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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看到一条消息，最大的免费网络学术图书馆“创世纪图书馆”（Library Genesis）面临关停，文章号召网友团结一致，打一场“海盗湾”保卫战。LibGen关停的消息属周期性传播，这些年听过多次。恐慌之余，大家一如往常去该网下载外文图书，年复一年。若一天消息成真，还真没有替代资源，连写这篇论文也难找材料。可转念一想，大家免费下载了这么多书，作者、出版社必损失惨重。还有下载电影，不知多少电影资源网址，提供世界各国片源，线上观看或免费下载，老片上至二十世纪初的默片，新片下至一两个月内刚上映的大片。美、欧、日、俄、东西亚和拉美各国电影，无所不有。一个网站关掉，又有新的开张。最不可思议的是“字幕组”，成千上万的志愿者，花大量时间和精力，翻译各语种电影，不图名利。非但没有收益，连真名都不敢署，怕有朝一日承担法律责任。如果追问动机，倒也简单，与大家分享喜欢的电影罢了。
一天偶入王府井，瞥见王府井外文书店富丽堂皇。回想八十年代初，这爿小店还很寒酸，门口外墙的红砖阶梯通向二层平台，上面堆叠各种外文原版书的复印本，像烟熏火燎过，黑白模糊，看出店员复印的匆忙。记得多为英语教材和英文小说，却率先让普通读者领略未经编删的国外出版物。改革开放之初，盗版除印刷品，还有港台歌曲录音带，后是电影录像带，接着有VCD、DVD，直至蓝光高清之类，蔚为大观。盗版重塑了几代国人的文化趣味，据说第六代电影之后，国际获奖的独立导演，多不是电影学院科班出身，而到影碟市场上的野路子“大学”。
这里有一个纠结：是该共享还是保护知识产权？好莱坞“追杀”盗版和字幕组多年，国外出版界对图文版权也越来越较真。知识产权是今天最棘手、敏感、复杂，也最难处理的国际问题，涉及法律、政治、外交诸多方面。本文做不了这个题目，只因偶读一篇小文章“The Common in Communism"（《共产主义的共同点》），作者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对知识产权的反思，有“头脑风暴”的意味。他不去涉及版权纠纷或法学论辩，仅关注哲学问题：数字知识时代，公与私的观念是否一成不变？天经地义的产权观不正被技术革命颠覆着吗？
哈特讨论的路径很古老：姓资还是姓社。这一世纪之争，因循老思路再争上几个世纪，也未必得出是公是私的结论。不如反思社、资概念的历史语境——今天的经济模式、生产方式与马克思时代的不同。私有财产的核心要素是劳动，而劳动分工、场所、组织方式，以及与之相关的生产关系、资本构成，甚至本地与全球化、性别与种族等诸方面，均已发生结构性裂变，所以今天的政治经济学必须更新（Michael Hardt，“The Common in Communism”，in Rethinking Marxism Vol 22，No.3.pp.346-356）。
如果称这个时代为“知识e经济”时代，那么上一个时代的公、私概念，是否可以更新为“资源共享”（commons）与知识专利呢？似乎属于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有偷换概念之嫌？哈特的思路是这样，先把产权观放回其发生的历史语境，然后根据现实基础的变化，推演新的二元关系。他重读《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批判的焦点集中在财产上，十九世纪中叶的欧洲经历了大工业生产，居于统治地位的财产形式，從不动资产转向流动资本。封建主鼓吹土地不动产具有神圣性，资产阶级则嘲笑地主的狭隘与封闭，鼓吹自由贸易促进博爱、人道与进步。马克思批判封建与资产阶级两种意识形态，共同本质都是剥削。但他坦承，流动资本一定战胜不动地产，无孔不入的货币必然战胜一切其他形式的私人财产，流动资本揭示了劳动是财富的真正源泉。
