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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仁”在孔子学说中占核心地位，“仁”与“礼”的关系是双向的。“天”作为终极的价值衡量尺度和行为指导准则，“德”作为孔子评价人的依据。孔子教导弟子的最终目标是成为一名君子，君子必须具备以下四种素质：尊重自己的同时善于向比自己优秀的人学习;善于反思和改过;知行合一;谦虚尚德。“礼”对人的行为起着规范和指导作用，“礼”的实质是强调人真性情的流露，人通过“礼”提升生命的意义。个人的理想人格是达到“仁”的境界，“仁”是个人实践的动力，人只有在具体实践中才能达到对“仁”的体认。总之，《论语》中的人观旨在如何成为一名君子，即以“仁”为己任的人。
关键词：《论语》 孔子 人观 君子 礼仪
一、研究综述
《论语》阼为一部儒家经典，历来对它研究的人很多，但从人观视角出发对这部经典进行研究还是相对较少的。我们从一些学者的研究中可以发现他们或多或少地都对本书中的人观问题有所涉及和阐发，只是比较零散，不够集中，现将这方面的研究整理归纳，主要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认为“仁”在孔子学说中占核心地位，并围绕“礼”与“仁”的关系对《论语》进行研究的。例如安乐哲、罗思文在《（论语）的哲学诠释》中提出“‘仁’是指一个完整的人而言，即礼仪角色和人际关系中体现出来的，后天所获得的感性的、道德的和宗教的意识”，而刘昌和在《仁的当代解释：一个批判的回顾及新的尝试》中指出“‘仁’的整体意义应定义为对真善美的感通能力与实践的动力”。关于“仁”与“礼”二者间的关系，李泽厚提出“孔子讲‘仁’是为了释‘礼’，其实质是与维护‘礼’直接相关的，颜世安认为“孔子强调仁就是强调回归礼的本质，不使礼流于虚文，是为更好地追求礼所指引的神圣价值”，并进一步指出礼与仁的关系是双向的，如果没有仁，礼就会流于虚文;如果没有礼，仁就会缺乏规范。
第二，以《论语》中“天”与“礼”的关系为主要对象进行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具体分为两类，一类是认为《论语》中孔子并不重视天，却特别重视礼，并认为礼具有神圣性价值，这一类观点以郝伯特·芬格莱特为代表，芬格莱特指出“孔子关联于礼仪作用所发挥的东西，不仅是它的语言和神奇魅力的特征，还在于它的道德和宗教的特征”，在芬格莱特看来“礼仪是真正的人的存在的一个维度”。另一类观点认为在《论语》中孔子將“天”作为终极的价值衡量尺度和行为指导准则，如余英时指出“《论语》中所重视的人间秩序和道德价值仍有一个超越的源头，便是天”。
第三，以“德”作为孔子评价人的依据对孔子思想进行的相关研究。如孟旦指出：“儒家思想将人定义为这样一种动物，他既具有与其他动物一样的生物特性，又具有一种独特的属性——一颗辨别‘贵贱“是非’的心，并且人可以根据此心作出的评价而行动。”孟旦进一步指出：“通过坚持人人平等拥有评价之心，早期儒家有了强有力的合理论据支持如下观点：是德行给予了政治经济特权的标准。”余英时认为“在《论语》中，君子和小人的概念，其实是道德意义高于社会地位。如果只看作是单纯社会阶级地位的划分，就离开孔子原意了”。劳思光在《中国哲学史》中把自我分成四种：形躯我、认知我、情义我、德性我，并且明确指出“孔子所提出之‘仁’‘义’观念，显然属于‘德性我’”。
上述的几种观点，都是针对此书中某一方面的问题进行研究的，他们在对某一方面的问题深入研究的同时往往是为了佐证另外的大的论题，这样的话即使对《论语》中某一方面的问题作详细的阐释也不能将此书中的人观内涵完整地论述，所以本文拟就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对此书中的人观问题作较全面的论述和整理性的把握。
二、君子的必备素质
《论语》中孔子多处教导其弟子应成为一名君子，并明确指出“君子不器”，“不器”就是指不是成为某一类专业化的人，而是应成为一个德才兼备的人格完善的人。无疑在孔子看来君子代表着个人崇高的人格理想，君子也可看作是一个完人的代名词。因此孔子的弟子们也相继朝着君子的人格内涵进行着自我塑造，那么怎样才能成为一名君子，或者说作为一名君子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素质，才能避免成为某一类机械的人呢？通过对文本的解读，我们得出至少应具备如下几个主要方面的要求。
