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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城市群，大城市连绵区……这些城市圈的形成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发展加速了城镇化进程。特别是近10年来，中国城镇化率从1990年的18.9％上升到2004年的41.3％。
也就是说10年中，每年约有2500万人从农村进入城市。中国已进入了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城市已经成为经济活动的主要载体。
从世界城市化进程来看，城市化率从36％提高到60％是一个加速期。也就是说，中国目前已经跨进了这个“城市化加速期”的门槛，城市化率在增长的过程中，给中国的城市版图带来变局。
萌动的中国城市新版图
2003年，是中国城市群跨入“城市化加速期”门槛之后的第一年，也是被写入中国城市发展史的关键一年。这一年，从南到北，各地关于城市群的规划和动作精彩纷呈、好戏连台。
广东，在经历了20年的发展之后，突感动力不足，使得本该厚积薄发的珠三角不知所措，去年９月，在专家的帮助下，“大珠三角”构想推出，即将广东全省21个地级市整合成９个主要城市，三大经济圈，即大广州（广州、佛山）经济圈、大深圳（深圳、东莞、惠州）经济圈和大中山（中山、珠海）城市经济圈。同时，实现“一主二从”，即以香港为“主”，广州、深圳为“从”，再整合大珠三角城市群。在此基础上，深圳定位为“洲际性专业型”城市，着眼于国际化城市发展，继续发挥其改革窗口和试验田作用。广州定位于“洲际性综合型”城市发展，形成与深圳完全不同的城市定位，协调发展。为此，各方还提出构建一个“大珠三角”城市政府协会，进行城市规划协调，以避免各种可能发生的冲突。
几乎与此同步，华东板块的龙头城市——上海联合长三角15城市，以资金、基础设施建设为纽带，搭建了一种新型的城市合作平台，形成“世界第六大城市群”，与美国东北部城市群、加拿大多伦多城市群、日本东京城市群、英国伦敦城市群和法国巴黎城市群一争高下。当年，上海市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显示，长三角15个城市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在全国的比重达到20.7％。专家称上海将成为亚太地区最具潜力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为了论证这一观点，专家们甚至还追溯到上世纪30年代上海曾是中国的商业金融中心、亚洲最主要的金融中心和远东国际金融中心的事实。而长三角15城市在这一声音的激励下也拿出了实际行动，在整个长三角内实施“拆墙行动”，迈开打破贸易壁垒、统一市场的实质性步伐。
就在“珠三角”、“长三角”动作频频、气势压人之际，坐镇北部中国的京、津也开始动作。长期以来，一直保持着若即若离状态的京津忽然觉出必须走向联合才能凸显竞争力。于是以京津为核心的环渤海经济圈迅速开始发力，在建设高速公路的问题上，两市之间密切磋商，同时还在共同规划修建北京到天津和塘沽的城际专线铁路，甚而，专门召开京津塘科技新干线论坛，宣布8条战略合作措施。分析人士指出，如果这些措施能落到实处，环渤海将成为极具竞争力的中国中央知识经济带。
“三维分布”现雏型
这三大城市群，究竟谁能居上，各界人士看法不一，媒体也争论不休。
《经济》杂志认为，整合后的大珠三角实力可能远大于长三角。因为，随着CEPA的实施，香港、澳门、珠三角将整合为一体化的大都市圈，而这个“大珠三角”的GDP是“长三角”的近两倍。有人明确指出，香港如果和“大珠三角”放在一起，它的制度优势在全国各大经济区当中是世界第一。还有专家将“大珠三角”提升到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位置之上，认为建设好以香港为龙头的大珠江三角洲，就是培育中国经济的新龙头，它对于带动华南、中南、西南的经济发展，有不可或缺的意义。但也有专家认为，与长三角比，珠三角走的是一条以中小城市建设为主要特征的城市化道路，各城市产业协作度低，在大规模吸引跨国公司、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营造国际金融贸易中心等方面会显出力不从心。广州、深圳两个中心城市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力不如上海、北京，广州重化工水平和规模还难以为珠三角的制造业提供足够装备和原材料，而深圳虽然外向型工业发达，但对区域产业带动能力有限。
