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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少鹏来自山东济南一个音乐家庭，父亲是职工文工团的负责人，他学习挺好，用高考成绩与根植于血液的安土重迁道别，1997年，他南下华南理工大学，学习无线电。算是一种平衡：无线电能传播父亲的音乐。
到2013年末，这种平衡达到了极致，这位坐办公室的技术工程师，打算研发出一台“前所未有”的好音箱，为自己提前到来的意义危机寻找出路。这是他纠结两年的结果，与同龄的许多高材生一样，彼时，他也在前东家—微软中国，坐到了比较舒服的位置：不打卡、有车有房、父母接到深圳、老婆孩子热炕头。
一颗生活舒适的螺丝钉，并不是他想要的。
他又开始一次次地踏足一个无比熟悉的地点，刚毕业时第一份工作的所在，一个几乎有“生长于斯”味道的地名：华强北。“那些年工作、吃饭、唱卡拉OK、踢球甚至买房子都在这一片，真的是太熟悉了”。
华强北的过去毁谤参半，时至今日这里的象征意义已经大于实际作用。这是宋少鹏理解的华强北：超齐全的电子产品市场、超强的模仿能力、超快的速度、方便的下游产业基地。
“但在今天，并不是一切都要物理地围绕华强北，而这，就是华强北带来的”，宋是挽起裤脚站在创业田里的人，他清楚外界对深圳的过誉，他对实情的溯源，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真正的精神。
他的北京、上海的同侪，并非不能获得类似的资源，甚至在营销、融资上还略有优势。
“这是一个全球布局的时代了，我的技术顾问在挪威，品控在深圳，推广在北京，或者其他任何排列组合，都不是不可以”，他用一句话解释了“创客”的心态，当总理、董事长、学者、媒体都在说这个新词的时候，仿佛是一件遥远的舶来品，但所谓“maker”，就是去做。
往前推五年，当“山寨”被套在深圳头上的时候，一切已经发生了。深圳早早诞生了一种粗鄙但无穷无尽的模式：集体智慧。拆解一台机器、偷画一张图纸，每一个有名或无名、洗白或没有洗白的山寨企业都在向这座城市的“创意池”里灌注东西。山寨特别灵活，山寨的生命力也特别顽强。
当时，“公板”、“公模”的说法已经普及，然后是审美低劣但又灵活到可爱的“微创新”：超大的音量，超长的待机，特别定制的系统，可以变声并录音的软件。深圳的后街尾巷在电子硬件上的知名度和占有率高得惊人，曾有数据显示，四分之一的智能手机由深圳产出。
西方媒体彼时喜欢的隐喻有两个：富士康园区里逝去的年轻生命、搅动阿拉伯之春的手机亦大部分产自这里。
富士康几年后迁离了深圳，带走了30万产业工人，深圳却仍有新的名片留下，发展总算留下了些什么。
事实上，深圳的这些元素一体两面地早早践行着“开源”，连“创客”理论的提出者，美国《连线》杂志前主编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都在书中开篇讲到用阿里巴巴从深圳购买原材料的故事，一个来自中国的快递盒子成就了一种名正言顺。
立足深圳、享誉全球的大疆无人机，已经成为民用无人机领域的翘楚。来自深圳的创业者、工匠们和硅谷同侪在创意、品位上的差距快速缩小，他们有更为靠近生产的经验，他们也已经知道怎样展现自己。
宋少鹏的选择和今天的模式更为匹配，他和朋友首先制作出3D模型，之后辗转珠三角若干家木质音箱供应厂商，但太过概念化的想法和较少的产量，使得整个过程相当艰难。
他想做的是触感操控的极简wifi音箱，巧妙的想法引起了富士康的兴趣，巨头们正在试着为小而美转身，支付20万元的模具费用后，它就会帮你生产产品。
因为工艺需求，宋并没有和富士康合作，但也得到了投资人的注意，徐小平给了他几百万元的天使投资，团队也在探索中找到了合适的厂商。
到这里，他终于可以在更为新鲜的平台引起更为重要的关注：众筹，上线美国的kickstarter，让感兴趣的网友以折扣价预付款支持生产。
这种墙外花先开、学会讲故事，也成为新故事的标准脚本。上线48小时内，宋少鹏的产品就被置顶在了设计类产品的首页，他设定的4万美元的目标，也很快实现。