第一，内重己灵，外慕圣贤。孔子教导弟子要成为一名君子应首先具备两个条件，即对内应自重，对外则应向贤德之人学习。“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首先一个人若是不自重，对自己没有自信，那进行任何的学习都是不稳固的。显然孔子是强调一个人的主体意识的重要性，孔子对弟子们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也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如“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同时，从中可以看出孔子强调举一反三的学习能力，而这种能力无疑也是以个人的自觉意识为前提的。人正是有了这种自重意识才使得人从与动物共有的恒常性（食、息、饮等）中超脱出来，从而建立了属于人特有的恒常性（文化、历史、传统等）。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人是文化、历史的存在，所以安乐哲、罗思文在《（论语）的哲学诠释》中有了“孔子应该是一个继承者而不是一个创新者，是一个古典学者而不是一个哲学家”的论断。孔子说他自己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他对于往圣前贤是极力推崇的，如孔子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从中可以看出孔子时常以周公作为效法的楷模。与此同时，孔子教导弟子时也强调“应就有道而正之”，有道德的人除了与孔子同时代的贤人，自然也包括诸如周公、尧、舜、禹等这样一些历史上有德之人。由此看来，内重己灵与外慕圣贤是相辅相成、合二为一的，也正是这样才形成一个人塑造君子人格的前提条件。
第二，善于反省，闻过必改。有一颗笃信好学之心只是成为一名君子的前提条件之一，在漫长的君子人格历练过程中，个人还需具备善于反省、勇于改过的能力。孔子也“非生而知之”，因为他自幼家庭环境的原因不得已学习从事各种工作，孔子在这个自我学习、自我塑造的过程中时常为自己不能改掉缺点而忧。在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看来只有小人才会对自己的过失有所掩饰，而君子之过则是“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孔子的弟子们也是注重这种能力的培养，如“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回也不愚，退而省其私”等，正是强调对这种能力的培养才使得个人在自我认知、自我塑造方面突破种种局限，从而将自我以一种展开的姿态向世界开放着，个人也由此获得不同的自我塑造的可能性，从而从某一类人的存在中逐渐超脱出来，达到完善人格的升华。 第三，谦虚尚德，持之以恒。在孔子看来，保持一颗谦虚的心是一位有德君子必具的素质，只有真正保持一种谦虚的心态才能长久地坚持提升个人的道德境界。首先，我们知道孔子自己是极其谦虚的，“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孔子不敢自称圣人，只是说自己善于学习和实践而已。孔子对自己和教导学生都是强调以德居先，不是为了向别人显摆才学或谋一己私利而去学习，孔子是以古为师的，他指出“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己之学是孔子所追求的。孔子所说的为己之学实乃一种对自我的成就，是在时常的反思与改过的基础上不断历练自我的品德才能达到的治学目标。同时，孔子提出“得见有恒者，斯可矣”，谦虚、尚德不能只是一时，还应该长时间地坚持，在这样一个坚持的过程中使得个人具有了永恒的成长的节奏，不为某种具体的时空所限制，在自我人格的塑造中不断地前行。
综上所述，要想成为一名君子至少得具备以上这三方面的素质，但上述所列的这三方面的素质仅仅是一个具有君子人格的人的基础素质，其他许多的相关素质都是以这三方面为中心而扩散的，比如“勇”“好义”“勤”等，正是有了这些基础的素质，个人在广阔的社会生活中才能将自身本具的各种潜力激发出来，从而有效地履行自己应尽的社会职责。
三、礼与人的行为规范
在孔子生活的时代，“礼”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对当时人们的行为规范起着一定的约束和指导作用。在《论语》中孔子讲“礼”甚多，在孔子看来一个人不知礼则无以立，由此可见“礼”对当时人们的生活有着重大的影响。既然“礼”作为当时人们行为规范的指导准则，那么个人怎样行“礼”才算是符合标准，进而妥善处理好“礼”与人的行为规范之间的关系呢？
在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之前，我们必须得对孔子所说的“礼”的一些基本特征有所了解。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由此可见孔子所推崇的“礼”是指“周礼”，关于“周礼”的特征，李泽厚指出“它有着明确而严格的秩序规定，同时它又保存了原始的民主性和人民性”。我们都知道孔子生活的年代已是春秋时期，孔子仍一再强调对“周礼”的恢复或遵循必然是因为当时有一部分人在践行“礼”的过程中有所僭越或对“礼”的实质含义存在误解。只有在对当时这个社会历史背景的了解下，我们才能在整体上把握当时“礼”与人的行为规范之间的关系。关于这一点，本文将分为以下两点进行论述。
