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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汪精卫离开重庆之前，蒋介石对其与日本的勾结是有所察觉的，但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汪叛逃至河内的最初一段时间里，蒋为争取汪“回头”是尽了力的，希望汪能够断绝与日本的联系，暂时出游欧洲。尽管汪精卫在局势不明朗之时也曾有游历欧洲的“一闪之念”，但强烈的领袖欲与长期的压抑感，以及对抗战前途的错误估计和对日本帝国主义不切实际的幻想，驱使他继续与日本进一步勾结。在劝阻无效的情况下，蒋采取断然措施，却误中副车。尽管此后蒋又做了种种努力，但都于事无补。
[关键词]蒋介石，汪精卫，龙云，叛国投敌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11-0046-05
得知汪精卫离开重庆，经昆明叛逃至河内的消息后，蒋介石在1938年12月21日的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此事殊所不料。当此国难空前未有之危局，不恤一切，拂袖私行，置党国于不顾，是岂吾革命党员之行动乎?痛惜之至!唯望其能自觉回头耳!”
一
尽管在汪精卫叛逃的问题上，仍有不少问题至今尚未完全搞清楚，但蒋、汪的“双簧说”已为史家所否认。说汪精卫的叛国投敌是蒋介石刻意设置的一个圈套，蒋介石一步步地将汪精卫推向事先布置的陷阱之中，这只是一种推测，缺乏真凭实据，恐怕连当事人也难以置信。因为汪精卫脱离抗战阵营是日汪双方重光堂会谈的一个主要“成果”，而其叛逃的具体计划是由汪精卫及集团核心成员共同制订的，至少在汪精卫看来，其叛逃计划非常周密，天衣无缝。尽管他在武汉时曾向陶希圣信誓旦旦地表示绝不背着蒋介石单独与日议和，但实际上，在汪精卫叛逃之前，一直是背着蒋介石与日勾结的。
能否说蒋介石对汪日勾结和汪精卫离开重庆事先一无所知呢?回答是否定的。撇开高宗武是个“双料间谍”的观点，蒋介石有关汪日勾结的消息来源绝非高宗武一个渠道。自日本政府宣布“不以蒋介石为对手”之后，中日之间的“谋和”活动始终没有中断，而这些“谋和”都是以蒋介石为中心展开的，有的是交叉进行的。为了保证“谋和”的成功，有的不惜将其他渠道的信息透露给对方，以争取主动。在孔祥熙主持的与日本密谈中就有许多有关汪日勾结的信息，如1938年7月2日，负责对日交涉的胡鄂公在给孔祥熙秘书的电报中即称：“高(宗武)此次之辞职由港来沪，为汪精卫所授意。盖汪嘱高辞职后，俾高得以个人资格为汪与日本方面作和平之接洽，以冀汪将来在中日和议谈判时而取得有利汪之政治上特殊地位。”10月23日又称：“汪精卫又大放和平空气，未识委员长(指蒋介石——笔者)、院座(指孔祥熙——笔者)对汪此种态度如何?设果将来中日和平由汪主持，不仅于国家民族与委员长、院座咸蒙不利，即弟等与兄所进行之运动亦成为画饼也。”11月5日，日方“谋和”人员宣称：“汪精卫屡次派人与日本当局接洽，要求日本以彼为对象”，“彼于日军攻下武汉、广州后，即改组国民政府，自任行政院长，彼即有权与日本谈判和平，蒋委员长决可下野”，如此等等。毫无疑问，这些消息通过孔祥熙源源不断地转达给蒋介石。可以肯定地说，即使没有高宗武提供情报，蒋介石也能觉察到汪日勾结的蛛丝马迹。
二
根据重光堂密约，汪精卫等应于12月8日离开重庆，恰恰在这一天，蒋介石从桂林飞抵重庆，打乱了汪精卫的计划。蒋介石并非知晓汪精卫的叛逃计划有备而来，纯属巧合。汪精卫做贼心虚，只得放弃原计划，静观事态的发展。由于汪精卫不能如期离开重庆，弄得日本首相近卫非常狼狈，原定的发表声明不得不延期；而蒋介石不仅无很快离渝的迹象，反而称病静养，汪精卫如坐针毡。12月16日，汪以探视为名谒蒋，蒋称他将于18日前往陕西武功主持召开军事会议。汪决定趁机出逃。18日上午，蒋介石按计划召集部长以下、科长以上干部训话。10点，汪乘蒋介石训话之机，前往行政院见孔祥熙，以赴成都讲演为名，乘机直飞昆明。
据陈公博回忆，大约在12月13、14日左右，汪精卫派一名副官到成都通知他，务于18日到昆明。因天气关系，陈延至20日始由成都飞往昆明，而汪精卫已先一日飞抵越南河内。可见，汪飞抵昆明的决定不是仓促做出的。至于汪到昆明见到先期抵达的周佛海告以“蒋先生尚在渝”，发出“此行极险”的感慨，是由于在飞滇途中与中央航空军官学校教育长周至柔同机，周为了向汪献殷勤，亲自驾机，使汪误以为周是奉蒋之命要将飞机开回重庆的缘故。