来自深圳的创业者、工匠们已经逐渐告别了他们的前辈：华为、中兴那种风格，他们和硅谷同侪在创意、品位上的差距快速缩小，他们有更为靠近生产的经验，他们也已经知道怎样展现自己。他们来自深圳，却从不囹圄自己的视野，被称之为新的气质。
宋少鹏将其概括为：低调、做产品。
对于这一批的深圳创业者，他们看得到出头的例子—立足深圳、享誉全球的大疆无人机，已经成为民用无人机领域的翘楚。创始人汪滔，就是更为地道的“深圳第二代”，他更为勇敢地从华东师大退学，在香港追寻名师和自己的梦想。
他的导师、香港科技大学的李泽湘教授说：“不想创业的学生不是好学生”、“不想改变所在产业或研究领域的老师不是好老师”、“不想从根本改变所在地区经济及社会结构的大学不是好大学”。
汪滔尝到深圳的好处，也与深圳的变化有关，学生时代的他，选修《机器人大赛》，在几个月的课程时间内，做出产品。指望冗长的校内程序无望，李老师开着车，带着学生游走于哈工大深圳校区、华强北。工程意识，是汪滔留给老师最深刻的印象。
还未毕业，汪滔就用这种工程整合意识制作出像模像样的无人机飞行器，在月销售额已有几十万的时代，他并没有选择小富即安，而是精益求精，以航拍为切入点，制作出毫无山寨味道的精品。在国际资本市场被追逐、被视为绩优中的绩优的大疆，为深圳的新硬件行业争光。
李汪师徒从香港清水湾出发、由深圳湾过关并扎根南山科技园，在东莞松山湖落地“国际机器人产业基地”，这条路线在成功先例的加持下，也得到地方政府的力挺。学术、设计、批量生产、采购及物流，在深圳一小时生活圈内已经实现全产业链配套。
这是梦成的条件，再做纵向的比较，也看得出这一代创业者本身的成熟，无论是汪滔，还是宋少鹏，都拒绝过更为便捷的快钱，放弃过一些，迎来新的。
好比住在深圳的另外一位名人，总统奥巴马的弟弟，他曾在纽约时报撰文《深圳态度》，他笔下的新标准是：是否有一个完整的人生经历、拥有有质量的经济、社会责任，而不仅仅是追寻快钱，花更多的时间和爱人在一起，喝到干净的水，做志愿者，惬意地走在充满树荫的大街上。
这是他生活、热爱并期许的深圳。1979年，这里从小渔村转身，逐渐变为大都市。1990年代，深圳流行“世界之窗”，有三分之一大小的埃菲尔铁塔，是其他中国人热衷的景点。2010年后，深圳在山寨声中告别了富士康，迎来了更多柴火空间、大疆、宋少鹏，是这种城市的轨迹。
到2013年末，这种平衡达到了极致，这位坐办公室的技术工程师，打算研发出一台“前所未有”的好音箱，为自己提前到来的意义危机寻找出路。这是他纠结两年的结果，与同龄的许多高材生一样，彼时，他也在前东家—微软中国，坐到了比较舒服的位置：不打卡、有车有房、父母接到深圳、老婆孩子热炕头。
一颗生活舒适的螺丝钉，并不是他想要的。
他又开始一次次地踏足一个无比熟悉的地点，刚毕业时第一份工作的所在，一个几乎有“生长于斯”味道的地名：华强北。“那些年工作、吃饭、唱卡拉OK、踢球甚至买房子都在这一片，真的是太熟悉了”。
旧梦
华强北的过去毁谤参半，时至今日这里的象征意义已经大于实际作用。这是宋少鹏理解的华强北：超齐全的电子产品市场、超强的模仿能力、超快的速度、方便的下游产业基地。
“但在今天，并不是一切都要物理地围绕华强北，而这，就是华强北带来的”，宋是挽起裤脚站在创业田里的人，他清楚外界对深圳的过誉，他对实情的溯源，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真正的精神。
他的北京、上海的同侪，并非不能获得类似的资源，甚至在营销、融资上还略有优势。
“这是一个全球布局的时代了，我的技术顾问在挪威，品控在深圳，推广在北京，或者其他任何排列组合，都不是不可以”，他用一句话解释了“创客”的心态，当总理、董事长、学者、媒体都在说这个新词的时候，仿佛是一件遥远的舶来品，但所谓“maker”，就是去做。
往前推五年，当“山寨”被套在深圳头上的时候，一切已经发生了。深圳早早诞生了一种粗鄙但无穷无尽的模式：集体智慧。拆解一台机器、偷画一张图纸，每一个有名或无名、洗白或没有洗白的山寨企业都在向这座城市的“创意池”里灌注东西。山寨特别灵活，山寨的生命力也特别顽强。
