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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经济复苏不同步的表现
美国与中国的不同步。中国依靠科学防疫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率先控制疫情，2021年实现6%以上经济增长无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预计认为中国经济增速为8.4%。但是，中国经济增长是建立在2020年相对高基数基础上的，今年超预期的可能性不大。相对来说，今年以来美国复苏超预期，很大程度上来自去年的“低于预期”。随着拜登上台，美国疫情防控加严、疫苗推广加速，叠加1.9万亿美元法案顺利通过，美国在复苏赛道上显著提速。
发达经济体内部的不同步。欧洲经济复苏前景相对黯淡。去年市场对欧洲经济较有信心，在下半年推出总额达1.8万亿欧元的复苏计划，且制造业快速恢复，欧元兑美元升值较明显。但今年以来，欧盟疫苗推广远不及美国和英国，德、意等国则面临大选等政治不稳定因素。相对于美国各项经济数据不断向好，增长有望得到持续，美国和欧盟在国际经济治理、货币金融政策、能源供给安全等方面都有不同诉求。
新兴经济体内部的不同步。中国、东盟等制造业为主的亚洲国家和地区迅速复工复产，而印度疫情失控，南美的智利、秘鲁、巴西等资源供给型国家仍然没有走出疫情，上游供给不能有效地满足下游生产的正常恢复，提高了全球经济滞胀的风险。根据IMF最新预计，亚洲新兴市场增速可能达到8.6%，分别超过欧洲新兴市场、拉美约4.2和4个百分点。
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复苏的不同步。尽管各经济体复苏不同步，但由于去年以来大多数国家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呈现普涨。金融和实体经济长时间的大幅背离是历史上比较少见的情况，支持性的金融环境对经济复苏至关重要，但金融资产估值远高于潜在经济复苏水平，也使得风险增加。经济复苏的不确定，各经济体金融政策不明确，导致全球缺乏统一协调的基础。
二、全球经济复苏不同步对江苏产业发展的影响
由于全球经济复苏不同步，从总体上看世界经济不会V形反转，全球经济增长曲线可能相对平滑，有媒体称之为“耐克形”（耐克Logo的形状）。对江苏产业发展来说，既有一定的正面影响，也需要关注可能的负面效应。
对产业链的影响。江苏受益于去年疫情控制后的率先复工复产，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不同步引发的新动向值得关注：一是疫情期间向江苏企业转移订单的可持续性。一些运输成本较高、国内生产有利于成本降低的订单在疫情后会留下来，据了解，特斯拉（上海）部分向美国零部件供应商采购的订单可能会一直放在国内生产;而另一家南京新型研发平台企业从事的智能终端耳机业务，去年因为竞争对手在墨西哥的生产基地深受疫情影响，业务大幅度增长。今年墨西哥疫情减退，公司去年增长的业务一半将回流到国外。二是对江苏企业生产和库存的影响。由于产业链各个环节生产恢复不同步，江苏一些制造业企业交货周期拉长，甚至不得不停线。例如，南京某汽车整车企业过去正常交货周期是3个月，由于欧洲的材料、零部件等供应商产能有限、人力不足，现在需要6—8个月，一些车型被停线。不少企业遇到材料、零部件等被高价截流的现象，如电子信息等很多行业的企业都从过去的零库存转向现在至少1个月的库存策略。三是人民币升值导致出口企业利润受到较大影响。但另一方面也有机遇，因为海外材料、设备、零部件等供应风险，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部分企业都在进行国产替代，这就给本土企业提供了绝佳的入门良机。昆山一家企业由于能够提供G5级别湿电子化学品，就抓住机会取代巴斯夫成为长江存储的供应商。
