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贾谊活跃于汉文帝执政时期，是古今公认的奇才。他的辞赋文章一直为后人所称道，《过秦论》影响尤大。他关于治国理政的主张也多有独到之处，汉文帝爱其才，却少用其言。即使如此，他仍像西腊神话中的弗弗西斯一样，反复向目标冲刺，次次不果而终。在《资治通鉴》记叙的人物中，类似贾谊这样的人并不多见。
公元前200年，贾谊生于洛阳，从小博览群书，18岁就小有名气。他之所以能够露出头角走进政坛，是因为吴公的推荐。吴公时任河南郡守，因干部考核名列天下第一，由此升迁为中央政府的廷尉。因吴公推荐，贾谊也从洛阳来到首都，当了博士，工资600石。汉文帝欣赏贾谊，一点儿也不吝啬官位，仅一年时间，就让贾谊五级连跳，当上了太中大夫，工资也升到1000石。贾谊受了这种利好的激励，频频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文帝曾想提拔他担任公卿之职，但遭遇大臣强烈反对，此后不久，他就离开了京城，先后担任长沙王、梁怀王太傅，最后郁郁而死，那一年是公元前168年，贾谊33岁。
年轻有为却无大为，奇才可用终无大用，贾谊的命运曾让历代知识分子叹息不止，且多有不平之论。那么，他真的是怀才不遇吗？
贾谊是知识分子积极入世的标本，他固守立场而不变通，在文帝看来，他的才华尽可欣赏，却不堪施用。
贾谊刚一入朝，就开始评论朝政，发表政见，频繁地为汉文帝出谋划策。他的知识结构比较复杂，既有诸子百家、帝王之术，还有鬼神之说，但核心仍是儒学的套路。他提出的意见建议，涉及立制、重农、教化、封侯、弱藩以及内外关系、安危之道等多个方面，其内容不仅有治国理念，还有相应的政策措施。他特别强调要汲取秦王朝不施仁政、二世而亡的教训，并对文帝实行的自由铸钱政策提出异议，对封淮南王的四个儿子为侯持反对意见。对于贾谊的这些主张，汉文帝肯定一一看过了，思考过了，也采纳了一些意见。比如重农问题，就很对文帝的胃口，他不仅下诏开籍田，还亲自到田梗上过一会儿农夫的瘾，作一下农耕之秀。再比如弱藩问题，也肯定说到了文帝的心坎上。他采取大国化小的措施，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封国的力量，强化了中央政权。贾谊的其它建议，文帝并未采纳，不采纳不等于建议有多大问题，关键是文帝的路数与贾谊不同。文帝尊奉黄老，推行无为而治、与民休养生息策略，走的是一条富民安国的道路。他和他的儿子创立的“文景盛世”，至今还被人津津乐道。文帝的治国理念，贾谊不可能看不出来，但这个人比较执著，立场坚定而不变通，老是说自己那一套，絮絮叨叨，没完没了。如果换了文帝老爹刘邦，早就要骂娘了，但文帝不这样。在他看来，贾谊的才华，尽可欣赏，至于他的意见，大都不是当务之急，有的甚至有扰民之嫌，不用也在情理之中。如果不是贾谊，哪怕换个笨人，也许会揣摩一下上头的意思，辨别一下左右风向，换一套让领导悦耳的说辞。但贾谊不，他只按自己的步调行进。两人见解不同，分岐明显，老这样下去显然不是办法，最后，文帝下决心把贾谊调离京城，让他去当长沙王的太傅。对于这种安排，后人说法不一，唐代诗人李商隐称之为放逐，明代张居正认为这是磨练，以便“老其才”，然后再予以重用。不管怎么说，文帝并没有为难贾谊，太傅辅佐诸侯，工资2000石，这样的岗位待遇，对贾谊来说，根本算不上委屈。
21岁的小博士情商不足，人脉不旺，在显露锋芒的同时，也恶化了自己的生存环境。
