断定他是在等待最佳时机，好将拳头朝我打过来。我想可以迎上他，要不就像兔子一样逃掉。这个陌生人的体形使我选择第二个选项。我没有勇气展开一场不对等的殴打，于是就凭借对这街区大街小巷熟悉的优势，甩掉这个尾巴。五分钟后，我确认再没有人暗中尾随。我长出口气，随即便自问这个戴帽子的男子是真实的还是幻觉呢。
　　西默农跳到写字台上面，将毛茸茸的腹部朝我挨过来，让我给它每天例行的亲昵爱抚。
　　“你和房顶上的小猫咪处得不好吗？”我问它。
　　“那些小猫跑得快，我的体力跟不上。我想这会儿是好汉不提当年勇的时候了。得承认猫的十四岁相当于人的七十岁啊。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买些维生素或滋补品什么的啊！”
　　“你一星期一大块牛排还不够吗？”
　　“牙齿，埃雷迪亚。我的问题是牙齿……”
　　“西默农！到上床睡觉的时候了。我是累了一天，甚至我都觉得有人在跟踪我。”
　　“不至于吧，最近你又不欠谁一个大子儿。”
　　“房租和各类费用是日结算，我应该是为数不多不用信用卡、不在银行寻求贷款、不在商家负债的智利人。我是不是已经疯了。”
　　“这年头没有债务就是无关紧要的人，埃雷迪亚。我要是你，会感到不安的。”
　　医疗中心每个周日的会诊很热闹。病人或顾客—究竟是什么身份取决于他们站在柜台哪一侧—排队领取就诊许可证或化验结果。护士们从掩盖用来折磨病人的器械的门进进出出，尽管偶尔有一个白大褂显示出适合实施高强度治疗的体魄。除了护士就是等候就诊的男男女女和小孩儿们。电视屏幕上是一个早间节目的画面，一位兽医正在讲授照顾宠物的常识。
　　我向一位身穿蓝制服的警卫打听贝尼尔德·罗斯。那警卫听我说话时显得不耐烦。我暗示是警察局的事，他才对我说的话重视起来，朝通向医疗中心的门走去，几分钟后转回来，告诉我那位护士可以在中午用餐时见我。我向他道了谢，看看手表，在候诊室坐下来，像一个等候牙医的孩子。 　　贝尼尔德·罗斯是位苍白纤弱的女子，四十岁上下，戴一副无框眼镜，是我在赫尔曼卧室见到的那张照片上的那副。她黑发上戴着一顶护士帽，脸上露出腼腆的微笑，我觉得这微笑后面隐匿着一种坚强的个性。她邀我同她到医疗中心的咖啡厅去，先就她的工作做了一些笼统的介绍，然后边喝着菠萝汁，边专心听我说。
　　“赫尔曼死了，而这不会因为您的调查改变的。”当我说明我想和她谈话的原因时，她说，“我们这些年的恋爱生活，我们结婚的各种准备，共同的未来，一切都被那些杀人凶手断送了。”
　　“我尊重您的感受，可我的工作我得做。”我没让这种饱含悲伤与怒气的言语带跑。
　　“比希尼娅她意欲何为？也许她是为亏待赫尔曼而心感愧疚。”
　　“你指什么？”
　　“军事政变后，赫尔曼失去工作。她和她丈夫嫌弃赫尔曼，他们夫妇都是军人派，他们当时认为解雇赫尔曼是正当的。在那个时代，为了迷惑民众所编造的种种谎言想必您还记得。什么恐怖主义，什么Z计划（当年推翻阿连德政府的军人为了迫害政敌，捏造了一个所谓的“Z计划”，说政府将利用国庆节阅兵机会，对军人进行杀害。—译注），什么古巴的武装力量，什么莫斯科的黄金。比希尼娅和她丈夫同很多人一样，无视所发生的一切，甚至为响应军政府号召通力协作重建国家，把自己的结婚戒指都捐了出来。后来军政府的犯罪行径太过明显，比希尼娅改变了观点，于是她丈夫不得不勉强跟着妻子改变观点。出于什么动机我并不知道，他们的确曾建议赫尔曼和他们一起住。他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因为可以省下一部分工资。但是他们相处得并不融洽。比希尼娅和他从不多说一句话。而他在世时，和他姐夫几乎不搭腔。因此，我就不懂她为什么还找您来调查此事。”贝尼尔德说。她朝四周瞥了一眼，像是在寻找一扇能逃避回忆的门。