对大宗商品价格及其传导的影响。今年以来，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涨幅较大，与全球经济复苏不同步密切相关：从供给看，南美等大宗商品资源国仍受到疫情困扰，导致目前上游原材料供给恢复较慢;从需求看，美国经济复苏局部刺激了大宗商品需求。此外，大宗商品兼具商品和金融属性，欧美刺激政策提升了市场对大宗商品的价格预期，大宗商品价格在未来一段时间可能还要持续处于高位。一是对江苏制造业中下游企业的影响。江苏制造业总体位于中游和下游，制造业原材料对外依赖严重。根據南京海关数据，今年1—3月，江苏省进口金属矿及矿砂数量下降0.3%，金额却增长48.1%。当前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对国内PPI指数已经产生影响，对CPI物价指数影响仍较小，价格效应传导不畅，江苏省中下游企业成本上升却难以转嫁，部分企业经营压力很大。二是对制造业和实体经济有序发展带来风险。江苏省内很多钢铁、化工企业一季度业绩达到多年来最好水平，但按照“双碳”目标，将会对进一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形成阶段性压力。对部分企业来说，焦煤、钢材、有色金属等库存或期货赚取的利润远超生产业务，这就容易形成脱实向虚的导向。
对出口的影响。2021年3月江苏对美国、欧盟出口额同比增长分别为56.9%、51.2%，虽然较2月稍有减缓但仍然维持高位，超出平均增速10个百分点以上;而对东盟、金砖国家、中国台湾、日本、韩国出口额增速则全面回落，下滑幅度较大。这说明部分亚洲国家和新兴国家生产恢复，使得疫情期间对江苏形成的产能依赖将减弱。另一方面，从3月出口产品结构看，江苏工业中间品出口明显较强。稀土、集成电路、汽车零配件3月出口增速分别高达44.9%、40.2%、37.6%。这说明海外制造业的加工组装环节恢复较快，在全球分工中总体处于制造业中下游为主的国家，将于疫情后与江苏在欧美出口市场上形成竞争，江苏面临的外贸竞争形势可能相对于疫情期间要激烈。
三、积极应对全球经济复苏不同步，促进产业发展
维护后疫情时代的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要充分认识到江苏稳产业链供应链的形势不同于疫情期间。目前因为疫情停产导致短供的现象已经不多见，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因为过去一年多时间的持续疫情，产业链环节的结构性投资失衡导致某些环节生产的紧缺和价格暴涨。比如，江苏光伏产业主要处于中下游且产能较大，但上游硅料因为过去一年扩产迟缓导致供货不足，下游企业利润挤压严重开工不足。汽车、家电等多个行业缺少普通芯片的情况也是如此。对此，政府部门要加强对存在供应结构性困难产业链的监控，努力促进省内企业相互“保供”，积极协调省内企业与相关企业建立“长协”合作关系。
构筑与东盟国家的产业小循环。在江苏提出推动“东亚循环”的基础上，加强与东盟国家的产业联系，把握好东盟国家复苏较快的时机，建立江苏与东盟国家之间“以我为主”的产业链。以家具行业为例，由于美国对我国征收高额关税，去年我国家具对美出口仅为三年前的50%多，但全年整体家具和零配件出口却增长11.8%，主要原因是中资企业将终端产能已经转移至越南等东盟国家，国内产能改为向东盟国家出口中间品。因此，要辩证理性地看待疫情后订单的去留问题，把精力主要集中在产业的控制力上。发挥省内龙头企业的“链主”作用，对电子信息等贸易摩擦较大且江苏具有优势的全球性产业领域，支持东南亚国家作为江苏产业下游产品的组装基地进入欧美发达国家市场。
精准施策应对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当前虽然主流判断是这轮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是阶段性的，社会整体通胀风险不大，但负面效应值得重视。对此，第一，防止资金进入大宗商品领域推波助澜。目前房地产炒作已经受到明显的限制，要防止社会资本，尤其是实体经济资金从主营业务进入大宗商品领域炒作，降低上下游企业对原材料持续涨价的预期。第二，针对难以将涨价因素向下游转移的企业，要重视经营风险。尤其是中小企业面对下游大企业客户时价格难以传导，对这部分企业的停产、亏损以及可能引发的金融风险，要未雨绸缪提前应对。第三，深入推进“一带一路”交汇点建设，通过优化创新政企合作方式，协助沿线资源型国家努力战胜疫情，并加强资源合作。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内需主导性全球价值链视角下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研究（21ZDA007）”的部分成果〕
（陈柳，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程俊杰，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任副研究员，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戴群英
