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回老家后的一次聚会上，老同学苏哲说他与人合伙，在县城开办了一家养老院，医养结合，设施先进。大家纷纷夸他有眼光，有“钱途”。
　　虽说当下在老家这座县城里，老年人绝大多数还是和儿女同住，由儿女养老，但聚会饭桌上的这些同学，对于养老的压力却是心照不宣——作为80后一代的独生子女，父母大都已60多岁，是将父母接到城市里照顾，还是在老家妥善安排好养老，是个越来越紧迫的问题。
　　也不知是不是巧合，这个春节，亲戚、邻居们的聊天中时不时谈起与养老相关的话题。

　　表叔老张在酒桌上，让亲戚们帮忙打听，过了年有没有厂子招工。我很纳闷，在我记忆里，表叔是个“逍遥派”：他有电焊的手艺，从年轻时就是“自由职业者”，活多时忙一阵，想歇着时就天天喝茶钓鱼，一年下来，挣个四五万元不成问题，跟老家工厂里收入差不多。但相比之下，他的生活好不惬意。为何突然想过“朝九晚五”的生活？表叔一语道破天机，“四十好几了，怎么也得上个社保，混个正常退休啊”。表叔只有一个女儿，他的意思，不想老了给女儿添太大的养老压力。
　　在县城的农村里，养老更是一个令人琢磨不透的话题。我和父母从北京初到家的那一天，隔壁的王婶就把我妈叫到家里唠家常，无非是儿子儿媳待她老两口如何之好，话毕还拉着我妈到里间，搬出儿子儿媳送的烟酒茶叶一一展示。我妈回家后跟我“抱怨”：“有啥了不起的，你给我买的年货更多，我都懒得跟他们说。”
　　我不禁想起这样一句话：年轻人在城市里拼爹，老人们却在农村拼儿女。
　　老李头在酒桌上讲了一个故事，说他儿子送了他一部“永远不用充话费”的手机，用了好几个月，打了许多电话，似乎真的不会停机。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儿子每月给他手机充话费。大家都哈哈笑了，纷纷称赞他养了一个好儿子。
　　农村老人提及自己孩子时，常常“报喜不报忧”，他们通过在外人面前塑造儿女的孝顺形象，来展示自己晚年生活的幸福。但回老家的几天后，王婶突然和我聊起，儿子没个正经工作，成天不知道在网上捣鼓啥;媳妇当收银员，一月只有两三千元，还不如她在家种地的收入。别说指望他们养老了，他们自己养活孩子都紧巴巴的。为了让儿子儿媳家庭和睦，她还要瞒着老伴从自己卖粮食的收入中抠出一点补贴儿子。回想起她那天对我妈的“炫耀”，我有点不知所措，也不知如何安慰她。
　　其实，我老家的县城，经济还算不错，老人们几乎不用为基本生活来源担心，甚至还能像王婶这样补贴一下小辈。但他们过得开不开心、是不是真的在“享福”，就不为外人所知了。春节这几天，在外地打工的年轻人纷纷回家，在团圆的饭桌上、隆隆的鞭炮声里，老人们的孤独、不顺心都可以忽略不计了。
　　但节日里，还是有几个令人不愉快的故事在反复被谈论：村东头王婆在两个儿子家“迁徙”，一开始轮流一家住半年，后来一个月，现在改成了一个礼拜;村西头老孙卖了祖宅给儿子还赌债，春节竟然要租住到别人家;还有一位老婆婆甚至被同住的孙媳妇气得喝了农药……
　　在传统观念里，即便有些老人子女不孝、生活不便，也会排斥住进养老院，因为“会被人笑话”。上海财经大学2015年发布的《中国农村养老现状国情报告》显示，农村老人独居比例为11.8%，与配偶同住的占66.7%，与子女同住的为45.4%，与孙子女同住的为25.5%。天伦之乐以及邻里相聚等，仍是老年生活最朴素的诉求。
　　苏哲在老家开养老院，是个明智的决定吗？苏哲信心满满。根据官方数据，老家所在的城市，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超百万，占户籍总人口的比重超过20%，而且老龄化进程正在加速。
　　更现实的是，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一辈人，大多已步入老年人行列。不少家庭都是421、621，甚至821的人口结构。用苏哲的话来说，独生子女在童年时独享父母的宠爱，现在也是独自承担养老压力的时候了。
　　让年轻人放弃在大城市的工作和收入返鄉不太可能，而将老人接到城市又要面临老人生活不习惯以及生活成本大大提高的难题。因此苏哲判断，老家的养老市场正在形成。他告诉我，他的养老院定位在中高端，每月开销在三五千元，先从那些有一定经济能力、思想较为开明的客户群开始做起。
　　看来，老家人的晚年生活又要开始新一轮的“拼子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