　　“您与赫尔曼的关系怎样？”我问她。
　　“这对您的调查重要吗？还是您已经把我列入了嫌疑名单？”
　　“我只是想对赫尔曼的生活有一个概念。”
　　“他为人平和，和他在一起有安全感。我们就是在这个地方认识的。我给他抽过几次血，尽管听起来有点儿像桃色小说，我们的确是一见钟情，或者像他总爱说的，我们是投缘。像所有夫妻那样，我们相处得很好，但并不是说我们彼此没有分歧和争吵。”
　　“他对您说过他觉得有人在跟踪他吗？”
　　“您怎么会提这个问题？”
　　“赫尔曼曾跟他姐姐说过，这是她告诉我的。”
　　“我难以相信。谁会跟踪他呢？”
　　“是谁跟踪他，为什么跟踪他，这就是问题所在。”我打住话头，看看四周，“他欠什么债吗？”
　　“没有任何债务，在商号或街区的商店都没有丁点儿欠债。赫尔曼是个循规蹈矩的人，就靠在货栈那份工资生活。”
　　“他参加了什么政党吗？”
　　“他没有兴趣。我不愿重复他说政党和政党领导人的那些话。”
　　“有关他的过去您能对我说些什么吗？我知道几年前他被逮捕过。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您能给我讲讲吗？”
　　“他在格里马尔迪镇待过。您想象得到的，他受到残忍虐待。与其他同伴比，能活着离开那儿，已经是幸运的。在那儿的遭遇他从不多说。提到格里马尔迪镇这个地方他都会怒火中烧。”
　　“因此，他生前在接受一位女心理医生的帮助。”
　　“您是怎么知道这些的？”这位女子戒备地问。
　　“我的工作多半是提问。那位女心理医生的情况您能告诉我吗？”
　　“她就在这个医疗中心工作，而给赫尔曼的心理治疗是在她的私人诊所。”护士看看表，“我刚才说过，我怀疑您的调查不会有什么结果，埃雷迪亚先生。”
　　“比希尼娅·雷耶斯并不这样认为。”
　　“坦率地讲，她怎么认为我并不在乎。她该关心她弟弟的时候，她并没有关心。”贝尼尔德随即提高嗓音补充道，“现在，您如果没有更多问题，我得去工作了。”
　　“赫尔曼有一些经常在一起聚会的朋友吗？”
　　“星期五他常同某位工友去喝啤酒，每周去两次美洲文化中心。”
　　“他去那里做什么？”
　　“去这家中心的人都是些律师、老师和大学生。赫尔曼没有拿到过学位，然而他却花了大把时间研究历史。我觉得他在参加谈话或讲座。”
　　“您不同他一起去那里吗？”
　　“我只去过一次，参加一本书的发布仪式。”
　　“您知道他在这个文化中心同谁聚会吗？”
　　“他唯一常提到的是迪奧尼西奥·特兰，文化中心的主任。”
　　“我推测尽管你们相处得很好，但彼此间还保留着各自的秘密。”
　　“赫尔曼有不容别人进入的领地，其中之一就是他的过去。起初我还觉得别扭，但后来我也就认了，这是他的处事方式。”
　　在离开医疗中心前，我先给安娜·梅尔戈萨的私人诊所打了电话，约她下午下班前见面。在回工作室的路上，我想到赫尔曼·雷耶斯生前和大多数人一样，有各种不同的伪装，只有将这些伪装综合起来，他的肖像才能画得精当。后来我就不再去想他，专心驾驶我的雪佛兰。这条路布满坑洼，路旁许多岔道标示牌，我不得不时刻留意到艾利亚维卢街的路标。
