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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湘赣交界山区社会动荡不断，人口流移频繁，“棚民”经济占重要地位，他们是明清时期出现的流民中的一种。据史料记载：“江西、浙江、福建三省，各山县内向有民人搭棚居住，种麻种箐，开炉煽铁，造纸做茹为业，谓之棚民。”由此可见，“棚民”的称呼起源于江西、福建和浙江，“棚民”利用山区的丰富资源，就地取材，多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棚民”的分布非常广泛，除了闽、浙、赣三省的山区之外，湖南、皖南等山区也有分布。在此，笔者的论述仅限于明清时期赣西北区域的“棚民”。
赣西北地区山地面积广阔，是由湘赣、鄂赣的幕阜山和九岭山及武功山组成，这些山地海拔大多在千米以上，在山脉之间分布着山谷，是“棚民”在赣西北区域重要的农耕所在。笔者研究明清时期赣西北区域的“棚民”的目的有两个：第一，探讨“棚民”迁入后，较长时间的土客关系演变带来的国家政策上的变化；第二，探讨国家政策的变化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变迁。这对于认识现当代赣西北的族群关系和文化传统有着积极的意义，也有利于提高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和社会治理能力，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一、土客关系：矛盾与融合
明末清初，由于闽粤地区人口的不断增多，人均耕地不断缩小，加上当时战火连绵不断，而赣西北地区大地荒旷，积极招垦，“棚民”首先迁入的是赣西的丘陵地带，包括万载、萍乡、宜春等地区，这也是官方和土著屡屡提到的“三关九图”，同时也是明后期以来，“棚民”的最大聚集地。这些“棚民”多来源于福建、广东等地区，他们“初寥寥散处，冬归春集，迄崇祯实繁有徒，群萃蓬处，形连势贯”。移民主要从事的经济活动是佃耕置业和粮食生产，种植的首先是主粮，后来还种植了玉米、番薯等杂粮。另外，他们还会种植一定的经济作物，包括苎麻、蓝靛、烟叶、甘蔗、茶叶等品种。由于赣西北地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壤肥沃，有丰富的森林资源，所以还有一部分移民从事造纸业。根据万载进士李荣陛的描述：“棚栅连络百十里，侨民资竹纸以生。”有一些资本雄厚的赣西北移民大规模地兴办制纸手工工场，使得该地区的纸业发达起来。
“棚民”初来，土客籍的关系总体是融洽的，由于赣西北的山区大都需要垦辟的荒田，劳动力匮乏，需要客籍劳动力恢复生产，所以土著对于“棚民”的迁入并不反感。
《棚下郑氏族谱》中说：“入萍，初住茅棚，每岁腊闭户回闽，春来器皿不失，古时可谓仁里。”可见，“棚民”与土著之间邻里和谐，且时常有贸易往来，甚至通婚联姻，结为了儿女亲家。
土客的矛盾也来源已久，主要是经济上竞争导致的，“男妇并耕高岗峭壁，视土所宜，漆、麻、姜、芋之利日益饶滋”，不可避免地和土著产生冲突。“棚民”通过不断的努力，经济逐渐富裕，由首先迁入时租赁土地耕种为生，到后来有了自己的田地和房舍。
如在宁州地方有记载：“宁州从前流寓俱归客户，是以创置田产，有粮无丁，迄自康熙三十年后，国家生齿日繁，闽广诸省之人散处各方，分宁地广人稀，因而诸省之人扶老携幼负耒而至，缘旷土之租甚轻，久荒之产极沃，而无产之人得土耕种，其力倍勤。故不数年，家给自足，买田置产，歌适乐郊矣！”由此可见，赣西北的“棚民”因为勤奋逐渐有了自己的资产，而他们的生活也由开始的“冬归春集”变为常年定居当地，土著居民对“棚民”的态度也逐渐由融洽转为排斥，嫉妒他们日益增加的产业，所以土著地主和士绅便加重剥削，提高田租山租的租金，使得“棚民”的负担加重。有的土著富户有政治背景，甚至直接抢夺已经属于客籍的田地山产。政府也设法增加对“棚民”的税收，并在封建宗法和文化教育等多个方面对客籍进行限制，“棚民”不堪忍受，于是奋起反抗。
