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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点刚过，84岁的顾笃璜就慢悠悠地踱上苏州“和茶馆”的楼梯。茶馆还没正式营业，人不多，正适合谈话。顾笃璜说话思路非常清晰，声音听起来也很年轻。
顾笃璜是江南著名的顾氏家族后人。他的高祖顾文彬是清代道光年间的进士，当过主管海关的宁绍道台。顾文彬喜好书画收藏，晚年建造了苏州园林之一的怡园，并修建了过云楼用于书画收藏。“过云楼顾家”由此出名。到顾笃璜的祖父顾麟士这代，过云楼的收藏以及文化事业都达到巅峰。新中国成立后，过云楼收藏的文物大部分捐给了国家，有“上海博物馆的半壁江山是顾家藏品”的说法。顾笃璜自己则一辈子虔诚地守护着苏州的另一文化瑰宝——昆曲，搜集保存昆曲剧目资料，竭力保护着昆曲的“原生态”。“昆曲的正宗在苏州，我们是原生态，一定要保护好。昆曲不能变成超市，而应该是古董店。古董店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我们就搞这个，这是有市场的，且一定会比现在的市场还要好。”他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说。
顾家的贡献是文化
1928年，顾笃璜出生在苏州。“我祖母健在时，家里还有点大家族的影子，但听老一辈的人说，和之前已比不了了。有些东西现在看可能比较特别，比如男孩子乘凉时不能赤膊，必须穿袜子，女孩子就更不用说了；早晚都要到祖母房间请安。”
在顾笃璜的眼里，顾家的知名度主要在文化方面。“论经济实力，苏州有钱人家多得是，顾家算不上什么。顾家主要是搞收藏，并利用收藏搞社会活动。”顾家藏书画，用来教育子孙，每10天拿出来一次，给后辈讲解书画的好处。另外就是让有才能的画家来临摹，还给穷画家提供生活费，“待遇和账房先生一样”。“后来又在过云楼藏品的基础上，办起怡园画社。所謂海派画家几乎都是从怡园画社走出去的。比如吴昌硕，也得到过我祖父的指导。”但顾麟士有着传统文人的谦虚，“我祖父不收学生，他认为自己没有资格收学生。他的态度是：‘你们觉得我有可取之处，就来看我画画，我可以给你们讲讲。’”
顾家的优雅生活，被抗日战争粗暴打断。抗战时，顾家逃难到上海。等战争胜利后回苏州，大家族已经四散。
1946年，国立社会教育学院迁至苏州拙政园，学校设有艺术教育系。家学深厚、爱好美术的顾笃璜去报考，第一志愿是美术，录取上的却是第二志愿戏剧。“那时候的我，对国民党失望至极，就参加了共产党，成为地下党一个‘特别宣传小组’的成员，算上我就4个人。从1948年到1949年春，我们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政治部’的名义散发‘告同胞书’，图章是我刻的，传单的编辑工作是在我家一个酱园里完成，印刷也在我家里。”
传单虽小，可从刻版、印刷到散发都有重重危险。有一次，他们把传单送到了正在召开的国民党县参议会主席台上，不明就里的主席当场交给工作人员分发，等大家看清是什么时，早就晚了。“我们还在电影院发传单，散场时灯一亮就把传单丢下去，满场飞扬。”说起这些年轻时的壮举，顾笃璜的眼神里还有一丝得意。
搞美术的人很多，搞昆曲的人太少了
新中国成立后，组织上给了顾笃璜几个选择，可以继续读书，或者去北京，也可以留在苏州。他选择了第三条路。1955年，他成为苏州市文化局副局长，也是从这时起，他生命的重心转向了昆曲。“小时候我对昆曲有点印象，就觉得这种艺术形式非常美，唱腔华丽、念白儒雅，还知道它有‘中国戏曲之母’的雅称。但真正接触是从事了这个工作以后。我并不迷恋昆曲，研究昆曲完全出于一种责任感。我自以为美术上的成就比戏剧还高一点，但为了昆曲我把美术放弃了。搞美术的人很多，搞昆曲的人太少了。”