当时，“公板”、“公模”的说法已经普及，然后是审美低劣但又灵活到可爱的“微创新”：超大的音量，超长的待机，特别定制的系统，可以变声并录音的软件。深圳的后街尾巷在电子硬件上的知名度和占有率高得惊人，曾有数据显示，四分之一的智能手机由深圳产出。
西方媒体彼时喜欢的隐喻有两个：富士康园区里逝去的年轻生命、搅动阿拉伯之春的手机亦大部分产自这里。
富士康几年后迁离了深圳，带走了30万产业工人，深圳却仍有新的名片留下，发展总算留下了些什么。
事实上，深圳的这些元素一体两面地早早践行着“开源”，连“创客”理论的提出者，美国《连线》杂志前主编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都在书中开篇讲到用阿里巴巴从深圳购买原材料的故事，一个来自中国的快递盒子成就了一种名正言顺。
新梦
宋少鹏的选择和今天的模式更为匹配，他和朋友首先制作出3D模型，之后辗转珠三角若干家木质音箱供应厂商，但太过概念化的想法和较少的产量，使得整个过程相当艰难。
他想做的是触感操控的极简wifi音箱，巧妙的想法引起了富士康的兴趣，巨头们正在试着为小而美转身，支付20万元的模具费用后，它就会帮你生产产品。
因为工艺需求，宋并没有和富士康合作，但也得到了投资人的注意，徐小平给了他几百万元的天使投资，团队也在探索中找到了合适的厂商。
到这里，他终于可以在更为新鲜的平台引起更为重要的关注：众筹，上线美国的kickstarter，让感兴趣的网友以折扣价预付款支持生产。
这种墙外花先开、学会讲故事，也成为新故事的标准脚本。上线48小时内，宋少鹏的产品就被置顶在了设计类产品的首页，他设定的4万美元的目标，也很快实现。
来自深圳的创业者、工匠们已经逐渐告别了他们的前辈：华为、中兴那种风格，他们和硅谷同侪在创意、品位上的差距快速缩小，他们有更为靠近生产的经验，他们也已经知道怎样展现自己。他们来自深圳，却从不囹圄自己的视野，被称之为新的气质。
宋少鹏将其概括为：低调、做产品。
对于这一批的深圳创业者，他们看得到出头的例子—立足深圳、享誉全球的大疆无人机，已经成为民用无人机领域的翘楚。创始人汪滔，就是更为地道的“深圳第二代”，他更为勇敢地从华东师大退学，在香港追寻名师和自己的梦想。
他的导师、香港科技大学的李泽湘教授说：“不想创业的学生不是好学生”、“不想改变所在产业或研究领域的老师不是好老师”、“不想从根本改变所在地区经济及社会结构的大学不是好大学”。
汪滔尝到深圳的好处，也与深圳的变化有关，学生时代的他，选修《机器人大赛》，在几个月的课程时间内，做出产品。指望冗长的校内程序无望，李老师开着车，带着学生游走于哈工大深圳校区、华强北。工程意识，是汪滔留给老师最深刻的印象。
还未毕业，汪滔就用这种工程整合意识制作出像模像样的无人机飞行器，在月销售额已有几十万的时代，他并没有选择小富即安，而是精益求精，以航拍为切入点，制作出毫无山寨味道的精品。在国际资本市场被追逐、被视为绩优中的绩优的大疆，为深圳的新硬件行业争光。
李汪师徒从香港清水湾出发、由深圳湾过关并扎根南山科技园，在东莞松山湖落地“国际机器人产业基地”，这条路线在成功先例的加持下，也得到地方政府的力挺。学术、设计、批量生产、采购及物流，在深圳一小时生活圈内已经实现全产业链配套。
这是梦成的条件，再做纵向的比较，也看得出这一代创业者本身的成熟，无论是汪滔，还是宋少鹏，都拒绝过更为便捷的快钱，放弃过一些，迎来新的。
好比住在深圳的另外一位名人，总统奥巴马的弟弟，他曾在纽约时报撰文《深圳态度》，他笔下的新标准是：是否有一个完整的人生经历、拥有有质量的经济、社会责任，而不仅仅是追寻快钱，花更多的时间和爱人在一起，喝到干净的水，做志愿者，惬意地走在充满树荫的大街上。
这是他生活、热爱并期许的深圳。1979年，这里从小渔村转身，逐渐变为大都市。1990年代，深圳流行“世界之窗”，有三分之一大小的埃菲尔铁塔，是其他中国人热衷的景点。2010年后，深圳在山寨声中告别了富士康，迎来了更多柴火空间、大疆、宋少鹏，是这种城市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