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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堂里没放通常的哀乐，放的是一首深沉宏阔的交响乐曲，这是他老人家生前最喜欢的音乐作品。
走进八宝山送别高尚全老先生，心情沉重。
高老被誉为共和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巨匠，如果要写一部经济体制改革史，那他一定该有一笔。
作为新闻人，接触过许多专门研究改革的专家，但在我的感受中，高老是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著述最多、建言献策最多的人之一。40年来，即使到了生命的最后阶段，高老始终都站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前沿，为改革建言，为发展献策，是我心目中真正活到老、调研到老、思考到老、写作到老、谏言到老的强人，或许这也是他被业界颂誉“高改革”的重要原因。
高老官居副部，但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对愿意倾听、能有共鸣的吾辈晚生更是不吝时间和言语，经常一次畅谈数小时。每次交谈，从改革起因到现实问题、再到解决方案和逻辑分析，高老像是位绣匠，一针一线地、一点一滴地铺陈开巨幅画卷，有红有绿、有细有粗、有远有近、有详有略，让人久听不厌，收获非常。
在中国职业改革者当中，高老堪称元老。1982年到1998年，高老从处长到副主任，见证了一个特殊政府机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国家体改委）的全部历程。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时任总理朱镕基提出“要充实、加强体改研究会”的要求，而次年退离官职的高老，在古稀之年出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简称中国体改研究会）会长，并对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人事、财务等管理制度改革，使之成为真正的独立社团法人机构。如今，中国体改研究会在全国各省市政府、研究机构拥有众多团体会员和个人理事，2003年后的中国体改研究会归属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管。
当年，不少新闻人都很喜欢参加中国体改研究会的年会，因为在这个会上可以听到、采访到众多国内一流专家、学者的最新观点。我第一次采访高老是在2001年。当时，拜好友梁雨先生（现任中国体改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健康产业投资基金董事长）介绍，利用中国体改研究会的年会之机采访了高老。在高老的房间，我们谈了很久，老人家纵横开阖，让我领略了中国一代改革家对中国改革事业那份特殊的情怀。
那次采访中，高老说的一席话让我记忆犹新：国家改革事业必须要有“不受任何权和利干扰”的独立设计。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顶层设计”。实际上，高老一直力主中国改革必须要有“顶层设计”。当时，高老谈到这个问题非常激动，他用很大的声音告诉我：现在有种观点，认为改革已经差不多了，进一步改革由各个政府职能部门去设计就可以了。但高老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改革让职能部门去设计，它们很可能会去为自己设计更多的职能、更大的权和利，而这往往与改革的方向和初衷相悖。
那次采访高老很累，但很高兴。文章出来我送高老审阅，高老看得非常认真，看完、修改后对我说：你写得好，听懂了我的意思。然后问我：你愿不愿意参加到研究会？我当然愿意。正是因为这次采访，高老介绍我成为中国体改研究会理事。也正是从那时起，李铁映、安志文、杨启先、陈清泰等一批改革家成为我学习的榜样。
《中国经济周刊》首席摄影记者肖翊|摄
高老的研究成果总会让人耳目一新，也常常会变成我报道的重要素材。其实，中央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文件里，蕴含着许多来自高老的研究和智慧，而且他经常会触碰和推进一些敏感领域的改革，比如，社会主义如何看待劳动力——这一重要生产要素的问题，如何冲破制度藩篱而在中国形成市场的问题，高老都最先向中央阐释了自己的观点。高老曾先后参加了十二届三中全会、十四届三中全会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等6次中央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
最后一次和高老长谈是2018年的初夏，《中国经济周刊》为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决定出版专刊《40年40个瞬间》。社领导把制作专刊的任务交给了我，而我把专刊中最重要的部分交给了高老。我约高老见面，他很高兴，不仅用了一个上午的时间接受《中国经济周刊》的专访，后成文《中国改革步入新阶段》，同时还专门为这期专刊撰写了序言《弘扬伟大的改革开放精神》。