　　西默农不在工作室。我猜想它是到邻舍串门去了，或是在拉皮奥赫拉酒吧的平台上饶有兴趣地观看来来往往的顾客。我做了一个金枪鱼三明治，从冰箱里取出最后一罐啤酒，加上一罐无花果酱和一个苹果。接下来，我读了一点威廉·威尔基·柯林斯的《月亮宝石》章节，听了一会儿华金·萨维纳唱的一首歌。我有我的音乐、我的图书、我在办的案子陪伴我，工作室墙上的时钟就这样走动。
　　我比约定的时间早五分钟到诊所。一位笑容可掬的秘书将我领到女心理医生的诊室，室内宽敞明亮，一张写字台，写字台对面两把大椅子。安娜·梅尔戈萨高个子，浅黑皮肤，很有魅力。她那灰白得几乎像吸血鬼一样的皮肤衬托着一双明亮狐媚的黑眼睛。从她的眼神里我发现极度厌倦的痕迹。她指指一把椅子，我们都以明显好奇的目光相互观察一番。 　　“我还是头一回同一位私人侦探面对面。”她说，“接到您的电话之前，我一直确信像您这样的人不会存在。”
　　“我们存在于小说里，有时候我们把鼻子伸进现实生活，或相反，生活找到了我们。不过您不用怕，我工作的时候不咬人。要咬也得到更隐秘的时候。”
　　安娜·梅尔戈萨微笑了一下，从写字台抽屉里取出一盒香烟。
　　“我抽烟您不介意吧？”她问。
　　“您是这诊室的主人，是香烟和您的肺的主人。我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合适的，不过一位心理医生不控制自己的嗜好倒使我感到担心。我想会有人为克服自己的毒瘾来向您求助的。”
　　“我知道对我的病人来说我不是好榜样，所以我在给病人治病时，是自我控制的。”
　　“您不必自责。政治家和企业家的榜样往往更糟糕。”
　　“您的语言好犀利。”安娜·梅尔戈萨点着烟，“您的话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您的工作应该很好玩。”
　　“和您的工作很相似。询问，倾听，得出结论。有时我也需要和牢里的人谈话。”
　　“会有很多顾客吧。”
　　“肯定没有您的顾客多。意志消沉、焦虑和别的病是当今流行的病症。私人侦探这种服务很奢侈的，不是必不可少。”
　　“我们能分享经验就好了，埃雷迪亚先生。”
　　“我看您是对‘咬’的事儿有了兴趣。”我笑着说。
　　“我是说‘问’和‘听’的事儿。”心理医生吐了一口感性的烟气，“您想知道赫尔曼什么情况？”
　　“我知道他曾是您的病人。也许您能帮我了解更多关于他的人品、个性和他不安情绪的情况。”
　　“赫尔曼是两年前开始来我这儿就诊的，埃雷迪亚先生。”
　　“他对他未婚妻和他姐姐说是几周前开始的。”
　　“这并不奇怪。承认自己需要心理治疗是最难克服的心理障碍之一。他一直不想让人知道来我这里就诊的事。作为治疗的一部分，我曾诱导他把这事告诉他最亲近的人：家人、未婚妻、朋友。虽然很难，但他几乎克服了害怕心理。”
　　“害怕？”
　　“听起来有些奇怪，可他确实害怕人家知道他遭受过酷刑。他曾被逮捕，而且在格里马尔迪镇待过一段时间。三十多年后，他仍然害怕提那段经历。他一直有负罪感，似乎他成了加害者而非受害者。他还有别的心理情况，我们不得不下大气力，让他向有政治犯背景资料的搜集有关遭受酷刑的人的政府委员会（由律师组成的从事调查皮诺切特执政时期罪行的委员会。—译注）讲述亲身经历。我想您明白我说的。”
　　“这方面的消息我是在无线广播里听到的，有时在报纸上也看到。”
　　“他接受我的心理帮助也是费了很大劲儿的。起初，他总是断断续续地来，来一次后，好几周不来。只有在最后那段时期他才接受了连续治疗。”心理医生弹了一下烟灰，“他最终把来诊所接受治疗的事告诉他未婚妻和他姐姐是重要的一步，尽管有些晚。接下来是限制他对行刑者情况的痴迷。我们的谈话大多是关于行刑者和他们各种行刑举动的情况。除此之外，他痴迷于搜集与各种酷刑事件有关的人物信息资料。我一直对此放心不下，因为痴迷最终可能是破坏性的，而赫尔曼的这种痴迷在阻碍他同过去保持适当的距离，阻碍他过上和谐的生活。”
