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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席9月22日在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接受《华尔街日报》书面采访时指出，看待中美关系，要看大局，不能只盯着两国之间的分歧，正所谓“得其大者可以见其小”。中美双方要相互理解、相互尊重、聚同化异，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对可以解决的问题，双方要相向而行，共同努力加以解决。对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要以建设性方式善加管控，防止激化或升级，防止对两国总体关系和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合作大局造成干扰。去年7月9日在中美第六轮战略与经济对话及第五轮人文交流高层磋商联合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也特别指出中美彼此要相互尊重、聚同化异。
习主席反复强调“聚同化异”，实际上点出了新时期中美关系的一个新特征同时也是新课题。中美关系如何从求同存异走向聚同化异？聚同化异与求同存异之间的区别何在？这必须从分析中美之间的“同”和“异”说起。
中美两国的同与异
中国和美国，一个雄踞欧亚大陆，倚陆抱海，一个坐落美洲大陆，两面环洋。两国面积相近，纬度相似，遥遥相对，隔洋打量：一个是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一个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是西方文明的集大成者，一个是东方文明的典型代表；一个是美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一个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个是世界最年轻的国家之一，但从现代化的发展历程看，美利坚合众国作为资产阶级共和国，已有两百多年历史。一个是古老的东方文明，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却才六十出头，仍相当年轻；一个是称霸世界半个世纪的既成大国，一个是综合国力发展最为迅猛的新兴崛起大国。一句话，两国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历史文化、发展阶段、地缘环境等，均有所不同。
但进一步分析，这不同之中其实也有诸多相同或神似之处。中国56个民族和谐共处，形成以汉族为主体的“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大家庭；美国则是世界各民族、各种族的汇聚之地，是以WASP（白种盎格鲁萨克森清教徒）为主体的“一体多元”大拼盘、大熔炉。这种相近的民族特性，决定了两国在文化品格上的诸多共性：
一是都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或民族主义情绪。因为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是不同民族“合众为一”的黏合剂。美国的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凭借的是所谓自由民主价值观，美国“世界第一”的自豪感，以及阶段性地渲染外部威胁甚至发动对外战争，自信心、自豪感和危机意识、霸权意识相互交织；中国的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则来源于生生不息的历史文化传统，近百年抵御外敌形成的民族凝聚力，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和平崛起，以及对外部威胁和内部挑战的时时警惕，同样也是自信心、自豪感和危机意识相互交织。
二是都认为自己“例外”或“唯一”。美国“例外论”经久不息，自不待言，中国也始终强调自身“特色”或国情的“特殊性”。所不同者，美国总是因“例外”而自觉“高人一等”，中国则因自身特色而寻求被人尊重。
三是都很讲原则。这是“例外论”和“特色论”自然延伸的一种民族性。美国大讲自由民主原则，人权高于主权原则，市场经济原则，进而每每强调所谓规则的重要性。中国的原则性丝毫不亚于美国，四项基本原则、一个中国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等，不一而足。所不同者，美国往往希望将自身坚持的原则变成普世原则和普世价值，将原则作为干涉、打压或塑造别国的工具，中国则将原则视作保障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彰显自身特色的基础，更多是一种防御性的立场。
四是都很务实。美国尊奉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处理国际关系更多奉行现实主义，中国自古强调为人、处事、治国讲求“入世”，追求“实事求是”。这种务实态度使得中美在讲求原则的同时也不失灵活，较好地把握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平衡。
五是都有大国心态和大国抱负。美国有美国梦，中国有中国梦，梦想的前提或基础都是大国地位，美国期待霸权永续，中国则追求民族复兴。
