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柳宗元，与韩愈同为中唐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他们都以自己的写作理论和技巧，循循善诱地教导青年，为推动这场文学革新运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在对待为师的态度上，两人却迥然不同：韩愈是不顾流俗，抗颜为师，公开培养“韩门弟子”：柳宗元却只行教授之实，不担为师之名，拒绝公开建立师生关系。柳宗元的态度，是由他的经历和处境所定的。
　　柳宗元在长安期间，和韩愈同倡古文，共兴文运。他们经常接待登门求教的年轻人，有时一天接谈几十人次。这些人多是为准备应科举考试而前来学文，而且学的主要是骈文。柳宗元总是有求必应，有问必答，尽力满足青年的要求，帮助他们分析文章的优点与不足，向他们大力鼓吹写作新体古文。
　　公元805年，柳宗元参加王叔文集团的改革失败后，被贬为永州司马。因此而不断地遭受毁谤、攻击和迫害，连他的朋友韩愈，也曾对他发表过指责性的言论;一些昔日争相攀附的势利亲友，这时更是避之唯恐不远。柳宗元贬官以后，居闲无事，开始广泛钻研古今典籍，加以批判吸收，同时认真检讨自己过去“以辞为工”的毛病，总结出一套为文之道，大大提高了认识水平和文学修养。于是，他奋笔为文，写作大量的理论著作和文学作品，名声大振。
　　柳宗元在永州时，有些青年经常从远方来信，请教文学写作问题，他都一一认真答复。对来访青年，亦耐心地指教。有一个名叫崔黯的青年，当时“好辞工书”，热心钻研适应科考的那种“无用之文”。柳宗元在写给他的《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中，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讲述了儒道、文辞与书法的关系，使他深受教益。
　　公元815年，柳宗元改贬为柳州刺史。在柳州这荒凉僻远的地方，柳宗元仍然十分热心地指导和帮助青年，毫无保留地传授写作古文的经验。因此，远近的读书人都来向他请教，使古文在南方得以迅速普及。
　　从长安到永州，从永州到柳州，前后20多年，柳宗元始終默默无闻地担负着教师的崇高责任，满腔热忱地指导青年人学习理论和写作，呕心沥血地培养古文运动的写作队伍。但是，他却避谈师道，不愿公开建立师生关系，这一点也引起一些青年不满。公元813年，有一位名叫韦中立的青年，专程从长安赶到永州，向柳宗元求教，要求拜他为师。再三恳求，跪在地上叩头不止，柳宗元仍然没有答应。韦中立乘兴而来，但拜师不成扫兴而去。柳宗元给韦中立写了一封《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写了一首《师友箴》，来表明自己对为师的态度，同时也就写作的目的、态度、技巧等问题对韦进行书面指导。这样一来，韦中立虽然没有正式成为他的入室弟子，却也从他那里受教不浅。
　　同年，另一位青年严厚舆秀才前来请求执弟子礼，也遭到柳宗元的拒绝。严秀才回去以后，给柳宗元来了一封信，批评他不愿为师的态度。柳宗元回信谦称“才能勇敢不如韩退之”，也明确表示：扣心自问，我还是平易相待、百问不厌的。我所拒绝的，不过是当老师当学生的名义，不敢接受拜师的礼节罢了。只要去掉名义，保全实质，取长补短，教学相长，也还是可以互为老师的。他这种不务拜师虚名、讲求为师之实和能者为师、互教互学的观点，至今仍有积极意义。
　　柳宗元为什么不愿担当为师之名呢？他主要是看到韩愈因“抗颜而为师”，招来“群怪聚骂”“以是得狂名”。而自己身处逆境，多方受敌，如果公开授徒，就会“炫怪于群目，以召闹取怒”，遭受更多的非议和更大的打击，甚至牵连学生。更何况政敌们一直忌恨不已，时刻准备投井下石，如果再大张旗鼓招收学生，无异于授人以柄，给政敌提供攻击的“炮弹”。因此，柳宗元“不肯为师”，只传为文之道，不担为师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