　　“他搜集信息资料这事我已经知道，我还知道他被杀害前把所搜集的有关资料统统扔进了垃圾箱。是您要他这么做的吗？”
　　“我们谈起过这方面的情况，但没有给过他任何指导。这可能与他做出某种决定有关。”
　　“他给您讲过有人一直在跟踪他吗？”
　　“您在说什么，埃雷迪亚先生？”女心理医生问，我觉得她的惊异超出了单纯的职业关心。
　　“有人尾随他。莫不是他患有妄想症之类的病？”
　　“他倒是经常回想起被捕前受到监视的情景：戴眼镜的男人，白色轿车，金发女子……”
　　“他常谈过去的那些事吗？”
　　“他总是以回忆的方式谈。”安娜·梅尔戈萨边摆弄香烟盒边说。
　　“赫尔曼给您谈起过美洲文化中心吗？”
　　“有一次，治疗结束，我带他到巴西广场附近的一个办公室。到那儿后，他告诉我那儿原是文化中心所在地。”
　　“也许您也能带我去那儿。”
　　“今天我不去那个城区，埃雷迪亚先生。”
　　“出于好奇也不去吗？”
　　“是哪方面的好奇？”心理医生微笑着问。
　　“對文化中心所在地的呀！还有什么别的好奇吗？”
　　“您好像是文字游戏的行家。我累了，我的丈夫和两个孩子还在家等我。”
　　女心理医生的香水味儿一直陪我到地下室，我的雪佛兰停在那里。地下室黑魆魆的，空气里散发着一种烧焦的橡胶味。我发动汽车，提速行驶，看到后面亮起了一辆吉普车的灯光。我驶出地下室，开了五个街区，那辆车一直跟着我。我想我得证实他是在跟踪我还是我产生了错觉。我等到了一个街口，没有打转向灯，突然向右转去。吉普车径直开了过去。我松了口气，停下车，点上一支烟，回想起我同安娜·梅尔戈萨的谈话。害怕什么呢？大多数人都有害怕的事。有的害怕过去，有的害怕失业，有的害怕在大街上遇到抢劫，害怕被偷，害怕犯错，害怕还不起债而坐牢，害怕监控上班时钟的头儿。害怕渗进一个国家的骨髓，而这个国家用统一的谎言将真相掩盖起来。
　　我走进工作室，见西默农蹲在一台小电视机前。那是安塞尔莫两天前买的，他非要放在我的工作室试用。屏幕上在显示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的赛车画面。西默农的脑袋随着赛车从这边到那边，来回转动着。
　　“你盯着屏幕在看什么？”我把它抱在怀里，捋着它毛茸茸的背。
　　“你就别烦你的猫啦，堂！”我听到安塞尔莫从厨房里喊道，“我在做三个人的午餐。牛排是给小可怜的。炒肉，炒鸡蛋，炒葱头和丰足的土豆。怎样？”
　　“所有好吃的都是高胆固醇。”我抱着西默农走进厨房，问道，“我们有什么喜事吗？” 　　“今天赌的一匹马在第四轮赛中赢了。”
　　“我不记得你给我说过呀。”
　　“我用你的名字好好玩了一把，写字台第一个抽屉里是你赢的钱。”
　　“我真不知道没有你安塞尔莫，我还能做什么？”
　　“你就收起眼泪改日洒吧。这会儿还是把我放在电视机旁的瓶子打开，斟上酒。我买了好酒，堂。”
　　我照我朋友说的做了。当我把酒送到嘴边时，电话铃响了。我拿起扫兴的话筒，听到了货栈保安卡维略的声音。
　　“埃雷迪亚吗？”他小声问。
　　“什么事，卡维略？”
　　“您让我打听的事我都打听了，没有任何结果。没人看见什么。”
　　“明天情况会好的。”
　　“我考虑了我们的谈话，我想把凶手揪出来。”
　　“我和您想到一块儿了。”我不想延长谈话。