赣西北地区的“棚民”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明末，福建“棚长”邱仰寰聚集几千人于万载与宁州交界的天井窝，后附从人数达到万余人，曾经攻破万载县城多达十三次，结伙焚掠村庄，大肆掳劫，直至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四月才接受政府的安抚；第二个阶段是在清初的三藩之乱中，以闽籍移民为主体的“棚民”与吴三桂军队联合，以萍乡、浏阳、万载、宜春北部为中心，以新昌和上高为前哨，盘踞在萍乡长达两年之久，三陷万载和新昌，直到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吴三桂主力被困于湖南衡山，无力援救“棚民”，于是“棚民”在万载县投诚。由于“棚民”与吴三桂联手，所以吴三桂的所作所为与地方社会所受的破坏就被地方土著记在“棚民”名下，这就加深了土著对“棚民”的仇恨。因此，清廷军队和土著，联合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驱逐与清算“棚民”的军事运动，这场行动主要是在袁州总兵赵应奎的指挥下完成的。根据《万载县志》记载：“康熙十三年棚民朱益吾倡乱，详请禁旅剿平，余党就抚，各散归籍无征。”由此可见，此次驱逐主要以参与起事的“棚民”为主，其他未介入者仍然可以被编入户籍。
自天启万历年间进入赣西北地区的“棚民”，为什么会在明末清初的时候频繁起事呢？而后又为什么会有驱逐“棚民”的运动呢？这与明末清初的社会大环境关系甚密，但是究其原因，就是“棚民”与土著之间深刻的经济矛盾。
二、赣西北区域的社会变迁
“棚民”的大量迁入对赣西北区域的经济有着重要影响，由于土客矛盾的加剧，加上明末和清初的棚乱，清廷对于“棚民”问题日趋重視。这加速了清政府对“棚民”政策的出台，也带来了经济文化的变迁。
1.地方政府政策的改变
对于“棚民”的政策，政府经过一系列的讨论和酝酿，君臣之间、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基层政府和移民之间，进行了比较充分地接触，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七月，政府正式出台了“棚民”政策，主要内容有四个方面：实行“棚民”保甲法，准许“棚民”入籍，准许“棚民”应试入学，对江西有着众多“棚民”的重要州县加强管理与防范。但是，地方政府并没有严格地实施中央的政策，尤其是在“棚民”入籍方面。按照清廷的规定：“（‘棚民’）内有已置产业并愿入籍者，俱编入土著，一题当差。”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地方政府还是有与土籍相区别的“棚籍”（又称“客籍”）的户籍和教育系统，它与土著身份始终有一定的区别，所以为后面埋下了巨大的隐患。雍正三年，两江总督查弼纳正式提准“棚民”应试，“于额外酌量进取”，同时规定“棚童”必须在入籍地区的义学读书五年才准参加考试，限制了“棚民”的入学。在雍正后期，官员对于“棚民”应试入学的限制才基本取消。这都表明了清后期国家对于“棚民”的认同度提高。
2.社会经济文化变迁
赣西北沿着萍乡、宜春、万载、上高、宜丰与铜鼓奉新等构成的“三关九图”中，数以百里的荒山都是“棚民”开发出来的，“棚民”的到来，对赣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国家和政府对于“棚民”的认同，以及入籍和入学考试问题的解决又推动着“棚民”的落户。“棚民”逐渐安居下来，与当地土著不断融合，推动着经济的变迁和发展。《袁州府志》中记载：“自闽人至，男女并耕高岗峭壁，视土所宜，漆、麻、姜、芋之利，日益饶滋。土人效其力作，颇多树益。”“棚民”的经济贡献不仅仅是农业，还有手工业，如萍乡竹纸业的兴盛，万载、宜春等地区夏布的大量生产，这些都是“棚民”传入的先进的栽培技术，以及辛勤劳作生产的结果。
“棚民”的迁入也推动着教育文化的变迁，对于赣西北的生活乃至语言风俗习惯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随着经济状况的逐渐改善，“棚民”开始重视教育，设法送孩子去读书。在“棚民”中也有许多中进士、做大官的，如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陈宝箴的曾祖陈鲲池从福建迁到赣西北的义宁州，开始是以结棚种蓝为生，同时也不断学习，在七十岁时被授为太学生。为了便于劳作，“棚民”中的妇女不裹脚等习惯，也对土著妇女解放双脚起到了促进作用。另外，在赣西北地区的本地方言也受到了客籍“棚民”语音的影响。
