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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论古代诗歌评论家，我最喜清代袁枚（1716-1797）。40岁辞官告归，筑园江宁小仓山，号随园，自号仓山居士、随园老人。江南宁静园林，《随园诗话》如山间溪流，奔泻而出，潺潺而响。“诗贵骨而不贵格”“诗写性情，惟吾所适”“性情之外无诗”“大家不嫌庞杂，名家必选字酌句”等诗論像一股清泉泠然有声，如璞玉摒俗去恶，为诗歌美学空间搭建了最本真和最纯粹的文学镜像。
一、与真实相逢的刹那，诗歌的体验便豁然开朗
什么叫真实，就是自然、不做作。就像袁枚称自己的园子为“随园”，“随”就是“就势取景”。生活方式和造园一样，依乎自然，顺乎人性。“诗难其真也，有性情而后真，否则敷衍成文矣。诗难其雅也，有学问而后雅;否则俚鄙率意矣。太白斗酒诗百篇，东坡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不过一时兴语到，不可以词害意。若认以为真，则两家之集，宜塞破屋子;而何以仅存若干？且可精选者，亦不过十之五六。人安得恃才而自放乎？”袁枚认为，人不可太过自放，尽管以有才情自居，如果认为随手都可以成诗，那就大错特错了。殊不知有的创作是矫揉造作，附庸一下风雅，或堆积一下作品数量，跟真性真情并无关系，所以真正出自本性自然的诗歌是少之又少的。人的天性贵真，写诗也一样，那些用佶屈聱牙的词，让人琢磨不透用意，费尽气力去猜是什么意思的诗也就让人怀疑。“妙语何曾露刻雕”“得机羽而失鲲鹏”“矜矜然自炫其奇，抑末也”，古人所言也是十分有道理的。世人之所以喜欢苏东坡，就是因为“苏诗如丈夫见客，大踏步便出去”，“妆裹作相”反而显得忸怩作态，难登大雅之堂。
诗贵在即情即景，真实而自然的情感油然而起，创作心态是轻松自然的。如用绘画的技法描绘眼前的景物，如四季变换的风景，诗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如化工肖物，著手成春”，不然，一切古语古人都已说尽，还有什么新鲜的语言再来描述？就像招待不同的客人，举办不同的宴席，都是因人而异，情同此景，语向此人，所谓“贴切此人此物，丝毫不容假借”。如果一首诗，今天吟咏了明天还可以吟咏，今天送给此人，明天又送给他人，那就是“空腔虚套，陈腐不堪”，难见真情。王阳明先生说：“人之诗文，先取真意，譬如童子垂髫肃揖，自有佳致。若带假面伛偻，而装须髯，便令人生憎。”真心真情能感染和打动人心，虚情假意让人憎恶厌烦。
诗歌的格律不可太严，“自格律严，而境界狭矣”，如果写诗只考虑对仗工整，必然瞻前顾后，埋没性情。袁枚把诗歌创作的态度当作一种自我愉悦、抒写个人性情和情怀的手段，个人的喜怒哀乐、生活的点点滴滴都可以妙笔生花。“凡作诗者，各有身份，亦各有心胸。”“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在袁枚看来，“赤子之心”重要于“学富五车”，“赤子之心”可以突破格律的樊笼，滤去陈词滥调，用朴实的创作风格，甚至口语化的色彩代替严格的格律要求。而“学富五车”如果不能冲破世俗与现实观念的束缚，终生也不能道只字。况且“议论多，而性情漓矣”，所谓“漓”即指浅薄，议论多必然是非生，是非浇灭性情与才气，离开了诗歌创作主体的自我观照，着眼于他人的是是非非，“搜求太苦，必致自累其身”，不见性情但见非议又何苦。