第一，人是一种礼仪性的存在。“礼”使得当时的社会个体各自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同时产生了伦理关系，其中主要又分为五伦关系，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由这五伦关系相互交织形成一个巨大的社会关系网络，个体的人处于这个社会关系网的中心，并通过“礼”这一介质将这个关系网有机地贯穿起来。孔子指出臣子对君主要“事君尽礼”，子女对父母要“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对于兄弟则是持“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态度，对于夫妇和朋友同样也要求以“礼”相待。我们具体分析就可以知道“礼”针对每一种伦理关系都有着各自不同的要求，如子女需“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对于朋友需要“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也正因为有着不同的要求，所以孔子特别强调“正名”的必要性，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但需要指出的是孔子强调“正名”的意义其实并不在于把“名”说清楚，而是为了使名实相符，换句话说，即是指君的名要与君的实相符，同样，臣的名要与臣的实相符，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也应遵循这条准则。“礼”在一定程度上只是一种秩序规定，这种规定为处于不同阶级上的人指明了行为的方向，至于具体的践行仍需个体自觉的参与才能真正发挥“礼”对人的行为规范的指导作用。
第二，“礼”与人的行为规范之间以“和”作为调试标准。“礼”作为一套规范化的行为模式无疑对当时人们的行为起着重大的影响，不同个体通过遵循这种行为模式而履行各自的社会职责，进而实现自我的社会价值。但是这种行为模式并非固定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不同社会情境的转变而适当调试的，换句话说就是不为空间人我所障，得透入其他人格。《论语》中提出“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和”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践行“礼”是否得当的一个衡量标准的。在君与臣之间孔子强调“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从中可以看出来是强调二者之间谐和关系的建立，同样，对于子女以礼对待父母也强调“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并不是因为父母是一家之主子女就对他们言听计从，而是根据客观事实加以裁度后再采取行动，并且对于父母有待改进的地方需要耐心地给他们指出来，从而达到以礼事父母的“和”的标准。
由此看来，孔子强调的“礼”的实质的具体落实，即是为了提升人的生命的意义。孔子以“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作为个人行为规范的终极标准，也就是说没有什么亲疏可言，凡事应该以“义”去衡量，这样才能透过表面形式的“礼仪”而达到“礼义”的实质内涵。正是因为这样，孔子才有了“吾党之直躬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的论断，从这个论断中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强调的是人的一种真性情的流露，并不支持为了达到表面上的正义而置人性于不顾。
四、个人的理想人格
“礼”的内涵在上文已有所阐释，我们知道“礼”在当时人们的社会生活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对人们的行为起着约定的同时也指明了如何自我塑造和提升道德的方向。但孔子之所以强调个人修身践礼则是为了到达“仁”的境界，孔子说“人而无仁，如礼何？”由此可知“仁”与“礼”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在很大程度上“仁”就是一个人存在的本质，也是当时个人渴望达到的道德境界。纵观整部《论语》，我们可以得知孔子对于“仁”并没有下明确定义，但在教导弟子的过程中孔子则时常为弟子们指明修身达仁的方法或以譬喻对“仁”的内涵进行巧妙的传达，我们透过孔子为弟子指明的这些方法和孔子自身对“仁”的表述中便可以对“仁”的概念有个整体的感知和把握。
