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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侯松涛——
中华优秀文化的积聚是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基础
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积聚，是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基础。
大约在商周时期，定期公布刑书就已经形成定制。传统法治思想比较系统地形成则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作为青铜文化代表的鼎，在古代被视为立国重器，春秋时曾铸刑于鼎。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代表人物非常强调法对于治国理政的意义。商鞅认为：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韩非子认为：道私者乱，道法者治。以此为基础所形成的法治思想体系，是中国优秀文化中传统法治文化的精华。
近代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执政时期即开始进行新民主主义法治建设，先后制定了国家法、人权法、土地法等相关方面许多法律条例。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等法律法规先后制定通过。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诞生，中国的法治建设由此开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黄金时期”。这些法律体现着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对中国传统法治文化中法家思想的理解与吸收。
不可否认，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开始，法治建设经历了一段曲折时期。这些曲折，在很大程度上是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中国法治文化传统弊病的积聚以至全面爆发，是中国法治建设由传统走向现代的阵痛。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着力推进中国的法治建设。从邓小平时期重新确立发展民主、健全法制的基本方针，到党的十五大提出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再到党的十八大在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础上对法治建设作出重大部署，直至今天正在进行的具有实践操作意义的新思路与新方案的规划，中国稳步进入法治时代。
在这个具有几千年文明底蕴的东方大国，从人权入宪到劳教制度的废止，每一步前进都彰显着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法治建设方面的艰辛探索与努力。
2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 朱继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文化
从鸦片战争至今，中国人民在不断地探索、斗争中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要坚持、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民主政治，就必须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文化。
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正是深刻认识到这一点，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1911年辛亥革命后，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最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事实证明，中国选择、坚持、发展和完善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借鉴世界先进文化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伟大结晶。消除贫富差别、过共同富裕的生活，这是中国人追求的目标。
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党制度，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的指引和感召下，中国共产党人在血与火的洗礼中与各民主党派共同作出的选择。因此，我
们要深刻认识到，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与参政的民主党派之间不是西方多党制国家的政党之间的竞争关系，而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团结合作关系。
虽然中国在商周时期就开始追求依法治国，但从来都是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中国共产党人也始终坚持中华民族这个优良传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古代主张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这些都能给人们以重要启示。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既要警惕“法律万能”，也要防止“道德至上”，真正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2000多年前，滕文公请教儒学大师孟子如何治理百姓时，孟子用简洁的话回答：“民事不可缓也！”而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也启示我们，必须使我国的政治制度真正成为可以更好地代表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决不能允许西方金钱和政治联姻这种刚性的制度腐败在中国出现。
3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 丁冰——
中国经济制度是在5000年獨特的文化和地理环境中发展起来的
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不是全部作用，同时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既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符合我国现实经济发展需要的决策，也是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的经济思想文化。
今天的经济制度是在中国5000年独特的文化和地理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就传统优秀的经济思想文化而言，继管仲之后，最典型的莫过于先秦的陶朱公。他姓范名蠡字少伯，先官后商。他先是辅佐越王勾践成就霸业，继又任齐相，聚巨资后即退出政界赴陶经商，因商艺娴熟，财运亨通，拥有家财万贯，富甲天下，自称陶朱公。他把当时流行的天象五行之说与农业丰欠循环的现象联系起来，并用以观察自己从事的商业领域，遂发现市场价格波动亦有循环的规律，并提出如何适应规律要求的应对之策，以有利于治国平天下之目的。
汉武帝时期，桑弘羊的经济思想便明显地表现出来了。桑弘羊提出并积极推行监铁官营政策，获利颇丰，满足了当时极其繁重的财政军费需要，减轻了税赋，大得人心。
值得注意的是，范蠡虽然还没有严格规范的市场规律的概念和供求均衡、价格波动等现代术语，但实际已有了朴素的思想意识和准确的表达，特别是已萌生正确处理市场与政府（官府）关系的对策思想。这远比两千多年后出现的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片面主张全面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而认为政府管的愈少愈好，国有企业愈私有化愈好的新自由主义观点和举措，要高明得多。 独特的农耕文化形成了中国独特的经济现象和独特的经济思想。如“天人合一”的思想在引导经济生活，重视发挥中央政府对经济的作用，重视尊重自然、节俭、节制、诚信等理念。因而我们可以说，四中全会的决定，既弘扬了我国几千年来优秀的经济思想文化，也是抵制新自由主义的重要思想武器。
4 北京语言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柏林洪堡大学访问学者 郑承军——
走中国道路，实现中国梦，必须要有中国精神
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最核心的是文化素养的现代化。这是现代化进程的目标，是现代化发展的归宿。