诗歌的真实在于创作的自由，袁枚最喜欢周栎园的论诗：“诗，以言我之情也，故我欲为则为之，我不欲为则不为。原未尝有人勉强之，督责之，而使之比为诗也。”创作本是即兴而起，有便出口成章，无也难为无米之炊，更不能为博名博利而为之。如《诗经》三百，“称心而言，不著姓名”，不为了流传万代，也不在意后人是否传承，这就是至情至性，与博学竟名毫无干系。
二、如果秉性能带给人真实，而诗歌何尝不是这样一种气质
真正好的诗歌应该是独具秉性，“天生丽质难自弃”。这表现在诗意的独特。袁枚推崇姜白石所言：“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难言，我易言之：诗便不俗。”套话、假话往往不假思索、脱口而出，一键复制，快速粘贴，互联网的传播使人们的信息表达以秒速发生变化，人云亦云、跟风成性，唯恐落后于人，哪管字斟句酌。但当人们懂得思考，懂得批判和思辨，那么语言的产生便带有个人的独特性，思之深语之艰，难以言表之时，如能透过表象，用诗意呈现，便有卓尔不群的气质。
在袁枚的诗学观点中，“才”好比写诗的天赋，是带有先天性的因子，而“学”与“识”是后天可以培养的。在“学”与“识”中，“识”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识见，好比射箭射不到中心，“才”与“学”都发挥不了作用。“诗中境界，非亲历者不知”，成语“邯郸学步”也告诉我们不要轻视自我、人云亦云，否则画虎不成反类犬，刻鹄不成尚类鹜。如能“双眼自将秋水洗”，缘性缘情，保持自我，“不取亦取，虽师勿师”，便是一个真正洒脱随性的人。
诗歌的气质高贵淡雅，袁枚说不可有“乡野之气”。何谓“乡野之气”？并不是身处乡野，而是人的眼界窄、见识浅。见得多便看得淡，摒弃恶便趋于雅。见过世面知道自己的渺小，不会矜矜自夸，不可一世。井底之蛙，才会自吹自擂，把一小块天空当作全部的视野范围。袁枚云：“盖士君子读破万卷，又必须登庙堂，览山川，结交海内名流，然后气局见解，自然阔大;良友琢磨，自然精进。否则，鸟啼虫吟，沾沾自喜，虽有佳处，而边幅固已狭矣。”视野大，心胸宽，淡雅自然而生，有的虽身居庙堂，却精致利己，谋名得利之心难却，难免眼界窄，格局小。恒宽《盐铁论》曰，“鄙儒不如都士”，也是可信的。
三、数语见性情，言外之意仅靠片言而无须堆砌和考据
“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袁枚认为，自以为满腹经纶的人，应该从事考据之学，或自称为学问大家，也说得过去。又或者，写写散文，尽可以铺排述怀，文字不嫌多，多多益善，又何必卖弄诗歌？没有性灵，写再多的文字也无用，没有才情驱使，眼里只有琐碎零星，还抛弃不掉学问里的糟粕，简直是有害。最难以忍受的是把诗歌句句加注、加以考证，比如唐人云，“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有人就针对夜半有没有钟声而进行考证，“如此论诗，使人夭阏性灵，塞断机栝”。或有人“误把抄书当作诗”，“抄到钟嵘《诗品》时，该他知道性灵时”。袁枚对于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和钟嵘的《诗品》尤为推崇，并写了《续诗品》继续谈论诗歌的创作问题。 袁枚认为，诗有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之分，“所谓学人之诗，读之令人不欢”，因为学人多是皓首穷经之人，“诗多涩闷”“诗多晦滞”，经传注疏里求诗料，也求之太苦太泥。诗人之诗随任己心，独来独往，自我的情感、趣味摆在第一位，匠心独运，自出心裁，所作之诗大多体现个人主体性的看法，一往情深，言由衷发，而非随德是任，唯善恶是定。
