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书画作伪手法大观(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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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完全作伪的手法
  
  3.仿。所谓“仿”,不是局限在某一派某一家的一件具体作品上,而是通过对其书画风格特点的熟悉和掌握,了解其创作规律和技法特点,运用自己的理解力和想象力来重新布局,取原作大致形态来完成的作品。
  北宋黄伯思的《东观余论》中曾论述过关于“仿”的手法,大意是说,仿者见过真迹,仿其笔墨风格特点,或仿写古人字体,其实就是仿效其特征。由此可见,仿和摹、临不仅是作伪的基本手段,同样也是书画爱好者学习前人书画必须掌握的基本功。古代书画家大都以临、摹、仿制前人作品能以假乱真为荣,以显示自己本领高超,有时书画家在仿作上不署自己款识,而是署上名家款识,以作为炫耀自身书画能力的一种游戏,因此也是鉴定书画真伪应注意的问题。但“仿”与“临”和“摹”有明显区别,仿作不是生搬硬套地抄写原作,所以较摹、临本显得更为灵活随意一些,在仿作上,我们还可以见到仿者流露出的个性特点及用笔习性。仿作情况也较摹、临更为复杂,占伪作的比例很高。仿作手法也可谓五花八门,仿制水平也有高下之分。因此说,仿作与造假骗人在意义上雷同。如果收藏者不了解某家某派的风格特点,很容易被其所蒙骗。
  
  例如,清代扬州画派华的两件《桃花鸳鸯图》,乍看十分相似,运笔、用色、布局也很相近,但图9是仿作,而图10是真迹。经过仔细观察对比发现,两者虽大同小异,但在细枝末节之处有所区别。图9《桃花鸳鸯图》是一件将图10《桃花鸳鸯图》布局作了改动,重新组合画面,拼凑而成的一幅新作,应属仿制范畴之内的作伪。
  明代有仿作高手,名叫詹僖,他的书法仿元代赵孟,绘画仿元四家吴镇。由于此人相当熟悉赵孟书法俊逸遒媚的风格特点,他的仿作可以假乱真,一时蒙骗了许多人。而且他的几件仿作流传至近现代仍然被认为是赵孟的真迹,直至20世纪末,北京故宫博物院刘九庵等几位专家见到詹僖本款作品后,加以对照,才恍然大悟,随后加以正名。詹僖仿吴镇的墨竹画,虽竹态看似有吴镇之风韵,但少有吴镇画墨竹的雄浑和大气,显得有些轻飘浮躁,缺少纯朴的厚重感。
  近代仿作高手张大千,具有深厚的书画功底,他仿学明代徐渭,清代石涛、朱耷等人作品,几可乱真,一时在行内成为佳话。近些年来,张大千的仿作经常出现在拍卖会上,为此蒙蔽了许多专家的慧眼,专家看走眼的情况时有发生,以至成为当今鉴定张大千作品的一大难题。张大千画技精湛、品格高尚,他仿作前人作品,是以一种敬仰古人的心态来学习古人技艺,并非有意作伪,更不为作伪骗财。这也是专家所一致公认的。
  例如,张大千所仿明代徐渭的《行书七言联》,将徐渭豪爽大气的气韵发挥得淋漓尽致,但明显露出张大千自家运笔的轻浮之气。由于徐渭擅长隶书,行书也有隶书味道,所以用笔深沉古拙。专家提醒,仔细观察张大千仿徐渭书法作品,运笔显得轻浮有余、沉着不足。
  
  仿作中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是书画作品上题写仿某某人,如仿宋人,或仿元人等。这种情况在明代早期之前很少见到,但明代中期之后,这种现象较为常见,并且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时尚而蔚然成风,以至发展到后来,每幅书画必题写上仿某大家,或某名家,再题上自己的名款,但其中情况也略有不同。因此了解这个由时代流行而形成的标志现象,对鉴定真伪颇有帮助。