美国与中国的不同步。中国依靠科学防疫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率先控制疫情，2021年实现6%以上经济增长无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预计认为中国经济增速为8.4%。但是，中国经济增长是建立在2020年相对高基数基础上的，今年超预期的可能性不大。相对来说，今年以来美国复苏超预期，很大程度上来自去年的“低于预期”。随着拜登上台，美国疫情防控加严、疫苗推广加速，叠加1.9万亿美元法案顺利通过，美国在复苏赛道上显著提速。
发达经济体内部的不同步。欧洲经济复苏前景相对黯淡。去年市场对欧洲经济较有信心，在下半年推出总额达1.8万亿欧元的复苏计划，且制造业快速恢复，欧元兑美元升值较明显。但今年以来，欧盟疫苗推广远不及美国和英国，德、意等国则面临大选等政治不稳定因素。相对于美国各项经济数据不断向好，增长有望得到持续，美国和欧盟在国际经济治理、货币金融政策、能源供给安全等方面都有不同诉求。
新兴经济体内部的不同步。中国、东盟等制造业为主的亚洲国家和地区迅速复工复产，而印度疫情失控，南美的智利、秘鲁、巴西等资源供给型国家仍然没有走出疫情，上游供给不能有效地满足下游生产的正常恢复，提高了全球经济滞胀的风险。根据IMF最新预计，亚洲新兴市场增速可能达到8.6%，分别超过欧洲新兴市场、拉美约4.2和4个百分点。
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复苏的不同步。尽管各经济体复苏不同步，但由于去年以来大多数国家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呈现普涨。金融和实体经济长时间的大幅背离是历史上比较少见的情况，支持性的金融环境对经济复苏至关重要，但金融资产估值远高于潜在经济复苏水平，也使得风险增加。经济复苏的不确定，各经济体金融政策不明确，导致全球缺乏统一协调的基础。
二、全球经济复苏不同步对江苏产业发展的影响
由于全球经济复苏不同步，从总体上看世界经济不会V形反转，全球经济增长曲线可能相对平滑，有媒体称之为“耐克形”（耐克Logo的形状）。对江苏产业发展来说，既有一定的正面影响，也需要关注可能的负面效应。
对产业链的影响。江苏受益于去年疫情控制后的率先复工复产，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不同步引发的新动向值得关注：一是疫情期间向江苏企业转移订单的可持续性。一些运输成本较高、国内生产有利于成本降低的订单在疫情后会留下来，据了解，特斯拉（上海）部分向美国零部件供应商采购的订单可能会一直放在国内生产;而另一家南京新型研发平台企业从事的智能终端耳机业务，去年因为竞争对手在墨西哥的生产基地深受疫情影响，业务大幅度增长。今年墨西哥疫情减退，公司去年增长的业务一半将回流到国外。二是对江苏企业生产和库存的影响。由于产业链各个环节生产恢复不同步，江苏一些制造业企业交货周期拉长，甚至不得不停线。例如，南京某汽车整车企业过去正常交货周期是3个月，由于欧洲的材料、零部件等供应商产能有限、人力不足，现在需要6—8个月，一些车型被停线。不少企业遇到材料、零部件等被高价截流的现象，如电子信息等很多行业的企业都从过去的零库存转向现在至少1个月的库存策略。三是人民币升值导致出口企业利润受到较大影响。但另一方面也有机遇，因为海外材料、设备、零部件等供应风险，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部分企业都在进行国产替代，这就给本土企业提供了绝佳的入门良机。昆山一家企业由于能够提供G5级别湿电子化学品，就抓住机会取代巴斯夫成为长江存储的供应商。
对大宗商品价格及其传导的影响。今年以来，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涨幅较大，与全球经济复苏不同步密切相关：从供给看，南美等大宗商品资源国仍受到疫情困扰，导致目前上游原材料供给恢复较慢;从需求看，美国经济复苏局部刺激了大宗商品需求。此外，大宗商品兼具商品和金融属性，欧美刺激政策提升了市场对大宗商品的价格预期，大宗商品价格在未来一段时间可能还要持续处于高位。一是对江苏制造业中下游企业的影响。江苏制造业总体位于中游和下游，制造业原材料对外依赖严重。根據南京海关数据，今年1—3月，江苏省进口金属矿及矿砂数量下降0.3%，金额却增长48.1%。当前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对国内PPI指数已经产生影响，对CPI物价指数影响仍较小，价格效应传导不畅，江苏省中下游企业成本上升却难以转嫁，部分企业经营压力很大。二是对制造业和实体经济有序发展带来风险。江苏省内很多钢铁、化工企业一季度业绩达到多年来最好水平，但按照“双碳”目标，将会对进一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形成阶段性压力。对部分企业来说，焦煤、钢材、有色金属等库存或期货赚取的利润远超生产业务，这就容易形成脱实向虚的导向。