文帝执政时期，距离刘邦建国不足30年，经过多年战乱，天下还没有真正安定。针对这种情况，文帝采用无为而治的策略，为政宽松，与人为善，培植敦厚风气，大幅度地减轻百姓负担，收到了明显成效。文帝所属的臣子，如周勃、灌婴等都曾跟随刘邦打过天下，目睹秦朝二世而亡的过程，懂得严刑峻法的危害，深知为政不仁的弊端，对文帝的治国理念心领神会。他们大都少文多质，不尚空谈，谨慎务实，庙堂之上，确有一种好的风气。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实际上，任何时代，政府都是利益的角斗场，帮派林立，相互倾轧，有时甚至会弄得你死我活。文帝的宫廷也不例外，争斗始终存在。值得一提的是，文帝刘恒原本在代地为王，在吕氏专权的8年里，也曾胆战心惊地打发日子。吕后死后，大臣们灭掉了吕氏家族，刘恒才得以称帝。文帝知道，没有臣子们的帮助，就没有自己的幸福生活，所以，他对大臣们比较谦和，遇有棘手问题，也总是采取妥协办法。比如，将军薄昭犯了死罪，文帝想让他自行了断，他不肯，文帝只好让群臣穿上孝服，到这个人家里哭丧，这才解决了问题。贾谊对这些情况显然知之不多，似乎也没有把生存环境当回事。他属于智商很高、情商不足的那种人，为人处事存在缺陷，不会修复人际关系。这也难怪，这时候的贾谊刚满21岁，血气方刚，锐气十足，再加上有满肚子学问垫底，有理由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在朝中每论一事，他不考虑别人的意见，也不顾及他人的感受，只管自说自话。在一个关系复杂、矛盾聚汇的环境里，这种作法相当危险。《资治通鉴》记载三个情节，足以说明问题。一个是一年连升五级问题。贾谊本是个平头百姓，没有功劳，没有靠山，只凭提了几条建议，就超常升迁，肯定会招致嫉妒。二是议政问题。文帝有时下诏让大家讨论，通常的情況是，“诸老先生未能言，谊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诸生于是以为能。”这段话显示，贾谊独霸了话语权，别人特别是一些老同志没有说话机会，不能说话就意味着你是个白丁，是可有可无的窝囊废，这是任何人都受不了的事情。至于“诸生于是以为能”的说法比较可疑，有溢美夸大之嫌。三是任公卿之职问题。这件事应该发生在贾谊入朝的第三年，文帝亲自提议，让贾谊担任公卿。汉代实行的是三公九卿官僚制度，三公抓总，直接向皇帝负责，九卿各自负责一方政务，位高权重。文帝的提议遭致群臣的强烈反对，理由是“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这段话要点有二，一个是地域岐视。大臣们特别指出贾谊是洛阳人，洛阳出过很多名人，如苏秦等等，这些人大都有文化，能说会道，但名声不太好，因此就有了地域岐视。另一个要点是擅权乱政。大臣们意思是，你贾谊来的时间不长，话说得实在太多，皇上只用了几句，其余的话不是乱政是什么！文帝看得出来，这个贾谊人缘太差，对立面过大，继续在朝为官会有麻烦。
从中央回到地方，这个人不改初衷，屡屡上书言事，但骨子里却遭受了重创，滋生了无限伤感。
在离开京城，担任长沙王和梁怀王太傅的日子里，贾谊依然把目光盯着京城，文帝每有政令颁布，他总是积极回应，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主张。有时，他甚至措辞尖锐也对文帝提出批评。有一次，文帝特意把他召至京城。贾谊很高兴，以为重返朝廷的日子已经到来。但文帝并没有这个意思，只是问问鬼神的事情。唐代诗人李商隐写道：“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文帝不问苍生，是因为他熟知贾生的套路，没必要费心与之探讨。问过鬼神，文帝发了一通感概，他说：“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话不过就是这么一说，文帝并不想再度起用贾谊，他也心知肚明，可他真的很不甘心。事实上，第一次离开京城时，他就有点受不了，情绪低落，伤感无限，过湘江时，他专门吊祭了屈原，写下《吊屈原赋》，把自己比做三闾大夫，抒发了怀才不遇的悲愤。在另一篇题为《鹏鸟赋》的辞作中，他甚至产生了遁世念头。但是他并没有放弃努力，没有中止参政议事的冲动，直到去世的前一年，他还上疏文帝，提出削弱诸侯的策略措施。他确有奇才，文名传世，他也确有弱点，敏感忧愤，他的死就是忧愤积聚所致，怎么说也怪不得别人。至于说怀才不遇，也很不确切。文帝重用过他，把他调至外地，且一直没有再度起用，也多有无奈。