那时的昆曲已经奄奄一息。上世纪20年代，一批有识之士曾在苏州创办昆剧传习所，培养了一批“传”字辈老艺人。但因为昆曲市场小，老艺人穷困潦倒。“上世纪50年代，文化部有一个戏曲改进局，田汉是局长。他来苏州调研，我们谈了昆曲的情况。我提出，为什么不把现有的‘传’字辈艺人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剧团。但田汉觉得，昆曲作为一个剧种已经没有前途，它的表演手法可以用来滋养其它剧种，所以‘传’字辈艺人分散到各个剧团去做老师。这也是当时普遍的看法。”
1957年，顾笃璜辞去官职，到戏曲研究室工作。他搜集民间戏曲资料，把老剧本都印出来。没有经费，就先把资料印出来卖给各地图书馆，赚了钱再印，没几年出了60多种。“‘文革’时，研究所来了个军代表，是个军队音乐工作者。他在资料上贴了张封条，这些资料就保留下来了。”顾笃璜很感谢这位军代表。
1966年，“文革”刚刚开始，顾笃璜的父亲顾公硕在被抄家后愤然自杀，留下一张字条：“士可杀，不可辱。”叙述“文革”的种种磨难时，顾笃璜显得很平静，这或许是一种家风。“我祖父也是这样，从不发脾气。有人得罪他，他最多也就是笑笑说：这个家伙怎么这样。”顾笃璜的女儿在苏州工艺美院当老师，现在已经退休。“我当时希望她当工人。‘文革’期间我在工厂参加劳动，发现当工人真的很轻松，干完活晚上睡得非常香，梦都不做。”
现在的戏都被改得变了样
而顾笃璜的一生，都在守着一个梦：保护最纯正的昆曲遗产。1981年，他重建昆剧传习所。随着老艺人日渐凋零，他把重点放到了抢救剧目和表演手法上。“‘传’字辈会600多出折子戏。新中国建立后，苏州还培养了‘继’字辈、‘承’字辈、‘弘’字辈等演员。但现在他们也都六七十岁了，要回忆原来的表演方法很困难。”
2001年，昆曲被宣布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此后，国家对昆曲的保护给予了高度关注，苏州建了昆曲博物馆。顾笃璜说：“现在完全不同了，国家有实力养活昆曲。昆曲确实小众，但有特色的话，小众的绝对数字也很大。”如今最让他担心的是“戏都被改得变了样”。像一些“新派”的昆曲剧目，顾笃璜认为“应该允许存在”，这是“迎合时代，用某些昆曲元素创造出的一个新品种”，但要说这就是“原汁原味”、“保护遗产”，他直摇头。
“比如《游园惊梦》，封建时代的女性是非常封闭的，剧中的杜丽娘长到16岁，不知道自己家里有个后花园，是丫头春香去‘探险’才发现的。原来的表演是，杜丽娘见到柳梦梅马上用手遮住脸，柳梦梅想看她的脸，用袖子压下她的手，她立刻又换了一只手来遮住。柳梦梅拉她，她不肯走，但心里又愿意，就把袖子垂下，让柳梦梅牵着她的水袖，半推半就。这种表演非常细腻，现代人是想不出的，因为没有这种生活。很多人看昆曲，唱词听不懂，但表演看得懂，就是因为表演细腻。可现在改编的《游园惊梦》，杜丽娘坐到了柳梦梅的大腿上。这不是改进，是‘改退’。”
“为什么要抢救最传统的表演手法？”这是顾笃璜经常要面对的问题，他从未怀疑过自己的坚持。“昆曲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遗产就是唱念做打，而不是其剧本或者曲谱。比如兰花指，这是从文人执笔的动作来的，所以着力点在中指，其它手指都是松弛的。这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看录像都不会了解，老先生讲了才知道。昆曲有各种化妆方法，可现在一律是浓妆。杜丽娘一起床，就是满头珠翠，难道她戴着这些东西睡觉的？都不合理。还有演员涂口红，涂成‘血盆大口’，这是从好莱坞学的，中国女性是‘樱桃小口’。这是不是该恢复？现代人是想看纯粹的昆曲还是百老汇化的昆曲？肯定是前者。”
