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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是走在“革命的道路”上的，他们是如何走上这条道路而放弃“改革的道路”的？当时的知识分子为什么在“改革的道路”上渐行渐远？他们在踏上“革命的道路”时，是否也犹豫彷徨过？今天，当我们审视过去走过的路时，依然会喃喃自问。
张灏先生所著的《中国近百年来的革命思想道路》一文，对上述疑问给出了很好的回答。《中国近百年来的革命思想道路》是张灏先生于1999年发表在《开放时代》第一期上的学术文章，在十几年后的今天读来，还是同样的意味深长。掩卷而思，浓厚的人文关怀拂袖而至，文中在结语写道：“谁都知道这条大革命的道路的最后结局是什么，由此才有近年来的一片改革呼声。”行文于此，仿佛看见一位智者在劝导迷途少年，天下担当的文人形象顿时高大！
文章成型于中国大陆改革开放20余年后。当时国内无论是在在学术上还是在主流媒体上，都充斥着各种改革的喧嚣。经济改革、文化改革、司法改革、政企改制等等也因此都被人们熟知和倡导。作者是位历史学家，他从思想史和历史的角度告诉我们，在之前的近一个世纪里，人们在改革和革命的殊路中曾选择实施革命而放弃改革，作者分析其原因后慎重地告诫我们“忘掉历史的人势必重蹈覆辙”。
渐进的改革和断然的革命之间的争论由来已久，到今天似乎达成共识，但在上个世纪初，远没有这样泾渭分明。作者在论证这一命题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史概念——转型时代。所谓转型时代，是指1895-1920年初前后约二十五年的时间，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承先启后的关键时代。在这个时代，思想的具体内涵及思想知识的传播媒介均有突破性的变化。如思想内容上，出现文化取向危机及新的思想论域（intellectual discourse）。传播媒介方面，报刊杂志、新式学校及学会等制度性传播媒介的大量涌现，新的社群媒体──知识阶层（intelligentsia）的出现。
张灏先生从转型时代出发，把自强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等历史事件串联起来，挖掘出转型时代的激化现象。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告诉读者“为什么”，而是从思想层面和非思想层面总结出激化现象的原因，得出“中国思想的激化”是如何“一步一步逼出来的”。尤其重要的是作者清晰地分析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即传统士绅阶层的困境和在新时期的文化号召力所形成的政治影响力。1905年以后，由于科举制度被废除，读书人入仕的通道被切断，逐渐被政治边缘化的传统士绅开始另辟蹊径构建新的政治社会的另一极，在这一转型时代，他们利用报刊杂志、新式学校及学会等制度性传播媒介发挥从未有过的急先锋作用。
先生很自然地从激化现象过渡到历史的理想主义，我们知道，理想主义者总喜欢踩在现实的泥泞中仰望心中的星空，在极大的反差下，渐进的改革远没有迅速的革命来得痛快和彻底，这代表了当时大部分知识分子的观点。在激进的理想主义概念下，作者阐述民族主义、积极的乌托邦主义、消极的乌托邦主义、直接的全民民主、共和民主、自由主义民主、自觉意识、天下担当的志士精神和人定胜天的戡世精神。可以看出，作者是在对不同的时代个体研究后得出的总结，在《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一书的导言中，张灏先生就说曾经选择康有为、谭嗣同、章炳麟、刘师培四人作为研究对象而对中国近现代思想史进行“把脉”和梳理。
最后，先生把激进的理想主义与共产主义革命思潮进行比较，发人深省。指出中国共产主义是出于激进的理想主义的基础吸收马克思主义的，也就是说，那时的中国共产主义学习的是片面的马克思主义，激进的马克思主义。他们坚信“革命”是“唯一工具”。其实，我们不妨想一想，走一走“改革”的道路，这未尝不是一条阳光大道，一个工具。就算从北洋时期的形式民主慢慢过渡到现实民主、现代民主，也省去了近百年来的苦苦探索；即便是从民国时期的六法全书开始改革，也不用让我们在完善法制道路上如此的徘徊张望；纵是走走三民主义，到今天也不至于让国人对民主制度的如此迷茫和无端猜测；哪怕从民国时期的教育体制下改革，也省去了我们的钱学森老人在病榻前对温总理的声声嘱托……
好在中国今天发展的轨迹不是如同加利福尼亚大学历史学教授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Jr）在《中华帝制的衰落》（THE FAII OF IMPERIAL CHINA）的开篇中写的那样“一个内部不能变革的中国，只能受外力革命的推动。如果这一解释准确，那么人们一定会认为，不受干扰的中国将永远重复着过去，僵化地抱住传统，一成不变。”因为今天我们看到：公民意识的觉醒、服务政府的建设、选举制度的公开——
