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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自1916年8月跨进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大门，在中国文坛驰骋65年。他不仅为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也从一个侧面见证了新文学运动的历史。
茅盾唯一的儿子韦韬，被他称为“大半生活中始终在我身边的唯一的人”。茅盾去世后，面对社会上许多人对茅盾回忆录只写到1949年的遗憾，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将所知道的父亲的真实情况奉献给读者。同时，也让大家了解，他父亲在“文革”中的真实生活和心态。
山雨欲来
1949年2月，茅盾来到了和平解放的北平。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总理动员茅盾出任文化部长，茅盾不想做官，就婉言推辞。后来，毛主席又亲自找茅盾谈话，并答应为他找一个得力的助手，茅盾这才答应，而这一干就是15年。
“文革”前夕，国内的政治形势已经很紧张。元旦时，儿子韦韬带着两个孩子到爸爸妈妈家过节。妈妈把他叫到一边，悄悄地说：“你知道吗，不让你爸爸当文化部长了！”
这事本在意料之中。1964年春夏之交，就听说毛主席对文艺工作有两个批示，指责文联各协会不执行党的政策，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和外国死人部。那时，大家已经预感到一场政治风暴正向文艺界袭来，茅盾为在位15年之久的文化部长“罪责难逃”。
不久，茅盾被免去文化部长职务，改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不久，大家又听说电影《林家铺子》被作为毒草批判，这部电影是夏衍根据茅盾的同名小说改编的。报刊上的批判文章开始涌现，虽然批判的对象是夏衍，但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这是冲着茅盾来的。
韦韬周末去看望父亲，见到他仍像往日那样，平静地躺在床上看书，看不出有什么情绪上的变化，好像这些事从未发生过。韦韬心里纳闷，只好悄悄地问妈妈。妈妈显得忧心忡忡，小声说：“我觉得大祸要临头了，可是你爸爸不让我乱说，他说他还要观察。”
茅盾的确很沉得住气，一切照旧——宴会、看戏等外事应酬照样参加，每周一次的政协国际问题座谈会也照去不误。他像一块礁石坚强地面对一切，知道自己应该相信什么、坚持什么。
遭受最沉重打击
茅盾夫人的身体一向不错，但在20世纪50年代时患了高血压，后来又诱发了糖尿病。“文革”开始后的种种遭遇，像一块巨石压在她心头。1969年茅盾莫名其妙地“靠边站”，她的神经再也支持不住，身体突然垮了。
1970年1月，茅盾的夫人因肾炎被误诊，未得到有效治疗，不幸逝世，这是茅盾在“文革”中遭受的最沉重打击。因为过度悲痛，茅盾高烧40℃，口吐呓语，时时惊厥，身体异常虚弱。虽然最终转危为安，但这却是茅盾病史中最危险的一次。
夫人的离去让家里骤然了无生气。茅盾的睡眠开始变得越来越困难，安眠药越服越多，不仅加大了剂量，而且增加了品种，最多时一夜需服药三四次，吃七八粒不同作用的安眠药。有时，茅盾甚至整个上午都昏昏然，走路蹒跚，那是后半夜加服了安眠药，药性还没过去。茅盾还有气喘病，每次爬楼都要歇一两次，再加上头晕腿软，有一次险些从楼上摔下来。
到了晚年，茅盾身体不好，不能多走动，写作一般就在床边的桌前。因为肺气肿引起的气喘日益加剧，他每次写作不能超过两个小时。家人曾劝他到外地疗养，可茅盾总说：“不行，写回忆录不能停，这一大堆的资料要随时查阅，总不能都带走吧，等我写好了再去。”
那些日子，茅盾仍然坚持看书、看报。原本他是靠两大本内部《参考资料》了解国际大事，“靠边站”之后，《参考资料》停送了，这让茅盾大为苦恼。后来，儿子把自己订的一份《参考消息》转给了茅盾，才得到一些弥补。
最后的日子
