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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去世以后，中国现代文学馆为他举办了一个生平与创作展。时任 《人民文学》 副主编的崔道怡参观完毕后说了这样一句话：“这个展览展出了作为剧作家、小说家、散文家、教育家的陈白尘的一生，但唯独没有介绍他在编辑工作中的成绩。不要忘了，陈白尘还是一位屈指可数的优秀的编辑家！”
的确，从编辑家的角度来说，父亲留下的资料实在是太少了，我甚至不清楚他在主持 《人民文学》 工作期间都干了哪些事情。直至我重读了由中央“一办”退还的他于“文革”期间所写的交代材料后，才了解了他所走过的这段路程。
1957年冬，由于原《人民文学》主编秦兆阳划为右派，周扬等不能不换人马了，于是让张天翼和我及葛洛分别但任正副主编。张天翼身体不好，很少具体负责编辑工作，葛洛不久后又调走，于是到1962年5月，共四年半的时间，我成了刊物的主要当权者。
——这份“认罪书”写于1969年8月18日，此时中央专案组已经成立，父亲向他们一一交代了自己在 《人民文学》 工作期间所犯下的“罪行”。
一
“疯狂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为资本主义复辟大造反革命舆论。”——这是父亲为自己扣上的第一顶大“帽子”，他一共归纳了四条：
第一，1959年刘白羽传达了他和周扬在北戴河的谈话，对大跃进以来的文艺工作横加指责，并胡说缺点和错误是由于“大跃进时忘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提出改进的方法：“要团结作家，要依靠社会力量。”于是我立即在编辑部推行，要求编辑部同志“细致地对待作家，团结作家，要让作家放手去写”。刘白羽和我所强调的团结对象并不是广大的工农兵作家，而是指30年代文艺黑线上的作家。即依靠他们来编辑《人民文学》，编成像30年代杂志 《文学》那样的东西。而当初邵荃麟之所以要我到 《人民文学》来当副主编，也是认为我和30年代的作家关系好，有望把刊物变成像 《文学》那样的资产阶级杂志。而我也确实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把党的重要宣传阵地 《人民文学》 逐步“和平演变”为资产阶级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喉舌。当时我所说的这段黑话，就是这个阴谋的开始。到了1960年初，我和张天翼更是在编辑部提出了刊物要由老作家、老干部和青年作家来“三分天下”的谬论。
第二，从1959年底到1963年春，旧中宣部阎王殿召开的一系列黑会，包括制定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纲领——《文艺十条》 的黑会，以及第三次文代大会，我都是参加者。对于会上的黑指示、黑纲领，我都是大力推行，不遗余力，尤其是热衷于所谓的“多样化”。1961年5月，我在刊物检查会上说：“如今题材、风格、形式都太狭隘，审稿一定要宽一些。”“抓主要的，但不能放松次要的。没有次要的，就显不出主要的。”我还举例说：“有些题材并不是主要题材，主题也不是最积极的，但艺术技巧上有独到之处，而思想内容上也没有错误的倾向，如欧阳山的《乡下奇人》，也应该发。”在这个月的另一次会上，我还坚决反对写重大题材：“大家都写一种 （重大） 题材、一种形式，那只能越走越窄。”我甚至诬蔑道：“不能都放牡丹，都放兰花，都放菊花。——都放一种花，比如菊花，岂不成了‘菊花会’！”在1962年初的一次刊物检查会上，我说得更明白了：“重大题材与题材多样化不是对立的，既要现代题材也要历史题材，既要写工农兵也要写其他阶层，既要写重大题材也要写一般题材。”我反复强调：“读者的口味是多样的，历史的、轻松的东西，读者也是要的。散文要多样化，诗歌要多样化，小说的风格形式也要多样化。”——我就是抓住这个“多样化”而达到“放”的目的，达到“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的罪恶目的。