这种“同中有异”与“异中有同”的交织，导致中美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两国民众彼此的情感也十分微妙。美国作为西方列強之一，曾参与瓜分中国，中美也曾在朝鲜战争中兵戎相见，但中美不像中日，彼此间没有很深的历史积怨，相反，清华园、飞虎队、乒乓外交、大熊猫的故事广为流传；中国作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曾是美国的冷战对手，冷战后也仍被视为意识形态的异类，但美国战略界多数人认为，中国不是前苏联，美中可以成为“利益攸关方”。中国把美国，既看作必须防范的对象，也视为必须借鉴和追赶的国家。在这样一种复杂的认知下，中美之间既是必须防范的对手，又是可以合作的伙伴，既竞争，又合作，而竞、合之选择，则全凭时空条件的变动和国家利益的变化。
中美“求同存异”的经验
如此多的“同”和“异”集于中美之间，使得这对关系的处理必须时时把握技巧、平衡、细致和耐心，因为一旦过于趋同，则难免丧失自我；而一旦把“异”放大，关系必然破裂。建交30多年来，中美关系之所以在曲折中仍能不断向前发展，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求同存异”，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斗而不破，合而不同”。
经历过朝鲜战争美中走向敌对的冷战时期，两国之所以最终走到一起，是因为面临来自前苏联的共同威胁。由于这种“同”，基辛格秘密访华，尼克松勇于破冰，毛泽东、周恩来高瞻远瞩，“小球转动大球”，邓小平最终拍板，促成中美历经多年谈判而最终建交。在这一过程中，不仅经贸、人权等问题可以暂时放在一边，连美国对台军售这样的重大问题也可留到建交之后去处理，正所谓在求大同的时候也存大异。这种大开大合，展现出大智大勇，大胸襟和大视野。由此，中美关系这盘死棋走活，中国改革开放这盘新棋开局。
冷战后，苏东阵营解体，中国成为许多美国人必欲除之而后快的社会主义“最后的堡垒”，中美关系的“蜜月期”终结，对抗期再度上演。在这关键时刻和转折关头，两国领导人再次认识到求同存异的重要性，再次意识到斗而不破的真谛。这时的“同”不再是“共同的威胁”，而是“共同的利益”，尤其是经贸利益。美国高层和战略界清醒地认识到，美国的发展离不开中国巨大的市场和价廉物美的产品，中国领导人也深知，中国改革开放事业要继续推进，离不开美国的资金和技术，必须保持中美关系的稳定性。1992年邓小平南行之后，中国改革开放事业进入新阶段，其后，1993年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西雅图，中美关系步入正轨。经过漫长而艰辛的谈判，中国最终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面融入国际体系，中美经贸关系由此进入飞速发展期，中国崛起也迎来加速度。 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两国领导人迅速将“反恐”视作中美之间的大同，展开全面的反恐合作。在这一过程中，小布什政府调整此前对华强硬政策，时任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于2005年提出中美可以成为“利益攸关方”，承认中国崛起不可阻挡，表示愿意同中国展开全方位合作。中国领导人则审时度势，在中美反恐合作中争取主动，赢得战略机遇期，中美关系由此保持了大约8年的和平稳定，期间中国经济总量连续超法、英、德、日，跃升为世界第二。
求同存异重在一个“求”字。“求”则首先意味着准确判断形势，明确哪些是彼此真正的共同利益；其次意味着主动争取，一旦认清形势看准共同利益之处，即善于和敢于抓住机遇，变不可能为可能；最后则意味着要精心呵护来之不易的合作，不因一时一事而断送大局。人们常说“911事件”给中美关系带来长达10年的战略机遇期，但设想如果当时中国仍记恨美国的“炸馆”、“撞机”，而对“911事件”做出错误的判断，或者对美国的反恐行动作壁上观甚至落井下石，中美关系的局面很可能被改写。
求同存异还贵在一个“存”字。中美如此多的差异、分歧或矛盾，在无法化解或破解时，怎么办？办法就是先存起来，别让这些分歧阻碍两国合作大局，不让这些矛盾掣肘两国发展大计。“存”字还有一层深意，那就是承认两国“异”的合理性，“赤橙黄绿青蓝紫”，“万紫千红才是春”，对彼此的差异要理解或尊重。
“求”与“存”之间，体现的是政治家的智慧、胆识和胸襟，展现的是战略家的思想解放、实事求是。中美关系过去30多年的发展，正是得益于在求同存异中抓大控小，在登高望远中砥砺前行。
中美“聚同化异”的使命
如果说求同存异是中美关系过去30多年发展的宝贵经验，那么展望未来，简单的求同存异已然不够，中美关系要继续向前，还需要进一步聚同化异。
这是因为，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的深入发展，中美之间的距离越来越短，交流越来越频，沟通越来越畅，理解越来越深，相应的，“同”的一面越来越多。比如，两国都面临气候变化、环境破坏等全球性问题的共同挑战，面临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安全问题的共同威胁，面临海空天网等战略“新边疆”带来的共同难题，面临维护和改革既有地区和国际秩序的共同任务，面临深化经贸合作、引领全球经济方向的共同责任。总之，“同”的清单可以拉得很长很长。如何将如此多的“同”整合为推动中美关系发展的新基础、正能量呢？就需要在一个“聚”字上下功夫。跟过去相比，“同”显而易见，不用“求”自然在。但跟彼时“共同的威胁”或“共同的利益”相比，此时的“同”更多体现为彼此面临的“共同的问题”，显得支离破碎、杂乱无章。这就需要将散见在各领域各角落的“同”聚拢到一堆，由若干“小同”变成支撑中美关系的“大同”。