关键词：《论语》 孔子 人观 君子 礼仪
一、研究综述
《论语》阼为一部儒家经典，历来对它研究的人很多，但从人观视角出发对这部经典进行研究还是相对较少的。我们从一些学者的研究中可以发现他们或多或少地都对本书中的人观问题有所涉及和阐发，只是比较零散，不够集中，现将这方面的研究整理归纳，主要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认为“仁”在孔子学说中占核心地位，并围绕“礼”与“仁”的关系对《论语》进行研究的。例如安乐哲、罗思文在《（论语）的哲学诠释》中提出“‘仁’是指一个完整的人而言，即礼仪角色和人际关系中体现出来的，后天所获得的感性的、道德的和宗教的意识”，而刘昌和在《仁的当代解释：一个批判的回顾及新的尝试》中指出“‘仁’的整体意义应定义为对真善美的感通能力与实践的动力”。关于“仁”与“礼”二者间的关系，李泽厚提出“孔子讲‘仁’是为了释‘礼’，其实质是与维护‘礼’直接相关的，颜世安认为“孔子强调仁就是强调回归礼的本质，不使礼流于虚文，是为更好地追求礼所指引的神圣价值”，并进一步指出礼与仁的关系是双向的，如果没有仁，礼就会流于虚文;如果没有礼，仁就会缺乏规范。
第二，以《论语》中“天”与“礼”的关系为主要对象进行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具体分为两类，一类是认为《论语》中孔子并不重视天，却特别重视礼，并认为礼具有神圣性价值，这一类观点以郝伯特·芬格莱特为代表，芬格莱特指出“孔子关联于礼仪作用所发挥的东西，不仅是它的语言和神奇魅力的特征，还在于它的道德和宗教的特征”，在芬格莱特看来“礼仪是真正的人的存在的一个维度”。另一类观点认为在《论语》中孔子將“天”作为终极的价值衡量尺度和行为指导准则，如余英时指出“《论语》中所重视的人间秩序和道德价值仍有一个超越的源头，便是天”。
第三，以“德”作为孔子评价人的依据对孔子思想进行的相关研究。如孟旦指出：“儒家思想将人定义为这样一种动物，他既具有与其他动物一样的生物特性，又具有一种独特的属性——一颗辨别‘贵贱“是非’的心，并且人可以根据此心作出的评价而行动。”孟旦进一步指出：“通过坚持人人平等拥有评价之心，早期儒家有了强有力的合理论据支持如下观点：是德行给予了政治经济特权的标准。”余英时认为“在《论语》中，君子和小人的概念，其实是道德意义高于社会地位。如果只看作是单纯社会阶级地位的划分，就离开孔子原意了”。劳思光在《中国哲学史》中把自我分成四种：形躯我、认知我、情义我、德性我，并且明确指出“孔子所提出之‘仁’‘义’观念，显然属于‘德性我’”。
上述的几种观点，都是针对此书中某一方面的问题进行研究的，他们在对某一方面的问题深入研究的同时往往是为了佐证另外的大的论题，这样的话即使对《论语》中某一方面的问题作详细的阐释也不能将此书中的人观内涵完整地论述，所以本文拟就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对此书中的人观问题作较全面的论述和整理性的把握。
二、君子的必备素质
《论语》中孔子多处教导其弟子应成为一名君子，并明确指出“君子不器”，“不器”就是指不是成为某一类专业化的人，而是应成为一个德才兼备的人格完善的人。无疑在孔子看来君子代表着个人崇高的人格理想，君子也可看作是一个完人的代名词。因此孔子的弟子们也相继朝着君子的人格内涵进行着自我塑造，那么怎样才能成为一名君子，或者说作为一名君子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素质，才能避免成为某一类机械的人呢？通过对文本的解读，我们得出至少应具备如下几个主要方面的要求。
第一，内重己灵，外慕圣贤。孔子教导弟子要成为一名君子应首先具备两个条件，即对内应自重，对外则应向贤德之人学习。“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首先一个人若是不自重，对自己没有自信，那进行任何的学习都是不稳固的。显然孔子是强调一个人的主体意识的重要性，孔子对弟子们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也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如“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同时，从中可以看出孔子强调举一反三的学习能力，而这种能力无疑也是以个人的自觉意识为前提的。