第三，在我主编期间，特别是从1959年下半年起到1962年上半年止，《人民文学》 成了一个毒草丛生、牛鬼蛇神充塞版面的反革命喉舌。其内容不外乎四类：第一类是所谓的历史题材作品。其中有小说、剧本、散文，体裁各异，手法相同，都是以“借古讽今”来达到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陈翔鹤的《陶渊明写〈挽歌〉》、孟超的 《红拂夜奔》、吴晗的“历史小品”、曹禺等人的 《胆剑篇》，都是这类毒草的代表。而这些毒草又都是在题材多样化的幌子下，由我自己出面去组稿的，我是真正的培育者。其中 《陶渊明写〈挽歌〉》发表后，得到文艺黑线的赞许，于是我又鼓励陈翔鹤继续炮制，他果然又为《人民文学》 写了《广陵散》。第二类是以所谓“革命回忆录”的形式或以吹捧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传记性散文形式出现的毒草。前者，有歌颂错误路线的“革命故事”，有美化30年代文艺黑线的回忆。特别严重的是，还刊登了歪曲党的历史、美化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为他树碑立传的 《安源矿史》 的某些片断，这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大犯罪。后者，则有为封建余孽齐白石，反动权威梅兰芳、常书鸿等人树碑立传的作品，甚至还让梅兰芳去写歌颂外国的反动权威泰戈尔的文章，以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僵尸作为人民学习的“典范”，是对人民的犯罪。第三类是现代题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如反对三面红旗的《锻炼锻炼》 《山那边人家》，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在软席卧车里》 《最有办法的人》，反对正义战争、宣扬和平主义的《前方》 《万妞》，发泄对三年自然灾害不满情绪的 《宝船》 《三家福》，煽动反革命情绪的《歌声》 《琴声》，歌颂叛徒的《绿林行》 《金牛和笑女》，歌颂所谓“顶风”人物的《实干家潘永福》 《乡下奇人》，歌颂“中间人物”的《赖大嫂》，等等，都是挑拨人民离心离德、对党不满、挖社会主义墙角、动摇无产阶级专政的毒草。而这些毒草又都是由我千方百计求拜来的，如欧阳山写 《乡下奇人》之前曾问我：“《人民文学》 敢不敢发？”我拍胸脯说：“你敢写，我就敢发！”第四类是散发封建文人和资产阶级没落情感的散文。有的大谈神话传说、名胜古迹，抒发思古之幽情；有的大写吃喝玩乐、饮酒赋诗，宣扬堕落的生活方式；有的吹吹捧捧、自我标榜，为自己作宣传；有的风花雪月、无病呻吟，散发反党怨气……总之，它们都起着消磨人民意志、腐蚀人民灵魂的作用，是促进“和平演变”的麻醉剂。在我负责编辑的期间内，特别是三年困难时期，我是刊物最主要的贩毒者，对党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 第四，我在刊物工作中推行了反革命组织路线。要想把阵地奉送给资产阶级作家，就必须得压制新生力量，排斥工农兵作者。我对于青年作者、工农兵作者的稿件，多以贵族老爷的态度横加挑剔，百般刁难。虽说在编辑部革命群众的坚持下，也发表了一些青年和工农作者的作品，但我却又以名利观念来腐蚀他们——我主张在发表新生力量的作品时要能“一鸣惊人”，主张对他们的作品要发给和“老作家”大致相等的稿费。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想把这些作者演变为资产阶级作家。
父亲的“认罪”态度确实很认真，但他究竟是“真心实意”的呢，还是“言不由衷”？我却又搞不清楚了。但是如果将那些糟践自己的词汇拿掉，将那些大得怕人的“帽子”拿掉，它则让我从中读懂了父亲当年的编辑思想和编辑路线，更尤其是他为编辑工作所作出的贡献。我查看了一下那段时期 《人民文学》 的发行量，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竟由原来的二十多万册发展到了三十八万册之多，成了真正的属于人民的文学了；而全国的作家们，更是争相把最好的作品送给 《人民文学》来发表，使其真正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一流刊物。
我至今保留着几封父亲当年向“黑作家”们写的约稿信——当然，它们都是“文革”结束后，由信的主人寄还给我的，这从另一方面也足以体现出他们对 《人民文学》 的敬重之情。
其一，给沙汀的信，写于1958年3月24日。
目前刊物上的短篇小说太少，每期只有四五篇（而整个杂志是二十三万字），简直不像话！依我想，像 《人民文学》 这样的杂志每期总该登十篇短篇！4月号我们又登了一个启事，呼吁的还是短篇。并且我们在内部决定，短篇稿酬不以字数计，以示尊重。你是短篇的能手，在这点上，你应该加倍予我们以支持。万一你再不寄来，全体编辑同志将给你寄张大字报来了，请当心！
其二，给茹志鹃的信，写于1960年3月22日。
到沪后一直忙得透不过气来，虽然打听到你的住址，也没时间来看你。编辑部来信，要我能在回京前拿到你的稿子。近来我们稿荒严重之至，务请你帮忙把旧稿改出来。……再，万一你对旧稿没有兴趣了，那么就请你就吴佩芳的故事写个短篇如何？——总之，你一定得赶一篇，谢谢你！