  例如,宋高宗赵构曾仿过许多前人名迹,目前存世虽少见,但可确定为仿作。北京故宫博物院现存有赵构仿李邕的书法作品,书后落有“李邕”的款字,而今专家确认是赵构的仿作。例如,明代吴门画派沈周喜好收藏前人古书画作品,又擅长模仿古人笔意,为此掌握了古人的书画风格特点,沈周早年作品上题写有仿董源、巨然等字样。另外还有一些小名家,甚至无名画家,也时常在作品上题写仿某某名家之作,但有些仿作者其实并未见过某名家的原作,而是道听途说,只是了解到一些名家的风格特点而已,随意的书画,再题上仿某名家之作,以示证明自己见过某名家真迹,目的是提高自己的身价和画作价位,以求获取更高的经济价值。
  4.造。所谓“造”,即伪造。它是作伪者从未见过某家、某派的书画作品,而是根据传说,或相传某人画过什么,或某人擅长画什么,而凭空伪造的。
  在“造”的过程中,一般会借用摹、临、仿的手法,或摹,或临,或仿,来凭空伪造。“造”的形式,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有本的“造”,所谓“有本”,多是伪造者熟悉被“造”书画家的风格特点,利用被“造”者的名气,采用其书画风格特点而造假,目的是以出售而获取经济利益。这种“造”也可称为“熟造”。另外一种是无本的造,也是无根据的“造”,即从未见过某家某人的作品而生搬硬造,属粗制滥造之例,被称为“冒造”。
  “熟造”,一般是造伪者生活时代距被造者相近,甚至亲眼见过其本人作书作画。例如,文葆光是文徵明五世孙,时常造文徵明的伪作,有作品传世。清代扬州八怪画派,以孤傲不羁、狂放怪癖的书画风格一时统领画坛,其中以郑燮名气最大。由此伪造郑燮作品者居多,一时真伪难辨。山东人谭云龙,又称“谭木匠”,由于曾为郑燮裱画,时常与郑燮接触,对其画风了如指掌,时常造郑燮的伪作,可谓“假郑燮“的高手。
  总而言之,上述所举之造法,盛行于明清两代,多数出自于各地民间的书画作坊,富有明显的地方特色。例如,“苏州造”、“湖南造”、“河南造”、“扬州造”、“广东造”、“江西造”、“北京造”、“上海造”等。这种造作一般水平极低,但不乏有水平高者。相对来说,鉴定这种画作的真伪比较容易。
  (1)苏州造 明代万历至清乾隆年间,苏州地区有一批专门从事制作假画的人,并具备熟练的绘画技能,其所造之画作,被后人称为“苏州造”,俗称“苏州片”。苏州有专诸巷和桃花坞成为苏州造两大集聚地。画工们采用作坊形式,或线描、皴染、设色,或写款、题跋、刻印,一条龙作业,各尽所能,既分工又合作。苏州造的特点是采用绢本,青绿设色,山水画门类居多,也有工笔、花卉、人物等,画法工细,设色艳丽,大多伪造古代名家作品。例如,唐代的李思训、李昭道,宋代的赵伯驹、赵伯,明代的文徵明、仇英等。还有些画作在尾跋上伪造南宋四大家,以及元四家、吴门画派如赵孟、鲜于枢、沈周、文徵明、董其昌等名人的题跋。
  苏州造流传范围相当广泛,传播年代久远,因此在画史上有一定影响,国外博物馆也有收藏。绘画水平也有高下之分,水平高的苏州造在近年来的国内外拍卖会上也十分走俏,价格也较高。有些落古代大名家李思训、赵伯驹、张择端、仇英等人款识的画作,多是苏州造。苏州造的特点是缺少创造性,以工笔、青绿山水为主,设色火爆、艳丽,比较容易辨别真伪。苏州造比较典型的佳作有唐代李思训的《海天落照图卷》(绢本、工笔、青绿设色),南宋赵伯驹的《仙山楼阁图卷》(绢本、绢本、工笔、青绿设色),明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绢本、工笔、设色)就有几个版本的苏州造,在国外博物馆有收藏(图11、12)。