就在长三角、珠三角争论之时，“环渤海”却显得冷冷清清，于是反思“冷点”又成为各界的话题。《经济日报》分析认为，是机制与文化、观念上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导致该区域经济合作进展缓慢，另外，大城市对周边带动作用不强，产业同构和低水平竞争明显，区域壁垒、各自为政较为严重等都是原因。还有人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热潮是一个从南至北、由沿海到内地逐步推进的过程，环渤海地区虽然暂时冷清，却能后来居上。
《中国城市发展报告》首席科学家牛文元认为，今后中国必须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湾地区发展成为三大具有世界竞争力的组团式大城市集群，使之成为中国城市化建设中的主力与经济增长能力的“航母”。他的理由是，目前中国三大城市群的GDP对于全国GDP总量的贡献率只有37％，比美国纽约、洛杉矶和五大湖区三大城市群对全美GDP的贡献率低30个百分点，作为经济发展主力载体和战略制高点，中国三大城市群远未形成国家财富积聚的战略平台。此外，牛文元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理由，就是中国只有通过城市化发展战略形态的革命性变革，即由原先的单极式城市扩张，转变为组团式城市群的培育，才能克服传统城市化进程中的弊病，真正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才能达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
为此，该《报告》设计了中国城市化战略的“三维分布”制高点：培育三大城市群（面），创建七大城市带（线）——沿长江城市带、沿京广铁路城市带、沿欧亚大陆桥城市带、沿中国东部海岸城市带、哈长沈大城市带、绵德成渝沿线城市带、海峡西岸城市带，发展若干中心城市（点）。从而形成一个从面到线到点的三维城市空间。据该《报告》测算，中国城市化空间战略制高点一旦成熟后，在只占全国总面积8％的土地上，将容纳全国55％的人口，并产出全国80％的GDP，这样中国其他广大地区的“发展压力”将会从根本上得到缓解。
“诸侯”纷起
除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三大城市群依旧“白热化”角逐之外，山东半岛、辽中南和哈长地区发展态势迅猛。有消息显示，山东半岛、辽中南和哈长地区经济总量已具相当规模，山东半岛投资总额已超过京津冀与珠三角都市圈。为此，山东8市积极筹建“无缝衔接”，打造“山东半岛城市群”。在西部，成渝都市圈正在走向联合，最新规划显示，成渝都市圈要竭力实现在2010年成为继京津都市圈和上海都市圈之后，全国第三个初步发展成熟的大都市圈目标。按成渝都市圈的新规划，7年就要吞8座城市，让经济总量达到5000亿元，城市化率超过70％。与此同时，西安—咸阳都市圈也在推动陕西“一线两带”建设，试图在中国城市新版图中有一席之地。最值得一提的还有西部省份新疆，新年伊始，新疆便投入打造新疆最大城市群——“乌鲁木齐、昌吉城市群”，根据当地情形，乌昌党委提出加快构建以乌鲁木齐为中心，以米东新区、头屯河－昌吉为副中心，以五家渠、阜康、奇台、吉木萨尔、木垒、呼图壁、玛纳斯为东西两翼的城市簇群框架。
相对于东部和西部而言，在“中部崛起”的大背景下，中部地区显然是年内城市群竞争最为激烈的区域。为争做“中部崛起”的龙头省份，湖南全力打造“长株潭都市圈”，在规划中，“长株潭城市群”把自己作为珠三角、长三角、武汉城市群三大经济圈中间的一个新生经济联合体来定位，凸显自身不可替代的位置；湖北则宣布，“武汉都市圈”建设正式启动，并且一再强调，自己有望成为中国内地第四经济增长极；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发力强劲，呕心沥血要打造一个“新中原”。安徽也高调规划了“沿江产业带”，把其中最重的棋子落在了马鞍山、芜湖、铜陵，人称“马芜铜”城市群。安徽此举目的在于强化该省的“工业化”，理由当然是城市化提速将推进工业化，而工业化的快与慢又关乎安徽经济的崛起，安徽沿江的各个市，是经济相对发达的市，也是安徽的门户，从产业结构上看，这些市各有各的优势，合力推进显然更为有利，在这种递进逻辑和挖掘比较优势的思路下，“马芜铜”城市群理性“出炉”。对此，安徽当地的媒体称“马芜铜”虽然在中部6省的城市群中算小个子，但其操作城市资源的循环和集约手法也许会使其在不久的将来脱颖而出。与此同时，江西省的昌九工业走廊也在积极布局，试图借势江浙谋求新地位。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发展加速了城镇化进程。特别是近10年来，中国城镇化率从1990年的18.9％上升到2004年的41.3％。