涂光群是当年 《人民文学》 小说组的组长，他在《中国三代作家纪实》一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那时主持 《人民文学》 具体工作的是老作家陈白尘，他向欧阳山约稿。欧阳山讲了广东农村那几年浮夸风的严重及它的恶劣影响，对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损害。他说他想写一篇反浮夸风的小说，写一个有求实精神的普通农民。写这样的小说，作家当时无异于开顶风船，是要冒很大风险的。……而陈白尘呢，作为刊物的编者，他表现了‘老辣’而应具的胆识，支持欧阳山开顶风船，像一位喜剧演员似的拍着胸脯说：‘你敢写，我就敢发！’就这样痛快地拍板应承了！”
—— 我想，这应该就是当年各种“毒草”的出笼经过吧，父亲确实是它们的园丁，是它们的“培育者”！
二
父亲又是如何领导 《人民文学》的工作的呢？他在“认罪书”的第三部分交代了自己“在编辑工作中的罪行”。一共有四点——
第一，为了把 《人民文学》办成30年代式的刊物，办成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的阵地，我对编辑部革命同志进行腐蚀欺骗。除了贯彻文艺黑线的一切黑指示外，我还邀请了30年代文艺黑线人物来向编辑部同志放毒，让他们以封资修的文艺思想腐蚀革命群众。
第二，我不仅自己跪拜在所谓五四以来和30年代以来的作家们的脚前，还让编辑部的同志向他们顶礼膜拜，搞所谓的作家卡片，“钻研”他们的毒草，腐蚀革命群众。
第三，我在编辑部的稿件处理上提出了“五字箴言”（看稿要准，选稿要宽，改稿要细，退稿要慎，发稿要严），以此来束缚编辑部革命同志的手脚，以便于资产阶级作家放毒，压制新生力量。
第四，我在编辑部提倡资产阶级作风，爱排场、讲阔气、争待遇。1958年以前，对不管事只开会的编委每月送车马费50元；1958年以后，取消了车马费，每次开编委会时则大吃大喝一次。至于其他临时集会，如作家座谈，也每每请客吃饭。人民文学出版社不给编辑费，我则和张僖去力争，但争来后又违反财会制度，充作编辑部的小金库。编辑同志出差时，便违反规定增加补贴，以此腐蚀革命群众。
记得“文革”结束以后，《人民文学》 的老同事们是这样评价父亲的工作的：“白尘同志以他编辑家的高尚情操、锐利胆识和广阔胸怀，克服困难，开拓进取，创新局面，为我国这一时期文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崔道怡 《白尘永生》，载 《中国文化报》1995年6月11日） 那么，对于这样的“鉴定”，其真正的“诠释”则无疑是父亲的这段交代材料了。
以其中的第一点——请黑线人物前来“放毒”为例，父亲在下文中还有更详细的“交代”：
第一，1960年底旧中宣部阎王殿和旧作协黑党组都强调要调整与作家的关系，我除了派遣编辑部同志分头拜访许多“老作家”听取对刊物的意见外，还接受黑党组的指示，开过两次或三次作家的“神仙会”。会上要求作家谈对作协、对刊物的意见，以及创作上的困难，也就是让他们充分“出气”。到会的有北京市的和部队的作家共二十来人。
第二，为了上述的同一目的，还召开过一次《人民文学》 编辑委员会。以前这种编委会都是言不及义、吃吃喝喝的“例行公事”，而这一次则是为所谓调整与作家的关系、特别是与作为编委的这些作家的关系而召开的，以让他们尽量地“出气”——放毒。
第三，1959年间，作协黑党组刘白羽指示说，《人民文学》应该像30年代的 《文学》杂志那样开辟 《短论》 栏目，活跃“批评空气”。我接受这个黑指示，邀请了林默涵、袁水拍等人开过三 （？） 次小型座谈会，组织他们写所谓文艺短评。后来林默涵抛出了《关于题材》，邵荃麟抛出了《从一篇散文说起》，唐等人也紧跟其后抛出了许多“创作谈”。这个栏目虽然只搞了半年，但它为1960年刊物大放毒草起了“开路”的作用。 说实在的，如果将这段文字反过来读，无疑是一段编辑部与老作家之间增进团结的佳话。冯亦代就曾在 《陈白尘在我心中》 一文里回忆了自1957年他成为“人外人”之后父亲对他的关注。——他说，父亲一直热情地频频向他约稿，而且还善意地批评他千万不能“偷懒”。
谈到第二点——制作作家卡片，当年的老编辑涂光群在 《中国三代作家纪实》 一书中是这样回忆的：“当时 《人民文学》 编辑部在小说、散文等方面分别拟定了周详的全国作家的组稿名单，定稿后打印出来，每个编辑人手一份。小说作家名单分为一、二、三线。‘一线’是指那些创作活跃、水平稳定的一批著名作家，这是刊物经常联系、重点组稿的对象；‘二线’通常是指因各种原因写稿不够经常或水平不够稳定的作家；‘三线’则是指已经在全国或地方露头，但作品不多，创作状况尚欠稳定的青年作家。……每个编辑都分工联系一批一、二、三线作家，并制订每季、每月的具体联系、组稿计划，或写信或出访。”时至今日，这都不失为一种上佳的编辑思路——有这样一张“图”在手，有这样一副“牌”在握，还愁什么样的稿子约不来？为此涂光群说：“这对办好刊物无疑是项‘基本建设’或‘基本功’。”然而为了“认罪”，运筹帷幄的父亲硬是给自己扣上了一顶“腐蚀革命群众”的大“帽子”。