1980年9月，茅盾病重住进了医院。躺在病床上的他，牵挂的依然是祖国的文化事业。当时，有一个设立鲁迅文学奖金的议案送到茅盾那里征求意见，茅盾得到启发。他对儿子说：“解放后生活安定，你妈妈向来节俭，我也不会花钱，稿费一直存在银行里，现在有多少了？”“有二三十万吧。”“这笔钱我想用来设立一个文学奖。……这几年，短篇小说有了长足的进展，长篇小说还不够繁荣，我自己是写长篇小说为主的，就捐款设立个长篇小说奖吧。”
茅盾靠在床上，艰难地写了起来。但是，他的手已不听指挥，写的字歪歪扭扭，无法辨认。于是，他口述，儿子记录，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
耀邦同志暨中共中央：
亲爱的同志们，我自知病将不起，在这最后的时刻，我的心向着你们。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我追求和奋斗了一生，我请求中央在我死后，以党员的标准严格审查我一生的所作所为，功过是非。如蒙追认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这将是我一生最大的荣耀。
接着，茅盾又口述了第二封信：
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
亲爱的同志们，为了繁荣长篇小说的创作，我将我的稿费25万元捐献给作协，作为设立一个长篇小说文艺奖金的基金，以奖励每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我自知病将不起，我衷心地祝愿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繁荣昌盛。
他叮嘱道：“信你先收好，等到将来再送。”儿子明白，茅盾不愿在生前把信送出去，还是为了坚持他那个原则——不愿接受过多的荣誉。1981年3月27日，茅盾陷入昏迷，呼吸困难，经抢救无效去世。
茅盾逝世后，儿子韦韬把他给党中央的遗书交给了赶来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同志。第二天，又把茅盾给中国作协书记处的遗书及捐献的25万元存折，交给了作家协会秘书长。
1981年3月31日，中共中央决定恢复茅盾中国共产党党籍。这或许是对这位老人65年文学生涯的最好肯定。
(据《环球人物》文/韦韬）
茅盾唯一的儿子韦韬，被他称为“大半生活中始终在我身边的唯一的人”。茅盾去世后，面对社会上许多人对茅盾回忆录只写到1949年的遗憾，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将所知道的父亲的真实情况奉献给读者。同时，也让大家了解，他父亲在“文革”中的真实生活和心态。
山雨欲来
1949年2月，茅盾来到了和平解放的北平。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总理动员茅盾出任文化部长，茅盾不想做官，就婉言推辞。后来，毛主席又亲自找茅盾谈话，并答应为他找一个得力的助手，茅盾这才答应，而这一干就是15年。
“文革”前夕，国内的政治形势已经很紧张。元旦时，儿子韦韬带着两个孩子到爸爸妈妈家过节。妈妈把他叫到一边，悄悄地说：“你知道吗，不让你爸爸当文化部长了！”
这事本在意料之中。1964年春夏之交，就听说毛主席对文艺工作有两个批示，指责文联各协会不执行党的政策，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和外国死人部。那时，大家已经预感到一场政治风暴正向文艺界袭来，茅盾为在位15年之久的文化部长“罪责难逃”。
不久，茅盾被免去文化部长职务，改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不久，大家又听说电影《林家铺子》被作为毒草批判，这部电影是夏衍根据茅盾的同名小说改编的。报刊上的批判文章开始涌现，虽然批判的对象是夏衍，但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这是冲着茅盾来的。
韦韬周末去看望父亲，见到他仍像往日那样，平静地躺在床上看书，看不出有什么情绪上的变化，好像这些事从未发生过。韦韬心里纳闷，只好悄悄地问妈妈。妈妈显得忧心忡忡，小声说：“我觉得大祸要临头了，可是你爸爸不让我乱说，他说他还要观察。”