这次采访获悉，年近90岁的高老依然每天坚持到办公室工作半天。我问：您这么大年纪在家工作不是更好？而他却告诉我：这里安静，可以更专心地思考问题。那天中午结束采访时我问高老，能不能一起吃午饭？高老说：不，我每天都要去发改委食堂吃饭。为什么？高老笑着解释：去食堂吃饭可以见到很多人，他们会告诉我很多事情，这也算是我搞调研吧。这就是高老，活到老、调研到老、思考到老、写作到老、谏言到老。
也是这次采访，高老得知我因换届而脱离了中国体改研究会。于是他再次出面，亲自推荐我“归队”。2018年年底，我被通知参加中国体改研究会年会，现任会长彭森同志把理事证书交到我手上并对我说：高老很认真地推荐了你，希望你能为改革多做些事。当然！我定当尽心竭力，不负高老，不负改革时代。
高老一直致力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有一次他对我说，他很想找一个省搞个试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深度实践和探索，找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共同富裕的方法和规律。现在，高老的愿望是不是正在变成现实？至少我们看到，深圳被赋予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重任，而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布《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赋予浙江重要改革任务，先行先试、作出示范，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提供省域范例。
2020年年底，高老最后一次参加中国体改研究会年会。他来了，但来得比以往要晚许多，高老的秘书陆琪告诉我，他们是从医院直接过来的。没什么问题，只是例行的体检。我扶着步履有些蹒跚的高老说：看到您健康，我们都很高兴。的确，还是一如既往地被人尊重，还是一如既往地谈笑风生。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高老，直至6月27日噩耗传来。
心痛之余能为老人家做点什么？写篇文章？当然，必须。但还有一件事必须做：去送老人家最后一程。
靈堂前除了一众领导人，还有千人长列送别。祈祷您在天之灵看到我们这些晚辈正在认真向您学习。
泪目向西，高烛过顶，高老安息！
责编：郭芳guofang@ceweekly.cn
美编：孙珍兰
走进八宝山送别高尚全老先生，心情沉重。
高老被誉为共和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巨匠，如果要写一部经济体制改革史，那他一定该有一笔。
作为新闻人，接触过许多专门研究改革的专家，但在我的感受中，高老是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著述最多、建言献策最多的人之一。40年来，即使到了生命的最后阶段，高老始终都站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前沿，为改革建言，为发展献策，是我心目中真正活到老、调研到老、思考到老、写作到老、谏言到老的强人，或许这也是他被业界颂誉“高改革”的重要原因。
高老官居副部，但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对愿意倾听、能有共鸣的吾辈晚生更是不吝时间和言语，经常一次畅谈数小时。每次交谈，从改革起因到现实问题、再到解决方案和逻辑分析，高老像是位绣匠，一针一线地、一点一滴地铺陈开巨幅画卷，有红有绿、有细有粗、有远有近、有详有略，让人久听不厌，收获非常。
在中国职业改革者当中，高老堪称元老。1982年到1998年，高老从处长到副主任，见证了一个特殊政府机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国家体改委）的全部历程。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时任总理朱镕基提出“要充实、加强体改研究会”的要求，而次年退离官职的高老，在古稀之年出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简称中国体改研究会）会长，并对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人事、财务等管理制度改革，使之成为真正的独立社团法人机构。如今，中国体改研究会在全国各省市政府、研究机构拥有众多团体会员和个人理事，2003年后的中国体改研究会归属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管。
