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桂春几乎是一夜之间火了。
　　疫情冲擊了一些中小微企业，不少打工者丢了工作。今年6月，湖北籍农民工吴桂春收拾行李，准备离开工作了17年的东莞。他来到平日常去的东莞图书馆退借书证，在留言簿上写下不舍：“……对人百益无一害的唯书也。虽万般不舍，然生活所迫，余生永不忘你，东莞图书馆，愿你越办越兴旺。识惠东莞，识惠外来民工。”当天，这封“情书”被发上网，很快被疯转。后来，当地人社部门牵头帮吴桂春找到了新工作，他重拾在东莞的生活。
　　7月下旬，《环球人物》记者在东莞见到了54岁的吴桂春，他精瘦、皮肤黝黑，爬楼梯时三阶并两阶，动作敏捷。那天，他拿着明代小说集“三言二拍”，这是他从图书馆借来的，已续借了几次，是他最爱的书。

“余生永不忘你”

　　吴桂春出生于湖北孝感的应城市，在黄滩镇长大，读完小学就务农了。2003年，37岁的他来到东莞，先在一家餐馆掌勺，之后辗转到南城附近的鞋厂，用磨砂布、钉枪等清理鞋面的杂物。吴桂春不打麻将、不串门，没活干时就到地摊上买书看，有的字不认识，买本《新华字典》边查边读。“宿舍很热，有人告诉我东莞图书馆有空调，还能免费看书、借书。”东莞图书馆新馆建于2005年，位于东莞新城中心，馆内有24小时自助图书室，曾获美国图书馆协会颁发的国际创新奖。图书馆进出只需提供身份证件，借书时要办证，押金有三档，数额越大，能借的书越多。
　　当时踏进图书馆，吴桂春愣了。“好多排书架，书密密麻麻。”于是，图书馆成为工厂和宿舍外他最常去的地方。他常待在3层的借阅室，这里有他热爱的历史书和文学书。不干活时，他早餐吃得饱饱的，这样就不用在最热的中午出去吃饭，能在图书馆泡一整天。
　　今年1月，他带着从图书馆借的“三言二拍”回湖北过年，却碰上了疫情，图书馆发短信给他，延长借期。疫情稳定后，他在东莞租的房子快到期了，而鞋厂受疫情影响没什么订单，他决定回东莞退房、还书，“找不到新工作，就回老家”。
　　6月24日，他到东莞图书馆，办理退证的是馆员王艳君。王艳君告诉记者：“对我们来说，办证、退证很正常，但退证的人总会和我解释点什么，比如说要换工作了不得已才退，好像不继续读书是不好的。”吴桂春就是如此。当时，他把借书证攥在手里：“要不是找不到工作得回去，绝对舍不得退。”王艳君很受触动，拿出留言簿让他写几句话，便有了那封“情书”。王艳君把留言拍照发到群里，同事纷纷转发。网友点赞留言，不少企业表态，想提供岗位，让他留在东莞。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称人社局）也留意到了，职业介绍服务中心主任赵丽萍找到吴桂春，想帮他匹配工作。
　　赵丽萍告诉记者，吴桂春像个读书人，“他讲道理，有是非观，礼貌又儒雅”。一开始，考虑到吴桂春此前做过制造业，赵丽萍选出几家工厂，但位置较远，吴桂春说了声“谢谢”，然后轻声问：“我能不能继续留在南城？那儿离图书馆近，我有膀子，能当保安，干力气活。”赵丽萍对记者说：“那时他已经得到不少关注，但没有因为走红提出过分的要求。”很快，人社局帮他在一家物业公司找了份花工的工作。公司包吃包住，吴桂春签了劳动合同，有了五险一金，每天上班8小时，剩下的时间能看书，那里距离东莞图书馆只有一站地。
　　6月27日，央视《新闻1 1》深度报道吴桂春的故事，引发关注，新华社、人民日报也来采访报道。在过去一个多月，吴桂春牵动着网友的心，每隔几天，总有和他相关的微博上热搜，“重新办回借书证”“图书馆留言大叔有了新身份”“获聘公益书屋代言人”……

“网红就是一阵风，还得靠劳动”

