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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过60多年，中国第一古刹——洛阳白马寺就2000岁了。2000年的岁月，可以改变无数人们无法想象的事情，佛教也从一个外来宗教，最终完成了本土化，演化成独具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大凡来白马寺的人多是为了感受那近2000年的历史。
白马寺在洛阳城东12公里处，北依邙山，南望洛水，隐身于郁郁葱葱的古木丛中，红墙青瓦的殿阁和高耸的宝塔，显出与众不同的风采。“中国第一古刹”的声誉使每一个人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走在这个地方。
洪钟响起，法香袅袅。漫步寺内，近2000年的古朴与厚重油然而生。“祖庭衣钵遍名山，白马真经传奕世。”在寺内一个不起眼的地方我看到了这副对联，它写透了白马寺浓缩了近2000年的历史。
在人们眼中，白马寺早已成为一种精神象征，类似于今天人们所说的标志性建筑。这座象征着佛教正式传入中国的建筑，创建于东汉永平十一年（68），而“白马真经”的故事却是从东汉永平七年（64）开始的。
东汉永平七年的一天，汉明帝做了一个梦，梦见一金人，身长丈六，飞绕殿庭。第二天召集大臣，说到此事，太史傅毅答曰：“臣览《周书异记》，谓西方有大圣人出，灭后千载，当有声教流传东土，陛下所梦，将无是乎？”汉明帝听后即遣大臣中郎将蔡愔、博士王遵等18人出使西域，拜求佛法。
这18人一路西行，饱受磨难。当时东汉刚建立不久，还没有取得对西域的控制权，因而他们的行程非常艰难，据说最后抵达今阿富汗一带时，仅剩蔡愔和王遵两人。碰巧他们遇到了在当地游化宣教的印度高僧摄摩腾、竺法兰二位大师，还见到了梵本佛经60万字及释迦牟尼白毡佛像。他们便敬请二位高僧东赴震旦弘法传教，以白马驮载佛经、佛像同返国都洛阳，汉明帝极为礼重二高僧，躬亲迎奉，并请其禅居鸿胪寺。
翌年，汉明帝敕令于洛阳城西雍门外三里御道北兴修僧院，建起以作精舍，为铭记白马驮经之功，便命名这座精舍为白马寺。
佛教就这样传入了中国。
我国古代三公所居称为“府”，九卿所居称为“寺”，秦朝凡宦官出任外庭职务，官舍统称为“寺”，如大理寺、太常寺、鸿胪寺，后来官府都被称为官寺，自从出现白马寺后，“寺”逐渐成了一种专有的称呼。北魏太武帝始光元年，以“伽蓝”为寺的名称。隋炀帝大业年间，又改为“道场”。唐朝复改称寺。
这些称呼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佛教接受程度的变化。今天，人们往往将寺和庙连在了一起，笼统地称之为寺庙。其实，寺与庙之间是有区别的。在古代，寺是外来宗教的宣传场所，供奉的是佛；而庙则是为纪念忠贞人士建立的场所，如文庙、关帝庙等。
据说，佛教传入我国的时候，西域同汉朝的关系再次处于隔绝状态，蔡愔和王遵的西域之行实质上也是一次侦察活动。有些专家甚至认为，当时汉明帝派遣他们前往西域求佛，其实就是为了调查西域各国的实际情况。史料记载，佛教传入中国的第五年，窦固出击匈奴，追至天山，夺得伊吾等地，汉政府遣班超出使西域，西域才又一次归属中央政府。此时，西域已经与汉朝断绝关系65年了。
我们抵达白马寺，正是9月底，秋雨飞舞，促人清醒。秋雨洗去了白马寺的尘土，给人留下了无尽的遐想。白马寺并不大，占地仅200多亩，但却历经沧桑。近2000年的岁月中几经重建，如今仅有山门的部分券石为汉代遗物，这是白马寺内现存最古的文物。
白马寺山门前150余米处是新建的石牌坊，过牌坊后，是放生池，有三孔石拱桥跨池南北。进入山门，依次看见天王殿、大佛殿、大雄殿、接引殿、毗卢阁五层殿堂。整个建筑群左右对称，体现了中国特色。山门前两匹石马站立左右，温顺乖巧，完全没有汉唐作品中昂扬蓬勃的气韵。它们是宋代的作品，由青石所雕，马高1.8米，身长2.2米。据说原为宋代太师太保、右卫将军、附马都尉魏咸信墓前之物，20世纪30年代，白马寺住持德浩法师将这两匹石马迁置于寺门前。