至于那个“五字箴言”，对于今天的刊物来说，同样不啻为一个可供参考的编辑原则——它不仅全面地概括了编辑人员务必要遵循的原则和道德规范，而且也反映了制定者本人多年来对如何繁荣文学创作所进行的思索与实践。一个“严”字体现出了他的原则性；一个“准”字和一个“细”字，反映出了他敏锐的观察力和分析力，他主张文学作品应该最准确、最细致地反映现实的生活和人民的呼声，否则又怎能成为人民的代言人；而“宽”和“慎”，则表现出了他团结广大作家的愿望，这在长期处于“左”倾思潮影响下的文艺界委实是件功不可没的工作，他让多少人受到鼓励，又重新拿起了那支颇感沉重而不愿拿或不敢拿的笔。
——我想，这就是父亲之所以会被人们称作“编辑家”的原因吧，他确实已在工作中形成了自己的理念和作风。
三
父亲在“认罪书”中所交代的又一条“罪行”是：“吹捧毒草，扩大影响”——
第一，1960年8月，刘白羽传达了周扬的黑指示，要 《人民文学》 每期一定要发表一篇“好作品”。1961年又指示 《文艺报》 对 《人民文学》 每期所发的“好作品”加以评论，互相配合。而这所谓的“好作品”，都是由我先期向 《文艺报》 推荐的；《文艺报》 上吹捧那些毒草的黑文章的出笼，我先负有推荐的罪行。
第二，1960年作协黑党组邵荃麟亲自搞了一个所谓的创作汇报会，这是推行文艺黑线、为当时已经登场的大量毒草作品制造舆论的阴谋。我在这黑会上代表 《人民文学》 汇报了1959至1960年间短篇小说的创作情况，大肆吹捧赵树理的《锻炼锻炼》，周立波的 《山那边人家》、《北京来客》，沙汀的 《欧么爸》 和 《你追我赶》 等毒草，以扩大影响，美化30年代的黑作家。
第三，我还在各种场合为《人民文学》 所发表的毒草进行吹捧，扩大其罪恶的影响。如我在编辑部里就曾吹捧过陈翔鹤的《陶渊明写〈挽歌〉》，说它为历史题材的小说开辟了道路。对于沈从文所写的 《井冈山的清晨》，我是欣喜若狂，并说沈从文的名字能在 《人民文学》 上出现，本身就是个胜利。对徐迟所写的 《祁连山下》，我亲自向邵荃麟推荐，说是难得的佳作，并向葛琴建议拍成电影。此外，对茅盾评短篇小说的文章，对李劼人、陆文夫、欧阳山的小说也都大肆吹捧。
父亲是怎么“吹捧”的，我不知道，只是在他的“认罪书”中又读到了这样一段“交代”：“为了鼓励短篇小说出佳作，一度实行了以篇计算、不以字数计算的稿酬方法。马烽的一篇短篇就曾付给300元稿费。这是我的‘创造’。”
至于如何“扩大影响”，那是“文革”结束后，我在父亲所写的两篇悼念先师的文章中才掌握了一点线索——
一篇是怀念叶圣陶的。父亲写道，江苏作家陆文夫的小说 《葛师傅》 写得颇有功力，但是作为刚刚摘帽的“右派分子”，他的成绩不被众人所重视。于是父亲便将该作推荐给了叶圣老，希望这位德高望重的文坛老前辈能撰文加以评论。不久叶圣老便寄来了一篇杂感，针对文章的优点作了深刻的分析，并热情地将该作视为近年来不可多得的佳作。
还有一篇是怀念茅盾的。父亲说，茅公的工作主要是从宏观上对一个年度的短篇小说进行总体的评价，为此他先后写下了《读最近的短篇小说》 《1960年短篇小说漫评》 《短篇小说的丰收和创作上的几个问题》 等一系列的文章。父亲深情地写道：“每当我们去约请他撰写这类稿子时，他总是欣然允诺，从不拒绝，更不要求编辑部为他做什么准备、助理工作。那时茅公早已年过花甲，是多么勤奋的老人！”
无独有偶，当年 《文艺报》 的老编辑吴泰昌在他的 《我的前辈同辈和晚辈》 一书中，亦披露了这样一件事情：也是因为 《人民文学》 发表了“好作品”，也是因为 《文艺报》 要对它进行“吹捧”，“扩大影响”，著名评论家侯金镜写下了《创作个性和艺术特色——读茹志鹃小说有感》 一文，从不同意“题材决定论”的角度充分肯定了茹志鹃小说的价值，并为这位文学新秀于文坛中确立了重要的地位。“文革”中侯金镜惨死干校，茹志鹃听说后万分悲痛。吴泰昌将此事告诉父亲，父亲的态度是——“白尘说，人就应该这样！”
——我想，这就是父亲在“吹捧毒草，扩大影响”中所犯下的“罪行”吧。不敢想象，如果没有这种“培育”，没有这些“鼓吹”，当年的文学园地又将是何等的荒芜啊！
父亲在 《人民文学》 主持工作仅仅四年半的时间，“文革”中他为此而受到批判，并冠以了各种各样的帽子。但是从他的这份交代中却看不到一丁点的埋怨与懊恼——他热爱这一工作！钟情这一工作！那是十年动乱结束之后，他写下了这样一篇文章：“这种工作有苦恼，也有乐趣。苦恼在于每每为所发表的作品担责任，受批判。乐趣则在于许多好作品得以先睹为快。尤其是当你发现一个新作者的好作品时，这种快慰是双重的。”他甚至还将这一乐趣形容成：“当难产的孕妇抱着她的孩子的时候，她哪能想到助产医生的快慰呢？”
