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兰克林是一个关押在监狱中的犯人。1979年1月，当警官押着富兰克林在牙医诊所里治病时，他瞅准机会，抢了警官一把枪，劫持牙医助理逃跑。富兰克林跑到大街上，看到克里一家三口正在停车，于是他拿枪威逼克里交出车钥匙，克里猛地关上门，这时枪响了，克里中弹身亡，后来又有一声枪响。富兰克林又威胁克里的老婆和孩子交出车钥匙，他们都转身逃跑了，但他没有开枪。结果，富兰克林一无所获，于午夜被缉拿归案。
　　富兰克林在乔治亚州的比柏县法院受审，此案为凶杀案，控辩双方都不持异议，焦点在于是有意杀人还是无意杀人。如果是有意杀人，就是谋杀罪，轻则无期徒刑，重则死刑；无意杀人判刑则会轻得多。在法庭上，检察官弗朗西斯指控富兰克林犯有恶意谋杀罪，富兰克林承认自己曾向受害人开了枪，但那是对关门的一种条件反射，开枪致人死亡确系意外事故，而且他事后立即向官方坦白，并且逃跑时他没有伤害任何人。
　　如何来判断富兰克林是有意杀人还是无意杀人呢？美国刑法中涉及谋杀或凶杀时都以州刑法为准，乔治亚州法律规定：“预谋恶意非法致人于死便犯有谋杀罪，无论此恶意为明示还是隐含……如果当时面对并不很大的挑衅行为行凶，而且杀人的情况表明凶手心狠手辣，则有隐含的恶意。”在此案中不存在明示的恶意，关键是隐含的恶意如何判断。
　　在美国的刑事审判中，被告为自己辩护，检察官负有举证责任，法官具有解释法律以及保证程序正当的责任，陪审团根据被告的辩护、检察官的举证以及法官对法律的解释作出判断。当陪审团对此案中富兰克林是否有隐含的恶意，无法做出明确的判断时，需要法官对法律作出明确的解释。一审法官在此案的法律解释中有一句非常关键的话存在争议：“精神正常和有辨别能力者的行为均假定是其意愿所致，但可以反驳这一假定。”这就是说，法庭可以假定被告富兰克林开枪时是有意杀人，但是被告可以据理反驳这种假定或推论。陪审团接到上述解释后便退庭议事，大约一小时后，陪审团返回法庭，裁决富兰克林有罪。
　　富兰克林不服判决，他一直上诉至美国最高联邦法院。美国最高法院认为，在富兰克林案中，一审法院偷梁换柱，改变了举证责任。在刑事案件中，举证责任应该由检察官负责而不是被告，因为检察官代表了国家，掌握着优势资源，而被告处于弱势地位，这对被告是极为不公平的，为了弥补这种不公平，必须由检察官来举证。可是一审法官竟然先假定富兰克林是有意杀人，这样一来，必须由富兰克林来证明他自己当时无意开枪。
　　再说，假定被告有罪，然后让被告自证清白，这是一种典型的有罪推定，极容易造成冤假错案，也不符合现代法治无罪推定的精神。最要命的是，本该由检察官举证的责任却由被告承担，政府逃避了责任，违背了案件审理中必须遵循正当程序的宪法条款，所以美国最高联邦法院推翻了陪审团的裁决。
　　从这个案例中，我们看到，在有陪审团的案件中，美国的法官并不负有审判责任，而是有另外的两大责任：一方面要保持案件审理符合正当程序，另一方面必须在法庭上提供恰当的法律解释。