进了寺门沿着左右两边的甬道一路前行，就到了白马寺的最高处——清凉台。传说这里是汉明帝刘庄乘凉读书的地方。白马寺建成后，摄摩腾、竺法兰二位大师移锡其内，在寺内清凉台共译出了中国第一部汉文佛经《四十二章经》。
从汉代到现在，白马寺几毁几建，经风历雨，折射出佛教融入中国社会的历程，见证了改朝换代的兴亡。从佛教传入中国到唐朝中期完成本土化改造，在这期间有北魏大兴佛教的行动，也有唐代毁佛灭佛的手段。
佛教虽起源于印度，而发展却在中国，然而这种发展却是非常艰难的。白马寺内的焚经台，就见证了这种艰难。传说佛教传入中国后不久，佛、道之间就展开了辩论，当时贺正之、褚善信等690名道士上书汉明帝，要与“西域胡僧较试优劣”，以辨真伪。于是，在城外筑二坛，佛、道之徒用火焚烧两家经书，结果道士经书化为灰烬，佛经烈火不燃，“惟见五色祥光独天”，佛教取得了初步胜利，开始逐渐传播。虽然这个故事的真伪值得怀疑，但是它却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佛教传播的艰难。
到了两晋时期，佛教兴盛起来。北魏末年，北方各地的佛寺达到3000多座，僧尼达200万之多。今天我们所见到一些石窟大多是在这个时候开凿的。白马寺也由中国佛教发祥地而逐渐成为中国佛教活动中心，声名远播日本、朝鲜、越南等地。
白马寺内有一对联：“宝笈东来，经归清凉，法藏兰台贯古今；金人西应，声焦化下，寺启白马昭日月。”最先将佛教传入中国的是印度高僧摄摩腾、竺法兰，他们也许并没有想到，佛教文化给中国带来如此深远的影响，但是中国人却记住了他们。在白马寺山门的左右两面就是摄摩腾、竺法兰的墓，墓前不远处，是两座石碑，一座墓碑碑文记载了白马驮经的故事，另一石碑上刻着《四十二章经》。
不知不觉中雨下大了，风也刮起来，我们已经无法浏览《四十二章经》了，虽意犹未尽，却也只能离开。
出了白马寺，站在公路上回望，风雨中白马依旧，红墙依旧，名闻洛阳的“马寺钟声”也应该依旧吧！
白马寺在洛阳城东12公里处，北依邙山，南望洛水，隐身于郁郁葱葱的古木丛中，红墙青瓦的殿阁和高耸的宝塔，显出与众不同的风采。“中国第一古刹”的声誉使每一个人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走在这个地方。
洪钟响起，法香袅袅。漫步寺内，近2000年的古朴与厚重油然而生。“祖庭衣钵遍名山，白马真经传奕世。”在寺内一个不起眼的地方我看到了这副对联，它写透了白马寺浓缩了近2000年的历史。
在人们眼中，白马寺早已成为一种精神象征，类似于今天人们所说的标志性建筑。这座象征着佛教正式传入中国的建筑，创建于东汉永平十一年（68），而“白马真经”的故事却是从东汉永平七年（64）开始的。
东汉永平七年的一天，汉明帝做了一个梦，梦见一金人，身长丈六，飞绕殿庭。第二天召集大臣，说到此事，太史傅毅答曰：“臣览《周书异记》，谓西方有大圣人出，灭后千载，当有声教流传东土，陛下所梦，将无是乎？”汉明帝听后即遣大臣中郎将蔡愔、博士王遵等18人出使西域，拜求佛法。
这18人一路西行，饱受磨难。当时东汉刚建立不久，还没有取得对西域的控制权，因而他们的行程非常艰难，据说最后抵达今阿富汗一带时，仅剩蔡愔和王遵两人。碰巧他们遇到了在当地游化宣教的印度高僧摄摩腾、竺法兰二位大师，还见到了梵本佛经60万字及释迦牟尼白毡佛像。他们便敬请二位高僧东赴震旦弘法传教，以白马驮载佛经、佛像同返国都洛阳，汉明帝极为礼重二高僧，躬亲迎奉，并请其禅居鸿胪寺。
翌年，汉明帝敕令于洛阳城西雍门外三里御道北兴修僧院，建起以作精舍，为铭记白马驮经之功，便命名这座精舍为白马寺。
佛教就这样传入了中国。