马克思身处十九世纪中叶的英国，大工业只占英国总经济的一小部分，其论断并非量化意义上的，而是宣布工业从根本上取代了农业，上升为主导的经济形式。标志不仅在大工厂的车间之内，也体现在农田、矿山、交通等一切领域。转型的核心乃机械大生产的分工、协调与控制，即“大工业时间模式”统摄了社会（Ibid.）。历史唯物主义依托于经济基础与社会现实，随现实基础演进，哲学不断更新。
如今经济基础变了，大工业已不再主导世界经济。后工业时代到来，社会分工、生产关系、管理模式、劳资关系，甚至生产空间和劳动工具，皆不同以往。这些区别也非统计量化意义上的，不是说工厂、车间、产业工人的数量大幅度减少，而是说经济结构发生根本改变：知识经济取代了大工业社会。什么是知识经济？什么是后工业时代？这两个概念既宽泛又含混，与其说定义某经济形式，不如说指涉了工业资本主义的转型，知识成为结构性的变量。哈特认为，如果说工业时代的主导产品是实物，那么，知识经济则以“非实物”（immaterial）或“生命政治”生产为圭臬。观念、信息、形象、知识、代码、语言、社会关系以及“情动”（affects），高居经济生态链的高端，而工业品退居生产链的低端。这是时代转型的主要特征。
哪些职业从事的是“非实物”生产呢？医保工作者、空乘人员、教育工作者、软件设计和维护人员、快递人员、应召服务员、滴滴打车司机、广告设计师等都是。这些职业并不新鲜呀？的确，但这些行业的竞争门槛在于信息化。管理须配备高端电脑程序，企业要有强大的数据库，品牌要有成功的形象设计。这只是些枝节，最核心的产品是“情动”与“呵护”。在满足必然性层面（衣食住行）的“刚需”之后，满足精神与情感需求才是拳头产品，也是非实体生产的最高附加值所在（Ibid.）。如今，教育产业、生命科学、文化与健康产业发展最为迅猛，吸引了最大投资。
从实物转向非实物经济，这与共享有什么关系？回到马克思，在不动产与流动资产这对二元关系之上，哈特建立了“实物”与“非实物”的新二元。马克思关注资本的流动性，因流动会提高生产效率，带来更大的剩余价值，扩大再生产。他的时代普遍存在着物质匮乏，资本的流动性和效率是核心关切。而今天技术革命带来的高效率，使实物匮乏大大缓解，社会需求转向“非实物”产品。占有非实物体现在知识产权或专利权上，本质是限制知识产品的“可复制性”（reproducibility），使之仍处于“匮乏”（scarcity）状态，再独占之以获利。于是，“独占”与“分享”两种权利之间，构成了知识经济中最尖锐的产权矛盾（Ibid.）。困扰这个时代的纠纷不正是专利权、著作权、计算机程序代码与音像制品的产权吗？ 自二十世纪初以降，在世界范围出现了知识民主化的趋势，公共教育、职业培训、国民素养培养，都成为世界各国的国策。福利社会、医疗保险、公共文化设施，全面提升了劳动力素质，使知识生产与消费双增长。在西方发达国家，股市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教育、培训、医疗、科研以及技术创新股，市值逐渐超过实物资本，成为经济增长的原动力（Vercellone，p.12）。其中，公共资源是知识经济最关键的环境因素。一类知识的生产属非营利性质，得益于政府对公共研究的投入，大學占比也越来越大，目的是服务社会需求。例如，新冠病毒肆虐期间，政府以举国之力研究病毒，当有人不是第一时间分享研究数据，而只想在国际期刊上署名发表时，引起社会公愤。这类研究为抗击疫情，资源来自社会，如个人沽名钓誉，算不算窃取公共财产？传染病研究应世界共享，才能最有效地抑制病情蔓延。