也就是说10年中，每年约有2500万人从农村进入城市。中国已进入了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城市已经成为经济活动的主要载体。
从世界城市化进程来看，城市化率从36％提高到60％是一个加速期。也就是说，中国目前已经跨进了这个“城市化加速期”的门槛，城市化率在增长的过程中，给中国的城市版图带来变局。
萌动的中国城市新版图
2003年，是中国城市群跨入“城市化加速期”门槛之后的第一年，也是被写入中国城市发展史的关键一年。这一年，从南到北，各地关于城市群的规划和动作精彩纷呈、好戏连台。
广东，在经历了20年的发展之后，突感动力不足，使得本该厚积薄发的珠三角不知所措，去年９月，在专家的帮助下，“大珠三角”构想推出，即将广东全省21个地级市整合成９个主要城市，三大经济圈，即大广州（广州、佛山）经济圈、大深圳（深圳、东莞、惠州）经济圈和大中山（中山、珠海）城市经济圈。同时，实现“一主二从”，即以香港为“主”，广州、深圳为“从”，再整合大珠三角城市群。在此基础上，深圳定位为“洲际性专业型”城市，着眼于国际化城市发展，继续发挥其改革窗口和试验田作用。广州定位于“洲际性综合型”城市发展，形成与深圳完全不同的城市定位，协调发展。为此，各方还提出构建一个“大珠三角”城市政府协会，进行城市规划协调，以避免各种可能发生的冲突。
几乎与此同步，华东板块的龙头城市——上海联合长三角15城市，以资金、基础设施建设为纽带，搭建了一种新型的城市合作平台，形成“世界第六大城市群”，与美国东北部城市群、加拿大多伦多城市群、日本东京城市群、英国伦敦城市群和法国巴黎城市群一争高下。当年，上海市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显示，长三角15个城市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在全国的比重达到20.7％。专家称上海将成为亚太地区最具潜力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为了论证这一观点，专家们甚至还追溯到上世纪30年代上海曾是中国的商业金融中心、亚洲最主要的金融中心和远东国际金融中心的事实。而长三角15城市在这一声音的激励下也拿出了实际行动，在整个长三角内实施“拆墙行动”，迈开打破贸易壁垒、统一市场的实质性步伐。
就在“珠三角”、“长三角”动作频频、气势压人之际，坐镇北部中国的京、津也开始动作。长期以来，一直保持着若即若离状态的京津忽然觉出必须走向联合才能凸显竞争力。于是以京津为核心的环渤海经济圈迅速开始发力，在建设高速公路的问题上，两市之间密切磋商，同时还在共同规划修建北京到天津和塘沽的城际专线铁路，甚而，专门召开京津塘科技新干线论坛，宣布8条战略合作措施。分析人士指出，如果这些措施能落到实处，环渤海将成为极具竞争力的中国中央知识经济带。
“三维分布”现雏型
这三大城市群，究竟谁能居上，各界人士看法不一，媒体也争论不休。
《经济》杂志认为，整合后的大珠三角实力可能远大于长三角。因为，随着CEPA的实施，香港、澳门、珠三角将整合为一体化的大都市圈，而这个“大珠三角”的GDP是“长三角”的近两倍。有人明确指出，香港如果和“大珠三角”放在一起，它的制度优势在全国各大经济区当中是世界第一。还有专家将“大珠三角”提升到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位置之上，认为建设好以香港为龙头的大珠江三角洲，就是培育中国经济的新龙头，它对于带动华南、中南、西南的经济发展，有不可或缺的意义。但也有专家认为，与长三角比，珠三角走的是一条以中小城市建设为主要特征的城市化道路，各城市产业协作度低，在大规模吸引跨国公司、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营造国际金融贸易中心等方面会显出力不从心。广州、深圳两个中心城市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力不如上海、北京，广州重化工水平和规模还难以为珠三角的制造业提供足够装备和原材料，而深圳虽然外向型工业发达，但对区域产业带动能力有限。