由于天气情况，蒋直到20日才飞往武功。汪离开重庆之后，蒋介石尚在重庆停留两天时间。因事先已告知孔祥熙，按常理，孔应将此事通报给蒋介石，但孔既无向蒋转告，也没有采取任何防范措施。这很容易理解：汪当时的身份是国民党的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到国统区的任何地方发表讲演并不是什么越轨行为。因此，作为行政院长的孔祥熙并不在意。接到龙云的“汪副总裁于昨日到滇，本日身感不适，午后二时半已离滇飞航河内。昨夜及(汪)临行时两次电详呈”的效电，始知汪的真正去向，于是才有21日蒋介石日记中的那段话。由此可见，蒋介石“殊所不料”之事不是汪的离渝，而是此时汪已抵河内。而孔祥熙给蒋介石的电报更是22日的事。孔在“养”电中称：“季兄(指汪——笔者)于本星期日(18日)十时，借赴蓉讲演为词，乘机直飞昆明，转赴河内。据说主张反共议和，以去就向兄争。此事在此外交好转时发生，殊堪疑虑。回忆星日告弟之忧念，唯尚不知汪于是晨离渝矣。此事应取之态度及应付办法，即祈密示。”分析孔的“养”电，可得如下信息：(一)汪是以赴成都讲演为名直飞昆明的；(二)蒋、汪在“战”“和”及反共问题上有分歧，汪以出走的方式向蒋抗争；(三)蒋对汪的所作所为时感“忧念”，在汪出走的当天(即18日)曾向孔祥熙表示过。至于“唯尚不知汪于是晨离渝”之语，则是孔祥熙为了推卸没有及时向蒋报告的责任罢了。
从蒋介石的日记看，他是在21日才收到龙云于19日发出的“效”电的，龙云发电报之时，蒋仍在重庆、竟然没有看到。即使蒋介石20日一早赶往武功，由重庆转往武功竟又花费了一天多的时间。更为奇怪的是，龙云在“效”电中称“昨夜及(汪)临行时两次电详呈”，说明在“效”电之前，龙云曾两次致电蒋介石，而此时尚在重庆的蒋应该收到龙云的电报，在这一点上龙云不敢撒谎。尽管两封电报没有找到，但至少可以说明电报里没有什么对汪精卫不利的话，而蒋介石对汪精卫背着他到昆明一事并不在意。而作为行政院长的孔祥熙不仅事前隐瞒消息，而且，直到22日才向蒋介石通报情况。这些都是有违常规的。因为在非常时期，空中管制是极其严格的，包括高官的出行都有严格的报批手续。这中间也许有人做了手脚，故意掩盖了事实真相，否则，唯一可以解释得通的理由是，包括蒋介石在内的所有当事人都没把汪精卫的“离国”当做什么重 大事件来对待。难怪陈布雷在得知汪精卫出走的消息后也仅仅是发出“汪先生忧国心切，疑其有所感触而去”的感叹而已。
三
尽管蒋介石对汪精卫在“国难空前未有之危局”之下“不惜一切，拂袖私行”之行动“痛惜之至”，但他的第一反应是“唯望其能自觉回头耳”。应该说，这是蒋介石得知汪已达河内消息时内心世界的真实表露。
蒋汪这一对政坛敌手围绕权力问题，曾经争得你死我活，汪因政坛失意而负气出走已成家常便饭。但汪的此次出走与此前的多次离国是完全不同的。在举国一致对日作战的大背景下，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面对汪与日本加紧勾结，并以蒋介石下野为“和谈”条件的不利局势下，身为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国防会议副主席的汪精卫突然出走，这对国民党、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本人意味着什么，蒋介石不能不考虑其严重后果。正如有人所分析的那样：“凭汪在中国的显赫地位，哪怕他只是暧昧地支持了日本，就一定会使他本国人民陷于不和与混乱。”这既是日本在诱蒋投降不成，转而诱降汪精卫的意图所在，也是蒋介石的忧虑所在。
汪精卫出逃后，尽管当局对此讳莫如深，严令各报封锁消息，但他的突然消失，仍然引起了国内外的种种猜测，这在端纳给田伯烈的信中明显反映出来：“中国政府内部对于汪精卫正在从事的和平使命有很多闲话。他肯定已经离开重庆并且必定在云南说过一些致力于和平之类的话”，汪精卫“是应云南省主席的邀请去昆明作私人旅游的。香港的投机活动十分猖獗，估计汪随时都有可能在那里露面，开始与日本人进行媾和”。在这种情况下，企图隐瞒事实真相不但不可能，反而会引起内部更大的混乱。为敷衍舆论，12月23日，国民党中央新闻机关发布如下消息：“汪副总裁前经四川省党部各县干部训练班程天放主任之约，赴成都讲演，又因龙主席约游昆明，本拟于本月初赴约，旋因中央有重要会议，延迟多日，于本月18日乘机赴昆明，预定三四日后返经成都，向全省干部人员训话后返渝。19日此间友人接电，谓因高度飞行，在机上即感不适，下机后脉搏间断，延医诊视，谓系旧疾复发，须认真调治。21日复有电告其友，谓已至河内，就某素识之法国医生医治，一俟健康稍复，即行回渝。”
针对汪精卫与日议和的种种猜测，蒋介石也声称：汪先生此次离渝转赴河内，实为转地疗养，纯系个人行动，毫无政治意味。此行不仅与军事委员会无关，即于中央与国民政府皆毫无关系。故外间一切猜测与谣言，国人必不置信。蒋的此种表白，既是想冲淡汪出走所造成的政治影响，同时也为争取汪的回头留有余地。因此，蒋介石接到龙云转呈的汪自河内23日发给他的“梗”电后，令驻英大使郭泰棋对汪进行恳劝。郭在致汪的电报中指出，蒋介石“领导国人继续抗战，实属唯一救亡图存之道”，劝汪“勿公开主和，表示与中央异致，免予敌人以可乘之机”，希望汪“早日来欧，暂事休养”，并表示自己“愿辞职随侍”。这是蒋介石通过郭泰棋对汪精卫去向的初次表露。
