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22日，美国财富杂志发布了2019年度世界500强企业名单，中国上榜企业129家，美国上榜121家，中国首次超越美国。
　　在城市分布上，央企云集的北京夺得头筹，坐拥56家500强企业，第二名为上海和深圳，分别拥有7家。深圳的500强企业数量赶上被称为“中国工商第一市”的上海，引发了广泛关注。
　　近年来，深圳在城市创新能力等方面成为了很多国内城市学习的标杆，特别是一些北方和中西部城市纷纷前来深圳“取经”。但不可否认，国内城市现在面临的大环境早已不同于改革开放之初的深圳。那么，深圳崛起的经验现在是否还能被兄弟城市学习和复制？
　　就相关问题，《南风窗》记者日前专访了深圳市人民政府政策研究室（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思康。吴思康曾在中国核工业部担任工程师，之后长期在深圳工作，曾任国家开发银行深圳市分行行长助理，是纽约城市大学访问学者，也是业内知名的经济学者。

能否打造“区域性”市场化环境？

　　南风窗：现在，很多城市纷纷来向深圳学习经济发展的经验，比如青岛甚至明确提出要建设“北方深圳”。此外，成都也非常积极与深圳交流，腾讯王者荣耀大本营就在成都。对这些城市来说，它们现在面临的环境和当年的深圳早已不同。那么，如果要让你向兄弟城市推荐几条深圳经验，会是哪几条？
　　吴思康：如果一定要说的话，可以说三条：市场化、国际化和法治化。首先是市场化。市场化这三个字，所有人都耳熟能详，但真正理解它的内涵、它的机制构建，以及养成一种市场化的思维模式则非易事。深圳过去的成功，就是因为市场化成为了城市的灵魂，是市场在配置资源，在选择企业。
　　目前，深圳的全球500强企业为7家，销售过千亿的企业有13家，销售过百亿的企业更是有60多家，这些企业没有一家是规划出来的，也不是政府的产业政策扶持出来的，而是市场选择出来的。十几年前，深圳也曾有部门规划要搞“十大百亿集团”，重点扶持十家企业巨头。但到了今天，这些当年的巨头在深圳已经泯然众人，或者根本找不到了。这就是市场化的力量。
　　深圳很多好企业最开始都是“游击队”成长起来的，它们生命力旺盛，适应性强，在市场化的环境下，长成了中国最懂市场、最适应市场的企业。
　　南风窗：一些地方的官员都在说自己非常推崇市场化，但企业被吸引去了之后，却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此外，中国是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地方官要营造一个自己辖区的市场化小环境，可行吗？
　　吴思康：营造市场化的环境必定是一个长期行为，而不是短期行为。现在，一些地方流行“抢企业”，就是用大力度的优惠政策把企业吸引过去。这是短期行为，短期内有利于官员的政绩和当地的经济数据。
　　抢一个企业，几天见成效，但打造一个区域的市场化环境，则要几年，甚至更长。深圳市场化环境的形成是几十年如一日的结果，历届政府都将市场化意识一以贯之，尊重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发挥市场主体的创新精神，不搞长官意志，才有了今天的市场化环境。

不要低估“三来一补”

　　南風窗：国际化呢？你有个观点很精妙，认为当年的“三来一补”，从根本上奠定了深圳产业界的国际化基因。
　　吴思康：对，千万不要小看“三来一补”。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三来一补”最高时曾占到深圳工业产值的80%以上。“三来一补”看起来低端，但是那个时代深圳不多的选择。而且，它一开始就是国际化的，这使得深圳的工业直接接入了国际分工，实现了生产管理、市场运营和销售服务等三个方面的国际化。
　　必须注意，在深圳搞改革开放的同一时代，中国内地包括长三角等很多地方也掀起了创业热潮，一些人下海办企业。那是一个百废待兴的短缺时代，有产品就有销路，办工厂成功的概率并不低，因此很多人先富起来。
　　但本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及在商品领域的不断开放，很多改革开放之初成立的企业开始没落。为什么？因为，它们的管理和经营没有跟上。换句话说，它们在国际化的竞争中被淘汰了。但深圳企业没有遇到这么大的挑战，它们一开始就面临着国际竞争，早已适应全球化。
　　我去参观过华为的土耳其公司，他们的当地员工超过90%，在华为俄罗斯公司，当地员工超过85%。利用全人类的智慧，吸收人类文明的精华，深圳很多企业的确做到了。

十几年前，深圳也曾有部门规划要搞“十大百亿集团”，重点扶持十家企业巨头。但到了今天，这些当年的巨头在深圳已经泯然众人，或者根本找不到了。这就是市场化的力量。

百亿巨头不认识市领导

　　南风窗：法治化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要让人在这里做生意安心，出了事，有司法救济兜底。深圳在改革开放之后，法治化环境的建设有没有一些里程碑式的改革和事件？
　　吴思康：20世纪90年代，深圳发生了贤成大厦案，它曾被法律界称为行政诉讼法实施后的“行政诉讼第一案”。这件事当年曾有很多报道，简单说就是有一家外资公司状告本地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不合法。
　　最后，法院判决撤销了政府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这件事的关键在执行，本地政府部门并没有阻挠执行，这在当年不可想象。案件的终审判决是在 1998年7月，正值亚洲金融危机，案子对提振外资在深圳的投资信心，树立深圳的法治化形象非常有价值。
　　法治化并不是一个虚的东西，某种意义上讲，它等于在政府和企业之间设立一道无形的防火墙，让企业之间的竞争更加公平，能真正调动企业家的创业热情和做大做强的冲动。举个例子，截至2019年5月底，深圳商事主体总量已达到321.9万户，连续多年保持全国大中城市首位。如果算人均拥有和单位面积的企业数量，那么深圳更是大幅领先于其他城市。 　　政府不干预企业，而是让企业在一个法治化的环境之中大胆竞争，这就是法治化的力量。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在深圳，很多销售超过100亿元的企业家，他们连一个市领导都不认识。在内地一些城市，这肯定有点不可思议。