当年，不少新闻人都很喜欢参加中国体改研究会的年会，因为在这个会上可以听到、采访到众多国内一流专家、学者的最新观点。我第一次采访高老是在2001年。当时，拜好友梁雨先生（现任中国体改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健康产业投资基金董事长）介绍，利用中国体改研究会的年会之机采访了高老。在高老的房间，我们谈了很久，老人家纵横开阖，让我领略了中国一代改革家对中国改革事业那份特殊的情怀。
那次采访中，高老说的一席话让我记忆犹新：国家改革事业必须要有“不受任何权和利干扰”的独立设计。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顶层设计”。实际上，高老一直力主中国改革必须要有“顶层设计”。当时，高老谈到这个问题非常激动，他用很大的声音告诉我：现在有种观点，认为改革已经差不多了，进一步改革由各个政府职能部门去设计就可以了。但高老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改革让职能部门去设计，它们很可能会去为自己设计更多的职能、更大的权和利，而这往往与改革的方向和初衷相悖。
那次采访高老很累，但很高兴。文章出来我送高老审阅，高老看得非常认真，看完、修改后对我说：你写得好，听懂了我的意思。然后问我：你愿不愿意参加到研究会？我当然愿意。正是因为这次采访，高老介绍我成为中国体改研究会理事。也正是从那时起，李铁映、安志文、杨启先、陈清泰等一批改革家成为我学习的榜样。
高老的研究成果总会让人耳目一新，也常常会变成我报道的重要素材。其实，中央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文件里，蕴含着许多来自高老的研究和智慧，而且他经常会触碰和推进一些敏感领域的改革，比如，社会主义如何看待劳动力——这一重要生产要素的问题，如何冲破制度藩篱而在中国形成市场的问题，高老都最先向中央阐释了自己的观点。高老曾先后参加了十二届三中全会、十四届三中全会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等6次中央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
最后一次和高老长谈是2018年的初夏，《中国经济周刊》为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决定出版专刊《40年40个瞬间》。社领导把制作专刊的任务交给了我，而我把专刊中最重要的部分交给了高老。我约高老见面，他很高兴，不仅用了一个上午的时间接受《中国经济周刊》的专访，后成文《中国改革步入新阶段》，同时还专门为这期专刊撰写了序言《弘扬伟大的改革开放精神》。
这次采访获悉，年近90岁的高老依然每天坚持到办公室工作半天。我问：您这么大年纪在家工作不是更好？而他却告诉我：这里安静，可以更专心地思考问题。那天中午结束采访时我问高老，能不能一起吃午饭？高老说：不，我每天都要去发改委食堂吃饭。为什么？高老笑着解释：去食堂吃饭可以见到很多人，他们会告诉我很多事情，这也算是我搞调研吧。这就是高老，活到老、调研到老、思考到老、写作到老、谏言到老。
也是这次采访，高老得知我因换届而脱离了中国体改研究会。于是他再次出面，亲自推荐我“归队”。2018年年底，我被通知参加中国体改研究会年会，现任会长彭森同志把理事证书交到我手上并对我说：高老很认真地推荐了你，希望你能为改革多做些事。当然！我定当尽心竭力，不负高老，不负改革时代。
高老一直致力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有一次他对我说，他很想找一个省搞个试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深度实践和探索，找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共同富裕的方法和规律。现在，高老的愿望是不是正在变成现实？至少我们看到，深圳被赋予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重任，而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布《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赋予浙江重要改革任务，先行先试、作出示范，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提供省域范例。
2020年年底，高老最后一次参加中国体改研究会年会。他来了，但来得比以往要晚许多，高老的秘书陆琪告诉我，他们是从医院直接过来的。没什么问题，只是例行的体检。我扶着步履有些蹒跚的高老说：看到您健康，我们都很高兴。的确，还是一如既往地被人尊重，还是一如既往地谈笑风生。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高老，直至6月27日噩耗传来。
心痛之余能为老人家做点什么？写篇文章？当然，必须。但还有一件事必须做：去送老人家最后一程。
靈堂前除了一众领导人，还有千人长列送别。祈祷您在天之灵看到我们这些晚辈正在认真向您学习。
泪目向西，高烛过顶，高老安息！
责编：郭芳guofang@ceweekly.cn
美编：孙珍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