顾笃璜一直在为昆曲忙，“我一生没有旅游过，只去过庐山和雁荡山，都是演出时当地招待的。”有人称顾笃璜是“江南最后一个名士”，他摇摇头，“士有‘隐士’的意思，是出世的，而我是入世的。”
顾笃璜是江南著名的顾氏家族后人。他的高祖顾文彬是清代道光年间的进士，当过主管海关的宁绍道台。顾文彬喜好书画收藏，晚年建造了苏州园林之一的怡园，并修建了过云楼用于书画收藏。“过云楼顾家”由此出名。到顾笃璜的祖父顾麟士这代，过云楼的收藏以及文化事业都达到巅峰。新中国成立后，过云楼收藏的文物大部分捐给了国家，有“上海博物馆的半壁江山是顾家藏品”的说法。顾笃璜自己则一辈子虔诚地守护着苏州的另一文化瑰宝——昆曲，搜集保存昆曲剧目资料，竭力保护着昆曲的“原生态”。“昆曲的正宗在苏州，我们是原生态，一定要保护好。昆曲不能变成超市，而应该是古董店。古董店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我们就搞这个，这是有市场的，且一定会比现在的市场还要好。”他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说。
顾家的贡献是文化
1928年，顾笃璜出生在苏州。“我祖母健在时，家里还有点大家族的影子，但听老一辈的人说，和之前已比不了了。有些东西现在看可能比较特别，比如男孩子乘凉时不能赤膊，必须穿袜子，女孩子就更不用说了；早晚都要到祖母房间请安。”
在顾笃璜的眼里，顾家的知名度主要在文化方面。“论经济实力，苏州有钱人家多得是，顾家算不上什么。顾家主要是搞收藏，并利用收藏搞社会活动。”顾家藏书画，用来教育子孙，每10天拿出来一次，给后辈讲解书画的好处。另外就是让有才能的画家来临摹，还给穷画家提供生活费，“待遇和账房先生一样”。“后来又在过云楼藏品的基础上，办起怡园画社。所謂海派画家几乎都是从怡园画社走出去的。比如吴昌硕，也得到过我祖父的指导。”但顾麟士有着传统文人的谦虚，“我祖父不收学生，他认为自己没有资格收学生。他的态度是：‘你们觉得我有可取之处，就来看我画画，我可以给你们讲讲。’”
顾家的优雅生活，被抗日战争粗暴打断。抗战时，顾家逃难到上海。等战争胜利后回苏州，大家族已经四散。
1946年，国立社会教育学院迁至苏州拙政园，学校设有艺术教育系。家学深厚、爱好美术的顾笃璜去报考，第一志愿是美术，录取上的却是第二志愿戏剧。“那时候的我，对国民党失望至极，就参加了共产党，成为地下党一个‘特别宣传小组’的成员，算上我就4个人。从1948年到1949年春，我们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政治部’的名义散发‘告同胞书’，图章是我刻的，传单的编辑工作是在我家一个酱园里完成，印刷也在我家里。”
传单虽小，可从刻版、印刷到散发都有重重危险。有一次，他们把传单送到了正在召开的国民党县参议会主席台上，不明就里的主席当场交给工作人员分发，等大家看清是什么时，早就晚了。“我们还在电影院发传单，散场时灯一亮就把传单丢下去，满场飞扬。”说起这些年轻时的壮举，顾笃璜的眼神里还有一丝得意。
搞美术的人很多，搞昆曲的人太少了
新中国成立后，组织上给了顾笃璜几个选择，可以继续读书，或者去北京，也可以留在苏州。他选择了第三条路。1955年，他成为苏州市文化局副局长，也是从这时起，他生命的重心转向了昆曲。“小时候我对昆曲有点印象，就觉得这种艺术形式非常美，唱腔华丽、念白儒雅，还知道它有‘中国戏曲之母’的雅称。但真正接触是从事了这个工作以后。我并不迷恋昆曲，研究昆曲完全出于一种责任感。我自以为美术上的成就比戏剧还高一点，但为了昆曲我把美术放弃了。搞美术的人很多，搞昆曲的人太少了。”