性情也要贵温柔，以王安石为例，“王荆公作文，落笔便古;王荆公论诗，开口便错。何也？文忌平衍，而公天性拗执，故琢句选词，迥不犹人;诗贵温柔，而公性情刻酷，故凿险缒幽，自堕魔障”。写诗之人要有温柔敦厚的性情，诗情能感染人，若性情苛酷，情感严涩，动不动责难人，随时站在制高点说教和“绑架”，哪来的情感可以接受，这几乎是对性灵的戕害，大概避之唯恐不及才是。
又提及“时文之学，不宜过深，深则有害于诗”，时文即流行的文体或实用的文体，为什么于诗无益？袁枚的意思倒不是时文对诗一点用也没有，比如懂一点时文，倒是能使心细脉清，但久学，就好有一比，引程鱼门之言，“庄子有言：‘仁义者，先王之蘧庐也;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处也’”，先王的房屋，住一天还可以，但不能久住，天天讲大道理，没有人受得了。道理谁都懂，讲多了连自己都麻木、乏味，自我的性情被磨灭全无。
他认为，时文有时会割裂经典，对圣人的思想有所歪曲，而且时文又与功名利禄紧紧相连，很容易沦为趋势逐利之人的工具，这样的时文只是优孟衣冠，代人作语，文章中难见真性情、真见解，虽然有道“词曲之学，有害于诗”，那么时文不足以明道，是连戏曲都比不上的。词曲在古代都是拿来唱的，而戏曲是表演，用于表演的不是诗。这大概就是诗的纯粹。
言外之意是诗家追求的境界。“咏物诗无寄托，便是兒童猜谜;读史诗无新意，无隽永之味，又似史赞一派：俱非诗也。”正如袁枚所说，“诗无言外之意，味同嚼蜡。”一首诗的好处便在于反复回味，皆有妙处，不仅能看到眼前景致，还能生发到远处无穷尽的审美空白，达到怡情悦志的审美效果。“往来不厌几回看”，袁枚引严冬友《韦曲看桃花》云：“凭君眼力知多少，看到红云尽处无？”诗歌的纵深含义须凭眼力去看，看得越远越好，看到天边红云，看到无尽处，尽头的尽头还有没有？或许还有或许未可知，诗意隽永才呈现出无尽魅力。
《随园诗话》中的袁枚诗论尽显诗歌本色，其本真和纯粹的见地打破许多对诗歌文学的宽泛理解，而本真和纯粹正是人类本性中最自然的品质，最初的也是最美的，回眸百媚，流连忘返。如此这般，诗歌兴矣。
一、与真实相逢的刹那，诗歌的体验便豁然开朗
什么叫真实，就是自然、不做作。就像袁枚称自己的园子为“随园”，“随”就是“就势取景”。生活方式和造园一样，依乎自然，顺乎人性。“诗难其真也，有性情而后真，否则敷衍成文矣。诗难其雅也，有学问而后雅;否则俚鄙率意矣。太白斗酒诗百篇，东坡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不过一时兴语到，不可以词害意。若认以为真，则两家之集，宜塞破屋子;而何以仅存若干？且可精选者，亦不过十之五六。人安得恃才而自放乎？”袁枚认为，人不可太过自放，尽管以有才情自居，如果认为随手都可以成诗，那就大错特错了。殊不知有的创作是矫揉造作，附庸一下风雅，或堆积一下作品数量，跟真性真情并无关系，所以真正出自本性自然的诗歌是少之又少的。人的天性贵真，写诗也一样，那些用佶屈聱牙的词，让人琢磨不透用意，费尽气力去猜是什么意思的诗也就让人怀疑。“妙语何曾露刻雕”“得机羽而失鲲鹏”“矜矜然自炫其奇，抑末也”，古人所言也是十分有道理的。世人之所以喜欢苏东坡，就是因为“苏诗如丈夫见客，大踏步便出去”，“妆裹作相”反而显得忸怩作态，难登大雅之堂。