  (2)湖南造 清代康熙至道光年间,在湖南长沙地区有人伪造何绍基、左宗棠、齐白石等湖南当地书画名家、名人,以及一些冷名家的山水画和明清节烈人物的书法作品,被称为“湖南造”,又称“长沙货”。
  例如,仿造明代东林党人和一些政治上被查禁而不宜署名的人的作品。这一类造作,一般所用纸、绫、绢本,质地粗劣,颜色呈米黄色,或湖色,看上去陈旧、灰暗,蒙骗了一些仰慕先贤和名家但又毫无书画鉴别常识的人。当时有个叫甘半樵的湖南人,专门造长沙货,去骗那些喜收藏书画又不懂鉴赏的人。一年之内,由长沙运往攸县两次,共计一百多件。还有个叫刘松斋的人,开店卖湖南造,多达两千多件。刘松斋专造清代石溪、朱耷、渐江、石涛等四僧的伪作,手法不高,但价格低廉,一时销路很广。刘松斋擅长制印,专制画家印章、收藏家印章等,印泥质量较差,很容易识别真伪。
  湖南造的画法有类似现代的钢笔速写,笔道直细,特征明显,书画亦如此。例如,南京博物馆所藏何吾驺的《松柏图轴》,上海朵云轩所藏署邹应龙、周光年等人的作品。由于这些人都属于被查禁的历史上的政治人物,史传上有记载,而其书画作品却无遗存,所以这类造作无从比较。因而一些没有鉴别常识的人因好奇,而误将伪造品作为真迹来收藏。这种鱼目混珠的现象一直延续至今,当今的书画拍卖市场上仍有这种湖南造作品出现。
  湖南造比较典型的有明代海瑞的《自书诗卷》(纸本),明代史可法的《行书卷》(纸本)(图13、14),清代王夫之的《自书论诗稿轴》(纸本)。
  (3)河南造 明末清初时期,河南开封地区有一批人专门从事伪造唐、宋、元时期的名家书法作品,“河南造”也称开封货,主要以伪造书法为主。如唐颜真卿、柳公权,北宋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赵构,元代的赵孟、鲜于枢等人的书法。另外,还随意伪造了一大批历史上的节烈人士,像岳飞、文天祥、包拯、朱熹等人的书法作品。
  河南造富有明显地方特色。以手卷居多,也有部分立轴和挂屏。一般均用纸本,或用河南特产的棉纸,或用粉笺揉后染色,或用蜡光纸。纸类似粉笺,比较光滑,似有涂蜡的感觉。有的将字画作旧,作旧的方法是把书法造好之后,用手揉搓出许多冰纹状的皱折,看起来似乎很旧,以冒充年代较久的名家作品。这是河南造一个最为显著的特点,较易辨别真伪。书法运笔特点,线条流畅,字体光滑,水平较差,作伪手段也欠高明,比较容易辨别。
  
  河南造存世的有,北宋赵构的《行书汉高帝求贤诏卷》(纸本),南宋朱熹的《行书自作读道有感诗卷》(纸本),均属河南造。
  (4)北京造 “北京造”即“后门造”,又称“后门倒”,是指北京景山后街地安门一带,俗称“后门”。专门伪造清代“臣”字款字画,特点是画面工整,多采用工笔设色手法,以绢本居多,也有纸本,题材广泛,装裱华丽,采用宫廷式装潢,蔚然可观。北京造比较典型的,如清代焦秉贞的《人物界画图轴》(纸本、工笔、设色)(图15)、清代董邦达《山水图轴》(绢本、设色)。
  清代宫廷画作一般很少被民间百姓所知所见,能见到宫廷绘画的只有少数人。由于皇帝赏赐宫中太监的画作被太监带出宫外变卖给宫外人,溥杰等人也曾将宫中画卷带出宫外,以小幅的居多。北京造是以造这些宫廷画作居多,此后,伪造的宫廷绘画出现了。但这些伪造之作都有明显漏洞,只要认真识别,不难辨别真伪。