那时的昆曲已经奄奄一息。上世纪20年代，一批有识之士曾在苏州创办昆剧传习所，培养了一批“传”字辈老艺人。但因为昆曲市场小，老艺人穷困潦倒。“上世纪50年代，文化部有一个戏曲改进局，田汉是局长。他来苏州调研，我们谈了昆曲的情况。我提出，为什么不把现有的‘传’字辈艺人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剧团。但田汉觉得，昆曲作为一个剧种已经没有前途，它的表演手法可以用来滋养其它剧种，所以‘传’字辈艺人分散到各个剧团去做老师。这也是当时普遍的看法。”
1957年，顾笃璜辞去官职，到戏曲研究室工作。他搜集民间戏曲资料，把老剧本都印出来。没有经费，就先把资料印出来卖给各地图书馆，赚了钱再印，没几年出了60多种。“‘文革’时，研究所来了个军代表，是个军队音乐工作者。他在资料上贴了张封条，这些资料就保留下来了。”顾笃璜很感谢这位军代表。
1966年，“文革”刚刚开始，顾笃璜的父亲顾公硕在被抄家后愤然自杀，留下一张字条：“士可杀，不可辱。”叙述“文革”的种种磨难时，顾笃璜显得很平静，这或许是一种家风。“我祖父也是这样，从不发脾气。有人得罪他，他最多也就是笑笑说：这个家伙怎么这样。”顾笃璜的女儿在苏州工艺美院当老师，现在已经退休。“我当时希望她当工人。‘文革’期间我在工厂参加劳动，发现当工人真的很轻松，干完活晚上睡得非常香，梦都不做。”
现在的戏都被改得变了样
而顾笃璜的一生，都在守着一个梦：保护最纯正的昆曲遗产。1981年，他重建昆剧传习所。随着老艺人日渐凋零，他把重点放到了抢救剧目和表演手法上。“‘传’字辈会600多出折子戏。新中国建立后，苏州还培养了‘继’字辈、‘承’字辈、‘弘’字辈等演员。但现在他们也都六七十岁了，要回忆原来的表演方法很困难。”
2001年，昆曲被宣布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此后，国家对昆曲的保护给予了高度关注，苏州建了昆曲博物馆。顾笃璜说：“现在完全不同了，国家有实力养活昆曲。昆曲确实小众，但有特色的话，小众的绝对数字也很大。”如今最让他担心的是“戏都被改得变了样”。像一些“新派”的昆曲剧目，顾笃璜认为“应该允许存在”，这是“迎合时代，用某些昆曲元素创造出的一个新品种”，但要说这就是“原汁原味”、“保护遗产”，他直摇头。
“比如《游园惊梦》，封建时代的女性是非常封闭的，剧中的杜丽娘长到16岁，不知道自己家里有个后花园，是丫头春香去‘探险’才发现的。原来的表演是，杜丽娘见到柳梦梅马上用手遮住脸，柳梦梅想看她的脸，用袖子压下她的手，她立刻又换了一只手来遮住。柳梦梅拉她，她不肯走，但心里又愿意，就把袖子垂下，让柳梦梅牵着她的水袖，半推半就。这种表演非常细腻，现代人是想不出的，因为没有这种生活。很多人看昆曲，唱词听不懂，但表演看得懂，就是因为表演细腻。可现在改编的《游园惊梦》，杜丽娘坐到了柳梦梅的大腿上。这不是改进，是‘改退’。”
“为什么要抢救最传统的表演手法？”这是顾笃璜经常要面对的问题，他从未怀疑过自己的坚持。“昆曲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遗产就是唱念做打，而不是其剧本或者曲谱。比如兰花指，这是从文人执笔的动作来的，所以着力点在中指，其它手指都是松弛的。这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看录像都不会了解，老先生讲了才知道。昆曲有各种化妆方法，可现在一律是浓妆。杜丽娘一起床，就是满头珠翠，难道她戴着这些东西睡觉的？都不合理。还有演员涂口红，涂成‘血盆大口’，这是从好莱坞学的，中国女性是‘樱桃小口’。这是不是该恢复？现代人是想看纯粹的昆曲还是百老汇化的昆曲？肯定是前者。”
顾笃璜一直在为昆曲忙，“我一生没有旅游过，只去过庐山和雁荡山，都是演出时当地招待的。”有人称顾笃璜是“江南最后一个名士”，他摇摇头，“士有‘隐士’的意思，是出世的，而我是入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