还有一类知识生产服务于企业盈利，研究投入来自企业，为改进内部生产技术，创新产品，属于企业研发。企业研发的逻辑符合资本积累的规律，与私人占有实物资本相一致。所以企业申请专利，保护知识产权。企业员工虽然从事的是创造性劳动，却挣取了工资，出卖了成果，知识产权不再属于自然人。但一个人的成长是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公共教育、技术培训、学术交流与知识分享等社会因素，对劳动力的知识结构与能力的塑造，远超出直接生产范畴。
企业买断劳动，劳动者让渡知识产权，等于让企业合法围堵知识向公众的传播。但从另一角度，出卖了劳动时间之后，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仍留存在劳动者的大脑里，知识产权与人根本无法切割。所以，当代资本的逻辑变成了“人本式”的：通过教育投资（人力资本）、身体投资（生命技术）与文化投资（创新与交往），才创造出资本的附加值，所谓“知识生产知识，人生产人”（Ibid.，p.26）。过去只针对客体对象的归属而制定的物权法，今天已显得捉襟见肘。
当代资本主义像古罗马的双面神雅努斯（Janus），一方面知识得益于公共资源，不适用市场原则;另一方面知识又是最稀缺的资源，可以创造巨额利润，必须私有才能转化成财产。结果，科学的开放要求与知识产权的画地为牢之间形同水火。资本既要立法控制知识生产的总条件、压制知识的普及，又急需高知识劳动力，须有知识普及才能实现（Ibid.，p.26-27）。这套制度显然有自反性，私欲贪婪与生命政治彼此缠绕，私欲要求限制围堵，生命政治则要自由以利创新。哈特的结论是：资本逻辑的悖论正生产着自己的掘墓人，人类走向共享之路不可逆转;如果说私有是资本主义的特征，国有是社会主义的标志，那么，共享才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不是消灭财产私有，而是肯定common（共有），即肯定开放、自主的生命政治，以及主宰自我的新人性。
这一结论未必令人信服，但沿这个思路却可以一路挖下去，从网络共享这一视角，重新审视我们烂熟于心的理论经典，而不局限于知识产权这个具体议题。二十世纪冷战形成的两大思想阵营，至今笼罩着我们的思想格局，无论什么社会话题，都会陷入“左”与“右”的思维定式，先在地决定了争论的立场。如果将网络知识经济这一维度纳入我们的考虑，用全新的眼光审查劳动、产权与价值等核心概念，那么经典政治经济学暴露出来的短板，恰好帮我们撬动“公”与“私”等大观念沉重的历史负荷，从而开启新的思想天地。
一天偶入王府井，瞥见王府井外文书店富丽堂皇。回想八十年代初，这爿小店还很寒酸，门口外墙的红砖阶梯通向二层平台，上面堆叠各种外文原版书的复印本，像烟熏火燎过，黑白模糊，看出店员复印的匆忙。记得多为英语教材和英文小说，却率先让普通读者领略未经编删的国外出版物。改革开放之初，盗版除印刷品，还有港台歌曲录音带，后是电影录像带，接着有VCD、DVD，直至蓝光高清之类，蔚为大观。盗版重塑了几代国人的文化趣味，据说第六代电影之后，国际获奖的独立导演，多不是电影学院科班出身，而到影碟市场上的野路子“大学”。
一
这里有一个纠结：是该共享还是保护知识产权？好莱坞“追杀”盗版和字幕组多年，国外出版界对图文版权也越来越较真。知识产权是今天最棘手、敏感、复杂，也最难处理的国际问题，涉及法律、政治、外交诸多方面。本文做不了这个题目，只因偶读一篇小文章“The Common in Communism"（《共产主义的共同点》），作者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对知识产权的反思，有“头脑风暴”的意味。他不去涉及版权纠纷或法学论辩，仅关注哲学问题：数字知识时代，公与私的观念是否一成不变？天经地义的产权观不正被技术革命颠覆着吗？
