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叔”又上头条了。3月31日，中组部宣布任免决定，被昵称为“根叔”的李培根因年龄原因，不再担任华中科技大学校长。在离任演讲中，“根叔”列举了担任校长9年来的19个“遗憾”。令人瞩目的是，只有4个是关于学科建设的，其他“遗憾”都关系到教育体制：教师与学生的距离没有明显缩短，大多数学生没有脱离“教育生产线”的培养模式，没能培养学生对过去和未来的责任，没能维护好大学的独立精神和自由表达，甚至向资金低头，校园里多了官气少了学气……
　　种种“遗憾”，直切当前教育弊端，有些甚至措辞尖锐。一位官至副部级的大学校长，在国家人事任免的庄重场合，离任演讲没有官话套话，反而讲了真话，只字不提成绩，反而通篇说“如今徒有遗憾”。这样的反躬自省，着实勇气可嘉。
　　而且，从“仰天长叹”“奈何不得”“却无良策”等措辞中，可以感受到：“根叔”一定探索过、努力过，试图改变这些状况。这样的勇于探索，也值得肯定。现场不少师生眼含热泪，正是对“根叔”这两方面勇气的最好赞美。
　　但是，我们不用急着鼓掌，不妨反过来看，自从2010年在毕业典礼上侃侃而谈“俯卧撑”“躲猫猫”“蚁族”而一炮走红后，“根叔”有没有拿出教育改革的具体举措，有没有落实某个改革计划呢？很遗憾，似乎没有。
　　所以，一位校长的离任“遗憾”，反映出迫切的现实困境——在任时谁都知道问题，但难以改变，离任后才敢说真话；在任时也许是明星校长，社会各界对其抱有极大期待，离任时发现其治校的变化并不大。
　　造成这种困境的根源何在？“根叔”也知道答案：“大学治理结构有缺陷。”说白了，就是校长的角色十分尴尬。所谓“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并未对党委书记和校长的权责划出清晰边界，两个“一把手”对峙现象时有发生。校长要在行政序列里对上负责，应对行政干预；又要在学术范畴里对师生负责，保障教授权利。两种截然不同的角色撕扯着大学校长。在行政权力和学术自由的拉锯中，校长的作为空间能有多大呢？
　　要想改变高等教育的种种弊端，当务之急就要铲除“校长官员化”的积弊，厘清大学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边界。
　　不过，这也只是迈出第一步。造成这种困境的更大根源，在于整个社会对教育的功利心态。大学无法孤立于社会，高校是嵌套在社会政治制度、经济结构中的。我们呼吁大学要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但全社会的急功近利只能造就年纪轻轻的博士和老态龙钟的儿童；我们呼吁大学去行政化，但在全社会都以行政级别作为评价标准时，取消行政级别，又会让“裸奔”的大学无法和社会对接。
　　可以说，大学虽属于教育领域，但只有各领域改革协调推进，处理好大学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才能建立真正的大学。
　　除此之外，校长个人的担当也是破解现实困境所必需的。近年来，人们耳熟能详的校长大概只有两位。“根叔”成名于敢言，创办南方科技大学的朱清时校长成名于实干。当“根叔”以19个“遗憾”在这个春天给校长生涯画上句号时，朱清时也将在今秋卸任校长，他理想中的“去行政化、校长负责、教授治校”的大学实现了吗？“根叔”和朱清时，不约而同地留下遗憾的背影，这中间，有理想遇到冰冷现实的窘迫，有个人碰到制度高墙的无奈。
　　敢言者和实干者尚且如此，那些言必官话套话、行必循规蹈矩的校长，就可想而知了。当官头头是道，办学不作为、乱作为，这些年来并不鲜见。校长个人的行政化和功利化，直接加剧一所大学的暮气。相反，校长个人的智慧和勇气，能推动一所大学的点滴进步。这种推动力，靠敢言不够，靠实干也不够，还得靠敢干。唯有敢干二字，才是教育家的担当、改革者的气魄。
　　放眼当今世界，1636年，美国还未建国，先有了哈佛大学；1810年，柏林大学建立，助推了德国强大。各国无不证明，“无大学则无大国”。在全面深化改革之际，愿任内敢干的大学校长再多点，愿中国教育改革的遗憾再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