“用钱投票”看城市竞争力

　　南风窗：作为地方官员，也是长期从事经济研究的知名学者，你判断一座城市经济竞争力指标是什么？听说你有一套独特指标，可否谈谈其中的逻辑？
　　吴思康：在我的评判体系中有五个维度，分别是投资热度、法治力度、人才满意度、创新活跃度和“国际 ”的高度。评价一座城市的竞争力，是一个综合的、多元化的复杂过程，但可以简单来说一下。
　　比如，投资热度的核心指标之一是市场主体的数量。注册公司、经营公司是一件花钱、花精力的事情，是理性人基于自身长期利益做出的选择，是“用钱投票”，最能看出市场个体对一座城市的长期信心。法治力度则是法治政府的建设，在中国政法大学发布的法治政府排名中，深圳长期位居第一，广州也长期居于榜单前列。
　　人才满意度并非是简单的人口流入情况，而是要侧重于“有效人才”。人才来到一座城市，必须要能人尽其才，人才库要形成产业发展的智力支撑。在一些城市，大学生数量可能非常可观，但就“有效人才”这一指标来说，它们的得分并不高。
　　另外是创新的活跃度，很多城市的科教资源远比深圳优越，但创新成果未必比深圳多，围绕创新的投入产出或者说创新的效率、创新的活跃度未必比得上深圳。
　　最后是“国际 ”的高度。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越来越多的产业都会面临越发激烈的全球化竞争，因此城市的竞争力必须放在全球化背景之下来审视。现在，深圳的年工业产值约2.8万亿元，其中约1.4万亿元是外销，占比50%。国际竞争力才是真的竞争力。

制度创新始于细处

　　南风窗：在改革开放之初，深圳做了非常多的市场化改革尝试，比如商事制度、劳动用工制度、土地制度等。但现在，相关领域的权限已经大幅上收到中央。那么在这个时候，国内的地方政府是否还有作为的空间？你有什么建议？
　　吴思康：我认为，地方政府要考虑的问题是，必须在现有的经济体制框架之下把该做的事情做好，以实干的态度来推动具体改革，为市场主体解决那些关乎切身利益的问题。中央的文件已经很好，但具体落实得怎么样？
　　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些地方的科技主管部门其实有不小的权限，对企业的科技创新资金的发放有着决定权。而且，资金量不低，一个项目可能上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但到底给哪家企业呢？以前的通行做法是企业申报，专家评审，这样做形式上是透明的、公平的，但最后拿到创新扶持资金的，可能并不是那些真正愿意创新的企业。
　　一些企业为了拿到资金，会外聘最华丽的申报“天团”，都是业内的顶级专家或院士，最后，交上一份华丽的申报材料。但实际上，这些专家只是挂个名，并不会真正参与申报单位的科创活动。最后，谁的名头大，谁的申报书做得好，谁就拿到了资金。

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在深圳，很多销售超过100亿元的企业家，他们连一个市领导都不认识。在内地一些城市，这肯定有点不可思议。

　　现在，深圳的科技创新委正在做相关的改革，即建立科技攻关项目的动态竞争机制。比如，同一个项目会在三到五家主体之间竞争，而且是分阶段竞争，半年考查一次、一年再考查一次。于是，这种动态机制就把以前的“相马”变成了持续的“赛马”。这样一种小小的改革，无疑会很大程度提升科研资金的使用效率和科研成果的创新质量。
　　很多城市的领导都希望来深圳学习创新经验，其实创新环境的打造，背后都是由一个个具体的改革来构成的。在我看来，地方政府可以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大部分可以做的改革创新，都和现有的经济体制大环境不矛盾，空间很大，事在人为。

高房价与城市的未来

　　南风窗：深圳的房价的确有点高，年轻人買不起房，怎么办？“土地不够”这是深圳的一块心病，任正非也表达过这种担忧。旧城改造，围海造城能解决吗？
　　吴思康：2018年5月，深圳出台了“二次房改”意见，在未来的新增住房中，40%是商品住房，而另外60%都是政策支持类住房。可以说，深圳未来的住房供应结构将出现根本性的变化，这将会彻底扭转房地产市场的预期。
　　另外，在国内所有一线城市中，深圳是土地财政依赖程度最低的城市。在政府的预算收入中，土地出让金的比例长期都只有百分之十几。因此，深圳的“房住不炒”是有决心的，有底气的，这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前提。
　　至于深圳土地供应的紧张，这是一个客观事实，深圳的面积只有广州、上海的三分之一。但是，通过城市更新和对工业用地的改造，大量宝贵土地会被逐渐释放。而且，深圳的产业结构也决定了土地并不是产业发展和升级的决定因素。
　　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研究经济学，里面会提到一个概念叫作产业的“弹性”。就是说，当一个经济体的整体经济总量开始增长，所有产业都会相应扩张，但大家的扩张程度有所不同，有的大，有的小，背后是产业相对于经济总量的“弹性”有所不同。从最近十几年的全球化来看，信息产业的“弹性”应该是最大的，华为、腾讯就属于这个产业，而深圳的支柱产业也多半属于这个产业的大范畴。
　　未来，这些产业依然会快速扩张，而且它们必然愈发趋于技术和知识的密集。在这个意义上讲，土地并不会成为制约深圳发展的因素，能否继续吸引全国和全世界最优秀的大脑，才是未来制胜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