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的因素是至关重要的，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成为必修课。对绵延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我们应该多一份尊重，多一份思考。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一条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路，中国现代化始终走在中华优秀文化的大道上，不能也不会偏离中国文化的大道。
从历史维度看，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一直是中国现代化的活水源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是我们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最深厚的源泉，是我们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历来高度重视道德养成和人格修养，把社会理想与个人目标相结合，把宏伟设计与现实路径相结合，把教化引领与领悟自律相结合，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文化化人”的提升路径。
中国传统文化在五千年不断演进与发展中，儒释道相互交融、相互渗透，演变为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综合发展成为中国文化的主体，成为处理人和人、人和社会关系的文化底蕴和立足点。例如，《礼记·大学》中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就是“三纲”，就是要努力达到道德上光明正大、思想上弃旧图新、人伦上完美至善的崇高境界。这反映出优秀传统文化将个人的修养、家庭的幸福与家国的命运紧紧相连，并付诸实践、修养自身、超越自我，并最终与国家共命运，从而达到至善境界。这样的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今依然显现出当代价值和时代魅力，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与人的现代化进步依然在此规律中螺旋式上升，相互促进。
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要有中国精神。
文化是软实力，但必须硬建设。
5 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王玉周——
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离不开优秀文化的支撑和引领
历史上，优秀传统文化曾激发出强大的国家意识和民族精神，成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丰厚滋养。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就出现了《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一系列军事文化瑰宝。《孙子兵法》探讨了敌我、主客、众寡、强弱、攻守、胜败、利害等战争问题，其“韬略”、“诡道”深刻地影响了历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实践。在漫长的历史中，我国形成了“以民为体”、“居安思危”、“富国强兵”、“寓兵于农”、“爱国教战”、“崇尚武德”、“不战而胜”、“安国全军”等国防思想和斗争策略。在这些思想和策略的指 导下，中华民族抵御了无数次外敌入侵，甚至还出现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 辉煌。
然 而，到了近代，在西方列强的侵略面前，腐朽的统治者奉行“以军压民”、“贫国臃 兵”、“愚兵牧民”国防思想，甚至采取“不战而败”、“攘外必先安内”的斗争策略，致使国家有海无防，有边不固，富 饶的国土被蹂躏得支离破碎。
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是我们党的不懈追求。新中国成立后，国防和军队建设迈上了以现代化、正规化为导向的发展道路。改革开放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迈出了新的步伐。新世纪新阶 段，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今天，国防建设的成就举世瞩目。在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进程中，创造了大量
中华优秀文化的积聚是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基础
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积聚，是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基础。
大约在商周时期，定期公布刑书就已经形成定制。传统法治思想比较系统地形成则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作为青铜文化代表的鼎，在古代被视为立国重器，春秋时曾铸刑于鼎。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代表人物非常强调法对于治国理政的意义。商鞅认为：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韩非子认为：道私者乱，道法者治。以此为基础所形成的法治思想体系，是中国优秀文化中传统法治文化的精华。
近代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执政时期即开始进行新民主主义法治建设，先后制定了国家法、人权法、土地法等相关方面许多法律条例。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等法律法规先后制定通过。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诞生，中国的法治建设由此开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黄金时期”。这些法律体现着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对中国传统法治文化中法家思想的理解与吸收。
不可否认，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开始，法治建设经历了一段曲折时期。这些曲折，在很大程度上是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中国法治文化传统弊病的积聚以至全面爆发，是中国法治建设由传统走向现代的阵痛。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着力推进中国的法治建设。从邓小平时期重新确立发展民主、健全法制的基本方针，到党的十五大提出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再到党的十八大在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础上对法治建设作出重大部署，直至今天正在进行的具有实践操作意义的新思路与新方案的规划，中国稳步进入法治时代。
在这个具有几千年文明底蕴的东方大国，从人权入宪到劳教制度的废止，每一步前进都彰显着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法治建设方面的艰辛探索与努力。
2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 朱继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文化
从鸦片战争至今，中国人民在不断地探索、斗争中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要坚持、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民主政治，就必须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文化。
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正是深刻认识到这一点，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1911年辛亥革命后，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最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事实证明，中国选择、坚持、发展和完善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借鉴世界先进文化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伟大结晶。消除贫富差别、过共同富裕的生活，这是中国人追求的目标。