诗贵在即情即景，真实而自然的情感油然而起，创作心态是轻松自然的。如用绘画的技法描绘眼前的景物，如四季变换的风景，诗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如化工肖物，著手成春”，不然，一切古语古人都已说尽，还有什么新鲜的语言再来描述？就像招待不同的客人，举办不同的宴席，都是因人而异，情同此景，语向此人，所谓“贴切此人此物，丝毫不容假借”。如果一首诗，今天吟咏了明天还可以吟咏，今天送给此人，明天又送给他人，那就是“空腔虚套，陈腐不堪”，难见真情。王阳明先生说：“人之诗文，先取真意，譬如童子垂髫肃揖，自有佳致。若带假面伛偻，而装须髯，便令人生憎。”真心真情能感染和打动人心，虚情假意让人憎恶厌烦。
诗歌的格律不可太严，“自格律严，而境界狭矣”，如果写诗只考虑对仗工整，必然瞻前顾后，埋没性情。袁枚把诗歌创作的态度当作一种自我愉悦、抒写个人性情和情怀的手段，个人的喜怒哀乐、生活的点点滴滴都可以妙笔生花。“凡作诗者，各有身份，亦各有心胸。”“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在袁枚看来，“赤子之心”重要于“学富五车”，“赤子之心”可以突破格律的樊笼，滤去陈词滥调，用朴实的创作风格，甚至口语化的色彩代替严格的格律要求。而“学富五车”如果不能冲破世俗与现实观念的束缚，终生也不能道只字。况且“议论多，而性情漓矣”，所谓“漓”即指浅薄，议论多必然是非生，是非浇灭性情与才气，离开了诗歌创作主体的自我观照，着眼于他人的是是非非，“搜求太苦，必致自累其身”，不见性情但见非议又何苦。
诗歌的真实在于创作的自由，袁枚最喜欢周栎园的论诗：“诗，以言我之情也，故我欲为则为之，我不欲为则不为。原未尝有人勉强之，督责之，而使之比为诗也。”创作本是即兴而起，有便出口成章，无也难为无米之炊，更不能为博名博利而为之。如《诗经》三百，“称心而言，不著姓名”，不为了流传万代，也不在意后人是否传承，这就是至情至性，与博学竟名毫无干系。
二、如果秉性能带给人真实，而诗歌何尝不是这样一种气质
真正好的诗歌应该是独具秉性，“天生丽质难自弃”。这表现在诗意的独特。袁枚推崇姜白石所言：“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难言，我易言之：诗便不俗。”套话、假话往往不假思索、脱口而出，一键复制，快速粘贴，互联网的传播使人们的信息表达以秒速发生变化，人云亦云、跟风成性，唯恐落后于人，哪管字斟句酌。但当人们懂得思考，懂得批判和思辨，那么语言的产生便带有个人的独特性，思之深语之艰，难以言表之时，如能透过表象，用诗意呈现，便有卓尔不群的气质。
在袁枚的诗学观点中，“才”好比写诗的天赋，是带有先天性的因子，而“学”与“识”是后天可以培养的。在“学”与“识”中，“识”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识见，好比射箭射不到中心，“才”与“学”都发挥不了作用。“诗中境界，非亲历者不知”，成语“邯郸学步”也告诉我们不要轻视自我、人云亦云，否则画虎不成反类犬，刻鹄不成尚类鹜。如能“双眼自将秋水洗”，缘性缘情，保持自我，“不取亦取，虽师勿师”，便是一个真正洒脱随性的人。
诗歌的气质高贵淡雅，袁枚说不可有“乡野之气”。何谓“乡野之气”？并不是身处乡野，而是人的眼界窄、见识浅。见得多便看得淡，摒弃恶便趋于雅。见过世面知道自己的渺小，不会矜矜自夸，不可一世。井底之蛙，才会自吹自擂，把一小块天空当作全部的视野范围。袁枚云：“盖士君子读破万卷，又必须登庙堂，览山川，结交海内名流，然后气局见解，自然阔大;良友琢磨，自然精进。否则，鸟啼虫吟，沾沾自喜，虽有佳处，而边幅固已狭矣。”视野大，心胸宽，淡雅自然而生，有的虽身居庙堂，却精致利己，谋名得利之心难却，难免眼界窄，格局小。恒宽《盐铁论》曰，“鄙儒不如都士”，也是可信的。
三、数语见性情，言外之意仅靠片言而无须堆砌和考据