　　“您这会儿忙吗？我想给您提些建议。”
　　“这会儿我手头有急务。”我看着安塞尔莫手里端着三个盘子，很危险的样子。
　　“没关系，埃雷迪亚。回头我再给您打电话。”

6

　　比希尼娅·雷耶斯在花园里，双膝跪在地上，两只手插进一株花的根部，要将它移植到另一个地方。空气散发出湿润泥土芳香味儿，与紧靠厚砖墙生长的一株茉莉花的芳香融合在一起。我到时是她的一位女儿迎接的我，她并不在意我来拜访她母亲，从一条瓷砖铺面的通道将我领到她家里。阳光落在树上投下阴影，从花木繁茂的花园一边到另一边。我舒心地吸了一口茉莉花香，朝那位女子走过去。
　　“您是来告诉我您工作进展情况的吗？”她见我走到她身边，便问。
　　我把手伸给她作为支撑，帮她站起身来。我见她微笑了一下，然后朝一棵树阴凉下的长凳走过去。
　　“您调查到凶犯的什么情况了吗？”她在凳子上坐稳后问。
　　“我仍在设法弄清楚您弟弟是什么样的人。我觉得一旦弄清楚他性格的方方面面，也就知道是谁杀害了他。”
　　“我不明白您要告诉我什么，埃雷迪亚先生。”
　　“您弟弟的谋杀也许与他当时所做的或已经不再做的事情有关，那件事可以使我们排除他的死只是两个无能坏人抢劫的结果。”
　　“就是说情形和我们第一次谈话时一个样。”她带着不悦的语气说，“格里塞塔对我说您通常是很有效率的……”
　　“您弟弟没有对您说实话。”我没有在意这位女子说话的语气，“近两年他一直在接受心理医生的治疗。他一直不愿意让任何人知道此事。”
　　“您以为告诉我这些会使我惊讶，可并非如此。就像第一次谈话时我就对您说的那样，有时候我在想我从未真正认识过我的这位弟弟。”
　　“最亲近的人身上发生的事我们常常反倒不知道。”我点上一支烟，“不仅如此，我还知道，正是政变之后您背弃了他。”
　　“是谁告诉您这些的？是贝尼尔德吗？”
　　“是不是真的？”
　　比希尼娅从围裙的口袋里掏出一方手帕，擦了一下脸。
　　“那是独裁统治的头一年。我的丈夫和我都是人民联盟政府的反对者，当时他们解雇了赫尔曼，我们认为不过是暂时的，只是吓唬他一下，好让他回到平常的生活。我们错了，我们没能及时醒悟。我丈夫从未做过助纣为虐的事。再说，那个时代有很多莫名其妙的事。您应该是记得的……”
　　“我记得真相就在空气里，人人都觸及得到……”我打断女老师的话，“我不相信那些伪君子说他们是受到了欺蒙或被封闭在了泡沫中，不让他们看清所发生的事情。那是一种散发腐烂气味的托词。然而，我不同您争论，我只请您告诉我是什么让您改变观点的。”
　　“我丈夫死后，我有机会以一种之前从未有过的方式同赫尔曼谈话。一天晚上，我们正在看电视，是有关收集皮诺切特执政时期受过刑罚人员情况的委员会的新闻。我记得我对他说这实在太过恐怖了，我实在难以想象遭受过那种经历的人怎么还能继续生活下去。‘你想让我告诉你吗？’他问。‘我就是曾在该委员会做过证的幸存者之一。’他告诉我说。他向我讲述了他受到的所有酷刑的每一个细节。所以，当他们将他杀害时，我就想我不能第二次背弃他。可是同格里塞塔谈话之前，我一直不知道如何做。是格里塞塔将您的名字告诉我的。我知道这于事无补，可这是我欠的一笔债。每每想起他的话，我就有撕心裂肺之痛。”
　　“他给您说过美洲文化中心的活动吗？”我问，设法让这位女子专心回忆不太痛苦的事。
　　“没有。有一回他同一位说是这个中心主任的人来家里。那是一位年轻、平易近人、衣着随意的男子。我记得他对花卉和树木很内行。我们就在这个花园聊了好一阵。”比希尼娅一边朝周围望一边说。
