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的《子不语》中记载，乾隆九年（1744年），袁枚正在江苏沭阳当县令。当时淮安有一姓吴的秀才在沭阳一户姓洪的人家里当教书先生。洪氏世居当地，很有钱，房也多，请教书先生还包食宿，吴秀才带着老婆、儿子就住在洪家的外院。有一次，洪土豪请吴秀才父子吃饭。当天晚上二更时分，吴秀才父子才回到家，进门就看到他老婆被人杀了，又发现墙外扔着一把刀，正是他家平时切菜用的。
　　袁枚接到报案，亲自去验尸。在凶杀案现场，袁枚看到，吴秀才妻子颈部被割了三刀，粥都流到喉咙外了，惨不忍睹。现场除了那把凶器外，没别的线索。袁枚仔细查看死者颈部伤口，发现左重右轻，据经验判断，凶手应该是个左撇子。查问之下，得知洪家有一个家奴叫洪安，正是左撇子，于是将他抓来进行刑讯。洪安开始承认了杀人的犯罪事实，后来又指控是洪家的儿子所指使，因为洪同学强奸师母未遂，怕师母告诉老师，便派洪安将师母杀了。袁枚一听，又派衙役将洪同学抓来进行审讯。洪同学矢口否认，并说洪安曾因犯错被他鞭打，怀恨在心，所以故意诬陷他。
　　案子正悬着，袁枚被调任江宁。接替袁枚当沭阳县令的是魏廷会，他竟认定洪安是凶手，并具结上呈。时任江苏按察使的翁藻在仔细查阅卷宗后，认为供词、人证、物证等皆不足，便释放了嫌疑人，一边继续追查真凶。可惜，过了12年，依然没抓到。
　　乾隆二十一年六月，袁枚的堂弟袁鳳仪从沭阳到江宁看望他，顺便说起沭阳洪氏冤狱的后续奇事。当地武生洪某下葬前，托梦给他老婆，说之前那件杀人案是他干的。还说次日他的棺材会被雷劈。洪某的老婆惊醒后，赶紧转移棺材，但还是被雷击中了，尸骨烧为灰烬。真凶以这样的方式来“自供”，也太狗血了点。不过，袁枚还是做了忏悔：“余方愧身为县令，妇冤不能雪，又加刑于无罪之人，深为作吏之累……”
　　袁枚的忏悔有多少真诚度不得而知，但他将自己“加刑于无罪之人”归为“作吏之累”，倒是道出了清代刑吏的一些无奈之处。按大清律例，命案从接报到审结，限期很短。若超期怎么办？当然是罚俸、降级了。如此硬性规定，哪个刑吏不想早日结案？再加上刑讯逼供是被允许的，连袁枚这样所谓的“好官”也难免。这么一来，冤狱遍地毫不出奇。
　　具体到袁枚经手的“沭阳洪氏狱”上，他是怎么刑讯逼供的，自己当然不好意思说。但从洪安一被抓即承认，也不难想象，若不是酷刑难熬，一般人断不会只是为了“仇诬”他人而把自己的命也搭上的。所以，袁枚跟他的继任者魏廷会，其实只有50步与100步之分。只是袁枚既是官员又是公知，一示愧，便能博得粉丝的同情。
　　让人颇感意外的，倒是另一个官员——翁藻。清时的按察使，主掌一省刑罚之事，还兼管纪律检查、行政监察等。翁藻此人，史书中记载不多，他干过的最有名的事，就是在任上海道台时，率先捐俸，将康熙年间籍人官产的世春堂修缮一新，改建为讲堂斋合，定名“申江书院”，作为举贡生童每月会课的场所。
　　从这些记载来看，翁藻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官员，还是有点正气的，属于“体制内开明派”。正因如此，他才有魄力敢将“供情未确”的嫌犯给放了，将疑案推倒从来。虽然到最后也抓不到真凶，毕竟没冤死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