“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袁枚认为，自以为满腹经纶的人，应该从事考据之学，或自称为学问大家，也说得过去。又或者，写写散文，尽可以铺排述怀，文字不嫌多，多多益善，又何必卖弄诗歌？没有性灵，写再多的文字也无用，没有才情驱使，眼里只有琐碎零星，还抛弃不掉学问里的糟粕，简直是有害。最难以忍受的是把诗歌句句加注、加以考证，比如唐人云，“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有人就针对夜半有没有钟声而进行考证，“如此论诗，使人夭阏性灵，塞断机栝”。或有人“误把抄书当作诗”，“抄到钟嵘《诗品》时，该他知道性灵时”。袁枚对于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和钟嵘的《诗品》尤为推崇，并写了《续诗品》继续谈论诗歌的创作问题。 袁枚认为，诗有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之分，“所谓学人之诗，读之令人不欢”，因为学人多是皓首穷经之人，“诗多涩闷”“诗多晦滞”，经传注疏里求诗料，也求之太苦太泥。诗人之诗随任己心，独来独往，自我的情感、趣味摆在第一位，匠心独运，自出心裁，所作之诗大多体现个人主体性的看法，一往情深，言由衷发，而非随德是任，唯善恶是定。
性情也要贵温柔，以王安石为例，“王荆公作文，落笔便古;王荆公论诗，开口便错。何也？文忌平衍，而公天性拗执，故琢句选词，迥不犹人;诗贵温柔，而公性情刻酷，故凿险缒幽，自堕魔障”。写诗之人要有温柔敦厚的性情，诗情能感染人，若性情苛酷，情感严涩，动不动责难人，随时站在制高点说教和“绑架”，哪来的情感可以接受，这几乎是对性灵的戕害，大概避之唯恐不及才是。
又提及“时文之学，不宜过深，深则有害于诗”，时文即流行的文体或实用的文体，为什么于诗无益？袁枚的意思倒不是时文对诗一点用也没有，比如懂一点时文，倒是能使心细脉清，但久学，就好有一比，引程鱼门之言，“庄子有言：‘仁义者，先王之蘧庐也;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处也’”，先王的房屋，住一天还可以，但不能久住，天天讲大道理，没有人受得了。道理谁都懂，讲多了连自己都麻木、乏味，自我的性情被磨灭全无。
他认为，时文有时会割裂经典，对圣人的思想有所歪曲，而且时文又与功名利禄紧紧相连，很容易沦为趋势逐利之人的工具，这样的时文只是优孟衣冠，代人作语，文章中难见真性情、真见解，虽然有道“词曲之学，有害于诗”，那么时文不足以明道，是连戏曲都比不上的。词曲在古代都是拿来唱的，而戏曲是表演，用于表演的不是诗。这大概就是诗的纯粹。
言外之意是诗家追求的境界。“咏物诗无寄托，便是兒童猜谜;读史诗无新意，无隽永之味，又似史赞一派：俱非诗也。”正如袁枚所说，“诗无言外之意，味同嚼蜡。”一首诗的好处便在于反复回味，皆有妙处，不仅能看到眼前景致，还能生发到远处无穷尽的审美空白，达到怡情悦志的审美效果。“往来不厌几回看”，袁枚引严冬友《韦曲看桃花》云：“凭君眼力知多少，看到红云尽处无？”诗歌的纵深含义须凭眼力去看，看得越远越好，看到天边红云，看到无尽处，尽头的尽头还有没有？或许还有或许未可知，诗意隽永才呈现出无尽魅力。
《随园诗话》中的袁枚诗论尽显诗歌本色，其本真和纯粹的见地打破许多对诗歌文学的宽泛理解，而本真和纯粹正是人类本性中最自然的品质，最初的也是最美的，回眸百媚，流连忘返。如此这般，诗歌兴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