四
汪精卫响应近卫声明的《艳电》公开发表后，其主和附敌面目已大白于天下。1939年元旦，国民党召开临时中常会，讨论对汪精卫发表《艳电》的处置问题。按照蒋介石原来的打算，对汪“犹欲处以宽大”，并于31日嘱陈布雷拟电稿，“将晓以大义，为(汪)留悛悔余地”，只是因在临时中常会上“群情激昂”，与会者对汪的行为“均极愤慨”，遂通过决议，称：“汪兆铭承本党付托之重，值抗日紧急之际，擅离职守，匿迹异地，散发违背国策之主张。艳日来电，竟主张以敌相近卫根本灭亡我国之狂悍地声明为依据，而向敌求和；一面腾之报章，广为散发，以建议中央为名，逞蛊惑人心之技。……汪兆铭此种行动，其为违反纪律，危害党国，实已昭然若揭，大义所在，断难姑息，即予永远开除其党籍，并撤除一切职务，藉肃党纪，以正视听。”
在国民党中央作出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决定后，海内外再次掀起巨大的讨逆声浪，就连汪精卫寄予厚望的张发奎、余汉谋等也认为汪之附敌议和行为“虽加寸磔，未足蔽辜”，并认为“中央对汪兆铭仅下永远开除党籍并撤除一切职务的处分，似仍过于宽大”，提请中央“对汪兆铭之降敌叛国，应交国民政府下令通缉，明正典刑”。刘文辉称“汪氏信念不坚，言行逾范，我中央予以严峻处分，是伸纪纲而寒敌胆”，表示“职当谨率全省军民竭诚拥护，并誓死服从领袖，抗战到底”。在一片声讨之下，汪精卫集团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惶惶不可终日。
当汪遭国内外一致谴责之时，龙云曾向蒋提议：“派汪之亲信一二人到河内，以私人欢迎其回国，如能回渝最好，否则在国内任何一处居住，均可避免再与日人勾结，以免铤而走险，对外则团结之裂痕不出，对汪则以后无从活动，日人亦无从挑拨。”龙还面告陈璧君之弟陈昌祖：“钧座此次提会(即提议召开临时中常会——笔者)，系不得不服从多数主张，但心中始终为汪留有余地”，请其转告汪，切勿误会。蒋虽同意派汪之亲信到河内奉劝，但并不赞成汪回国：“汪到越后之言行，绝不如吾人所想象之汪先生，现在若劝其返渝，则彼必以恶意推测，且彼亦必不出此。至于留在国内，无论何地，不唯敌国可借此造谣，甚或假借其名义，多所引诱，即国际亦复怀疑，而全国军民之惶惑更无论矣。如为彼计，此时当以赴欧为唯一上策，否则皆于公私有损。”“如彼此时留住国内，则全国要求通缉之令无法遏阻，如此则公私更难为怀矣。吾人于此，唯有先公而后私，只要(对)抗战有利，国家有益，则私人关系虽受损失，亦唯忍痛一时，但求吾心之所安而无愧怍耳。”
按照蒋介石后来的解释：“当此次开除(汪精卫)党籍决议时，奉有通缉令并发一项，佥以为汪之言行，不仅违犯党纪，而且毁坏国法也，卒因中正力加阻止乃已。”蒋之不愿通缉汪精卫，是希望汪能够“自觉回头”。这里所谓“回头”，非是希望汪重新回到国内，而是希望他停止和日本做进一步的勾结，“就此止步”。
随后，蒋介石派谷正鼎到河内游说汪精卫，并带去了供汪精卫、陈璧君和曾仲鸣三人出国使用的护照。从谷正鼎只带去出国护照这一点来说，蒋介石的用意非常明显。而在此之前，从东京的德国使馆传出汪氏夫妇有游历欧洲之计划，正向德、英、法三国申请签证。从汪精卫将护照留下并托谷转达给蒋介石的口信中，可以看出汪当时的确有出国的打算：“其一，我不离重庆，艳电不能发出。当此危难之时，离重庆已经很痛心了，何况离国!我所以愿意离国，是表明要主张得蒙采纳，个人不成问题。其二，闻得国民政府正在努力促成国际调停，这是可以的，然而至少国际调停与直接交涉同时并行，如此，则我以在野之身，从旁协助，亦不为无补。其三，如果国民政府始终不下决心，任这局面僵下去，我虽离国，也会回来。”
此时汪精卫产生暂时赴欧的念头不难理解：尽 管他发表了响应近卫声明的《艳电》，但他对近卫声明中最为重要的撤军问题只字不提表示不满，觉得日本“变了卦”；《艳电》发表后几天，近卫内阁很快辞职，平沼内阁上台伊始，对诱降汪精卫的“渡边工作”并不十分热心，汪精卫大有被遗弃的感觉；国内外对其叛逃行为的一致声讨，寄予厚望的张发奎、余汉谋、刘文辉等将领不仅没有如其所愿，闻风影从，参加“和平运动”，反而亦加入声讨的行列；国民党中央宣布永远开除其党籍并撤除一切职务的处分更使他痛苦万状。所以，在到达河内的最初一段时间里，他一直处于犹豫彷徨状态。正如他自己所言：“在河内过的这孤独的正月，这在我的一生，是不能忘却的。”