我国古代三公所居称为“府”，九卿所居称为“寺”，秦朝凡宦官出任外庭职务，官舍统称为“寺”，如大理寺、太常寺、鸿胪寺，后来官府都被称为官寺，自从出现白马寺后，“寺”逐渐成了一种专有的称呼。北魏太武帝始光元年，以“伽蓝”为寺的名称。隋炀帝大业年间，又改为“道场”。唐朝复改称寺。
这些称呼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佛教接受程度的变化。今天，人们往往将寺和庙连在了一起，笼统地称之为寺庙。其实，寺与庙之间是有区别的。在古代，寺是外来宗教的宣传场所，供奉的是佛；而庙则是为纪念忠贞人士建立的场所，如文庙、关帝庙等。
据说，佛教传入我国的时候，西域同汉朝的关系再次处于隔绝状态，蔡愔和王遵的西域之行实质上也是一次侦察活动。有些专家甚至认为，当时汉明帝派遣他们前往西域求佛，其实就是为了调查西域各国的实际情况。史料记载，佛教传入中国的第五年，窦固出击匈奴，追至天山，夺得伊吾等地，汉政府遣班超出使西域，西域才又一次归属中央政府。此时，西域已经与汉朝断绝关系65年了。
我们抵达白马寺，正是9月底，秋雨飞舞，促人清醒。秋雨洗去了白马寺的尘土，给人留下了无尽的遐想。白马寺并不大，占地仅200多亩，但却历经沧桑。近2000年的岁月中几经重建，如今仅有山门的部分券石为汉代遗物，这是白马寺内现存最古的文物。
白马寺山门前150余米处是新建的石牌坊，过牌坊后，是放生池，有三孔石拱桥跨池南北。进入山门，依次看见天王殿、大佛殿、大雄殿、接引殿、毗卢阁五层殿堂。整个建筑群左右对称，体现了中国特色。山门前两匹石马站立左右，温顺乖巧，完全没有汉唐作品中昂扬蓬勃的气韵。它们是宋代的作品，由青石所雕，马高1.8米，身长2.2米。据说原为宋代太师太保、右卫将军、附马都尉魏咸信墓前之物，20世纪30年代，白马寺住持德浩法师将这两匹石马迁置于寺门前。
进了寺门沿着左右两边的甬道一路前行，就到了白马寺的最高处——清凉台。传说这里是汉明帝刘庄乘凉读书的地方。白马寺建成后，摄摩腾、竺法兰二位大师移锡其内，在寺内清凉台共译出了中国第一部汉文佛经《四十二章经》。
从汉代到现在，白马寺几毁几建，经风历雨，折射出佛教融入中国社会的历程，见证了改朝换代的兴亡。从佛教传入中国到唐朝中期完成本土化改造，在这期间有北魏大兴佛教的行动，也有唐代毁佛灭佛的手段。
佛教虽起源于印度，而发展却在中国，然而这种发展却是非常艰难的。白马寺内的焚经台，就见证了这种艰难。传说佛教传入中国后不久，佛、道之间就展开了辩论，当时贺正之、褚善信等690名道士上书汉明帝，要与“西域胡僧较试优劣”，以辨真伪。于是，在城外筑二坛，佛、道之徒用火焚烧两家经书，结果道士经书化为灰烬，佛经烈火不燃，“惟见五色祥光独天”，佛教取得了初步胜利，开始逐渐传播。虽然这个故事的真伪值得怀疑，但是它却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佛教传播的艰难。
到了两晋时期，佛教兴盛起来。北魏末年，北方各地的佛寺达到3000多座，僧尼达200万之多。今天我们所见到一些石窟大多是在这个时候开凿的。白马寺也由中国佛教发祥地而逐渐成为中国佛教活动中心，声名远播日本、朝鲜、越南等地。
白马寺内有一对联：“宝笈东来，经归清凉，法藏兰台贯古今；金人西应，声焦化下，寺启白马昭日月。”最先将佛教传入中国的是印度高僧摄摩腾、竺法兰，他们也许并没有想到，佛教文化给中国带来如此深远的影响，但是中国人却记住了他们。在白马寺山门的左右两面就是摄摩腾、竺法兰的墓，墓前不远处，是两座石碑，一座墓碑碑文记载了白马驮经的故事，另一石碑上刻着《四十二章经》。
不知不觉中雨下大了，风也刮起来，我们已经无法浏览《四十二章经》了，虽意犹未尽，却也只能离开。
出了白马寺，站在公路上回望，风雨中白马依旧，红墙依旧，名闻洛阳的“马寺钟声”也应该依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