人正是有了这种自重意识才使得人从与动物共有的恒常性（食、息、饮等）中超脱出来，从而建立了属于人特有的恒常性（文化、历史、传统等）。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人是文化、历史的存在，所以安乐哲、罗思文在《（论语）的哲学诠释》中有了“孔子应该是一个继承者而不是一个创新者，是一个古典学者而不是一个哲学家”的论断。孔子说他自己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他对于往圣前贤是极力推崇的，如孔子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从中可以看出孔子时常以周公作为效法的楷模。与此同时，孔子教导弟子时也强调“应就有道而正之”，有道德的人除了与孔子同时代的贤人，自然也包括诸如周公、尧、舜、禹等这样一些历史上有德之人。由此看来，内重己灵与外慕圣贤是相辅相成、合二为一的，也正是这样才形成一个人塑造君子人格的前提条件。
第二，善于反省，闻过必改。有一颗笃信好学之心只是成为一名君子的前提条件之一，在漫长的君子人格历练过程中，个人还需具备善于反省、勇于改过的能力。孔子也“非生而知之”，因为他自幼家庭环境的原因不得已学习从事各种工作，孔子在这个自我学习、自我塑造的过程中时常为自己不能改掉缺点而忧。在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看来只有小人才会对自己的过失有所掩饰，而君子之过则是“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孔子的弟子们也是注重这种能力的培养，如“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回也不愚，退而省其私”等，正是强调对这种能力的培养才使得个人在自我认知、自我塑造方面突破种种局限，从而将自我以一种展开的姿态向世界开放着，个人也由此获得不同的自我塑造的可能性，从而从某一类人的存在中逐渐超脱出来，达到完善人格的升华。 第三，谦虚尚德，持之以恒。在孔子看来，保持一颗谦虚的心是一位有德君子必具的素质，只有真正保持一种谦虚的心态才能长久地坚持提升个人的道德境界。首先，我们知道孔子自己是极其谦虚的，“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孔子不敢自称圣人，只是说自己善于学习和实践而已。孔子对自己和教导学生都是强调以德居先，不是为了向别人显摆才学或谋一己私利而去学习，孔子是以古为师的，他指出“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己之学是孔子所追求的。孔子所说的为己之学实乃一种对自我的成就，是在时常的反思与改过的基础上不断历练自我的品德才能达到的治学目标。同时，孔子提出“得见有恒者，斯可矣”，谦虚、尚德不能只是一时，还应该长时间地坚持，在这样一个坚持的过程中使得个人具有了永恒的成长的节奏，不为某种具体的时空所限制，在自我人格的塑造中不断地前行。
综上所述，要想成为一名君子至少得具备以上这三方面的素质，但上述所列的这三方面的素质仅仅是一个具有君子人格的人的基础素质，其他许多的相关素质都是以这三方面为中心而扩散的，比如“勇”“好义”“勤”等，正是有了这些基础的素质，个人在广阔的社会生活中才能将自身本具的各种潜力激发出来，从而有效地履行自己应尽的社会职责。
三、礼与人的行为规范
在孔子生活的时代，“礼”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对当时人们的行为规范起着一定的约束和指导作用。在《论语》中孔子讲“礼”甚多，在孔子看来一个人不知礼则无以立，由此可见“礼”对当时人们的生活有着重大的影响。既然“礼”作为当时人们行为规范的指导准则，那么个人怎样行“礼”才算是符合标准，进而妥善处理好“礼”与人的行为规范之间的关系呢？
在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之前，我们必须得对孔子所说的“礼”的一些基本特征有所了解。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由此可见孔子所推崇的“礼”是指“周礼”，关于“周礼”的特征，李泽厚指出“它有着明确而严格的秩序规定，同时它又保存了原始的民主性和人民性”。我们都知道孔子生活的年代已是春秋时期，孔子仍一再强调对“周礼”的恢复或遵循必然是因为当时有一部分人在践行“礼”的过程中有所僭越或对“礼”的实质含义存在误解。只有在对当时这个社会历史背景的了解下，我们才能在整体上把握当时“礼”与人的行为规范之间的关系。关于这一点，本文将分为以下两点进行论述。