就在长三角、珠三角争论之时，“环渤海”却显得冷冷清清，于是反思“冷点”又成为各界的话题。《经济日报》分析认为，是机制与文化、观念上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导致该区域经济合作进展缓慢，另外，大城市对周边带动作用不强，产业同构和低水平竞争明显，区域壁垒、各自为政较为严重等都是原因。还有人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热潮是一个从南至北、由沿海到内地逐步推进的过程，环渤海地区虽然暂时冷清，却能后来居上。
《中国城市发展报告》首席科学家牛文元认为，今后中国必须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湾地区发展成为三大具有世界竞争力的组团式大城市集群，使之成为中国城市化建设中的主力与经济增长能力的“航母”。他的理由是，目前中国三大城市群的GDP对于全国GDP总量的贡献率只有37％，比美国纽约、洛杉矶和五大湖区三大城市群对全美GDP的贡献率低30个百分点，作为经济发展主力载体和战略制高点，中国三大城市群远未形成国家财富积聚的战略平台。此外，牛文元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理由，就是中国只有通过城市化发展战略形态的革命性变革，即由原先的单极式城市扩张，转变为组团式城市群的培育，才能克服传统城市化进程中的弊病，真正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才能达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
为此，该《报告》设计了中国城市化战略的“三维分布”制高点：培育三大城市群（面），创建七大城市带（线）——沿长江城市带、沿京广铁路城市带、沿欧亚大陆桥城市带、沿中国东部海岸城市带、哈长沈大城市带、绵德成渝沿线城市带、海峡西岸城市带，发展若干中心城市（点）。从而形成一个从面到线到点的三维城市空间。据该《报告》测算，中国城市化空间战略制高点一旦成熟后，在只占全国总面积8％的土地上，将容纳全国55％的人口，并产出全国80％的GDP，这样中国其他广大地区的“发展压力”将会从根本上得到缓解。
“诸侯”纷起
除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三大城市群依旧“白热化”角逐之外，山东半岛、辽中南和哈长地区发展态势迅猛。有消息显示，山东半岛、辽中南和哈长地区经济总量已具相当规模，山东半岛投资总额已超过京津冀与珠三角都市圈。为此，山东8市积极筹建“无缝衔接”，打造“山东半岛城市群”。在西部，成渝都市圈正在走向联合，最新规划显示，成渝都市圈要竭力实现在2010年成为继京津都市圈和上海都市圈之后，全国第三个初步发展成熟的大都市圈目标。按成渝都市圈的新规划，7年就要吞8座城市，让经济总量达到5000亿元，城市化率超过70％。与此同时，西安—咸阳都市圈也在推动陕西“一线两带”建设，试图在中国城市新版图中有一席之地。最值得一提的还有西部省份新疆，新年伊始，新疆便投入打造新疆最大城市群——“乌鲁木齐、昌吉城市群”，根据当地情形，乌昌党委提出加快构建以乌鲁木齐为中心，以米东新区、头屯河－昌吉为副中心，以五家渠、阜康、奇台、吉木萨尔、木垒、呼图壁、玛纳斯为东西两翼的城市簇群框架。
相对于东部和西部而言，在“中部崛起”的大背景下，中部地区显然是年内城市群竞争最为激烈的区域。为争做“中部崛起”的龙头省份，湖南全力打造“长株潭都市圈”，在规划中，“长株潭城市群”把自己作为珠三角、长三角、武汉城市群三大经济圈中间的一个新生经济联合体来定位，凸显自身不可替代的位置；湖北则宣布，“武汉都市圈”建设正式启动，并且一再强调，自己有望成为中国内地第四经济增长极；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发力强劲，呕心沥血要打造一个“新中原”。安徽也高调规划了“沿江产业带”，把其中最重的棋子落在了马鞍山、芜湖、铜陵，人称“马芜铜”城市群。安徽此举目的在于强化该省的“工业化”，理由当然是城市化提速将推进工业化，而工业化的快与慢又关乎安徽经济的崛起，安徽沿江的各个市，是经济相对发达的市，也是安徽的门户，从产业结构上看，这些市各有各的优势，合力推进显然更为有利，在这种递进逻辑和挖掘比较优势的思路下，“马芜铜”城市群理性“出炉”。对此，安徽当地的媒体称“马芜铜”虽然在中部6省的城市群中算小个子，但其操作城市资源的循环和集约手法也许会使其在不久的将来脱颖而出。与此同时，江西省的昌九工业走廊也在积极布局，试图借势江浙谋求新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