有见识还要能变通，能与人合作，能克服自己的弱点，凡此种种，既是贾谊的教训，也值得现代才子们重视。
公元前200年，贾谊生于洛阳，从小博览群书，18岁就小有名气。他之所以能够露出头角走进政坛，是因为吴公的推荐。吴公时任河南郡守，因干部考核名列天下第一，由此升迁为中央政府的廷尉。因吴公推荐，贾谊也从洛阳来到首都，当了博士，工资600石。汉文帝欣赏贾谊，一点儿也不吝啬官位，仅一年时间，就让贾谊五级连跳，当上了太中大夫，工资也升到1000石。贾谊受了这种利好的激励，频频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文帝曾想提拔他担任公卿之职，但遭遇大臣强烈反对，此后不久，他就离开了京城，先后担任长沙王、梁怀王太傅，最后郁郁而死，那一年是公元前168年，贾谊33岁。
年轻有为却无大为，奇才可用终无大用，贾谊的命运曾让历代知识分子叹息不止，且多有不平之论。那么，他真的是怀才不遇吗？
贾谊是知识分子积极入世的标本，他固守立场而不变通，在文帝看来，他的才华尽可欣赏，却不堪施用。
贾谊刚一入朝，就开始评论朝政，发表政见，频繁地为汉文帝出谋划策。他的知识结构比较复杂，既有诸子百家、帝王之术，还有鬼神之说，但核心仍是儒学的套路。他提出的意见建议，涉及立制、重农、教化、封侯、弱藩以及内外关系、安危之道等多个方面，其内容不仅有治国理念，还有相应的政策措施。他特别强调要汲取秦王朝不施仁政、二世而亡的教训，并对文帝实行的自由铸钱政策提出异议，对封淮南王的四个儿子为侯持反对意见。对于贾谊的这些主张，汉文帝肯定一一看过了，思考过了，也采纳了一些意见。比如重农问题，就很对文帝的胃口，他不仅下诏开籍田，还亲自到田梗上过一会儿农夫的瘾，作一下农耕之秀。再比如弱藩问题，也肯定说到了文帝的心坎上。他采取大国化小的措施，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封国的力量，强化了中央政权。贾谊的其它建议，文帝并未采纳，不采纳不等于建议有多大问题，关键是文帝的路数与贾谊不同。文帝尊奉黄老，推行无为而治、与民休养生息策略，走的是一条富民安国的道路。他和他的儿子创立的“文景盛世”，至今还被人津津乐道。文帝的治国理念，贾谊不可能看不出来，但这个人比较执著，立场坚定而不变通，老是说自己那一套，絮絮叨叨，没完没了。如果换了文帝老爹刘邦，早就要骂娘了，但文帝不这样。在他看来，贾谊的才华，尽可欣赏，至于他的意见，大都不是当务之急，有的甚至有扰民之嫌，不用也在情理之中。如果不是贾谊，哪怕换个笨人，也许会揣摩一下上头的意思，辨别一下左右风向，换一套让领导悦耳的说辞。但贾谊不，他只按自己的步调行进。两人见解不同，分岐明显，老这样下去显然不是办法，最后，文帝下决心把贾谊调离京城，让他去当长沙王的太傅。对于这种安排，后人说法不一，唐代诗人李商隐称之为放逐，明代张居正认为这是磨练，以便“老其才”，然后再予以重用。不管怎么说，文帝并没有为难贾谊，太傅辅佐诸侯，工资2000石，这样的岗位待遇，对贾谊来说，根本算不上委屈。
21岁的小博士情商不足，人脉不旺，在显露锋芒的同时，也恶化了自己的生存环境。
文帝执政时期，距离刘邦建国不足30年，经过多年战乱，天下还没有真正安定。针对这种情况，文帝采用无为而治的策略，为政宽松，与人为善，培植敦厚风气，大幅度地减轻百姓负担，收到了明显成效。文帝所属的臣子，如周勃、灌婴等都曾跟随刘邦打过天下，目睹秦朝二世而亡的过程，懂得严刑峻法的危害，深知为政不仁的弊端，对文帝的治国理念心领神会。他们大都少文多质，不尚空谈，谨慎务实，庙堂之上，确有一种好的风气。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实际上，任何时代，政府都是利益的角斗场，帮派林立，相互倾轧，有时甚至会弄得你死我活。文帝的宫廷也不例外，争斗始终存在。值得一提的是，文帝刘恒原本在代地为王，在吕氏专权的8年里，也曾胆战心惊地打发日子。