对出口的影响。2021年3月江苏对美国、欧盟出口额同比增长分别为56.9%、51.2%，虽然较2月稍有减缓但仍然维持高位，超出平均增速10个百分点以上;而对东盟、金砖国家、中国台湾、日本、韩国出口额增速则全面回落，下滑幅度较大。这说明部分亚洲国家和新兴国家生产恢复，使得疫情期间对江苏形成的产能依赖将减弱。另一方面，从3月出口产品结构看，江苏工业中间品出口明显较强。稀土、集成电路、汽车零配件3月出口增速分别高达44.9%、40.2%、37.6%。这说明海外制造业的加工组装环节恢复较快，在全球分工中总体处于制造业中下游为主的国家，将于疫情后与江苏在欧美出口市场上形成竞争，江苏面临的外贸竞争形势可能相对于疫情期间要激烈。
三、积极应对全球经济复苏不同步，促进产业发展
维护后疫情时代的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要充分认识到江苏稳产业链供应链的形势不同于疫情期间。目前因为疫情停产导致短供的现象已经不多见，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因为过去一年多时间的持续疫情，产业链环节的结构性投资失衡导致某些环节生产的紧缺和价格暴涨。比如，江苏光伏产业主要处于中下游且产能较大，但上游硅料因为过去一年扩产迟缓导致供货不足，下游企业利润挤压严重开工不足。汽车、家电等多个行业缺少普通芯片的情况也是如此。对此，政府部门要加强对存在供应结构性困难产业链的监控，努力促进省内企业相互“保供”，积极协调省内企业与相关企业建立“长协”合作关系。
构筑与东盟国家的产业小循环。在江苏提出推动“东亚循环”的基础上，加强与东盟国家的产业联系，把握好东盟国家复苏较快的时机，建立江苏与东盟国家之间“以我为主”的产业链。以家具行业为例，由于美国对我国征收高额关税，去年我国家具对美出口仅为三年前的50%多，但全年整体家具和零配件出口却增长11.8%，主要原因是中资企业将终端产能已经转移至越南等东盟国家，国内产能改为向东盟国家出口中间品。因此，要辩证理性地看待疫情后订单的去留问题，把精力主要集中在产业的控制力上。发挥省内龙头企业的“链主”作用，对电子信息等贸易摩擦较大且江苏具有优势的全球性产业领域，支持东南亚国家作为江苏产业下游产品的组装基地进入欧美发达国家市场。
精准施策应对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当前虽然主流判断是这轮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是阶段性的，社会整体通胀风险不大，但负面效应值得重视。对此，第一，防止资金进入大宗商品领域推波助澜。目前房地产炒作已经受到明显的限制，要防止社会资本，尤其是实体经济资金从主营业务进入大宗商品领域炒作，降低上下游企业对原材料持续涨价的预期。第二，针对难以将涨价因素向下游转移的企业，要重视经营风险。尤其是中小企业面对下游大企业客户时价格难以传导，对这部分企业的停产、亏损以及可能引发的金融风险，要未雨绸缪提前应对。第三，深入推进“一带一路”交汇点建设，通过优化创新政企合作方式，协助沿线资源型国家努力战胜疫情，并加强资源合作。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内需主导性全球价值链视角下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研究（21ZDA007）”的部分成果〕
（陈柳，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程俊杰，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任副研究员，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戴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