这一时期，汪虽有赴欧游历的念头，但并没有立即付诸行动，他与日本的勾结仍在继续。日本也恐汪的决心动摇，特请在港的高宗武前往河内，向汪报告日奉政情变化的真相、新政府的政策，特别是送达坂垣陆相给汪的激励文件。1月20日，高宗武又奉汪命自河内回到香港，与日方有关人员协议组织政府、训练军队的办法及时间表。2月1日，高宗武再由香港抵河内，与汪拟订了今后行动的三套具体方案。21日，高宗武携此方案赴日，会见平沼内阁要人，向他们转达了汪的意见：一、如果日本与蒋介石接触，汪协助斡旋；二、如果与蒋介石以外的人接触，汪以在野资格斡旋；三、如果要汪负责，他将出马。3月18日，日本驻香港总领事将平沼内阁支持成立以汪为首的新中央政府的口头决定面告高宗武。这一切均为蒋介石所获悉。而汪托谷正鼎带回的话语，无疑对蒋产生了刺激作用。此时的蒋介石既无同日“和谈”之心，要汪从旁协助无从谈起，若汪借此回到国内，势必给蒋造成更大的被动。蒋见软的一手难以阻止汪日进一步勾结，决定采取强制手段，于是便有河内刺汪事件的发生。
河内血案，蒋介石本欲置汪于死地，不意却误中副车，使汪逃过一劫，客观上起到了推怀送抱的作用。曾仲鸣遇刺身亡，汪精卫顿失一臂，自然有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之感。因曾与汪的特殊关系，汪既痛苦万分，又暴跳如雷。为报复军统的暗杀行动，他要进行反击。但在处境狼狈，无一兵一卒可用，无一寸地盘可据的情况下，反击的办法就是一方面揭露蒋与日本的“和谈”内幕，以骗取舆论的同情，同时加紧与日勾结，加快成立傀儡政权的活动。于是便有了《举一个例》的发表和潜赴上海组织傀儡政权的行动。
五
龙云在《艳电》发表之后不仅没有参与对汪的声讨，仍与汪往来频繁。刺汪事件发生后，龙云派李鸿谟到河内对汪表示慰问。李返回时，汪让其带回致龙云亲笔信和《举一个例》一文，对龙云进行拉拢，表示如果龙云能毅然公开表示同意《艳电》主张，他将前来昆明，请龙“予以决定答复”。
为防止龙云为汪利用，蒋介石在派“在滇中有相当历史，且馨望素著”的李协和(烈钧)前往云南，“借以防患未然”的同时，还派唐生智赴滇做龙云的工作。关于对汪的问题，龙云与唐生智商定：由龙云发表谈话，拥护领袖抗战到底，指斥和议，始终唯领袖之命是听，但不提汪函事。如何措辞，特请蒋介石拟定原则或全文，由唐转龙云签名发表。蒋拟就的信函指责汪发表《举一个例》“将国家机密泄露中外，布之敌人，此已为国民对国家初步道德所不许，至三月三十日大函。竟欲某背叛党国，破坏统一，毁灭全国军民抗战牺牲之代价，违反举国共守之国策，此不仅断送国家民族之前途，且使我无数将士与民众陷于自杀之惨境。此岂和平救中国之道，直是自灭我中国，以挽救敌国之命运耳”，希望汪“勿动于激愤，勿惑于群小，屏除客气，恢复灵明……立下英断，绝对与敌人断绝往来，命驾远游暂资休憇，斩断一切葛藤，免为敌人播弄，庶几国家能早获最后之胜利，而公亦克[可]无损其历史之令誉。”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封信中，蒋介石没有提到河内刺汪之事，可能顾忌到怕进一步刺激汪精卫，使其铤而走险的缘故。
接到蒋拟定的信函后，唐生智再与龙云协商，并最终将致汪函内容敲定，原定5月2日发表，后推迟至5月4日在云南各报上公开发表。同蒋介石拟就的致汪函相比，除主要部分在个别措辞上稍有改动外，最大的不同在于龙云不仅进一步强调汪离昆明时他对汪的奉告，并在陈公博抵昆明时再托陈转达，还特别提及河内刺汪及他派李鸿漠赴河内慰问之事。从龙云沿用蒋所拟就致汪函的主旨来看，此时他已决心与汪断绝关系。至于蒋介石希望公开汪致龙函，龙云表示不愿“落井下石”，蒋介石也不再勉强。汪见拉拢龙云无望，且日方营救人员已抵河内，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不得不转赴上海，投入组织傀儡政权的准备活动之中，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如果说在汪精卫叛逃的问题上蒋疏于防范于前，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在争取汪精卫回头的问题上，蒋试图补过于后。他既为汪提供了机会，也创造了条件。然汪精卫既对中国抗战前途绝望，又对蒋的联共政策不满，更不愿长期屈居人下，且过分轻信日本的承诺，终至背党叛国，成为民族罪人。
[作者简介]张殿兴，男，1964年生，河南伊川人，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党建研究所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史的教学与研究。
[责任编辑：蔡世华]
[关键词]蒋介石，汪精卫，龙云，叛国投敌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11-0046-05
得知汪精卫离开重庆，经昆明叛逃至河内的消息后，蒋介石在1938年12月21日的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此事殊所不料。当此国难空前未有之危局，不恤一切，拂袖私行，置党国于不顾，是岂吾革命党员之行动乎?痛惜之至!唯望其能自觉回头耳!”