茅盾的确很沉得住气，一切照旧——宴会、看戏等外事应酬照样参加，每周一次的政协国际问题座谈会也照去不误。他像一块礁石坚强地面对一切，知道自己应该相信什么、坚持什么。
遭受最沉重打击
茅盾夫人的身体一向不错，但在20世纪50年代时患了高血压，后来又诱发了糖尿病。“文革”开始后的种种遭遇，像一块巨石压在她心头。1969年茅盾莫名其妙地“靠边站”，她的神经再也支持不住，身体突然垮了。
1970年1月，茅盾的夫人因肾炎被误诊，未得到有效治疗，不幸逝世，这是茅盾在“文革”中遭受的最沉重打击。因为过度悲痛，茅盾高烧40℃，口吐呓语，时时惊厥，身体异常虚弱。虽然最终转危为安，但这却是茅盾病史中最危险的一次。
夫人的离去让家里骤然了无生气。茅盾的睡眠开始变得越来越困难，安眠药越服越多，不仅加大了剂量，而且增加了品种，最多时一夜需服药三四次，吃七八粒不同作用的安眠药。有时，茅盾甚至整个上午都昏昏然，走路蹒跚，那是后半夜加服了安眠药，药性还没过去。茅盾还有气喘病，每次爬楼都要歇一两次，再加上头晕腿软，有一次险些从楼上摔下来。
到了晚年，茅盾身体不好，不能多走动，写作一般就在床边的桌前。因为肺气肿引起的气喘日益加剧，他每次写作不能超过两个小时。家人曾劝他到外地疗养，可茅盾总说：“不行，写回忆录不能停，这一大堆的资料要随时查阅，总不能都带走吧，等我写好了再去。”
那些日子，茅盾仍然坚持看书、看报。原本他是靠两大本内部《参考资料》了解国际大事，“靠边站”之后，《参考资料》停送了，这让茅盾大为苦恼。后来，儿子把自己订的一份《参考消息》转给了茅盾，才得到一些弥补。
最后的日子
1980年9月，茅盾病重住进了医院。躺在病床上的他，牵挂的依然是祖国的文化事业。当时，有一个设立鲁迅文学奖金的议案送到茅盾那里征求意见，茅盾得到启发。他对儿子说：“解放后生活安定，你妈妈向来节俭，我也不会花钱，稿费一直存在银行里，现在有多少了？”“有二三十万吧。”“这笔钱我想用来设立一个文学奖。……这几年，短篇小说有了长足的进展，长篇小说还不够繁荣，我自己是写长篇小说为主的，就捐款设立个长篇小说奖吧。”
茅盾靠在床上，艰难地写了起来。但是，他的手已不听指挥，写的字歪歪扭扭，无法辨认。于是，他口述，儿子记录，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
耀邦同志暨中共中央：
亲爱的同志们，我自知病将不起，在这最后的时刻，我的心向着你们。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我追求和奋斗了一生，我请求中央在我死后，以党员的标准严格审查我一生的所作所为，功过是非。如蒙追认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这将是我一生最大的荣耀。
接着，茅盾又口述了第二封信：
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
亲爱的同志们，为了繁荣长篇小说的创作，我将我的稿费25万元捐献给作协，作为设立一个长篇小说文艺奖金的基金，以奖励每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我自知病将不起，我衷心地祝愿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繁荣昌盛。
他叮嘱道：“信你先收好，等到将来再送。”儿子明白，茅盾不愿在生前把信送出去，还是为了坚持他那个原则——不愿接受过多的荣誉。1981年3月27日，茅盾陷入昏迷，呼吸困难，经抢救无效去世。
茅盾逝世后，儿子韦韬把他给党中央的遗书交给了赶来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同志。第二天，又把茅盾给中国作协书记处的遗书及捐献的25万元存折，交给了作家协会秘书长。
1981年3月31日，中共中央决定恢复茅盾中国共产党党籍。这或许是对这位老人65年文学生涯的最好肯定。
(据《环球人物》文/韦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