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力的本质应包含做人与做事两个方面，缺一不可。关于道德与伦理的哲学研究可以为领导力背后的假设和理论提供重要观点，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领导的本质。我认为有关领导力本质的最终问题不是领导力的定义——关于领导力是什么的问题，这只是个事实判断问题。研究领导力重点要回答的其实是“好的领导力应该是怎样的”，这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使用“好的”有三层意思，一是从道德上而言，符合伦理；二是从方法而言，采取了正确的方式；三是从效果上而言，做成正确的事。这三个思考维度可以帮助我们理清领导者应该做什么，以及如何去做的界限，从而更加深入地理解有关领导力的本质与内涵。
　　希特勒的例子可以说明价值观以及道德在领导力中的重要性。如果不谈价值观和道德水准，只谈希特勒其他方面的领导力，他应该是个很有領导能力的人。赫菲茨（Heifetz，1994）曾谈到，在领导力的伟人和性格特征理论里，希特勒、林肯和甘地是可以放在同一类型中的。因为从伟人理论看，领导力的潜在意义就是要在历史上产生影响。然而按照领导力的道德取向看，希特勒不能算是领导者，而只是个暴君。
　　当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是，在有关领导力的讨论中有些学者往往过多地关注到影响力，甚至将影响力等同于领导力。其实缺乏道德的影响力只具备短期效应。我们不能忽视道德所蕴含的巨大能量。甘地是将道德影响力融入领导力的完美代表。领导力在组织中具有放大的伦理效应，这种伦理放大效应要求领导者应该能特别敏锐地察觉他们所推崇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所以领导者在建立组织的伦理氛围中将扮演关键角色。领导过程是一个影响别人的过程，领导者比其追随者更有权力，因此要对他们影响追随者的方式承担巨大的道义责任。
　　虽然领导者在建立组织的伦理氛围中扮演关键角色，但是领导者不需要具有高于一般人的道德水准。因为没有哪个个体和领导者绝对拥有道德，每个人只是负责定义和实施道德内容。问题在于，领导者在取得职位成功之后，往往认为自己是“特殊”的一类人，他们可以超越一般的道德要求行事。导致“特殊化”主要有两个层面的原因，一是关乎个体的道德觉悟；二是社会文化能否容忍领导者的“特权”和是否存在一些正面榜样的引导示范。如果社会中存在许多虽然取得巨大成功、却仍能过常人生活的领导典范，比如我们这里的巨富沃伦·巴菲特——还是住着普通的房子，过着普通人的日子，那么对于领导者避免道德迷失会具有很好的示范效应。
　　成功领导者所犯的道德错误被称作“拔示巴（Bathsheba）”综合症（“拔示巴”综合症指位高权重者因权力失控导致的道德沦丧）。这是因为，权力会带来特权和便利，从而使领导者比追随者更有机会放纵自己，因此他们必然需要更大的意志力来控制自己。因为领导者也是组织中的普通男女，会因个人的意志、情绪、认知等方面失控而犯错误。我们的研究目的，是了解不完美的人类在承担领导者职责时面临的道德规范方面的挑战，从多个维度对领导者道德规范进行讨论：包括领导者个人的道德规范，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的道德规范，领导过程的道德规范，领导者道德选择的规范，等等。
　　从制度层面而言，政府应设计出更符合道德规范的机制和组织，从制度上监督权力的使用，使权力的获得和使用更加透明，确实可以达到减少领导者渎职和腐败的目标。但是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反腐倡廉研究的主要工作还应放在：研究要成为好的领导者或者追随者在道德选择上发生困难的原因，因为领导者未必是无限渴求权力的，也不一定是永远符合道德利他主义的圣人。有抱负的领导者需要发展伦理思考能力、批判性分析道德的能力、整合不同价值观传统的能力、沟通能力和与下属建立信任的能力。我们的研究关键是帮助领导者的行为更加符合道德规范，以及如何作出更为道德的决策。
　　我认为通过创新领导者的选拔和道德教育方式，探讨与规范领导者的道德标准，可以培养出在道德上更完善的领导者和追随者。我在领导伦理课堂上经常采用真实的案例研究来帮助领导者思考伦理问题，我会让每个学员匿名写下自己工作中遭遇到的“领导伦理困境”，全体学员一起来讨论如何采取行动。这种方式让每个领导者意识到：道德困境并不是个体的特殊现象，每个人随时都会遇到。这也更加警示领导者应该对道德问题具有高度的敏感性，从而防止自己的非道德行为。我认为这是从个体层面解决腐败问题的有效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