  “北京造”最为著名的应是外籍画家郎世宁的《圆明园观围图》(长卷)。有两个“北京造”高手,一个叫马晋(1900—1970年),字伯逸,号湛如,北京人。初学金城,擅长画马,宗法郎世宁,也擅长花鸟,又工书印,还曾画过毛主席像,在1997年的翰海书画拍卖会上展出过。另一个高手,叫祁昆(1894—1940年),字景西,号井西居士。北京人,工山水,早期学王,画工细山水,取法文徵明、唐寅,又精篆刻。两人关系密切,经常合作造郎世宁的伪画,马晋画马,祁昆画山水。因二人家居地安门一带,又都擅长刻印,为作伪提供了便利条件。据说,1941年汪精卫为德国法西斯头子希特勒过寿日,从南京派特使到北京,通过张政和(当时北平市政府秘书长)请殷伯衡作一幅郎世宁的《百骏图卷》,即由马晋画马,祁昆补景,后有张照、董邦达、于敏中等众臣的题跋,装裱成巨卷献给希特勒。
  北京造在作伪时往往忽视钤印的位置,毫无规律地胡乱钤印,很容易露出破绽,使鉴赏者容易识破。北京造比较典型的要数郎世宁的《乾隆皇帝像》,绢本,装裱华丽,技艺较拙劣,树、马画得水平较差,比例明显不对。北京造郎世宁的画作一般都存在透视关系错误问题,很容易辨别真伪。
  (5)扬州造 所谓“扬州造”是指在扬州地区有一批人专门作扬州画派风格的伪作,其伪造品人称“扬州造”。比如造石涛、郑燮的伪作。其所造假的书法,笔画很独特,一撇一捺有些像皮匠所用的刀,故被称为“皮匠刀”。
  例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幅《花卉卷》(绫本),运笔的特点是典型的“皮匠刀”,属扬州造的典型作品之一。
  (6)广东造 所谓“广东造”是指清末至民国初年,广东地区一些古董商人专门制造的伪作。广东造的特点是以作宋人及宋以前名家的人物画为主,元代作品较少见,而明代山水、人物、花鸟等门类较多见,也有明初院体画作品。以绢本设色为主,手卷、册页较少见,立轴居多,其数量也远不如其他地区多。目前在广东地区仍可以找到这类作品。广东造比较典型的有清代石涛《山水轴》(纸本、设色)(图16)。
  (7)江西造 所谓“江西造”是指在江西地区一些人所伪造的一批作品。其影响不大,现存数量很少。所作多为清代罗牧的《山水图》(纸本、墨笔),画法比较简单,用笔有元人气韵。
  (8)上海造 所谓“上海造”是指在上海地区的一些人,以现代复制方法伪造的作品。上海造出现的时间最晚,伪造也最为逼真,又不容易识别,不同于以上各地的冒造,其造假是有本的造,专门作书画著录书中所著录过的晋、唐宋元的名人作品,明清的作品相对较少,水平很高。上海造的方法如同现代博物馆的复制品,一幅画同时复制出两三件,因为造得水平较高,所以不容易分辨。然而一般收藏者从未见过原本,只知道作品曾有著录,便以为此造作是原本而上当受骗。上海造的特点是伪造品与真迹完全一样,装裱形制也毫无二致,收藏章的位置完全相同,有时甚至将真迹外面的签条揭下来裱在所造的画上,所以不太容易识别。其造假的工序,也类似现代博物馆的复制品,采用流水作业的方法,有人摹画,有人写字,有人刻印,分工合作,搞出伪品。
  
  例如,元代盛懋的《秋江待渡图候》(纸本、墨色)即有两件,其真迹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造伪品已卖往国外。
  “造”是书画作伪中使用最为普遍的一种形式,其数量巨大,造假水平高低不等。不论是“熟造”,还是“冒造”,一般来说比较容易看出破绽。即使是像“上海造”这种犹如现代复制方法的造假,需要我们积累经验,掌握规律,仍可去伪存真。(未完待续)
  
   (责编:唐陌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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