历史学家将有理由相信：未来的一个世纪，必定是一个前进的世纪。
（作者简介：涂雅龙（1978-），男，江西余干人，系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张灏先生所著的《中国近百年来的革命思想道路》一文，对上述疑问给出了很好的回答。《中国近百年来的革命思想道路》是张灏先生于1999年发表在《开放时代》第一期上的学术文章，在十几年后的今天读来，还是同样的意味深长。掩卷而思，浓厚的人文关怀拂袖而至，文中在结语写道：“谁都知道这条大革命的道路的最后结局是什么，由此才有近年来的一片改革呼声。”行文于此，仿佛看见一位智者在劝导迷途少年，天下担当的文人形象顿时高大！
文章成型于中国大陆改革开放20余年后。当时国内无论是在在学术上还是在主流媒体上，都充斥着各种改革的喧嚣。经济改革、文化改革、司法改革、政企改制等等也因此都被人们熟知和倡导。作者是位历史学家，他从思想史和历史的角度告诉我们，在之前的近一个世纪里，人们在改革和革命的殊路中曾选择实施革命而放弃改革，作者分析其原因后慎重地告诫我们“忘掉历史的人势必重蹈覆辙”。
渐进的改革和断然的革命之间的争论由来已久，到今天似乎达成共识，但在上个世纪初，远没有这样泾渭分明。作者在论证这一命题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史概念——转型时代。所谓转型时代，是指1895-1920年初前后约二十五年的时间，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承先启后的关键时代。在这个时代，思想的具体内涵及思想知识的传播媒介均有突破性的变化。如思想内容上，出现文化取向危机及新的思想论域（intellectual discourse）。传播媒介方面，报刊杂志、新式学校及学会等制度性传播媒介的大量涌现，新的社群媒体──知识阶层（intelligentsia）的出现。
张灏先生从转型时代出发，把自强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等历史事件串联起来，挖掘出转型时代的激化现象。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告诉读者“为什么”，而是从思想层面和非思想层面总结出激化现象的原因，得出“中国思想的激化”是如何“一步一步逼出来的”。尤其重要的是作者清晰地分析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即传统士绅阶层的困境和在新时期的文化号召力所形成的政治影响力。1905年以后，由于科举制度被废除，读书人入仕的通道被切断，逐渐被政治边缘化的传统士绅开始另辟蹊径构建新的政治社会的另一极，在这一转型时代，他们利用报刊杂志、新式学校及学会等制度性传播媒介发挥从未有过的急先锋作用。
先生很自然地从激化现象过渡到历史的理想主义，我们知道，理想主义者总喜欢踩在现实的泥泞中仰望心中的星空，在极大的反差下，渐进的改革远没有迅速的革命来得痛快和彻底，这代表了当时大部分知识分子的观点。在激进的理想主义概念下，作者阐述民族主义、积极的乌托邦主义、消极的乌托邦主义、直接的全民民主、共和民主、自由主义民主、自觉意识、天下担当的志士精神和人定胜天的戡世精神。可以看出，作者是在对不同的时代个体研究后得出的总结，在《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一书的导言中，张灏先生就说曾经选择康有为、谭嗣同、章炳麟、刘师培四人作为研究对象而对中国近现代思想史进行“把脉”和梳理。
最后，先生把激进的理想主义与共产主义革命思潮进行比较，发人深省。指出中国共产主义是出于激进的理想主义的基础吸收马克思主义的，也就是说，那时的中国共产主义学习的是片面的马克思主义，激进的马克思主义。他们坚信“革命”是“唯一工具”。其实，我们不妨想一想，走一走“改革”的道路，这未尝不是一条阳光大道，一个工具。就算从北洋时期的形式民主慢慢过渡到现实民主、现代民主，也省去了近百年来的苦苦探索；即便是从民国时期的六法全书开始改革，也不用让我们在完善法制道路上如此的徘徊张望；纵是走走三民主义，到今天也不至于让国人对民主制度的如此迷茫和无端猜测；哪怕从民国时期的教育体制下改革，也省去了我们的钱学森老人在病榻前对温总理的声声嘱托……
好在中国今天发展的轨迹不是如同加利福尼亚大学历史学教授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Jr）在《中华帝制的衰落》（THE FAII OF IMPERIAL CHINA）的开篇中写的那样“一个内部不能变革的中国，只能受外力革命的推动。如果这一解释准确，那么人们一定会认为，不受干扰的中国将永远重复着过去，僵化地抱住传统，一成不变。”因为今天我们看到：公民意识的觉醒、服务政府的建设、选举制度的公开——
历史学家将有理由相信：未来的一个世纪，必定是一个前进的世纪。
（作者简介：涂雅龙（1978-），男，江西余干人，系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