一
尽管在汪精卫叛逃的问题上，仍有不少问题至今尚未完全搞清楚，但蒋、汪的“双簧说”已为史家所否认。说汪精卫的叛国投敌是蒋介石刻意设置的一个圈套，蒋介石一步步地将汪精卫推向事先布置的陷阱之中，这只是一种推测，缺乏真凭实据，恐怕连当事人也难以置信。因为汪精卫脱离抗战阵营是日汪双方重光堂会谈的一个主要“成果”，而其叛逃的具体计划是由汪精卫及集团核心成员共同制订的，至少在汪精卫看来，其叛逃计划非常周密，天衣无缝。尽管他在武汉时曾向陶希圣信誓旦旦地表示绝不背着蒋介石单独与日议和，但实际上，在汪精卫叛逃之前，一直是背着蒋介石与日勾结的。
能否说蒋介石对汪日勾结和汪精卫离开重庆事先一无所知呢?回答是否定的。撇开高宗武是个“双料间谍”的观点，蒋介石有关汪日勾结的消息来源绝非高宗武一个渠道。自日本政府宣布“不以蒋介石为对手”之后，中日之间的“谋和”活动始终没有中断，而这些“谋和”都是以蒋介石为中心展开的，有的是交叉进行的。为了保证“谋和”的成功，有的不惜将其他渠道的信息透露给对方，以争取主动。在孔祥熙主持的与日本密谈中就有许多有关汪日勾结的信息，如1938年7月2日，负责对日交涉的胡鄂公在给孔祥熙秘书的电报中即称：“高(宗武)此次之辞职由港来沪，为汪精卫所授意。盖汪嘱高辞职后，俾高得以个人资格为汪与日本方面作和平之接洽，以冀汪将来在中日和议谈判时而取得有利汪之政治上特殊地位。”10月23日又称：“汪精卫又大放和平空气，未识委员长(指蒋介石——笔者)、院座(指孔祥熙——笔者)对汪此种态度如何?设果将来中日和平由汪主持，不仅于国家民族与委员长、院座咸蒙不利，即弟等与兄所进行之运动亦成为画饼也。”11月5日，日方“谋和”人员宣称：“汪精卫屡次派人与日本当局接洽，要求日本以彼为对象”，“彼于日军攻下武汉、广州后，即改组国民政府，自任行政院长，彼即有权与日本谈判和平，蒋委员长决可下野”，如此等等。毫无疑问，这些消息通过孔祥熙源源不断地转达给蒋介石。可以肯定地说，即使没有高宗武提供情报，蒋介石也能觉察到汪日勾结的蛛丝马迹。
二
根据重光堂密约，汪精卫等应于12月8日离开重庆，恰恰在这一天，蒋介石从桂林飞抵重庆，打乱了汪精卫的计划。蒋介石并非知晓汪精卫的叛逃计划有备而来，纯属巧合。汪精卫做贼心虚，只得放弃原计划，静观事态的发展。由于汪精卫不能如期离开重庆，弄得日本首相近卫非常狼狈，原定的发表声明不得不延期；而蒋介石不仅无很快离渝的迹象，反而称病静养，汪精卫如坐针毡。12月16日，汪以探视为名谒蒋，蒋称他将于18日前往陕西武功主持召开军事会议。汪决定趁机出逃。18日上午，蒋介石按计划召集部长以下、科长以上干部训话。10点，汪乘蒋介石训话之机，前往行政院见孔祥熙，以赴成都讲演为名，乘机直飞昆明。
据陈公博回忆，大约在12月13、14日左右，汪精卫派一名副官到成都通知他，务于18日到昆明。因天气关系，陈延至20日始由成都飞往昆明，而汪精卫已先一日飞抵越南河内。可见，汪飞抵昆明的决定不是仓促做出的。至于汪到昆明见到先期抵达的周佛海告以“蒋先生尚在渝”，发出“此行极险”的感慨，是由于在飞滇途中与中央航空军官学校教育长周至柔同机，周为了向汪献殷勤，亲自驾机，使汪误以为周是奉蒋之命要将飞机开回重庆的缘故。
由于天气情况，蒋直到20日才飞往武功。汪离开重庆之后，蒋介石尚在重庆停留两天时间。因事先已告知孔祥熙，按常理，孔应将此事通报给蒋介石，但孔既无向蒋转告，也没有采取任何防范措施。这很容易理解：汪当时的身份是国民党的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到国统区的任何地方发表讲演并不是什么越轨行为。因此，作为行政院长的孔祥熙并不在意。接到龙云的“汪副总裁于昨日到滇，本日身感不适，午后二时半已离滇飞航河内。昨夜及(汪)临行时两次电详呈”的效电，始知汪的真正去向，于是才有21日蒋介石日记中的那段话。由此可见，蒋介石“殊所不料”之事不是汪的离渝，而是此时汪已抵河内。而孔祥熙给蒋介石的电报更是22日的事。孔在“养”电中称：“季兄(指汪——笔者)于本星期日(18日)十时，借赴蓉讲演为词，乘机直飞昆明，转赴河内。据说主张反共议和，以去就向兄争。此事在此外交好转时发生，殊堪疑虑。回忆星日告弟之忧念，唯尚不知汪于是晨离渝矣。此事应取之态度及应付办法，即祈密示。”分析孔的“养”电，可得如下信息：(一)汪是以赴成都讲演为名直飞昆明的；(二)蒋、汪在“战”“和”及反共问题上有分歧，汪以出走的方式向蒋抗争；(三)蒋对汪的所作所为时感“忧念”，在汪出走的当天(即18日)曾向孔祥熙表示过。至于“唯尚不知汪于是晨离渝”之语，则是孔祥熙为了推卸没有及时向蒋报告的责任罢了。