吕后死后，大臣们灭掉了吕氏家族，刘恒才得以称帝。文帝知道，没有臣子们的帮助，就没有自己的幸福生活，所以，他对大臣们比较谦和，遇有棘手问题，也总是采取妥协办法。比如，将军薄昭犯了死罪，文帝想让他自行了断，他不肯，文帝只好让群臣穿上孝服，到这个人家里哭丧，这才解决了问题。贾谊对这些情况显然知之不多，似乎也没有把生存环境当回事。他属于智商很高、情商不足的那种人，为人处事存在缺陷，不会修复人际关系。这也难怪，这时候的贾谊刚满21岁，血气方刚，锐气十足，再加上有满肚子学问垫底，有理由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在朝中每论一事，他不考虑别人的意见，也不顾及他人的感受，只管自说自话。在一个关系复杂、矛盾聚汇的环境里，这种作法相当危险。《资治通鉴》记载三个情节，足以说明问题。一个是一年连升五级问题。贾谊本是个平头百姓，没有功劳，没有靠山，只凭提了几条建议，就超常升迁，肯定会招致嫉妒。二是议政问题。文帝有时下诏让大家讨论，通常的情況是，“诸老先生未能言，谊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诸生于是以为能。”这段话显示，贾谊独霸了话语权，别人特别是一些老同志没有说话机会，不能说话就意味着你是个白丁，是可有可无的窝囊废，这是任何人都受不了的事情。至于“诸生于是以为能”的说法比较可疑，有溢美夸大之嫌。三是任公卿之职问题。这件事应该发生在贾谊入朝的第三年，文帝亲自提议，让贾谊担任公卿。汉代实行的是三公九卿官僚制度，三公抓总，直接向皇帝负责，九卿各自负责一方政务，位高权重。文帝的提议遭致群臣的强烈反对，理由是“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这段话要点有二，一个是地域岐视。大臣们特别指出贾谊是洛阳人，洛阳出过很多名人，如苏秦等等，这些人大都有文化，能说会道，但名声不太好，因此就有了地域岐视。另一个要点是擅权乱政。大臣们意思是，你贾谊来的时间不长，话说得实在太多，皇上只用了几句，其余的话不是乱政是什么！文帝看得出来，这个贾谊人缘太差，对立面过大，继续在朝为官会有麻烦。
从中央回到地方，这个人不改初衷，屡屡上书言事，但骨子里却遭受了重创，滋生了无限伤感。
在离开京城，担任长沙王和梁怀王太傅的日子里，贾谊依然把目光盯着京城，文帝每有政令颁布，他总是积极回应，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主张。有时，他甚至措辞尖锐也对文帝提出批评。有一次，文帝特意把他召至京城。贾谊很高兴，以为重返朝廷的日子已经到来。但文帝并没有这个意思，只是问问鬼神的事情。唐代诗人李商隐写道：“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文帝不问苍生，是因为他熟知贾生的套路，没必要费心与之探讨。问过鬼神，文帝发了一通感概，他说：“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话不过就是这么一说，文帝并不想再度起用贾谊，他也心知肚明，可他真的很不甘心。事实上，第一次离开京城时，他就有点受不了，情绪低落，伤感无限，过湘江时，他专门吊祭了屈原，写下《吊屈原赋》，把自己比做三闾大夫，抒发了怀才不遇的悲愤。在另一篇题为《鹏鸟赋》的辞作中，他甚至产生了遁世念头。但是他并没有放弃努力，没有中止参政议事的冲动，直到去世的前一年，他还上疏文帝，提出削弱诸侯的策略措施。他确有奇才，文名传世，他也确有弱点，敏感忧愤，他的死就是忧愤积聚所致，怎么说也怪不得别人。至于说怀才不遇，也很不确切。文帝重用过他，把他调至外地，且一直没有再度起用，也多有无奈。
有见识还要能变通，能与人合作，能克服自己的弱点，凡此种种，既是贾谊的教训，也值得现代才子们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