——父亲确实是一个好编辑！一个非常称职的编辑！
的确，从编辑家的角度来说，父亲留下的资料实在是太少了，我甚至不清楚他在主持 《人民文学》 工作期间都干了哪些事情。直至我重读了由中央“一办”退还的他于“文革”期间所写的交代材料后，才了解了他所走过的这段路程。
1957年冬，由于原《人民文学》主编秦兆阳划为右派，周扬等不能不换人马了，于是让张天翼和我及葛洛分别但任正副主编。张天翼身体不好，很少具体负责编辑工作，葛洛不久后又调走，于是到1962年5月，共四年半的时间，我成了刊物的主要当权者。
——这份“认罪书”写于1969年8月18日，此时中央专案组已经成立，父亲向他们一一交代了自己在 《人民文学》 工作期间所犯下的“罪行”。
一
“疯狂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为资本主义复辟大造反革命舆论。”——这是父亲为自己扣上的第一顶大“帽子”，他一共归纳了四条：
第一，1959年刘白羽传达了他和周扬在北戴河的谈话，对大跃进以来的文艺工作横加指责，并胡说缺点和错误是由于“大跃进时忘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提出改进的方法：“要团结作家，要依靠社会力量。”于是我立即在编辑部推行，要求编辑部同志“细致地对待作家，团结作家，要让作家放手去写”。刘白羽和我所强调的团结对象并不是广大的工农兵作家，而是指30年代文艺黑线上的作家。即依靠他们来编辑《人民文学》，编成像30年代杂志 《文学》那样的东西。而当初邵荃麟之所以要我到 《人民文学》来当副主编，也是认为我和30年代的作家关系好，有望把刊物变成像 《文学》那样的资产阶级杂志。而我也确实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把党的重要宣传阵地 《人民文学》 逐步“和平演变”为资产阶级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喉舌。当时我所说的这段黑话，就是这个阴谋的开始。到了1960年初，我和张天翼更是在编辑部提出了刊物要由老作家、老干部和青年作家来“三分天下”的谬论。
第二，从1959年底到1963年春，旧中宣部阎王殿召开的一系列黑会，包括制定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纲领——《文艺十条》 的黑会，以及第三次文代大会，我都是参加者。对于会上的黑指示、黑纲领，我都是大力推行，不遗余力，尤其是热衷于所谓的“多样化”。1961年5月，我在刊物检查会上说：“如今题材、风格、形式都太狭隘，审稿一定要宽一些。”“抓主要的，但不能放松次要的。没有次要的，就显不出主要的。”我还举例说：“有些题材并不是主要题材，主题也不是最积极的，但艺术技巧上有独到之处，而思想内容上也没有错误的倾向，如欧阳山的《乡下奇人》，也应该发。”在这个月的另一次会上，我还坚决反对写重大题材：“大家都写一种 （重大） 题材、一种形式，那只能越走越窄。”我甚至诬蔑道：“不能都放牡丹，都放兰花，都放菊花。——都放一种花，比如菊花，岂不成了‘菊花会’！”在1962年初的一次刊物检查会上，我说得更明白了：“重大题材与题材多样化不是对立的，既要现代题材也要历史题材，既要写工农兵也要写其他阶层，既要写重大题材也要写一般题材。”我反复强调：“读者的口味是多样的，历史的、轻松的东西，读者也是要的。散文要多样化，诗歌要多样化，小说的风格形式也要多样化。”——我就是抓住这个“多样化”而达到“放”的目的，达到“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的罪恶目的。
第三，在我主编期间，特别是从1959年下半年起到1962年上半年止，《人民文学》 成了一个毒草丛生、牛鬼蛇神充塞版面的反革命喉舌。其内容不外乎四类：第一类是所谓的历史题材作品。其中有小说、剧本、散文，体裁各异，手法相同，都是以“借古讽今”来达到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陈翔鹤的《陶渊明写〈挽歌〉》、孟超的 《红拂夜奔》、吴晗的“历史小品”、曹禺等人的 《胆剑篇》，都是这类毒草的代表。而这些毒草又都是在题材多样化的幌子下，由我自己出面去组稿的，我是真正的培育者。其中 《陶渊明写〈挽歌〉》发表后，得到文艺黑线的赞许，于是我又鼓励陈翔鹤继续炮制，他果然又为《人民文学》 写了《广陵散》。第二类是以所谓“革命回忆录”的形式或以吹捧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传记性散文形式出现的毒草。