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党制度，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的指引和感召下，中国共产党人在血与火的洗礼中与各民主党派共同作出的选择。因此，我
们要深刻认识到，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与参政的民主党派之间不是西方多党制国家的政党之间的竞争关系，而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团结合作关系。
虽然中国在商周时期就开始追求依法治国，但从来都是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中国共产党人也始终坚持中华民族这个优良传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古代主张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这些都能给人们以重要启示。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既要警惕“法律万能”，也要防止“道德至上”，真正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2000多年前，滕文公请教儒学大师孟子如何治理百姓时，孟子用简洁的话回答：“民事不可缓也！”而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也启示我们，必须使我国的政治制度真正成为可以更好地代表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决不能允许西方金钱和政治联姻这种刚性的制度腐败在中国出现。
3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 丁冰——
中国经济制度是在5000年獨特的文化和地理环境中发展起来的
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不是全部作用，同时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既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符合我国现实经济发展需要的决策，也是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的经济思想文化。
今天的经济制度是在中国5000年独特的文化和地理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就传统优秀的经济思想文化而言，继管仲之后，最典型的莫过于先秦的陶朱公。他姓范名蠡字少伯，先官后商。他先是辅佐越王勾践成就霸业，继又任齐相，聚巨资后即退出政界赴陶经商，因商艺娴熟，财运亨通，拥有家财万贯，富甲天下，自称陶朱公。他把当时流行的天象五行之说与农业丰欠循环的现象联系起来，并用以观察自己从事的商业领域，遂发现市场价格波动亦有循环的规律，并提出如何适应规律要求的应对之策，以有利于治国平天下之目的。
汉武帝时期，桑弘羊的经济思想便明显地表现出来了。桑弘羊提出并积极推行监铁官营政策，获利颇丰，满足了当时极其繁重的财政军费需要，减轻了税赋，大得人心。
值得注意的是，范蠡虽然还没有严格规范的市场规律的概念和供求均衡、价格波动等现代术语，但实际已有了朴素的思想意识和准确的表达，特别是已萌生正确处理市场与政府（官府）关系的对策思想。这远比两千多年后出现的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片面主张全面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而认为政府管的愈少愈好，国有企业愈私有化愈好的新自由主义观点和举措，要高明得多。 独特的农耕文化形成了中国独特的经济现象和独特的经济思想。如“天人合一”的思想在引导经济生活，重视发挥中央政府对经济的作用，重视尊重自然、节俭、节制、诚信等理念。因而我们可以说，四中全会的决定，既弘扬了我国几千年来优秀的经济思想文化，也是抵制新自由主义的重要思想武器。
4 北京语言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柏林洪堡大学访问学者 郑承军——
走中国道路，实现中国梦，必须要有中国精神
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最核心的是文化素养的现代化。这是现代化进程的目标，是现代化发展的归宿。
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的因素是至关重要的，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成为必修课。对绵延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我们应该多一份尊重，多一份思考。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一条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路，中国现代化始终走在中华优秀文化的大道上，不能也不会偏离中国文化的大道。
从历史维度看，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一直是中国现代化的活水源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是我们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最深厚的源泉，是我们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历来高度重视道德养成和人格修养，把社会理想与个人目标相结合，把宏伟设计与现实路径相结合，把教化引领与领悟自律相结合，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文化化人”的提升路径。
中国传统文化在五千年不断演进与发展中，儒释道相互交融、相互渗透，演变为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综合发展成为中国文化的主体，成为处理人和人、人和社会关系的文化底蕴和立足点。例如，《礼记·大学》中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就是“三纲”，就是要努力达到道德上光明正大、思想上弃旧图新、人伦上完美至善的崇高境界。这反映出优秀传统文化将个人的修养、家庭的幸福与家国的命运紧紧相连，并付诸实践、修养自身、超越自我，并最终与国家共命运，从而达到至善境界。这样的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今依然显现出当代价值和时代魅力，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与人的现代化进步依然在此规律中螺旋式上升，相互促进。
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要有中国精神。
文化是软实力，但必须硬建设。
5 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王玉周——
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离不开优秀文化的支撑和引领
历史上，优秀传统文化曾激发出强大的国家意识和民族精神，成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丰厚滋养。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就出现了《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一系列军事文化瑰宝。《孙子兵法》探讨了敌我、主客、众寡、强弱、攻守、胜败、利害等战争问题，其“韬略”、“诡道”深刻地影响了历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实践。在漫长的历史中，我国形成了“以民为体”、“居安思危”、“富国强兵”、“寓兵于农”、“爱国教战”、“崇尚武德”、“不战而胜”、“安国全军”等国防思想和斗争策略。在这些思想和策略的指 导下，中华民族抵御了无数次外敌入侵，甚至还出现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 辉煌。
然 而，到了近代，在西方列强的侵略面前，腐朽的统治者奉行“以军压民”、“贫国臃 兵”、“愚兵牧民”国防思想，甚至采取“不战而败”、“攘外必先安内”的斗争策略，致使国家有海无防，有边不固，富 饶的国土被蹂躏得支离破碎。
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是我们党的不懈追求。新中国成立后，国防和军队建设迈上了以现代化、正规化为导向的发展道路。改革开放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迈出了新的步伐。新世纪新阶 段，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今天，国防建设的成就举世瞩目。在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进程中，创造了大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