从蒋介石的日记看，他是在21日才收到龙云于19日发出的“效”电的，龙云发电报之时，蒋仍在重庆、竟然没有看到。即使蒋介石20日一早赶往武功，由重庆转往武功竟又花费了一天多的时间。更为奇怪的是，龙云在“效”电中称“昨夜及(汪)临行时两次电详呈”，说明在“效”电之前，龙云曾两次致电蒋介石，而此时尚在重庆的蒋应该收到龙云的电报，在这一点上龙云不敢撒谎。尽管两封电报没有找到，但至少可以说明电报里没有什么对汪精卫不利的话，而蒋介石对汪精卫背着他到昆明一事并不在意。而作为行政院长的孔祥熙不仅事前隐瞒消息，而且，直到22日才向蒋介石通报情况。这些都是有违常规的。因为在非常时期，空中管制是极其严格的，包括高官的出行都有严格的报批手续。这中间也许有人做了手脚，故意掩盖了事实真相，否则，唯一可以解释得通的理由是，包括蒋介石在内的所有当事人都没把汪精卫的“离国”当做什么重 大事件来对待。难怪陈布雷在得知汪精卫出走的消息后也仅仅是发出“汪先生忧国心切，疑其有所感触而去”的感叹而已。
三
尽管蒋介石对汪精卫在“国难空前未有之危局”之下“不惜一切，拂袖私行”之行动“痛惜之至”，但他的第一反应是“唯望其能自觉回头耳”。应该说，这是蒋介石得知汪已达河内消息时内心世界的真实表露。
蒋汪这一对政坛敌手围绕权力问题，曾经争得你死我活，汪因政坛失意而负气出走已成家常便饭。但汪的此次出走与此前的多次离国是完全不同的。在举国一致对日作战的大背景下，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面对汪与日本加紧勾结，并以蒋介石下野为“和谈”条件的不利局势下，身为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国防会议副主席的汪精卫突然出走，这对国民党、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本人意味着什么，蒋介石不能不考虑其严重后果。正如有人所分析的那样：“凭汪在中国的显赫地位，哪怕他只是暧昧地支持了日本，就一定会使他本国人民陷于不和与混乱。”这既是日本在诱蒋投降不成，转而诱降汪精卫的意图所在，也是蒋介石的忧虑所在。
汪精卫出逃后，尽管当局对此讳莫如深，严令各报封锁消息，但他的突然消失，仍然引起了国内外的种种猜测，这在端纳给田伯烈的信中明显反映出来：“中国政府内部对于汪精卫正在从事的和平使命有很多闲话。他肯定已经离开重庆并且必定在云南说过一些致力于和平之类的话”，汪精卫“是应云南省主席的邀请去昆明作私人旅游的。香港的投机活动十分猖獗，估计汪随时都有可能在那里露面，开始与日本人进行媾和”。在这种情况下，企图隐瞒事实真相不但不可能，反而会引起内部更大的混乱。为敷衍舆论，12月23日，国民党中央新闻机关发布如下消息：“汪副总裁前经四川省党部各县干部训练班程天放主任之约，赴成都讲演，又因龙主席约游昆明，本拟于本月初赴约，旋因中央有重要会议，延迟多日，于本月18日乘机赴昆明，预定三四日后返经成都，向全省干部人员训话后返渝。19日此间友人接电，谓因高度飞行，在机上即感不适，下机后脉搏间断，延医诊视，谓系旧疾复发，须认真调治。21日复有电告其友，谓已至河内，就某素识之法国医生医治，一俟健康稍复，即行回渝。”
针对汪精卫与日议和的种种猜测，蒋介石也声称：汪先生此次离渝转赴河内，实为转地疗养，纯系个人行动，毫无政治意味。此行不仅与军事委员会无关，即于中央与国民政府皆毫无关系。故外间一切猜测与谣言，国人必不置信。蒋的此种表白，既是想冲淡汪出走所造成的政治影响，同时也为争取汪的回头留有余地。因此，蒋介石接到龙云转呈的汪自河内23日发给他的“梗”电后，令驻英大使郭泰棋对汪进行恳劝。郭在致汪的电报中指出，蒋介石“领导国人继续抗战，实属唯一救亡图存之道”，劝汪“勿公开主和，表示与中央异致，免予敌人以可乘之机”，希望汪“早日来欧，暂事休养”，并表示自己“愿辞职随侍”。这是蒋介石通过郭泰棋对汪精卫去向的初次表露。
四
汪精卫响应近卫声明的《艳电》公开发表后，其主和附敌面目已大白于天下。1939年元旦，国民党召开临时中常会，讨论对汪精卫发表《艳电》的处置问题。按照蒋介石原来的打算，对汪“犹欲处以宽大”，并于31日嘱陈布雷拟电稿，“将晓以大义，为(汪)留悛悔余地”，只是因在临时中常会上“群情激昂”，与会者对汪的行为“均极愤慨”，遂通过决议，称：“汪兆铭承本党付托之重，值抗日紧急之际，擅离职守，匿迹异地，散发违背国策之主张。艳日来电，竟主张以敌相近卫根本灭亡我国之狂悍地声明为依据，而向敌求和；一面腾之报章，广为散发，以建议中央为名，逞蛊惑人心之技。……汪兆铭此种行动，其为违反纪律，危害党国，实已昭然若揭，大义所在，断难姑息，即予永远开除其党籍，并撤除一切职务，藉肃党纪，以正视听。”