前者，有歌颂错误路线的“革命故事”，有美化30年代文艺黑线的回忆。特别严重的是，还刊登了歪曲党的历史、美化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为他树碑立传的 《安源矿史》 的某些片断，这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大犯罪。后者，则有为封建余孽齐白石，反动权威梅兰芳、常书鸿等人树碑立传的作品，甚至还让梅兰芳去写歌颂外国的反动权威泰戈尔的文章，以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僵尸作为人民学习的“典范”，是对人民的犯罪。第三类是现代题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如反对三面红旗的《锻炼锻炼》 《山那边人家》，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在软席卧车里》 《最有办法的人》，反对正义战争、宣扬和平主义的《前方》 《万妞》，发泄对三年自然灾害不满情绪的 《宝船》 《三家福》，煽动反革命情绪的《歌声》 《琴声》，歌颂叛徒的《绿林行》 《金牛和笑女》，歌颂所谓“顶风”人物的《实干家潘永福》 《乡下奇人》，歌颂“中间人物”的《赖大嫂》，等等，都是挑拨人民离心离德、对党不满、挖社会主义墙角、动摇无产阶级专政的毒草。而这些毒草又都是由我千方百计求拜来的，如欧阳山写 《乡下奇人》之前曾问我：“《人民文学》 敢不敢发？”我拍胸脯说：“你敢写，我就敢发！”第四类是散发封建文人和资产阶级没落情感的散文。有的大谈神话传说、名胜古迹，抒发思古之幽情；有的大写吃喝玩乐、饮酒赋诗，宣扬堕落的生活方式；有的吹吹捧捧、自我标榜，为自己作宣传；有的风花雪月、无病呻吟，散发反党怨气……总之，它们都起着消磨人民意志、腐蚀人民灵魂的作用，是促进“和平演变”的麻醉剂。在我负责编辑的期间内，特别是三年困难时期，我是刊物最主要的贩毒者，对党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 第四，我在刊物工作中推行了反革命组织路线。要想把阵地奉送给资产阶级作家，就必须得压制新生力量，排斥工农兵作者。我对于青年作者、工农兵作者的稿件，多以贵族老爷的态度横加挑剔，百般刁难。虽说在编辑部革命群众的坚持下，也发表了一些青年和工农作者的作品，但我却又以名利观念来腐蚀他们——我主张在发表新生力量的作品时要能“一鸣惊人”，主张对他们的作品要发给和“老作家”大致相等的稿费。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想把这些作者演变为资产阶级作家。
父亲的“认罪”态度确实很认真，但他究竟是“真心实意”的呢，还是“言不由衷”？我却又搞不清楚了。但是如果将那些糟践自己的词汇拿掉，将那些大得怕人的“帽子”拿掉，它则让我从中读懂了父亲当年的编辑思想和编辑路线，更尤其是他为编辑工作所作出的贡献。我查看了一下那段时期 《人民文学》 的发行量，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竟由原来的二十多万册发展到了三十八万册之多，成了真正的属于人民的文学了；而全国的作家们，更是争相把最好的作品送给 《人民文学》来发表，使其真正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一流刊物。
我至今保留着几封父亲当年向“黑作家”们写的约稿信——当然，它们都是“文革”结束后，由信的主人寄还给我的，这从另一方面也足以体现出他们对 《人民文学》 的敬重之情。
其一，给沙汀的信，写于1958年3月24日。
目前刊物上的短篇小说太少，每期只有四五篇（而整个杂志是二十三万字），简直不像话！依我想，像 《人民文学》 这样的杂志每期总该登十篇短篇！4月号我们又登了一个启事，呼吁的还是短篇。并且我们在内部决定，短篇稿酬不以字数计，以示尊重。你是短篇的能手，在这点上，你应该加倍予我们以支持。万一你再不寄来，全体编辑同志将给你寄张大字报来了，请当心！
其二，给茹志鹃的信，写于1960年3月22日。
到沪后一直忙得透不过气来，虽然打听到你的住址，也没时间来看你。编辑部来信，要我能在回京前拿到你的稿子。近来我们稿荒严重之至，务请你帮忙把旧稿改出来。……再，万一你对旧稿没有兴趣了，那么就请你就吴佩芳的故事写个短篇如何？——总之，你一定得赶一篇，谢谢你！