哈特讨论的路径很古老：姓资还是姓社。这一世纪之争，因循老思路再争上几个世纪，也未必得出是公是私的结论。不如反思社、资概念的历史语境——今天的经济模式、生产方式与马克思时代的不同。私有财产的核心要素是劳动，而劳动分工、场所、组织方式，以及与之相关的生产关系、资本构成，甚至本地与全球化、性别与种族等诸方面，均已发生结构性裂变，所以今天的政治经济学必须更新（Michael Hardt，“The Common in Communism”，in Rethinking Marxism Vol 22，No.3.pp.346-356）。
如果称这个时代为“知识e经济”时代，那么上一个时代的公、私概念，是否可以更新为“资源共享”（commons）与知识专利呢？似乎属于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有偷换概念之嫌？哈特的思路是这样，先把产权观放回其发生的历史语境，然后根据现实基础的变化，推演新的二元关系。他重读《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批判的焦点集中在财产上，十九世纪中叶的欧洲经历了大工业生产，居于统治地位的财产形式，從不动资产转向流动资本。封建主鼓吹土地不动产具有神圣性，资产阶级则嘲笑地主的狭隘与封闭，鼓吹自由贸易促进博爱、人道与进步。马克思批判封建与资产阶级两种意识形态，共同本质都是剥削。但他坦承，流动资本一定战胜不动地产，无孔不入的货币必然战胜一切其他形式的私人财产，流动资本揭示了劳动是财富的真正源泉。
马克思身处十九世纪中叶的英国，大工业只占英国总经济的一小部分，其论断并非量化意义上的，而是宣布工业从根本上取代了农业，上升为主导的经济形式。标志不仅在大工厂的车间之内，也体现在农田、矿山、交通等一切领域。转型的核心乃机械大生产的分工、协调与控制，即“大工业时间模式”统摄了社会（Ibid.）。历史唯物主义依托于经济基础与社会现实，随现实基础演进，哲学不断更新。
二
如今经济基础变了，大工业已不再主导世界经济。后工业时代到来，社会分工、生产关系、管理模式、劳资关系，甚至生产空间和劳动工具，皆不同以往。这些区别也非统计量化意义上的，不是说工厂、车间、产业工人的数量大幅度减少，而是说经济结构发生根本改变：知识经济取代了大工业社会。什么是知识经济？什么是后工业时代？这两个概念既宽泛又含混，与其说定义某经济形式，不如说指涉了工业资本主义的转型，知识成为结构性的变量。哈特认为，如果说工业时代的主导产品是实物，那么，知识经济则以“非实物”（immaterial）或“生命政治”生产为圭臬。观念、信息、形象、知识、代码、语言、社会关系以及“情动”（affects），高居经济生态链的高端，而工业品退居生产链的低端。这是时代转型的主要特征。
哪些职业从事的是“非实物”生产呢？医保工作者、空乘人员、教育工作者、软件设计和维护人员、快递人员、应召服务员、滴滴打车司机、广告设计师等都是。这些职业并不新鲜呀？的确，但这些行业的竞争门槛在于信息化。管理须配备高端电脑程序，企业要有强大的数据库，品牌要有成功的形象设计。这只是些枝节，最核心的产品是“情动”与“呵护”。在满足必然性层面（衣食住行）的“刚需”之后，满足精神与情感需求才是拳头产品，也是非实体生产的最高附加值所在（Ibid.）。如今，教育产业、生命科学、文化与健康产业发展最为迅猛，吸引了最大投资。
从实物转向非实物经济，这与共享有什么关系？回到马克思，在不动产与流动资产这对二元关系之上，哈特建立了“实物”与“非实物”的新二元。马克思关注资本的流动性，因流动会提高生产效率，带来更大的剩余价值，扩大再生产。他的时代普遍存在着物质匮乏，资本的流动性和效率是核心关切。而今天技术革命带来的高效率，使实物匮乏大大缓解，社会需求转向“非实物”产品。占有非实物体现在知识产权或专利权上，本质是限制知识产品的“可复制性”（reproducibility），使之仍处于“匮乏”（scarcity）状态，再独占之以获利。