在国民党中央作出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决定后，海内外再次掀起巨大的讨逆声浪，就连汪精卫寄予厚望的张发奎、余汉谋等也认为汪之附敌议和行为“虽加寸磔，未足蔽辜”，并认为“中央对汪兆铭仅下永远开除党籍并撤除一切职务的处分，似仍过于宽大”，提请中央“对汪兆铭之降敌叛国，应交国民政府下令通缉，明正典刑”。刘文辉称“汪氏信念不坚，言行逾范，我中央予以严峻处分，是伸纪纲而寒敌胆”，表示“职当谨率全省军民竭诚拥护，并誓死服从领袖，抗战到底”。在一片声讨之下，汪精卫集团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惶惶不可终日。
当汪遭国内外一致谴责之时，龙云曾向蒋提议：“派汪之亲信一二人到河内，以私人欢迎其回国，如能回渝最好，否则在国内任何一处居住，均可避免再与日人勾结，以免铤而走险，对外则团结之裂痕不出，对汪则以后无从活动，日人亦无从挑拨。”龙还面告陈璧君之弟陈昌祖：“钧座此次提会(即提议召开临时中常会——笔者)，系不得不服从多数主张，但心中始终为汪留有余地”，请其转告汪，切勿误会。蒋虽同意派汪之亲信到河内奉劝，但并不赞成汪回国：“汪到越后之言行，绝不如吾人所想象之汪先生，现在若劝其返渝，则彼必以恶意推测，且彼亦必不出此。至于留在国内，无论何地，不唯敌国可借此造谣，甚或假借其名义，多所引诱，即国际亦复怀疑，而全国军民之惶惑更无论矣。如为彼计，此时当以赴欧为唯一上策，否则皆于公私有损。”“如彼此时留住国内，则全国要求通缉之令无法遏阻，如此则公私更难为怀矣。吾人于此，唯有先公而后私，只要(对)抗战有利，国家有益，则私人关系虽受损失，亦唯忍痛一时，但求吾心之所安而无愧怍耳。”
按照蒋介石后来的解释：“当此次开除(汪精卫)党籍决议时，奉有通缉令并发一项，佥以为汪之言行，不仅违犯党纪，而且毁坏国法也，卒因中正力加阻止乃已。”蒋之不愿通缉汪精卫，是希望汪能够“自觉回头”。这里所谓“回头”，非是希望汪重新回到国内，而是希望他停止和日本做进一步的勾结，“就此止步”。
随后，蒋介石派谷正鼎到河内游说汪精卫，并带去了供汪精卫、陈璧君和曾仲鸣三人出国使用的护照。从谷正鼎只带去出国护照这一点来说，蒋介石的用意非常明显。而在此之前，从东京的德国使馆传出汪氏夫妇有游历欧洲之计划，正向德、英、法三国申请签证。从汪精卫将护照留下并托谷转达给蒋介石的口信中，可以看出汪当时的确有出国的打算：“其一，我不离重庆，艳电不能发出。当此危难之时，离重庆已经很痛心了，何况离国!我所以愿意离国，是表明要主张得蒙采纳，个人不成问题。其二，闻得国民政府正在努力促成国际调停，这是可以的，然而至少国际调停与直接交涉同时并行，如此，则我以在野之身，从旁协助，亦不为无补。其三，如果国民政府始终不下决心，任这局面僵下去，我虽离国，也会回来。”
此时汪精卫产生暂时赴欧的念头不难理解：尽 管他发表了响应近卫声明的《艳电》，但他对近卫声明中最为重要的撤军问题只字不提表示不满，觉得日本“变了卦”；《艳电》发表后几天，近卫内阁很快辞职，平沼内阁上台伊始，对诱降汪精卫的“渡边工作”并不十分热心，汪精卫大有被遗弃的感觉；国内外对其叛逃行为的一致声讨，寄予厚望的张发奎、余汉谋、刘文辉等将领不仅没有如其所愿，闻风影从，参加“和平运动”，反而亦加入声讨的行列；国民党中央宣布永远开除其党籍并撤除一切职务的处分更使他痛苦万状。所以，在到达河内的最初一段时间里，他一直处于犹豫彷徨状态。正如他自己所言：“在河内过的这孤独的正月，这在我的一生，是不能忘却的。”
这一时期，汪虽有赴欧游历的念头，但并没有立即付诸行动，他与日本的勾结仍在继续。日本也恐汪的决心动摇，特请在港的高宗武前往河内，向汪报告日奉政情变化的真相、新政府的政策，特别是送达坂垣陆相给汪的激励文件。1月20日，高宗武又奉汪命自河内回到香港，与日方有关人员协议组织政府、训练军队的办法及时间表。2月1日，高宗武再由香港抵河内，与汪拟订了今后行动的三套具体方案。21日，高宗武携此方案赴日，会见平沼内阁要人，向他们转达了汪的意见：一、如果日本与蒋介石接触，汪协助斡旋；二、如果与蒋介石以外的人接触，汪以在野资格斡旋；三、如果要汪负责，他将出马。3月18日，日本驻香港总领事将平沼内阁支持成立以汪为首的新中央政府的口头决定面告高宗武。这一切均为蒋介石所获悉。而汪托谷正鼎带回的话语，无疑对蒋产生了刺激作用。此时的蒋介石既无同日“和谈”之心，要汪从旁协助无从谈起，若汪借此回到国内，势必给蒋造成更大的被动。蒋见软的一手难以阻止汪日进一步勾结，决定采取强制手段，于是便有河内刺汪事件的发生。