　　我朝马科斯·坎贝尔的办公室走去。他是我的一位记者朋友，一直勉强维持着名为《红色记忆》的政治和警察杂志。他有的是题材，可是他得登广告来维持杂志，一般都是些小广告，诸如爱德华兹贝略旅店的广告，迭斯德胡利奥大街或附近糕点铺、咖啡馆的小广告。他的办公室就在这条大街上。他的梦想是刊登公共服务部门的广告，可这些部门宁愿将广告费送给联合刊载的日报，免得自己动笔写广告词。
　　我很长时间没有踏上通向坎贝尔办公室的宽楼梯了，走进他的办公室，与我之前看到的样子相比，这里的变化着实让我吃了一惊。他的写字台被五颜六色大小不一的石头给围了起来。墙壁上，先前是电影艺术家们的画面，现在成了风景海报，海报上除了石头还是石头。这位记者在朝街的窗前站着，他的思绪似乎已经迷失于遥远的天际。
　　“你在等谁呢？如此聚精会神。在等缪斯呢？还是等迈达斯国王呢？”我提高嗓门问。
　　坎贝尔被吓着了，半转身，不自然地向我微笑一下。波浪形的头发依旧浓密乌黑，只有花白胡子和厚厚的眼镜连同没完没了地急速敲击的键盘和堆满烟蒂的烟灰缸显示出他生命的耗损。我们是在1970年代一次大学各系戏剧会演时认识的。 　　“我需要缪斯和迈达斯。之所以需要文艺女神，是为写出这些到星期天必须完稿的文章；我需要这国王，是为了支付这些文章的印刷费用。”
　　“金钱与文辞。你的问题一向如此。”
　　“所以我有大自然的能量。”坎贝尔指着他周围的石头说。
　　“你这是中了什么邪，坎贝尔？”
　　“如果你有了大自然的力量，你的能量则倍增。”这位记者回答说。他见我满脸惊异，又补充说：“我想你才不关心这些石头呢。你来找我定是有什么麻烦事，对吗？”
　　“我用一下你的电脑，从因特网下载国家委员会关于政治犯和刑事犯调查结果的信息，核对确认的受害人名单中是否有一个人。”
　　“举手之劳，埃雷迪亚。”坎贝尔走近写字台，从抽屉里取出一本厚厚的蓝皮书，“这本书里你可以找到委员会做出的各种结论，还有被关押、被拷打人的名单。”
　　“纸质版，像谷登堡时代？”
　　“你可以带走。请你尽快从我视线里消失，这样我就有更多时间干我的事。”
　　“难道这就是你的待客之道，坎贝尔？我还指望你会请我喝一杯呢。”
　　“改天吧，埃雷迪亚。我得写完我的文章。”
　　“俗话说得好，知足者常乐……”
　　“如果你想找个地方看看书，喝点儿酒，我建议你穿过这条街，到我办公室对面那家酒吧去。”
　　我按坎贝尔的建议来到一家寒酸的酒吧，里面仅有的一位顾客注视着墙壁，醉眼蒙眬，这天的航行即将沉船遇难。我在一张远离门口的桌子前落座，要了杯啤酒，随即打开那本蓝皮书。描述摧残蹂躏在押人员场景的文章令人厌恶，言辞中透出恐怖的气息。我仔细阅读这本书其中一页，它引用了一位被捕者的证词：“他们用棉花将我的眼睛盖起来，然后绑上胶带，再用黑色袋子套在我头上，袋子口在我后脑勺处扎起来。他们死死捆住我的手脚，将我浸入装有粪便和海水的汽油桶里。他们直到我憋不住气时才把我拉出来，然后再浸进去，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反复，伴随着拷打和询问。他们管这叫‘潜水艇’。”接下来一页，骇人听闻的文字记录下一位女子的诉说：“他们将我弄到另一个房间，扒光我的衣服，然后将我的手腕和脚踝捆在一起，让我无法动弹。他们从我的手腕和脚踝间穿上一根木棍，把我吊起来。他们击打我的耳部，对我的太阳穴，我的双眼、阴道、直肠和乳房实施电击。”
　　我不再阅读这些证词，注意力集中在列举受害人的附录上。我顺着字母排序，找到了赫尔曼·雷耶斯的名字。为什么这么晚才讲述他的经历呢？他是早就告诉了决心对他的往事守口如瓶的人吗？我的问题没有答案，但我心想这正是这些年我为之奋斗的东西：让真相从往事中浮现出来。