涂光群是当年 《人民文学》 小说组的组长，他在《中国三代作家纪实》一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那时主持 《人民文学》 具体工作的是老作家陈白尘，他向欧阳山约稿。欧阳山讲了广东农村那几年浮夸风的严重及它的恶劣影响，对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损害。他说他想写一篇反浮夸风的小说，写一个有求实精神的普通农民。写这样的小说，作家当时无异于开顶风船，是要冒很大风险的。……而陈白尘呢，作为刊物的编者，他表现了‘老辣’而应具的胆识，支持欧阳山开顶风船，像一位喜剧演员似的拍着胸脯说：‘你敢写，我就敢发！’就这样痛快地拍板应承了！”
—— 我想，这应该就是当年各种“毒草”的出笼经过吧，父亲确实是它们的园丁，是它们的“培育者”！
二
父亲又是如何领导 《人民文学》的工作的呢？他在“认罪书”的第三部分交代了自己“在编辑工作中的罪行”。一共有四点——
第一，为了把 《人民文学》办成30年代式的刊物，办成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的阵地，我对编辑部革命同志进行腐蚀欺骗。除了贯彻文艺黑线的一切黑指示外，我还邀请了30年代文艺黑线人物来向编辑部同志放毒，让他们以封资修的文艺思想腐蚀革命群众。
第二，我不仅自己跪拜在所谓五四以来和30年代以来的作家们的脚前，还让编辑部的同志向他们顶礼膜拜，搞所谓的作家卡片，“钻研”他们的毒草，腐蚀革命群众。
第三，我在编辑部的稿件处理上提出了“五字箴言”（看稿要准，选稿要宽，改稿要细，退稿要慎，发稿要严），以此来束缚编辑部革命同志的手脚，以便于资产阶级作家放毒，压制新生力量。
第四，我在编辑部提倡资产阶级作风，爱排场、讲阔气、争待遇。1958年以前，对不管事只开会的编委每月送车马费50元；1958年以后，取消了车马费，每次开编委会时则大吃大喝一次。至于其他临时集会，如作家座谈，也每每请客吃饭。人民文学出版社不给编辑费，我则和张僖去力争，但争来后又违反财会制度，充作编辑部的小金库。编辑同志出差时，便违反规定增加补贴，以此腐蚀革命群众。
记得“文革”结束以后，《人民文学》 的老同事们是这样评价父亲的工作的：“白尘同志以他编辑家的高尚情操、锐利胆识和广阔胸怀，克服困难，开拓进取，创新局面，为我国这一时期文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崔道怡 《白尘永生》，载 《中国文化报》1995年6月11日） 那么，对于这样的“鉴定”，其真正的“诠释”则无疑是父亲的这段交代材料了。
以其中的第一点——请黑线人物前来“放毒”为例，父亲在下文中还有更详细的“交代”：
第一，1960年底旧中宣部阎王殿和旧作协黑党组都强调要调整与作家的关系，我除了派遣编辑部同志分头拜访许多“老作家”听取对刊物的意见外，还接受黑党组的指示，开过两次或三次作家的“神仙会”。会上要求作家谈对作协、对刊物的意见，以及创作上的困难，也就是让他们充分“出气”。到会的有北京市的和部队的作家共二十来人。
第二，为了上述的同一目的，还召开过一次《人民文学》 编辑委员会。以前这种编委会都是言不及义、吃吃喝喝的“例行公事”，而这一次则是为所谓调整与作家的关系、特别是与作为编委的这些作家的关系而召开的，以让他们尽量地“出气”——放毒。
第三，1959年间，作协黑党组刘白羽指示说，《人民文学》应该像30年代的 《文学》杂志那样开辟 《短论》 栏目，活跃“批评空气”。我接受这个黑指示，邀请了林默涵、袁水拍等人开过三 （？） 次小型座谈会，组织他们写所谓文艺短评。后来林默涵抛出了《关于题材》，邵荃麟抛出了《从一篇散文说起》，唐等人也紧跟其后抛出了许多“创作谈”。这个栏目虽然只搞了半年，但它为1960年刊物大放毒草起了“开路”的作用。 说实在的，如果将这段文字反过来读，无疑是一段编辑部与老作家之间增进团结的佳话。冯亦代就曾在 《陈白尘在我心中》 一文里回忆了自1957年他成为“人外人”之后父亲对他的关注。——他说，父亲一直热情地频频向他约稿，而且还善意地批评他千万不能“偷懒”。
谈到第二点——制作作家卡片，当年的老编辑涂光群在 《中国三代作家纪实》 一书中是这样回忆的：“当时 《人民文学》 编辑部在小说、散文等方面分别拟定了周详的全国作家的组稿名单，定稿后打印出来，每个编辑人手一份。小说作家名单分为一、二、三线。‘一线’是指那些创作活跃、水平稳定的一批著名作家，这是刊物经常联系、重点组稿的对象；‘二线’通常是指因各种原因写稿不够经常或水平不够稳定的作家；‘三线’则是指已经在全国或地方露头，但作品不多，创作状况尚欠稳定的青年作家。……每个编辑都分工联系一批一、二、三线作家，并制订每季、每月的具体联系、组稿计划，或写信或出访。”时至今日，这都不失为一种上佳的编辑思路——有这样一张“图”在手，有这样一副“牌”在握，还愁什么样的稿子约不来？为此涂光群说：“这对办好刊物无疑是项‘基本建设’或‘基本功’。”然而为了“认罪”，运筹帷幄的父亲硬是给自己扣上了一顶“腐蚀革命群众”的大“帽子”。
