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中国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政治、经济和科学等方方面面都效仿苏联，就连教育也不例外，数以千万计的学生必须学俄语。
　　我从高中一年级到大学三年级，每星期上三节俄语课，外加三小时早读与三小时课后复习，六年间花了三千小时。谁知道花这么大力气学的俄语，后来在我的工作与生活中根本无用。回想起来，我学俄语唯一的实际应用，是给苏联小朋友写信。
　　1960年某日，俄语老师说有一批苏联中学生想交中国朋友，这是促进两国人民友谊的好事，要大家踊跃回应。我当即报了名，分配给我联络的苏联男生名叫阿辽沙，与我同年纪，家住远东的伊尔库茨克。我按照地址发出了信，只过了一个月，阿辽沙的回信就到我的学校，让我又惊又喜，这可是有生以来收到的第一封国外来信。
　　那时的中国大陆几乎是全封闭，即使有亲朋好友在西方国家，也不敢联系，生怕惹麻烦，往轻里说是“海外关系”，往重里说是“特务嫌疑”。只有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是例外，与苏联小朋友通信，不仅没有风险，而且增进两国友谊，是件光荣的事。所以那年月学俄语的比学英语的神气：“我们能交苏联小朋友，你们学英语的敢交美国朋友吗？不抓起来才怪呢！”
　　我与阿辽沙通信用俄语，他写信不难，我就很难很难了，因为当年俄语课教的是政治口号式的文章，应用文与日常生活内容几乎没有。
　　我们谈各自的家庭、学习和学校，也谈各自的城市。他给我寄来苏联第一位航天员加加林的相片、伊尔库茨克的风景照片，还有苏联最小的钱币“戈比”，让我的同学们羡慕不已。我寄去成都的风景照片，还有中国的一分、两分与五分硬币作为回礼。
　　我与阿辽沙大约一个月交换一封信。然而从1962年起，我就接不到阿辽沙的回信了，不知不觉就断了联系。不单是我，别的同学也收不到回信。后来才知道，两国的国家利益的冲突，及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矛盾，导致中苏两国交恶，苏联专家从中国撤走，而中国留学生从苏联撤回。所以根据上面的指示，苏联小朋友们的回信都被学校扣下了。
　　“文革”期间，批判“封资修”的浪潮铺天盖地，弄得知识分子人人自危。这“修”字，指的就是苏联修正主义，凡同苏联搭上点关系的，都难免沾上“修”字。
　　我猛然想起阿辽沙的十几封来信，压在箱底五六年，一旦被查出，弄不好就会被说成是里通外国。左思右想后，我找了个僻静角落，把阿辽沙来信连同他的照片付之一炬。我学俄语的经历也随之告终，如今连俄语字母的发音都记不全了。
　　半个多世纪过去，世事变化如沧海桑田：不可一世的苏联巨无霸解体成15个独立国家，阿辽沙如果还在伊尔库茨克，当是俄罗斯公民；而中国大陆也早已向世界开放。
　　我与阿辽沙通信已经是50多年前的事了，如今我们都从毛头小子变成了老头子，不知道他还记得有过一个中国小朋友吗？我很想向地球极北方的他遥遥地喊一声：“阿辽沙，你还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