习主席此次美国之行，就体现出聚小同为大同的用心。何为“大同”？对中美两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言，没有什么比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共同引领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构建更重要的历史使命了；对中美这两个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而言，没有什么比携手深化经济相互依赖、共同助推世界经济走出衰退走向复苏更重要的现实责任了；对中美这对网络安全的冤家而言，没有什么比确定彼此网络安全行为准则、塑造全球网络安全秩序更紧迫的战略任务了。其他如气候变化、全球发展、国际维和等等，都是中美必须聚拢的“大同”。有如此多“大同”在心，何愁中美不能合作共赢，走向新型大国关系？
另一方面，随着实力对比逐步拉近，战略博弈日益深刻，中美之间的“异”也与“同”一样，水涨船高，越来越多。旧有的台湾、西藏、宗教、人权、经贸等矛盾依然深刻，新生的南海、网络、金融、军事等问题层出不穷。老问题因存留下来而未解，新问题因刚刚浮现而待解，新老问题交织，如不及时化解，势必相互纠缠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比如中美关于台海问题的旧有分歧就很容易跟当前东海、南海问题上的矛盾形成联动，造成“三海共振”效应，这无疑将成为中国国家安全难以承受的灾难。因此，将“异”仅停留在“存”上恐蕴藏风险，而降低风险的有效办法，是将其中一些可以化解的“异”尽量“化”掉。这里的“化”既有消化、化解的意思，也含转化之意。
比如最近两国关于网络安全的斗争几近剑拔弩张，看似无解，但本着化异的精神去处理，则发现危中有机、否极泰来，最终，两国就网络安全问题达成行为准则，对中美乃至全球都是福音。以此类推，两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博弈何尝不会转化为就海上安全问题形成中美共识或行为准则呢？
求同存异是中美关系过去30多年发展的法宝，聚同化异则是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任务。如今，中美关系正步入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伟大征程，在这一“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新长征路上，既要秉持求同存异的精神，更要学会聚同化异的本领，这是中美关系走上更高境界的必然要求。诚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只要我们双方坚持相互尊重、聚同化异，保持战略耐心，不為一事所惑，不为一言所扰，中美关系大局就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
（责任编辑：陈蓉）
习主席反复强调“聚同化异”，实际上点出了新时期中美关系的一个新特征同时也是新课题。中美关系如何从求同存异走向聚同化异？聚同化异与求同存异之间的区别何在？这必须从分析中美之间的“同”和“异”说起。
中美两国的同与异
中国和美国，一个雄踞欧亚大陆，倚陆抱海，一个坐落美洲大陆，两面环洋。两国面积相近，纬度相似，遥遥相对，隔洋打量：一个是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一个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是西方文明的集大成者，一个是东方文明的典型代表；一个是美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一个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个是世界最年轻的国家之一，但从现代化的发展历程看，美利坚合众国作为资产阶级共和国，已有两百多年历史。一个是古老的东方文明，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却才六十出头，仍相当年轻；一个是称霸世界半个世纪的既成大国，一个是综合国力发展最为迅猛的新兴崛起大国。一句话，两国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历史文化、发展阶段、地缘环境等，均有所不同。
但进一步分析，这不同之中其实也有诸多相同或神似之处。中国56个民族和谐共处，形成以汉族为主体的“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大家庭；美国则是世界各民族、各种族的汇聚之地，是以WASP（白种盎格鲁萨克森清教徒）为主体的“一体多元”大拼盘、大熔炉。这种相近的民族特性，决定了两国在文化品格上的诸多共性：