　　农民工吴桂春本是“城市边缘人”，能适应突如其来的走红吗？
　　上个月，有家媒体到他新入职的公司宿舍拍摄他的生活。楼梯间时不时有人播放舞曲，出点声，拍摄就要重来，一个镜头拍了六七次，他被弄得有点不耐烦。还有一次，他前往采访地点时，没告诉公司具体时间，公司有点不高兴。“再有采访我就不接了！”向记者述说时，他像个负气的小孩，“我就像鸟飞进了笼子”。
　　对他来说，以前在工厂很自由。鞋厂实行计件制，也就是打零工，按制作鞋的数量算工资，如果想去其他鞋厂，和老板说一声就能走。那会儿，晚上下了工，还能去市场买菜，回出租屋炒着吃，想去哪就去哪。
　　如今，他吃住都在公司。这些天，他晚上回到宿舍，就再翻翻“三言二拍”，重读典故后渐渐消解了自己的情绪和面对镜头的手足无措。“里面很多故事都在说，眼光要看得远，要看‘大命’，不能只看自己、看‘小命’。”有天晚上，记者与吴桂春在他宿舍楼下走着，他突然说：“问你个事，我以后能不能在拍摄时说‘希望企业给湖北农民工几个岗位’？”对他来说，“大命”指因疫情失业的农民工群体。今年疫情暴发，曾有企业拒绝接收湖北籍农民工;最近发生汛情，湖北遭遇洪灾，“从湖北出来的农民工不容易啊”，他才想若之后有机会上电视，要在采访中说出这个愿望。“这么多人关注我，不是我有多大本事。如果通过我，大家能多了解打工者，那我这些不舒服没什么大不了。”走在路上，他喃喃自语，重复了数天前对其他媒体说的话：“网红就是一阵风，还得靠劳动，不劳动喝西北风，我还没那么好的肠胃。” 　　如今面对采访，吴桂春试着理解工作人员的辛苦。记者采访那几天，东莞很热，将近40摄氏度，刚好有家电视台前来拍摄吴桂春在宿舍的画面，为了拍出好镜头，让他在走廊来回走了5遍。吴桂春流着汗，没有不耐烦，拍完后还对摄像师笑道：“瞧你满头大汗的。”
　　其实，吴桂春的留言之所以成为最近的热点，有两个原因。首先，他代表默默无闻的打工群体，迅速引起共鸣;其次，这反映了对外来务工者而言，城市不仅有工作机会，还提供了生活方式。在东莞，记者也采访了多名在不同时期前来打拼的人，有的实现阶层跃升，有的获得一生受用的技能，有的转而为外来人员提供服务。

“新莞人”演化史

　　在东莞17年，吴桂春几乎没讲过粤语。
　　上世纪70年代，东莞只是个农业县，改革开放后开始承接全球外包加工订单，生产玩具、手机零件等，2008年的GDP已增长了近500倍，吸引大批外来人员前来打拼。去年底，東莞常住人口有846.45万人，近七成是外来务工人员，普通话成为主流语言。这个群体曾被称为盲流、外来工、打工仔、打工妹，东莞各界也渐渐发现“外来工”一词容易造成打工者与本地人的隔阂。2007年起，东莞便用“新莞人”称呼外来务工人员。
　　在东莞，记者见到了王汝敏。他是吴桂春如今所在公司的经理，老家在湖南。他的穿着很休闲，上身短袖、下身是水桶裤，斜挎着皮包，说话不紧不慢、中气十足。1996年，东莞制造业正值起飞阶段，19岁的他来这里和哥哥创办音响制造厂。“手机从滴滴声变成歌曲，就是在喇叭上加了个铜环。”早期是人工贴铜环，一人一天贴2000个，工厂发展良好，最多时曾有上百号工人，占地8000多平方米。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不少企业寻求转型，采用自动化，一台机器一天能贴三四十万个环，售价从7块多钱压到9分钱，薄利多销，垄断了市场。在激烈的竞争中，王汝敏的工厂倒闭了。他到其他公司求职，又从底层干起，后来到现在这家公司，做了经理，负责繁华地段别墅区的物业，手下有九成是外来务工人员。正因为自己是新莞人，他会特别留意手下能否适应工作。他告诉记者，一个月前面试吴桂春，怕他适应不了服务业，专门带他去看了工作环境。