　　“我们的目标就是永远记住我们的经历和梦想。”迪奥尼西奥·特兰走到一张堆满杂志和五颜六色的纸张的写字台前，这张写字台似乎是美洲文化中心运作的轴心。文化中心设在离巴西广场几步远的两栋新建单元高楼之间，位于依然屹立着的老式大房子的三楼，我没费什么劲儿就来到这里。我从楼梯上到三楼，走进一个看上去像是蹩脚画家的混乱画室。室内墙壁很高，墙皮已经脱落，上面全是些写有正义口号的旗帜。满屋的废弃油画，剩余画布，揉成团的传单和文件。
　　特兰是一位五十开外的男子，完全谢顶，瘦削的脸颊布满黑胡子，突出一只大鼻子。他身边是两位一直在一大块白色画布上写字的小伙子，他朝我走过来。我向他说明决定闯入他领地的原因，并提到雷耶斯，他立刻消除了戒心。
　　“那是一次街头抢劫。这种说法我一直觉得靠谱。”我把当时的情况讲述完，他说，“然而听您这么一说，我开始怀疑了。埃雷迪亚，我能给您什么帮助吗？”
　　“赫尔曼他每周都来这儿。”我补充说，同时往四周扫了一眼，“我想知道他在这里做了什么。”
　　“您听说过‘辐呐’（智利皮諾切特执政时期很多人受迫害或失踪，军人政权结束后，很多行凶者受到了追究，但仍有部分人逍遥法外。“辐呐”是原受害者家属实施的一种活动，旨在揭露那些没有被绳之以法的施暴者。他们找到行凶者，在其家门或工作单位前揭露其罪行。这种活动常带有口号或歌唱，吸引左邻右舍和路人的注意，有聚众呐喊、声讨的意味。—译注）吗？”特兰问，不等我回答，他接着对我说，“‘辐呐’就是揭露，我们做的就是将那些依然逍遥法外的罪犯暴露于天下。没有正义，即有‘辐呐’。我们是不会采取暴力的。我是借助艺术揭露犯罪，促使人们觉悟。如今有好几个团体在做类似的事。这些团体大多是由酷刑受害者、被捕及失踪者家属及行刑幸存者组成的。我们这个团体实施的第一个‘辐呐’是在1999年，旨在揭露韦内尔·希内利这个在独裁统治初期对被捕者施行酷刑的医生。
　　“赫尔曼是我们这个团体创始人之一。一位朋友邀我们参加一次‘辐呐’，我们是那时认识的。几个月后我们决定成立自己的团体。我们并非仅限于揭露最有名的凶犯，而且要寻找那些隐匿的司法界和媒体从未提及的凶犯，这个宗旨就是赫尔曼提出的。他的主要工作就是研究举报信，汇集能够确定行刑者住处的情况。为造福文化中心的访客，他还与人合建了一个档案库。他总对我们说，必须让不满和反抗充满思想。”
　　“因此他有一个关于压迫者信息资料的剪报档案。”
　　“‘辐呐’并非随心所欲地捕风捉影。在核实因法庭粗心大意或因缺少足够证据而搁置诉讼程序的悬案时，我们会对掌握到的情况进行调查研究。这并不容易，有人指控我们在寻求报复，也不乏政客说我们的行为会危及当下的民主体制。实际上我们所追求的仅仅是公平正义而已。”
　　“好像很少有人知道赫尔曼的调查活动。不要说别人，连他姐姐和他未婚妻对他所进行的调查都一无所知。”我一边点烟，一边说。
　　“他小心翼翼，也看顾着她们的安全。尽管我们从来不说，却知道他从未消除对酷刑的恐惧。因此，他的调查也是他的寄托。他对案件进行调查，对受到揭发的住所进行调查，但很少参与街头游行示威。他对喧闹的场面反感，对我们常接到的匿名电话和信件感到厌恶。我们猜想这些匿名电话和信件是出自前军人之手，我们活动的结果使他们心神不宁。这些害怕被揭发的家伙有时组成退伍军人团体或者有明显新纳粹和法西斯性质的社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