一是都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或民族主义情绪。因为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是不同民族“合众为一”的黏合剂。美国的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凭借的是所谓自由民主价值观，美国“世界第一”的自豪感，以及阶段性地渲染外部威胁甚至发动对外战争，自信心、自豪感和危机意识、霸权意识相互交织；中国的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则来源于生生不息的历史文化传统，近百年抵御外敌形成的民族凝聚力，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和平崛起，以及对外部威胁和内部挑战的时时警惕，同样也是自信心、自豪感和危机意识相互交织。
二是都认为自己“例外”或“唯一”。美国“例外论”经久不息，自不待言，中国也始终强调自身“特色”或国情的“特殊性”。所不同者，美国总是因“例外”而自觉“高人一等”，中国则因自身特色而寻求被人尊重。
三是都很讲原则。这是“例外论”和“特色论”自然延伸的一种民族性。美国大讲自由民主原则，人权高于主权原则，市场经济原则，进而每每强调所谓规则的重要性。中国的原则性丝毫不亚于美国，四项基本原则、一个中国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等，不一而足。所不同者，美国往往希望将自身坚持的原则变成普世原则和普世价值，将原则作为干涉、打压或塑造别国的工具，中国则将原则视作保障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彰显自身特色的基础，更多是一种防御性的立场。
四是都很务实。美国尊奉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处理国际关系更多奉行现实主义，中国自古强调为人、处事、治国讲求“入世”，追求“实事求是”。这种务实态度使得中美在讲求原则的同时也不失灵活，较好地把握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平衡。
五是都有大国心态和大国抱负。美国有美国梦，中国有中国梦，梦想的前提或基础都是大国地位，美国期待霸权永续，中国则追求民族复兴。
这种“同中有异”与“异中有同”的交织，导致中美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两国民众彼此的情感也十分微妙。美国作为西方列強之一，曾参与瓜分中国，中美也曾在朝鲜战争中兵戎相见，但中美不像中日，彼此间没有很深的历史积怨，相反，清华园、飞虎队、乒乓外交、大熊猫的故事广为流传；中国作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曾是美国的冷战对手，冷战后也仍被视为意识形态的异类，但美国战略界多数人认为，中国不是前苏联，美中可以成为“利益攸关方”。中国把美国，既看作必须防范的对象，也视为必须借鉴和追赶的国家。在这样一种复杂的认知下，中美之间既是必须防范的对手，又是可以合作的伙伴，既竞争，又合作，而竞、合之选择，则全凭时空条件的变动和国家利益的变化。
中美“求同存异”的经验
如此多的“同”和“异”集于中美之间，使得这对关系的处理必须时时把握技巧、平衡、细致和耐心，因为一旦过于趋同，则难免丧失自我；而一旦把“异”放大，关系必然破裂。建交30多年来，中美关系之所以在曲折中仍能不断向前发展，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求同存异”，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斗而不破，合而不同”。
经历过朝鲜战争美中走向敌对的冷战时期，两国之所以最终走到一起，是因为面临来自前苏联的共同威胁。由于这种“同”，基辛格秘密访华，尼克松勇于破冰，毛泽东、周恩来高瞻远瞩，“小球转动大球”，邓小平最终拍板，促成中美历经多年谈判而最终建交。在这一过程中，不仅经贸、人权等问题可以暂时放在一边，连美国对台军售这样的重大问题也可留到建交之后去处理，正所谓在求大同的时候也存大异。这种大开大合，展现出大智大勇，大胸襟和大视野。由此，中美关系这盘死棋走活，中国改革开放这盘新棋开局。
冷战后，苏东阵营解体，中国成为许多美国人必欲除之而后快的社会主义“最后的堡垒”，中美关系的“蜜月期”终结，对抗期再度上演。在这关键时刻和转折关头，两国领导人再次认识到求同存异的重要性，再次意识到斗而不破的真谛。这时的“同”不再是“共同的威胁”，而是“共同的利益”，尤其是经贸利益。美国高层和战略界清醒地认识到，美国的发展离不开中国巨大的市场和价廉物美的产品，中国领导人也深知，中国改革开放事业要继续推进，离不开美国的资金和技术，必须保持中美关系的稳定性。1992年邓小平南行之后，中国改革开放事业进入新阶段，其后，1993年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西雅图，中美关系步入正轨。经过漫长而艰辛的谈判，中国最终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面融入国际体系，中美经贸关系由此进入飞速发展期，中国崛起也迎来加速度。 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两国领导人迅速将“反恐”视作中美之间的大同，展开全面的反恐合作。在这一过程中，小布什政府调整此前对华强硬政策，时任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于2005年提出中美可以成为“利益攸关方”，承认中国崛起不可阻挡，表示愿意同中国展开全方位合作。中国领导人则审时度势，在中美反恐合作中争取主动，赢得战略机遇期，中美关系由此保持了大约8年的和平稳定，期间中国经济总量连续超法、英、德、日，跃升为世界第二。
