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改革与国家治理：周期性政府机构改革的中国逻辑-—基于对八次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考察分析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赵宇峰 本文节选自《复旦学报》2020年第2期

　　此外，随着贸易越来越自由，其经济效益会日益减弱，而分配效应会日趋增强。研究表明，在过去几十年的快速全球化过程中，最大的受益者是发展中国家的中上阶层和发达国家的高收入群体，而最大的受损者却是发达国家的中低收入群体。至于发展中国家的低收入群体，他们依然无法摆脱极端贫困。全球化加剧了美国国内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由于经济全球化，美国跨国公司高管、技术精英可以不受国界的限制，在全球范围内竞争工作岗位，但是那些中、低阶层劳动者只能在地方上进行竞争，而美国制造业的空心化已经使地方丧失了大量就业机会。结果导致白人蓝领生活水平下降，更难以进入中产阶级。这进一步带来了美国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平等。美国白人蓝领阶层和中产阶级成为全球化进程中的相对受损者。
　　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曾带给很多人乐观情绪，就像欧盟的发展曾经带来的乐观情绪一样，他们以为国家主权和民族情绪都会逐渐弱化，身份认同将从民族国家转移到超国家或全球层面上来。但现实情况却远非如此，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原则、英国“脱欧”、欧洲各国极右势力的兴起，都证明深度的全球化反而会激发民粹主义情绪。
　　许多研究者都意识到，解决全球化带给发达国家的负面效应，需要政府采取积极的国内社会经济政策，例如带有倾斜性的税收政策、健全的社会保障、对失业者的职业再培训等。但这些都是现在的美国政府所不关心的，它一心想在国际上以打压竞争对手的方式来为美国争得利益。实现美国经济状况的好转，确实可以使美国人整体受益，但并不能解决美国国内现有的收入分配不均和社会不平等的问题，包括中低收入群体所遭遇的困境。在这方面，美国一贯看不起西欧国家以效率来换取福利国家和收入平等的做法，因而做得远不及后者。
　　因此，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国际上出现的逆全球化潮流主要不是源于全球治理体系的自身效率问题，全球治理的优化解决不了各国国内出现的问题。以美国而论，一方面有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发展促成的国家经济持续增长，另一方面存在贫富差别拉大、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生活状况持续恶化、教育成本提高、国家认同危机等问题。只要这种社会状况得不到改善，美国国内就会存在反全球化的力量，普通民众在一些政客的煽动下也就会把积怨撒在中国身上。这种情绪自然会反映到美国的选举结果及当选总统的对外政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