于是，“独占”与“分享”两种权利之间，构成了知识经济中最尖锐的产权矛盾（Ibid.）。困扰这个时代的纠纷不正是专利权、著作权、计算机程序代码与音像制品的产权吗？ 自二十世纪初以降，在世界范围出现了知识民主化的趋势，公共教育、职业培训、国民素养培养，都成为世界各国的国策。福利社会、医疗保险、公共文化设施，全面提升了劳动力素质，使知识生产与消费双增长。在西方发达国家，股市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教育、培训、医疗、科研以及技术创新股，市值逐渐超过实物资本，成为经济增长的原动力（Vercellone，p.12）。其中，公共资源是知识经济最关键的环境因素。一类知识的生产属非营利性质，得益于政府对公共研究的投入，大學占比也越来越大，目的是服务社会需求。例如，新冠病毒肆虐期间，政府以举国之力研究病毒，当有人不是第一时间分享研究数据，而只想在国际期刊上署名发表时，引起社会公愤。这类研究为抗击疫情，资源来自社会，如个人沽名钓誉，算不算窃取公共财产？传染病研究应世界共享，才能最有效地抑制病情蔓延。
还有一类知识生产服务于企业盈利，研究投入来自企业，为改进内部生产技术，创新产品，属于企业研发。企业研发的逻辑符合资本积累的规律，与私人占有实物资本相一致。所以企业申请专利，保护知识产权。企业员工虽然从事的是创造性劳动，却挣取了工资，出卖了成果，知识产权不再属于自然人。但一个人的成长是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公共教育、技术培训、学术交流与知识分享等社会因素，对劳动力的知识结构与能力的塑造，远超出直接生产范畴。
企业买断劳动，劳动者让渡知识产权，等于让企业合法围堵知识向公众的传播。但从另一角度，出卖了劳动时间之后，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仍留存在劳动者的大脑里，知识产权与人根本无法切割。所以，当代资本的逻辑变成了“人本式”的：通过教育投资（人力资本）、身体投资（生命技术）与文化投资（创新与交往），才创造出资本的附加值，所谓“知识生产知识，人生产人”（Ibid.，p.26）。过去只针对客体对象的归属而制定的物权法，今天已显得捉襟见肘。
当代资本主义像古罗马的双面神雅努斯（Janus），一方面知识得益于公共资源，不适用市场原则;另一方面知识又是最稀缺的资源，可以创造巨额利润，必须私有才能转化成财产。结果，科学的开放要求与知识产权的画地为牢之间形同水火。资本既要立法控制知识生产的总条件、压制知识的普及，又急需高知识劳动力，须有知识普及才能实现（Ibid.，p.26-27）。这套制度显然有自反性，私欲贪婪与生命政治彼此缠绕，私欲要求限制围堵，生命政治则要自由以利创新。哈特的结论是：资本逻辑的悖论正生产着自己的掘墓人，人类走向共享之路不可逆转;如果说私有是资本主义的特征，国有是社会主义的标志，那么，共享才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不是消灭财产私有，而是肯定common（共有），即肯定开放、自主的生命政治，以及主宰自我的新人性。
这一结论未必令人信服，但沿这个思路却可以一路挖下去，从网络共享这一视角，重新审视我们烂熟于心的理论经典，而不局限于知识产权这个具体议题。二十世纪冷战形成的两大思想阵营，至今笼罩着我们的思想格局，无论什么社会话题，都会陷入“左”与“右”的思维定式，先在地决定了争论的立场。如果将网络知识经济这一维度纳入我们的考虑，用全新的眼光审查劳动、产权与价值等核心概念，那么经典政治经济学暴露出来的短板，恰好帮我们撬动“公”与“私”等大观念沉重的历史负荷，从而开启新的思想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