第一，人是一种礼仪性的存在。“礼”使得当时的社会个体各自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同时产生了伦理关系，其中主要又分为五伦关系，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由这五伦关系相互交织形成一个巨大的社会关系网络，个体的人处于这个社会关系网的中心，并通过“礼”这一介质将这个关系网有机地贯穿起来。孔子指出臣子对君主要“事君尽礼”，子女对父母要“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对于兄弟则是持“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态度，对于夫妇和朋友同样也要求以“礼”相待。我们具体分析就可以知道“礼”针对每一种伦理关系都有着各自不同的要求，如子女需“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对于朋友需要“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也正因为有着不同的要求，所以孔子特别强调“正名”的必要性，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但需要指出的是孔子强调“正名”的意义其实并不在于把“名”说清楚，而是为了使名实相符，换句话说，即是指君的名要与君的实相符，同样，臣的名要与臣的实相符，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也应遵循这条准则。“礼”在一定程度上只是一种秩序规定，这种规定为处于不同阶级上的人指明了行为的方向，至于具体的践行仍需个体自觉的参与才能真正发挥“礼”对人的行为规范的指导作用。
第二，“礼”与人的行为规范之间以“和”作为调试标准。“礼”作为一套规范化的行为模式无疑对当时人们的行为起着重大的影响，不同个体通过遵循这种行为模式而履行各自的社会职责，进而实现自我的社会价值。但是这种行为模式并非固定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不同社会情境的转变而适当调试的，换句话说就是不为空间人我所障，得透入其他人格。《论语》中提出“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和”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践行“礼”是否得当的一个衡量标准的。在君与臣之间孔子强调“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从中可以看出来是强调二者之间谐和关系的建立，同样，对于子女以礼对待父母也强调“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并不是因为父母是一家之主子女就对他们言听计从，而是根据客观事实加以裁度后再采取行动，并且对于父母有待改进的地方需要耐心地给他们指出来，从而达到以礼事父母的“和”的标准。
由此看来，孔子强调的“礼”的实质的具体落实，即是为了提升人的生命的意义。孔子以“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作为个人行为规范的终极标准，也就是说没有什么亲疏可言，凡事应该以“义”去衡量，这样才能透过表面形式的“礼仪”而达到“礼义”的实质内涵。正是因为这样，孔子才有了“吾党之直躬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的论断，从这个论断中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强调的是人的一种真性情的流露，并不支持为了达到表面上的正义而置人性于不顾。
四、个人的理想人格
“礼”的内涵在上文已有所阐释，我们知道“礼”在当时人们的社会生活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对人们的行为起着约定的同时也指明了如何自我塑造和提升道德的方向。但孔子之所以强调个人修身践礼则是为了到达“仁”的境界，孔子说“人而无仁，如礼何？”由此可知“仁”与“礼”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在很大程度上“仁”就是一个人存在的本质，也是当时个人渴望达到的道德境界。纵观整部《论语》，我们可以得知孔子对于“仁”并没有下明确定义，但在教导弟子的过程中孔子则时常为弟子们指明修身达仁的方法或以譬喻对“仁”的内涵进行巧妙的传达，我们透过孔子为弟子指明的这些方法和孔子自身对“仁”的表述中便可以对“仁”的概念有个整体的感知和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