　　外来务工人员是新兴城市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力量，针对他们的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就很重要。比如，这次牵头帮吴桂春找到工作的东莞市人社局在全市33个镇街（园区）均有分局，定期收集企业的岗位空缺信息，做成数据库。赵丽萍向记者介绍，数据库一周能更新两万多个岗位。失业人员作失业登记后，去分局举办的招聘会，人社局会根据他们身体情况、工作经历等匹配岗位。
　　此外，文化空间也很重要。2004年，东莞图书馆旧馆为了让外来务工人员更快适应本地工作，搭建了东莞市民学习网，馆员王艳君是创建者之一。她生于1981年，是北京人，16年前大学毕业，男朋友是校友，他家人长期在东莞，两人便一起来此工作，后来结婚，有了孩子。王艳君回忆：“那时网站宗旨是让农民变成市民。”图书馆花大笔经费购买各种制模课程，王艳君在大学学的是计算机，就将课程制成课件放上网。“但那会儿智能手机在打工者中不普及，网站一个月也就1000多浏览量。”
　　王艳君和同事办茶话会，请工人来，根据他们的需求办相应的公益课堂。这便是如今东莞图书馆“打工学堂”的雏形，语言课是其中的热门课程。有名打工妹让王艳君印象深刻。她来自河南，中专学历，在东莞一家外资鞋厂打工，还当了鞋模，“她想用中英文写鞋子的试穿报告，向领导汇报交流”。女孩到图书馆学了半年多，会讲英语了，还去外面学写文案，后来去了上海一家外资企业工作。“去上海后，她也常去那儿的公共图书馆。”王艳君笑道。东莞市民学习网后来演变为东莞学习中心，宗旨是让所有人获得想学的知识和技能。

“打工的人一定是有动力的”

　　比起年轻人，像吴桂春这种大龄打工者要花更久适应新环境和技术，面临诸多困难，他们的动力是什么？
　　吴洪舟是吴桂春的儿子，在武汉读完大学后又考上研究生，在湖南从事传媒工作，去年初用第一份工资给吴桂春买了智能手机。上个月，许多媒体要来采访，吴桂春不知道什么是采访，给儿子打电话。吴洪舟安抚他：“大家会问你问题，你就当和他们聊天。”后来，采访太多，吴桂春又打给儿子，吴洪舟让他拒绝一些，别累倒了。

　　其实，这一个多月以来，父子俩打的电话比过去17年的总和还多。吴桂春刚打工那几年，一个月挣3500元，给儿子2500元。两人的互动模式像极了许多中国式父子：不常打电话，只在大事上互相通气儿，语气直接、严厉，每通电话不过几分钟。吴洪舟读高二时，成绩不太理想，吴桂春在电话里说：“你想像我一样到外面打工漂泊？不想，那就好好读书，别让我给你的钱打水漂。”吴洪舟也争气，成绩冲了上去，考上大学，还拿到奖学金。大四时，他想考研，打电话给吴桂春。吴桂春告诉他，在深圳、广州这些大城市，大学毕业生也很难找工作，这两三句话让吴洪舟坚定了考研的决心。
　　上世纪60年代，中国处于计划经济时代，国家统筹物资购销供应。吴桂春曾在黄滩镇的物资供应站当厨师，工作安稳。后来，国企改革，不少工人下岗了。1994年，吴桂春下岗时倒不太担心。“我能做饭、捏包子，摆早点摊，卖油条烧饼，总能活下来吧？”就在这一年，儿子出生了。“养儿子要更多钱，摆摊远远不够。”他给儿子起名“洪舟”，寓意洪水中的一叶扁舟。儿子长大后，有一次，吴桂春告诉他：“‘洪’是指下岗潮。”
　　在记者对吴洪舟的采访中，他笑道：“当时听到这个寓意，就觉得自己的出生有点‘苦命’。”这个“疙瘩”一直埋在吴洪舟心里。后来，吴桂春和妻子分开，到东莞打工挣钱。吴洪舟成了留守儿童，外婆承担了家庭教育的角色。吴洪舟记得，小时候外婆用竹子编篮子，拿去批发给大作坊，一个挣3块钱，给他买吃的。小洪舟想帮忙编，被外婆拦下了，“她怕我不小心扎到手”。他还是偷偷学，十几岁时不仅能编篮子，还一个人去市集上叫卖，“上了市集，每个篮子能比批发时多卖两块钱”。上中学时，他参加学校的文艺演出，学了舞蹈动作就回家跳给外婆看，外婆总是笑盈盈地看着他。后来，外婆因心脏病去世了。在儿子吴洪舟的记忆中，外婆是陪伴他最久的亲人;在父亲吴桂春的观念里，打工挣钱才能为家人提供好生活。
　　和典型的中国父亲一样，吴桂春不擅长表达情感，对最亲的人甚至有点嘴笨。他爱喝二锅头，每次一小杯，一瓶能喝好几顿。一天晚上，记者与他在路边吃饭，他嘬了两口，或许是趁着酒意，吐露了多年前的“秘密”。当年，他向儿子解释“洪舟”的寓意时，没说下半句。“只要有一叶扁舟，就算发大水，也不容易淹死。那时下岗潮，儿子的出生给了我希望。打工的人一定是有动力的，为了他，我要更拼命。”
　　吴桂春 湖北孝感人，生于1966年，2003年到广东省东莞市打工，2020年6月因在图书馆留言引发关注，7月被东莞市总工会聘为“东莞市职工书屋公益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