※本文系2015年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明清时期棚民文化与赣西北区域的社会变迁》，课题编号：SH1506。
（作者单位：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数字化社会与地方文化发展研究中心）
赣西北地区山地面积广阔，是由湘赣、鄂赣的幕阜山和九岭山及武功山组成，这些山地海拔大多在千米以上，在山脉之间分布着山谷，是“棚民”在赣西北区域重要的农耕所在。笔者研究明清时期赣西北区域的“棚民”的目的有两个：第一，探讨“棚民”迁入后，较长时间的土客关系演变带来的国家政策上的变化；第二，探讨国家政策的变化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变迁。这对于认识现当代赣西北的族群关系和文化传统有着积极的意义，也有利于提高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和社会治理能力，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一、土客关系：矛盾与融合
明末清初，由于闽粤地区人口的不断增多，人均耕地不断缩小，加上当时战火连绵不断，而赣西北地区大地荒旷，积极招垦，“棚民”首先迁入的是赣西的丘陵地带，包括万载、萍乡、宜春等地区，这也是官方和土著屡屡提到的“三关九图”，同时也是明后期以来，“棚民”的最大聚集地。这些“棚民”多来源于福建、广东等地区，他们“初寥寥散处，冬归春集，迄崇祯实繁有徒，群萃蓬处，形连势贯”。移民主要从事的经济活动是佃耕置业和粮食生产，种植的首先是主粮，后来还种植了玉米、番薯等杂粮。另外，他们还会种植一定的经济作物，包括苎麻、蓝靛、烟叶、甘蔗、茶叶等品种。由于赣西北地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壤肥沃，有丰富的森林资源，所以还有一部分移民从事造纸业。根据万载进士李荣陛的描述：“棚栅连络百十里，侨民资竹纸以生。”有一些资本雄厚的赣西北移民大规模地兴办制纸手工工场，使得该地区的纸业发达起来。
“棚民”初来，土客籍的关系总体是融洽的，由于赣西北的山区大都需要垦辟的荒田，劳动力匮乏，需要客籍劳动力恢复生产，所以土著对于“棚民”的迁入并不反感。
《棚下郑氏族谱》中说：“入萍，初住茅棚，每岁腊闭户回闽，春来器皿不失，古时可谓仁里。”可见，“棚民”与土著之间邻里和谐，且时常有贸易往来，甚至通婚联姻，结为了儿女亲家。
土客的矛盾也来源已久，主要是经济上竞争导致的，“男妇并耕高岗峭壁，视土所宜，漆、麻、姜、芋之利日益饶滋”，不可避免地和土著产生冲突。“棚民”通过不断的努力，经济逐渐富裕，由首先迁入时租赁土地耕种为生，到后来有了自己的田地和房舍。
如在宁州地方有记载：“宁州从前流寓俱归客户，是以创置田产，有粮无丁，迄自康熙三十年后，国家生齿日繁，闽广诸省之人散处各方，分宁地广人稀，因而诸省之人扶老携幼负耒而至，缘旷土之租甚轻，久荒之产极沃，而无产之人得土耕种，其力倍勤。故不数年，家给自足，买田置产，歌适乐郊矣！”由此可见，赣西北的“棚民”因为勤奋逐渐有了自己的资产，而他们的生活也由开始的“冬归春集”变为常年定居当地，土著居民对“棚民”的态度也逐渐由融洽转为排斥，嫉妒他们日益增加的产业，所以土著地主和士绅便加重剥削，提高田租山租的租金，使得“棚民”的负担加重。有的土著富户有政治背景，甚至直接抢夺已经属于客籍的田地山产。政府也设法增加对“棚民”的税收，并在封建宗法和文化教育等多个方面对客籍进行限制，“棚民”不堪忍受，于是奋起反抗。
赣西北地区的“棚民”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明末，福建“棚长”邱仰寰聚集几千人于万载与宁州交界的天井窝，后附从人数达到万余人，曾经攻破万载县城多达十三次，结伙焚掠村庄，大肆掳劫，直至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四月才接受政府的安抚；第二个阶段是在清初的三藩之乱中，以闽籍移民为主体的“棚民”与吴三桂军队联合，以萍乡、浏阳、万载、宜春北部为中心，以新昌和上高为前哨，盘踞在萍乡长达两年之久，三陷万载和新昌，直到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吴三桂主力被困于湖南衡山，无力援救“棚民”，于是“棚民”在万载县投诚。由于“棚民”与吴三桂联手，所以吴三桂的所作所为与地方社会所受的破坏就被地方土著记在“棚民”名下，这就加深了土著对“棚民”的仇恨。因此，清廷军队和土著，联合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驱逐与清算“棚民”的军事运动，这场行动主要是在袁州总兵赵应奎的指挥下完成的。根据《万载县志》记载：“康熙十三年棚民朱益吾倡乱，详请禁旅剿平，余党就抚，各散归籍无征。”由此可见，此次驱逐主要以参与起事的“棚民”为主，其他未介入者仍然可以被编入户籍。