求同存异重在一个“求”字。“求”则首先意味着准确判断形势，明确哪些是彼此真正的共同利益；其次意味着主动争取，一旦认清形势看准共同利益之处，即善于和敢于抓住机遇，变不可能为可能；最后则意味着要精心呵护来之不易的合作，不因一时一事而断送大局。人们常说“911事件”给中美关系带来长达10年的战略机遇期，但设想如果当时中国仍记恨美国的“炸馆”、“撞机”，而对“911事件”做出错误的判断，或者对美国的反恐行动作壁上观甚至落井下石，中美关系的局面很可能被改写。
求同存异还贵在一个“存”字。中美如此多的差异、分歧或矛盾，在无法化解或破解时，怎么办？办法就是先存起来，别让这些分歧阻碍两国合作大局，不让这些矛盾掣肘两国发展大计。“存”字还有一层深意，那就是承认两国“异”的合理性，“赤橙黄绿青蓝紫”，“万紫千红才是春”，对彼此的差异要理解或尊重。
“求”与“存”之间，体现的是政治家的智慧、胆识和胸襟，展现的是战略家的思想解放、实事求是。中美关系过去30多年的发展，正是得益于在求同存异中抓大控小，在登高望远中砥砺前行。
中美“聚同化异”的使命
如果说求同存异是中美关系过去30多年发展的宝贵经验，那么展望未来，简单的求同存异已然不够，中美关系要继续向前，还需要进一步聚同化异。
这是因为，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的深入发展，中美之间的距离越来越短，交流越来越频，沟通越来越畅，理解越来越深，相应的，“同”的一面越来越多。比如，两国都面临气候变化、环境破坏等全球性问题的共同挑战，面临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安全问题的共同威胁，面临海空天网等战略“新边疆”带来的共同难题，面临维护和改革既有地区和国际秩序的共同任务，面临深化经贸合作、引领全球经济方向的共同责任。总之，“同”的清单可以拉得很长很长。如何将如此多的“同”整合为推动中美关系发展的新基础、正能量呢？就需要在一个“聚”字上下功夫。跟过去相比，“同”显而易见，不用“求”自然在。但跟彼时“共同的威胁”或“共同的利益”相比，此时的“同”更多体现为彼此面临的“共同的问题”，显得支离破碎、杂乱无章。这就需要将散见在各领域各角落的“同”聚拢到一堆，由若干“小同”变成支撑中美关系的“大同”。
习主席此次美国之行，就体现出聚小同为大同的用心。何为“大同”？对中美两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言，没有什么比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共同引领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构建更重要的历史使命了；对中美这两个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而言，没有什么比携手深化经济相互依赖、共同助推世界经济走出衰退走向复苏更重要的现实责任了；对中美这对网络安全的冤家而言，没有什么比确定彼此网络安全行为准则、塑造全球网络安全秩序更紧迫的战略任务了。其他如气候变化、全球发展、国际维和等等，都是中美必须聚拢的“大同”。有如此多“大同”在心，何愁中美不能合作共赢，走向新型大国关系？
另一方面，随着实力对比逐步拉近，战略博弈日益深刻，中美之间的“异”也与“同”一样，水涨船高，越来越多。旧有的台湾、西藏、宗教、人权、经贸等矛盾依然深刻，新生的南海、网络、金融、军事等问题层出不穷。老问题因存留下来而未解，新问题因刚刚浮现而待解，新老问题交织，如不及时化解，势必相互纠缠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比如中美关于台海问题的旧有分歧就很容易跟当前东海、南海问题上的矛盾形成联动，造成“三海共振”效应，这无疑将成为中国国家安全难以承受的灾难。因此，将“异”仅停留在“存”上恐蕴藏风险，而降低风险的有效办法，是将其中一些可以化解的“异”尽量“化”掉。这里的“化”既有消化、化解的意思，也含转化之意。
比如最近两国关于网络安全的斗争几近剑拔弩张，看似无解，但本着化异的精神去处理，则发现危中有机、否极泰来，最终，两国就网络安全问题达成行为准则，对中美乃至全球都是福音。以此类推，两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博弈何尝不会转化为就海上安全问题形成中美共识或行为准则呢？
求同存异是中美关系过去30多年发展的法宝，聚同化异则是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任务。如今，中美关系正步入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伟大征程，在这一“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新长征路上，既要秉持求同存异的精神，更要学会聚同化异的本领，这是中美关系走上更高境界的必然要求。诚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只要我们双方坚持相互尊重、聚同化异，保持战略耐心，不為一事所惑，不为一言所扰，中美关系大局就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
（责任编辑：陈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