河内血案，蒋介石本欲置汪于死地，不意却误中副车，使汪逃过一劫，客观上起到了推怀送抱的作用。曾仲鸣遇刺身亡，汪精卫顿失一臂，自然有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之感。因曾与汪的特殊关系，汪既痛苦万分，又暴跳如雷。为报复军统的暗杀行动，他要进行反击。但在处境狼狈，无一兵一卒可用，无一寸地盘可据的情况下，反击的办法就是一方面揭露蒋与日本的“和谈”内幕，以骗取舆论的同情，同时加紧与日勾结，加快成立傀儡政权的活动。于是便有了《举一个例》的发表和潜赴上海组织傀儡政权的行动。
五
龙云在《艳电》发表之后不仅没有参与对汪的声讨，仍与汪往来频繁。刺汪事件发生后，龙云派李鸿谟到河内对汪表示慰问。李返回时，汪让其带回致龙云亲笔信和《举一个例》一文，对龙云进行拉拢，表示如果龙云能毅然公开表示同意《艳电》主张，他将前来昆明，请龙“予以决定答复”。
为防止龙云为汪利用，蒋介石在派“在滇中有相当历史，且馨望素著”的李协和(烈钧)前往云南，“借以防患未然”的同时，还派唐生智赴滇做龙云的工作。关于对汪的问题，龙云与唐生智商定：由龙云发表谈话，拥护领袖抗战到底，指斥和议，始终唯领袖之命是听，但不提汪函事。如何措辞，特请蒋介石拟定原则或全文，由唐转龙云签名发表。蒋拟就的信函指责汪发表《举一个例》“将国家机密泄露中外，布之敌人，此已为国民对国家初步道德所不许，至三月三十日大函。竟欲某背叛党国，破坏统一，毁灭全国军民抗战牺牲之代价，违反举国共守之国策，此不仅断送国家民族之前途，且使我无数将士与民众陷于自杀之惨境。此岂和平救中国之道，直是自灭我中国，以挽救敌国之命运耳”，希望汪“勿动于激愤，勿惑于群小，屏除客气，恢复灵明……立下英断，绝对与敌人断绝往来，命驾远游暂资休憇，斩断一切葛藤，免为敌人播弄，庶几国家能早获最后之胜利，而公亦克[可]无损其历史之令誉。”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封信中，蒋介石没有提到河内刺汪之事，可能顾忌到怕进一步刺激汪精卫，使其铤而走险的缘故。
接到蒋拟定的信函后，唐生智再与龙云协商，并最终将致汪函内容敲定，原定5月2日发表，后推迟至5月4日在云南各报上公开发表。同蒋介石拟就的致汪函相比，除主要部分在个别措辞上稍有改动外，最大的不同在于龙云不仅进一步强调汪离昆明时他对汪的奉告，并在陈公博抵昆明时再托陈转达，还特别提及河内刺汪及他派李鸿漠赴河内慰问之事。从龙云沿用蒋所拟就致汪函的主旨来看，此时他已决心与汪断绝关系。至于蒋介石希望公开汪致龙函，龙云表示不愿“落井下石”，蒋介石也不再勉强。汪见拉拢龙云无望，且日方营救人员已抵河内，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不得不转赴上海，投入组织傀儡政权的准备活动之中，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如果说在汪精卫叛逃的问题上蒋疏于防范于前，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在争取汪精卫回头的问题上，蒋试图补过于后。他既为汪提供了机会，也创造了条件。然汪精卫既对中国抗战前途绝望，又对蒋的联共政策不满，更不愿长期屈居人下，且过分轻信日本的承诺，终至背党叛国，成为民族罪人。
[作者简介]张殿兴，男，1964年生，河南伊川人，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党建研究所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史的教学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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