自天启万历年间进入赣西北地区的“棚民”，为什么会在明末清初的时候频繁起事呢？而后又为什么会有驱逐“棚民”的运动呢？这与明末清初的社会大环境关系甚密，但是究其原因，就是“棚民”与土著之间深刻的经济矛盾。
二、赣西北区域的社会变迁
“棚民”的大量迁入对赣西北区域的经济有着重要影响，由于土客矛盾的加剧，加上明末和清初的棚乱，清廷对于“棚民”问题日趋重視。这加速了清政府对“棚民”政策的出台，也带来了经济文化的变迁。
1.地方政府政策的改变
对于“棚民”的政策，政府经过一系列的讨论和酝酿，君臣之间、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基层政府和移民之间，进行了比较充分地接触，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七月，政府正式出台了“棚民”政策，主要内容有四个方面：实行“棚民”保甲法，准许“棚民”入籍，准许“棚民”应试入学，对江西有着众多“棚民”的重要州县加强管理与防范。但是，地方政府并没有严格地实施中央的政策，尤其是在“棚民”入籍方面。按照清廷的规定：“（‘棚民’）内有已置产业并愿入籍者，俱编入土著，一题当差。”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地方政府还是有与土籍相区别的“棚籍”（又称“客籍”）的户籍和教育系统，它与土著身份始终有一定的区别，所以为后面埋下了巨大的隐患。雍正三年，两江总督查弼纳正式提准“棚民”应试，“于额外酌量进取”，同时规定“棚童”必须在入籍地区的义学读书五年才准参加考试，限制了“棚民”的入学。在雍正后期，官员对于“棚民”应试入学的限制才基本取消。这都表明了清后期国家对于“棚民”的认同度提高。
2.社会经济文化变迁
赣西北沿着萍乡、宜春、万载、上高、宜丰与铜鼓奉新等构成的“三关九图”中，数以百里的荒山都是“棚民”开发出来的，“棚民”的到来，对赣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国家和政府对于“棚民”的认同，以及入籍和入学考试问题的解决又推动着“棚民”的落户。“棚民”逐渐安居下来，与当地土著不断融合，推动着经济的变迁和发展。《袁州府志》中记载：“自闽人至，男女并耕高岗峭壁，视土所宜，漆、麻、姜、芋之利，日益饶滋。土人效其力作，颇多树益。”“棚民”的经济贡献不仅仅是农业，还有手工业，如萍乡竹纸业的兴盛，万载、宜春等地区夏布的大量生产，这些都是“棚民”传入的先进的栽培技术，以及辛勤劳作生产的结果。
“棚民”的迁入也推动着教育文化的变迁，对于赣西北的生活乃至语言风俗习惯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随着经济状况的逐渐改善，“棚民”开始重视教育，设法送孩子去读书。在“棚民”中也有许多中进士、做大官的，如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陈宝箴的曾祖陈鲲池从福建迁到赣西北的义宁州，开始是以结棚种蓝为生，同时也不断学习，在七十岁时被授为太学生。为了便于劳作，“棚民”中的妇女不裹脚等习惯，也对土著妇女解放双脚起到了促进作用。另外，在赣西北地区的本地方言也受到了客籍“棚民”语音的影响。
※本文系2015年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明清时期棚民文化与赣西北区域的社会变迁》，课题编号：SH1506。
（作者单位：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数字化社会与地方文化发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