至于那个“五字箴言”，对于今天的刊物来说，同样不啻为一个可供参考的编辑原则——它不仅全面地概括了编辑人员务必要遵循的原则和道德规范，而且也反映了制定者本人多年来对如何繁荣文学创作所进行的思索与实践。一个“严”字体现出了他的原则性；一个“准”字和一个“细”字，反映出了他敏锐的观察力和分析力，他主张文学作品应该最准确、最细致地反映现实的生活和人民的呼声，否则又怎能成为人民的代言人；而“宽”和“慎”，则表现出了他团结广大作家的愿望，这在长期处于“左”倾思潮影响下的文艺界委实是件功不可没的工作，他让多少人受到鼓励，又重新拿起了那支颇感沉重而不愿拿或不敢拿的笔。
——我想，这就是父亲之所以会被人们称作“编辑家”的原因吧，他确实已在工作中形成了自己的理念和作风。
三
父亲在“认罪书”中所交代的又一条“罪行”是：“吹捧毒草，扩大影响”——
第一，1960年8月，刘白羽传达了周扬的黑指示，要 《人民文学》 每期一定要发表一篇“好作品”。1961年又指示 《文艺报》 对 《人民文学》 每期所发的“好作品”加以评论，互相配合。而这所谓的“好作品”，都是由我先期向 《文艺报》 推荐的；《文艺报》 上吹捧那些毒草的黑文章的出笼，我先负有推荐的罪行。
第二，1960年作协黑党组邵荃麟亲自搞了一个所谓的创作汇报会，这是推行文艺黑线、为当时已经登场的大量毒草作品制造舆论的阴谋。我在这黑会上代表 《人民文学》 汇报了1959至1960年间短篇小说的创作情况，大肆吹捧赵树理的《锻炼锻炼》，周立波的 《山那边人家》、《北京来客》，沙汀的 《欧么爸》 和 《你追我赶》 等毒草，以扩大影响，美化30年代的黑作家。
第三，我还在各种场合为《人民文学》 所发表的毒草进行吹捧，扩大其罪恶的影响。如我在编辑部里就曾吹捧过陈翔鹤的《陶渊明写〈挽歌〉》，说它为历史题材的小说开辟了道路。对于沈从文所写的 《井冈山的清晨》，我是欣喜若狂，并说沈从文的名字能在 《人民文学》 上出现，本身就是个胜利。对徐迟所写的 《祁连山下》，我亲自向邵荃麟推荐，说是难得的佳作，并向葛琴建议拍成电影。此外，对茅盾评短篇小说的文章，对李劼人、陆文夫、欧阳山的小说也都大肆吹捧。
父亲是怎么“吹捧”的，我不知道，只是在他的“认罪书”中又读到了这样一段“交代”：“为了鼓励短篇小说出佳作，一度实行了以篇计算、不以字数计算的稿酬方法。马烽的一篇短篇就曾付给300元稿费。这是我的‘创造’。”
至于如何“扩大影响”，那是“文革”结束后，我在父亲所写的两篇悼念先师的文章中才掌握了一点线索——
一篇是怀念叶圣陶的。父亲写道，江苏作家陆文夫的小说 《葛师傅》 写得颇有功力，但是作为刚刚摘帽的“右派分子”，他的成绩不被众人所重视。于是父亲便将该作推荐给了叶圣老，希望这位德高望重的文坛老前辈能撰文加以评论。不久叶圣老便寄来了一篇杂感，针对文章的优点作了深刻的分析，并热情地将该作视为近年来不可多得的佳作。
还有一篇是怀念茅盾的。父亲说，茅公的工作主要是从宏观上对一个年度的短篇小说进行总体的评价，为此他先后写下了《读最近的短篇小说》 《1960年短篇小说漫评》 《短篇小说的丰收和创作上的几个问题》 等一系列的文章。父亲深情地写道：“每当我们去约请他撰写这类稿子时，他总是欣然允诺，从不拒绝，更不要求编辑部为他做什么准备、助理工作。那时茅公早已年过花甲，是多么勤奋的老人！”
无独有偶，当年 《文艺报》 的老编辑吴泰昌在他的 《我的前辈同辈和晚辈》 一书中，亦披露了这样一件事情：也是因为 《人民文学》 发表了“好作品”，也是因为 《文艺报》 要对它进行“吹捧”，“扩大影响”，著名评论家侯金镜写下了《创作个性和艺术特色——读茹志鹃小说有感》 一文，从不同意“题材决定论”的角度充分肯定了茹志鹃小说的价值，并为这位文学新秀于文坛中确立了重要的地位。“文革”中侯金镜惨死干校，茹志鹃听说后万分悲痛。吴泰昌将此事告诉父亲，父亲的态度是——“白尘说，人就应该这样！”
——我想，这就是父亲在“吹捧毒草，扩大影响”中所犯下的“罪行”吧。不敢想象，如果没有这种“培育”，没有这些“鼓吹”，当年的文学园地又将是何等的荒芜啊！
父亲在 《人民文学》 主持工作仅仅四年半的时间，“文革”中他为此而受到批判，并冠以了各种各样的帽子。但是从他的这份交代中却看不到一丁点的埋怨与懊恼——他热爱这一工作！钟情这一工作！那是十年动乱结束之后，他写下了这样一篇文章：“这种工作有苦恼，也有乐趣。苦恼在于每每为所发表的作品担责任，受批判。乐趣则在于许多好作品得以先睹为快。尤其是当你发现一个新作者的好作品时，这种快慰是双重的。”他甚至还将这一乐趣形容成：“当难产的孕妇抱着她的孩子的时候，她哪能想到助产医生的快慰呢？”
——父亲确实是一个好编辑！一个非常称职的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